引 言
现实政治的回归
当前，现实政治再次受到追捧。它最近一次回归的原因却并没有那么神秘莫测。冷战结束后，乐观主义与胜利之感悄然融入英美两国的政治思想，并在2003年达到顶峰，而现在，却已被“历史的回归”“地理的复仇”“梦想的终结”这些思想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认为现实政治已经过时，它只是冷战时期的遗物，或是终将被扔进历史垃圾箱的“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然而，意识形态的衰竭、经济衰退、军事的过度扩张以及中东、东欧和太平洋地区接连发生的危机，共同促成了它的再度流行。
本书首次全面梳理了现实政治概念的历史。它源于德国，后进入英美两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在冲突不断的时代，人们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指引，或是从过去的知识宝库中寻求武装自己头脑的方法。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关于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争论可能多少带有周期性。
西方政治话语对现实政治的接受度的消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周期性地被“重新发现”，尤其是那部首次发表于1532年的《君主论》。与以往一样，一旦世界形势变得挑战重重，便会有一大批关于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的新书问世，其中包括菲利普·博比特和托尼·布莱尔的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的著作。正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所言，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马基雅维利时刻”，在这种形下，“出于公众的需要，必须采取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可能会被个人道德或宗教价值观谴责为不公正或不道德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历多个“马基雅维利时刻”。19世纪中期出现在德国的那一次则提供了现实政治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因此我们不必为这两个表述经常同时出现而诧异。
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基雅维利依旧是公认的现实政治之父—他的名字最为频繁地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近年来，马基雅维利之后的一些被认为践行了现实政治的重要人物也重获声望，其中包括1812年到1822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子爵，以及同时期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并在1821年至1848年担任奥地利帝国首相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在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就描述了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战败之后，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为稳定欧洲立下的汗马功劳。此外，现实政治也和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紧密联系，他于1871年打败法国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在一本探讨现实政治的书中，俾斯麦理所当然应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将他视为现实政治的首要理论家是错误的。
一般意义上，现实政治总是把19世纪的政治家和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显赫人物联系在一起。被誉为美国外交现实主义典型代表的乔治·凯南就是专门研究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学者。起初，基辛格打算在他后来以“重建的世界”为名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用一个部分来写俾斯麦，但此事他后来才完成，而且后文会提到，基辛格对俾斯麦的看法与凯南并不一致。 如果马基雅维利被广泛视为现实政治之父，那么基辛格则应被视为现实政治在当代最杰出的扛鼎者。
因此，我们在谈论“现实政治的回归”时，无须为基辛格的名字总是如影随形而诧异。基辛格在2014年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此写了一篇两千字的书评，对于基辛格在预判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这篇精心撰写的书评就是最好的佐证。 但要断言基辛格就是俾斯麦现实政治传统的继承人，恐怕也是一种误导，我们对此将做进一步探讨。
现实政治诞生之时，欧洲正处于一片黑暗之中，而且它诞生自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英美政治话语中，现实政治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对于这个词的使用，无论正面与否，都能很好地反映出英美两国的世界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简称为“一战”）之前，现实政治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英语中。尽管一百多年来，这个词在英美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频频出现，但始终被视为一个具有异域特色的外来词。因此，即便英美两国都曾经积极推行这一概念，它始终还是会引起不快。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7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严词谴责本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现实政治的推崇。这个刺耳的日耳曼新词始终让人难以接受。正如现实政治的批评者、德裔美国人彼得·菲尔埃克在1942年写到的，这个词的“发音带有一个冗长、低沉和刺耳的‘r’音，暗含着‘冷酷无情’（r-r?ruthless / r-r-rücksichtslos，这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形容词）和‘现实’（r-r-realistic / r-r-realitsich）的意思”。可能有人会拿它和外交界的传统语言法语进行对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缓和”（détente）这个词，它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在过去十年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实政治已经失去了部分消极含义。首先，大国之间再度呈现对抗局势，国际秩序也遭到了破坏，这不禁让人们对比现在与过去，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在那个列强相互角力的时代，现实政治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治国方略。其次，后冷战时代英美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过剩，需要现实政治这剂药方，即政策应该回归“现实”，而非“乌托邦”。在此阶段，现实政治被视为一种冷静审慎的治国方略，与天真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
如今，这种现代版现实政治有了一些新朋友，还出人意料地有了一些倡导者，而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现代以来哪怕最推崇自由主义的白宫主人，也同其前任一样，在外交政策领域是自觉自愿的“现实主义者”。因此，现实政治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已经不再如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那样是个肮脏的词了。奥巴马总统的首任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2010年4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道：“每个人都想给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标签。如果非要这样给他（奥巴马总统）戴个帽子的话，他更加偏向现实政治，就像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老布什一样……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必须现实而冷血。”2012年5月，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奥巴马总统“是最出人意料的基辛格式现实政治的接班人”，文章引用《国家利益》杂志编辑的话，大意是他“在开始谈论外交事务时，甚至会带德国口音”。
现实政治作为一个褒义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之中大概可以回溯到2005年，那是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之后最困难的时期，在阿富汗的作战也从那时开始分崩离析。然而，现实政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很明确。作为卡斯尔雷勋爵的传记作者，我自己也在许多场合使用过这个词，但只是用来尽可能宽泛地描述卡斯尔雷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对其实际起源并没有考虑太多。然而，在关于当代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辩论中，当卡斯尔雷作为现实政治的代表人物被提及时，我时常认不出他们口中所描述的是哪个卡斯尔雷。我还注意到，在过去，比如20世纪30年代，人们常常用历史事件来与当代的外交问题做类比，但是他们类比的方式并不完全准确或者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30年代末，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对卡斯尔雷及其继任者乔治·坎宁的外交政策了如指掌。在为绥靖政策辩解时，张伯伦就搬出了这些前辈的政策作为现实政治的例证。然而，这也未能避免1938年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的灾难性失败。换句话说，这个概念比我预想的更为模棱两可、难以把握。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它。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点可以明确：现实政治是个出自另一种语言的外来词，它被频繁使用，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其含义。在当今时代，它被用来表示某种立场和态度，或者某种哲学倾向，而非那些实质性事物（比如某种执政方式或者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指望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熟知他们所使用的每个词的出处未免荒诞无稽，然而，动辄跑到图书馆里对问题寻根究底或许正是学者的典型做派。1934年，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根本无须多费唇舌阐述”；如此，历史学家就要负责“阐明这些假设，并探寻它们对日常政策制定的影响”。
在英美政治话语体系中，现实政治一词的使用总是带有党派偏见，因此其真正含义仍不明晰。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贬义词。亨利·基辛格曾评论道：“为了便于选边站队，现实政治这个来自德语的词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基辛格本人通常会回避使用现实政治这个表述，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他在使用这个表述时，会倾向于突出它的缺陷。与基辛格相比，其他人更能接受这个标签。有些人会自豪于身为现实政治的信徒，并且还倾向于讥讽对手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过去，现实政治的批评者都被抨击为“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s）；最近，他们又被归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一类。如此一来，现实政治就成了熟谙世故的标配，旨在表明自己老成练达、熟知历史，并以此与那些愚蠢的空想家有所区别。2010年，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在关于奥巴马总统具备现实主义者资质的讨论中曾说道：“我会把问题留给那些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请他们详细解释一下‘现实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根源和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让我们的记者和政治家十分困惑。”卡根的观点与基辛格一脉相承，他认为那些自称为现实政治家的人都是在自鸣得意，旨在将对手贬低为不切实际、不谙世事和不学无术的人。
政治家会尽量使用契合自己政治议题的语言，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如果说现实政治鲜有能令众人满意的定义，问题也是出在别的地方，更多是因为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国际关系学者都不大关心它的历史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政治也可表述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者”（realist）或“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然而，这些表述本身的含义就不是很明确。卢西恩·阿什沃思也曾写道，老问题依然存在：国际关系学者有时“疏于深入辨析自己学科领域中的概念”。 本书赞同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在思想史研究中所持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对政治概念及相关政治话语的理解应回归到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它们都应当被视为特定时空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真理”的化身。
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操演。剑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昆廷·斯金纳认为，历史学家能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掘我们的知识文化遗产中被忽略的宝藏，并将它们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斯金纳也告诫道：“有时这也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思想文化遗产的魔咒。”换言之，我们都像“着了魔”一样，坚信“主流思想传统留给我们的看待某些理念的方式必定就是对待它们的正确方式”。这个告诫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或许意义更为重大。你将会看到，现实政治的历史早已因那些狂热的信徒而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坚信自己才是现实的守卫者。我们可以先在这里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首先，现实政治本身经常被认为与治国方略一样古早，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也不能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混为一谈。乔纳森·哈斯拉姆的《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近来对这一概念阐述得最到位的专著，书中明确指出：现实政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经常被混用，但是现实政治同国家理由、追求“国家利益”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有明显区别。26 现实政治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德国新闻记者和自由派活动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在出版于1853年的专著《现实政治的基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于1869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如今，罗豪几乎已被世人遗忘，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又存在多少争论。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最好能被理解为一种重新发现现实政治的尝试。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19世纪中期欧洲现实政治的根源，接着会勾勒出这一概念的纲要，并根据路德维希·冯·罗豪在其两卷专著中试图向读者呈现的那样，对它做详细阐释。与其现阶段的各种变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初的现实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分析复杂政治问题的方法。罗豪认为，成功的治国之道有赖于政治家对当前特定历史环境的正确把握。然而，预见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同样重要。观念在政治中向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民主时代日益重要。但这些观念重要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它们的政治力量有多强大，而不是它们有多纯洁或高雅。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检验自问世以来，现实政治如何被应用于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话语。这要追溯到1890年，现实政治一词被首次引入英语。现实政治在英语国家的历史应与早期在德国的历史相区分。罗豪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含义几乎已经完全丧失。这个词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使用，来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其传播与扩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这几章讨论的就是它的使用情况。与自由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不同，关于现实政治的含义并没有形成条理清晰、统一连贯的观点。因此，第二到第四部分应该主要被视为对话语，而非理论本身的研究（这已经在第一部分提及）。其原因在于，现实政治的运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和20世纪两个超级大国所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和对国际政治的阐释。因此，现实政治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英美世界观的灵魂所在。为什么有些个人或团体如此厌恶或畏惧现实政治这个概念呢？为什么有人能够坦然接受，甚至对它偏爱有加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人们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能够说明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以路德维希·冯·罗豪作为研究的开端，我们可以对现实政治的最初含义建立正确理解。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个由罗豪首创的概念自身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现实政治概念还衍生出了众多歪曲或残缺的变体，正是这些变体导致了许多误解。这个过程始于德国，罗豪的观念在那里被肆意扭曲，服务于其他目的。在进入英美国家之后，现实政治又与许多别的概念混杂在一起，如强权政治（Machtpolitik）、世界政治（Weltpolitik，意指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政治），以及含义更为广泛的外交事务领域中的“现实主义”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扭曲不仅引发了巨大的误解，更为糟糕的是，还导致了许多恶行的发生。所以，我们无意在此重建对现实政治的盲目崇拜。事实上，本书认为，在罗豪之后，德国出现了一种更具领土收复主义特点的对于现实政治的诠释，而英美两国20世纪的许多外交政策部分源于对这种诠释的反抗。在英语世界中，“反现实政治”（anti?Realpolitik）自身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事实上，这在某些方面成为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黏合剂。
尽管本书经常将现实政治和与之对应的反现实政治并列，但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与对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最独到的见解，以及一些杰出的外交思想。在概述这些争论时，我不打算综合两家之言，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读者介绍某种“中庸的”治国理政行为准则。想用某种连贯一致的国际关系理论调和思想观念或个人利益的人，大可以从“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也可以利用约瑟夫·奈最近发出的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践行“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的呼吁。28 不管怎样，可以说木已成舟。半个多世纪以前，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勾勒出了“基督教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的基本框架及其面临的困局。29 因此，奥巴马总统会借助于尼布尔的思想来构建他自己的“自由现实主义”就不足为奇了，后者的影响在他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中也可见一斑。
在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政治的最初概念—正如其初创者所希望的—可以被理解为自由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路德维希·冯·罗豪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希望德国能够在法治、宪政和代议制政府下实现统一。他提倡现实政治实际上是在向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出呼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实现目标，那就必须“以现实的方式”对待政治的本质。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著作与后人提出一套完整的自由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的努力有所不同：罗豪关心的不是构建世界观，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事务。神学和道德哲学与现实政治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一本关于现实政治的著作必然离不开有关国际事务中“现实主义”的广泛争论。然而，对于那些想获得关于现实主义理论或是国际关系理论深入详尽的学术思考的读者而言，本书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样，本书也不应被误认为是在为复兴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摇旗呐喊。“古典”现实主义者对所谓“新现实主义学派”（neo-realist school）颇有微词，尤其会批评他们倾向于用过于理论化和机械的方式来描述国际体系，本书也认同这种批评。正如外交史学家保罗·施罗德指出的那样，新现实主义的一大缺点就是在使用诸如“现实政治”这样的术语时，几乎没有考虑过它们诞生的时代背景。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本书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各类现实主义思想—古典也好，其他也罢—都依赖于主观且受到时代限制的认识与理论，而非国际事务的基本“真理”。
除了强调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本书的结论也摒弃了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坚持的公正态度。我个人十分赞同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观点，他在1970年表示：“要是历史学家的作品总是回避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相当于宣告历史学术研究的破产。”34 因此，本书在开篇和结尾都指出，路德维希·冯·罗豪提出的现实政治概念已经到了应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的时候。简言之，罗豪的两卷本著作《现实政治的基础》为我们了解政治的本质提供了在今天仍然大有裨益的指导，却未能得到合理利用，甚至不为人知晓。
在我看来，比起像过去那样不厌其烦地还原马基雅维利主义，重新发现真正的现实政治更有意义。这并不是说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流传了五百多年之后突然失去了价值。我想要表达的不过是：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相比，现实政治诞生之际的时代背景与当今时代更为相似。路德维希·冯·罗豪设法解决的挑战依旧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他所提出的现实政治纠正了某些如今仍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错觉。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自由主义，而是助自由主义走向成功。针对本书五个部分中现实政治的不同用法，最后仍需做一说明，这对论证的开展十分重要。到目前为止，“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词大多都加黑显示，并会一直沿用到第一部分，专指路德维希·冯·罗豪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中提出的最初的现实政治概念。此形式同样会用于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主要讨论罗豪去世后，这个词在德国的不同用法。尽管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歪曲了罗豪的现实政治概念，还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曲解终究是基于原始概念的。在特赖奇克之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使用的现实政治概念更接近罗豪的原意，而且他确实读过罗豪的著作。特赖奇克和迈内克都使用现实政治来描述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所以，尽管俾斯麦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后文在讨论俾斯麦式现实政治时（见第一部分以及之后的各部分），仍会加黑显示。往后的章节也都会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即出现于德国的各版现实政治都加黑标出。更重要的是，读者需要认识到，这些出现在德国的不同用法，都与罗豪最初的定义相去甚远。20世纪初，伯恩哈迪将军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经常肆意滥用这个词，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罗豪是谁。本书不会对这些用法进行详细分类，只会在叙述的过程中一一解释它们。在第一部分之后，如果需要提及罗豪最初提出的现实政治概念，本书会称其为“真正的现实治”或“罗豪的现实政治”，以便与其他德国人提出的概念区分开来。
本书的其他部分将论述现实政治在英语世界的历史。为了与德语中的原始用法相区分，“现实政治”一词不再加黑显示。第二部分开始讨论的“反现实政治”（该传统出现于一战之前）也将不再加黑。起初，英语国家用现实政治一词来描述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但是它很快就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比如在第二部分中，我注意到相对于英国人，美国人在讨论现实政治这个术语时总是更为积极正面。其原因将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一章里加以阐述。与此同时，一种共同的反现实政治的观念也确实推动了20世纪1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发展。可以说，英美两国的利益看似一致之时，就是反现实政治最熠熠生辉的时代。
本书的第三部分表明，现实政治的含义在战间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此时，它开始悄然成为一个意义更为笼统的外交用语，与德国的联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尤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意味着现实政治的消极含义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强烈。相反，它还首次被用来纠正一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理想主义的泛滥（在此期间，反现实政治一直处于上升期）。在战间期，当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谈到现实政治时，他们指的完全不是德国的现实政治，而是回归到19世纪传统的外交形式。接纳现实政治反映了他们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不满与愤怒。但是，绥靖政策的失败也侧面体现出这种英国式现实政治的局限性。
在美国，现实政治也逐渐拥有更为丰富的含义。第四部分描述了更进一步的“现实政治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realpolitik）。其中包含了若干个分支。在第一个实例中，现实政治可以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源于另一个从德语引入的词Geopolitik）互换使用，并且最终合二为一。在英国，对现实政治持积极态度的人倾向于支持绥靖政策，在美国却并非如此。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现实政治倡导者呼吁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立场，而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更为强调地缘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简称为“二战”）结束后，现实政治在美国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从德国涌入（其中不乏真正了解这一术语起源的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会意识到现实政治的德国渊源。绝大多数参与外交政策辩论的德裔美国人都尽量避免使用这一术语，也不愿意与它扯上关系。有人试图将德国版本的现实政治移植到美国的战略与政治思想中，使它们协调一致，本书第四部分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但是本书认为，这一传统对于美国现实主义的形成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时常备受推崇，并被用于冷战战略辩论，从中足以看出德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力。正是在冷战时期，这一术语的使用愈发普遍，在学术界尤其如此。确实，在冷战前期的所谓第二次国际关系大论战中，理论家都以它为武器互相攻击。至此，我们还是使用不加黑的“现实政治”表述。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是个例外，这部分检视了支持与反对俾斯麦的两派之间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现实政治已被理解为19世纪德国某个历史时期特定背景下的产物。路德维希·冯·罗豪最初的现实政治概念只在历史学家那里尚存一丝微弱的余烬。
第五部分深入分析了“实用现实政治”（practical realpolitik），描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现实政治的含义如何不断被贬低和丑化。在此期间，这一概念卷入了一系列关于决策的争论之中。而其中部分争议又与一些经过战后第二次大论战历练的人相关，此时他们已身居高位。他们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接触现实政治，成为职业外交家后依然常常用到这个词。当然，相比之下，这一术语与亨利·基辛格的联系最为紧密。然而，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正是基辛格提出了一些对俾斯麦式现实政治最为尖锐的批评，这一点与凯南有所不同。然而，这些细微差别大多湮没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铁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激烈争论中。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八年任期以及“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这一模糊概念都表明现实政治与反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被大大淡化，几近空有虚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卷入了这十年间至为重要的关于干涉和不干涉的争论当中。在现代世界，现实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它关乎处理世界事务的某种姿态，而非一个清晰明确的立场。
关于方法论的说明
正是起初对当代所谓“现实政治的回归”的好奇促使我去寻找并钻研路德维希·冯·罗豪那部相对晦涩难懂的原著。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起点。通过追溯其演化过程，我了解到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一战爆发期间，这个词就悄然进入了英语世界，但是由于其咄咄逼人的日耳曼意味，人们对它总是多少带有一些憎恶。然而，它还是被用在当时一些至关重要的辩论中—从一战的起因到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诞生。可以明确地说，这个概念在英语世界中的演变，以及这个词在英美两国的谱系，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与20世纪重要的外交政策论战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国家档案和立法辩论中的“官方”历史，我们得以从另一个维度认识现实政治。如今，我们可在英国国家档案的索引（包括外交部、内阁及首相的档案）和美国国务院档案的目录中进行关键词检索（虽然只有部分内容能够在线浏览）。最初的检索为档案研究提供了指引，我们先后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和位于马里兰州大学公园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还使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搜索工具（CREST）。另外，还有《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及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的文件记录作为补充。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其他有用的数字化资源，如“前线外交档案”和“学位论文全文检索平台”（ProQuest）的历史报纸数据库（Historical Newspaper Database）。搜寻这些资料为撰写本书搭建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此外，作为补充，本书的五个部分更广泛地探索了一系列关键主题，包括：孕育了现实政治的19世纪中期德国自由主义传统；德国贯穿了一战前后的有关国家治理的辩论；英国关于帝国主义与绥靖主义的辩论；美国的地缘政治与战后美国的现实主义；尼克松–卡特时期的争议，以及从里根到奥巴马时期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我能够查阅汉斯·摩根索、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丹尼尔·P. 莫伊尼汉等人的文献，他们在上述辩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放在过去，哪怕就在十年前，撰写这样一本书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报纸和期刊的）数字化资源和数据库让我能系统梳理现实政治一词在各个时期含义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缺漏。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指出，当我们聚焦到某个特定主题（如“醉酒”“盗窃”“通奸”），“就必然会为此提出一个需加以解释的具体观点，因为空间需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重组”，同时还伴随着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 我希望，现代研究工具带来的精确不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文化批评家兼文学史学家佛朗哥·莫雷蒂在撰写有关“资产阶级”的书时，同样使用了电子数据库，他的作品是很好的参照物。其他关于概念研究的书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指引，包括昆廷·斯金纳著名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大卫·朗西曼的《政治伪善》，以及格蕾塔·琼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英国思想》。每部作品都讨论了某一概念在各个时期的使用和误用，试图还原其本来含义，并警醒人们，避免走向错误的极端。在讨论各个时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时，我所采用的方法与佩里·安德森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有相似之处。
最后，本书还从雷蒙德·威廉姆斯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一书中得到了启发。《关键词》是一本词源学著作，探讨了政治话语中两百多个常用词的意义演变。威廉姆斯对“现实主义”词条的讨论与本书提出的观点具有互补性。“现实主义”在18世纪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某种基本事实或特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逐渐被用于表示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事物的真实状况。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的意义再次发生了变化，用来指一个人对现实环境限制的接纳程度。威廉姆斯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的含义变得越来越狭隘：它所指的现实只强调了人类智慧与行动的局限，而不是对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估。实际上，路德维希·冯·罗豪正是在“现实主义”早期含义的影响下，完成了《现实政治的基础》的构思。正如本书的结语部分所述，回归本源其实也是将现实主义回归到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