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蜜的废墟
哈蜜出现的一瞬，长青殡仪馆窄小的门厅像闪进一片雨云。阴湿的暗影追到脚尖，我下意识地缩回双脚。走廊尽头涌出一团压抑的低声，有人在张望。我坐直了，想象自己定成了停车场里的乌鸦，浓黑的毛色带着隐隐的亮。
我已在小门厅里的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正在犹豫是否还要等下去。下午两点与中关村来访团队的会议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敲定，对做跨国咨询的人而言，除非要送的是亲娘老子，否则很难更改既定的日程。接到哈蜜父亲的葬礼通知不过一周，掐来算去，早已确认不会有时间随送葬队伍去往墓园——通知上注明了告别式后是土葬仪式。我打算慰问了哈蜜就走。没想到作为丧家儿女的哈蜜兄妹竟迟到了足足二十多分钟。
手袋里放置静音的手机在振动，我犹豫了一下，没忍住，将手机掏出。“已经登机。爱你！”——女儿杰西卡正在启程，开始她为期两个月的尼日利亚医疗援助之旅。我快速打出“一路平安！”，她肯定懂得我担心的不只是她这一路的平安。我将手机塞回手袋，抬起头，双眼被天花板上低垂的仿古大吊灯四射的光芒刺了一下。
我和哈蜜在失联多年后才刚通过社交网站联上，在人到中年的时光里，一上来就这个。对曾经熟悉的哈蜜母亲已经离世的伤感还未及消化，又接到了从未谋面，却一直在记忆中带着神秘色彩的哈蜜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的反应是必须来，虽然后来我意识到丧礼通知很可能是群发的。
“来了来了！”人们压抑的低声在窄窄的过道里轻撞。四周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人们开始向过道尽头走去。丧家儿女竟会在丧礼上双双迟到，着实离谱。一些看上去跟哈家兄妹较熟的长者，上前将他们围住，低声说着什么。
一身乌鸦般墨黑正装的殡仪馆职员迎上，引领家属去往小礼厅。有黑白光色在闪动。我认出了走在头里的哈田。在莫城念书时，我曾见过假期里从洛杉矶到我们小镇上探望母亲和妹妹的哈田，总记得他大雪天里上身穿着羽绒服、下身一条短裤的挺拔身影，现在突然看到他的头发已见花白，有点回不过神来。他与太太携手并行。我一眼认出走在他们和一双少年男女之间的哈蜜。她的身形已从丰腴蜕变成瘦削，却仍有一股挡不住的女孩子气，连步态都还很有弹性，好像随时能从人群中蹦出来。我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打算跟上。走在头里的哈蜜好像感应到了我的动静，忽然侧头回望。我们目光相遇的瞬间，她站定下来，张开双臂等我上前，引得人们一齐望过来。我快步上前与她相拥。这无法用喧哗表达的久别重逢，令我们都使着劲儿将对方搂紧。听着耳里灌入的轻声啜泣，我咬住嘴唇。“谢谢你来——”哈蜜的哭腔清晰。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西北那个叫莫里斯的大学城匆匆别过，这是我们这对当年按哈妈所希望的、曾“亲如姐妹”的女友首度重逢——哈妈是我们对哈蜜母亲童教授的昵称。我忽然意识到，当年深夜里从莫城郊外那早已废弃的结核病院遗址出来，我正是被浓黑的死亡气息震慑，匆匆从哈蜜身边逃走的。这闪念令我心头一紧，松开了搂着哈蜜的双臂。在我们交换的眼神中，我看到两点火苗在哈蜜深棕色的瞳仁芯上闪灭。她瞬间垂下青白的眼帘，让人想起动漫里护城河边忽然跌落的吊桥。
我们一直知道对方也到了硅谷，在微信出现之前，彼此却从不曾寻找过对方。我甚至在“脸书”不停推送来的交友名单上多次回避过她，想来她也做过同样选择。这些年来，有时在深夜里惊醒，哈蜜会在梦境中刺目的车灯光柱里跳出，向着一扇锈迹斑斑的颓塌铁门急步倒行而去，留我在黑暗里屏息而卧，意识慢慢苏醒，庆幸自己不用再与她相见。我喜欢将自己离开莫城后的生活想象成一段段的马拉松。跑道两侧，来来往往的日子将时光划出的缝隙填满，职场和家事的屏风上推陈出新，将一程程的过往洗涤筛净，只留我在大路中央独自狂奔。结婚离婚；将女儿带大，马不停蹄地学做硅谷精英。细想起来，这一路疾行，不过是以毒攻毒，只怕自己得空去对人生作细致的盘算和回想。不曾料到会有这一天，微信从天而降，路标一般横闪而来插到眼前，自己又正有了在半山腰上的亭子歇息乘凉的心思，赶忙跟着看起风景。眼见老同学老朋友的圈子越围越大，我隐隐心惊，预感到会在某天踩中地雷，与哈蜜狭路相逢。
果然。
哈蜜的名字在去年深秋的一个夜里从微信跳出来，“咚咚咚”地，像只不停弹击门板的皮球——要求添加连接。我后悔自己定力不够，还是没忍住要挤进“硅心似见”校友群。那是硅谷爱大校友的微信群，加上他们的亲朋好友，当时已有四百来人。我是被做咨询时碰到的海归老同学拉进去的。里面的话题从爬藤校藤校是常春藤高校联盟的简称。、推娃，到养生保健，卖房修房登山跳舞养花种菜，投资创业参政助选，无所不有，热闹非凡，话题又转得很快。我九十年代初到爱大时，中国同学还不多，来往的人也有限，这下感觉是愣头愣脑地闯进了大杂货铺，群里各位又多用的是网名，招呼都无从打起，正考虑退群，哈蜜就撞了上来。她当年在爱大除了与我走动，几乎不跟其他中国同学往来，没想到如今竟会出现在这大卖场式的群里，而且没用网名，这是个意外。
我很快发现，只要群里有人转发新药研发养生保健的信息，特别是与中草药制剂抗癌药物相关的内容，平时深度潜水的哈蜜就会迅速浮出水面，海豚一般活跃，追着打探各种细节。这令人有点担忧。我又犹豫着看了几天，才将她联上。
深夜里，哈蜜的回复几乎是零延迟。我们交换着问候，一行一句，转眼就刷出几幅满屏，像滑行在长坡上的车子就要刹不住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已扯出一条越来越长的地雷引信，这隐隐刺激着我，越发不愿停下。当年被突发的莫城最后道别压抑下的所有疑虑，瞬间复活。
哈蜜的朋友圈是向我封闭的。在一片看不出是清晨还是黄昏的广阔瓜田边上，白色的“哈蜜”二字，标在一张小小的哈密瓜照片旁，下面由一条细细的浅灰线划出半屏的空白。我将她的头像拉大点开，才看清楚那是一只被掰成两瓣的哈密瓜。照片是定焦镜头拍的，哈密瓜分裂得很不匀整，一看就是给用力掰开的。瓜瓣一半朝上一半朝下，分握在一个男人健壮性感的两只手中。在偏斜的光影里，朝上那瓣瓜色呈柔美丰满的金橙色，散乱的点点瓜籽儿让人下意识吞了吞口水；另一瓣卡在男人的虎口上，瓜皮纹路清晰细腻，被光影打出完美的弧形。瓜皮上有一条灰绿的曲线，我先以为是瓜藤的影子，定睛细看，才辨出在虎口和瓜瓣之间其实有一把薄刀，瓜皮上的曲线是刀子的倒影。照片上，灰绿的男人腰身和大腿连接部虚现在长焦深处，与背景里的瓜田融成一体。我愣着，目光落到下面灰线上端的那四个字上：“种瓜得瓜”。
在接下来的几个夜里，我的iPhone总会在接近十二点的时候跳出来自哈蜜的问询。“在吗？”像短促的叩门声。我不总是在好状态，有时就懒得回复，她也不催，静得无声无息。可我只要有回应，她就会立刻跟进。这是久违的生活模式，一如我们当年，功课忙，又没手机，在深夜倒下时才突然想起对方，就可以不理会美国人那种“十点后不打扰人”的潜规则，抓起电话就打过去。彼此有兴致时，就聊聊天，对方不接也并不在意。我很快确认了哈蜜至今未婚。当然。真好——我自己又补一句。她若像我们一众女生这般也去结婚生子，倒是怪异的，那就不是哈蜜，或不像哈蜜了。令我震惊的是，她那曾如影随形的母亲已在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离世。一连几天，我脑子里总是跳出哈妈富态的脸相。夜里闭上眼睛，又看到她在天暖时节吃力地蹬着英式仿古自行车，在莫城的浓荫下匆匆来去，车前车后挂着保温袋来学校给哈蜜送饭。一片片的梨花飘落，天地煞白。过往以此种方式纠缠而来，令人有些焦躁，却又不舍得拒接哈蜜的微信，转头岔开，聊起各自的职场生活。哈蜜说她已从大都会保险公司市场部任上离职，眼下在家照顾罹患晚期直肠癌的哈老。
我盯住手机。保险公司市场部的工作不需要博士吧？而且她叫父亲“哈老”？“哈老？你是说你父亲？他来美国了？”我小跑似的追问。好一会儿，才等到哈蜜扔回两字：“是的。”“这太令人难过了。”我怯怯地打回一句。哈蜜将我晾在深夜的暗里，好久没再回应，让人又想起莫城时代。统计系的在读硕士生哈蜜一直有母亲在当陪读的事儿，当年在中国同学中如同传奇。而哈蜜父亲的缺席，本来并未引人关注，在我们成为好友后，我才发现，只要有人提及她父亲，便会引得哈蜜母女支支吾吾，很是蹊跷。只有一回，我和哈蜜单独相处，聊得高兴了，哈蜜才说，在大学教植物生理学的父亲还未到退休年龄，暂时没法出国。“植物生理学是什么样的学科？”我好奇地问。“唉，三言两语真讲不清，主要是研究植物的功能和生理学呗，像植物化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和分子化学、植物结构和生态什么的，都包括在里面，挺庞杂的，我也不太懂。”哈蜜耸耸肩，这个话题就跨过去了。哈妈则是教植物分类的，哈蜜又告诉我。“那你是植物学家们的女儿，怎么没接班？”我随口问，哈蜜的脸色一暗：“没兴趣！”听上去很不耐烦，让人摸不着头脑。
没想到中年重逢，不仅永动机般的哈妈已离世，连素未谋面的神秘哈爸也已病卧人生边缘。我找不出更多安慰的话，连声道着珍重，说等有空就去看看她和父亲。哈蜜在那头赶忙说，你是大忙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值得为这种事挂心。没等我回复，她改用语音功能，留言说：你真别以为这种时刻难熬，我可不这么看。
那是别后二十来年，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眼一热，又点了两遍。她的声音还是很糯，听上去很年轻：“说起来你不会信，我一生中比这更开心的时光很少的，有机会这样陪着哈老，哈哈。”她在那头竟笑了两声，很清脆，还有点嗲，让人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光。她这样叫父亲“哈老”，听上去有点奇怪。我也点开语音键，顺着她回说：“也是，该多陪陪老人家。”哈蜜接上来：“是啊！还有机会学很多植物知识，简直一脚跨进个全新的世界。要攻克癌症这玩意儿怎么能按那种老套路？哈老还有得活呢！”我听得正入迷，突然听得她在那头回了“哈哈”两声，这来历不明的笑声让人发冷。我没再接话。
那天夜里放下iPhone，我盯着天花板怔了一会儿，却想不出哪儿不对。从那以后，我回她的微信越来越慢，又值半导体芯片业进入调整期，中国方面的客户需要打理的事情一下多起来，正在伯克利加大读大三的女儿杰西卡又突然来说打算休学去非洲一趟，让人觉得到处扑火都来不及，一直抽不出时间去见哈蜜。哈蜜也不来催，联系就稀疏起来，没想到刚入夏，就接到哈老的葬礼通知，而且从接到通知到举行葬礼，相隔不到一周。这可急促得跟犹太人有一拼了，我焦急地翻着日程表，一边想，自己竟未在哈老生前去看望过，让我深感内疚，赶紧回复确认出席。
哈蜜的肤色还是很白，脸上的线条硬朗起来，再没有那副记忆中闪烁羞怯的表情。她化了淡妆，单眼皮上打了银灰的眼影，配一抹泛珠灰的唇膏，显出逼人的高冷，看上去比年轻时干练多了，却感觉不出明显的年龄变化。她将一头烫过的卷发在脑后高高扎起，穿着一件米白色长袖真丝上衣，胸前别朵白玫瑰，领子和袖口都滚着繁复的蕾丝花边，衣裳的下摆扎在过膝的A形黑裙里，配着黑丝袜和鞋跟高细的黑皮鞋，手上那只复古风格的手袋也是深黑的，浑身上下一丝不苟，与她在学生时代的着装风格别无二致。
我们相拥时，我闻到一股隐隐的香水味儿，正想说点什么，一眼望见过道尽头的那扇小门，心下一紧，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下了。之前进门签到后去看座位时，我已看到哈老的遗体安放在那小单间里。
一些身份不明的男女涌过来。哈蜜的哥哥哈田逆行而动，越过人流过来与我握手寒暄。我们交换了简短的问候，身后又有人流漫来，半引半推着将走在头里的哈蜜哥嫂往小礼室里领。我屏着气，低头跟在哈蜜身后，看到她精致的黑丝袜下，细尖的鞋跟在泥色的厚地毯上扎出深而细小的印记，一步一个，连成一串。她侧过脸时，脸上的表情已平静下来。
进到小礼堂里，哈蜜随哥嫂和侄儿女们径直走到前列的长木椅上。落座时，她忽然回头寻望，远远看到已在后排落座的我时，点了点头。
家族经营的长青殡仪馆坐落在谷歌总部所在的山景城中心的一条小街上，如果不是因为门外的招牌，它看上去就是一幢典型的西班牙风格民居，四周花木扶疏，想来早年殡仪馆的主人一家也住在这里。从窗口望出去，高低错落的红黄色扶桑花在铁栏杆前盛开，好像马上就会伸展而入。小小的停车场边上是一圈餐馆、咖啡厅和冰激凌店，踩着滑板的年轻人“嗖嗖”地飞来奔去，让人忍不住叹息在这个新教国家，生死的界线可以如此模糊。
鸦雀般深黑的人们在小礼堂从阳光下隔出的暗影里安静下来。轻轻的唱诗声突然响起，我在错愕中反应过来，刚才是见有一队白衫黑裙的女子进来。我又想起，哈蜜在莫城时每个周日都会陪母亲上教堂。
哈老的遗照搁在深棕色的三脚木架上，木架下沿装饰着黄菊和蒲葵叶，四周摆着几只淡色鲜花做的花篮，它们披着宝蓝或大红的缎带，看着有点突兀，我猜大概是中国传统喜丧的意思。从讣告上看到哈老享年八十九岁，我记得哈妈与我母亲同年，这样一算，哈妈比先生要年轻近十岁。
哈老的遗照是一幅色彩饱和度很高的半身彩照， 这也与我熟悉的中国传统习俗很不相同。照片上的哈老看上去大约七十多岁，一头稀疏的灰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清癯的面容上皱纹很深，浓得异常的眉下，双目虽是单眼皮，但看上去很有神。哈蜜在这点上显然随的是父亲。哈老在照片里穿着裁剪合身的铁灰西装，配着深红和白灰斜纹的领带，文静而苍白。他脸上浅淡的微笑带着谦卑，很难想象他与甜糯汤团般富态的哈妈是一对儿。我忍不住盯着哈老的遗照多看了两眼，这下感觉到那笑里其实有一股很深的冷，这倒与哈蜜也是一样的。原来哈蜜很像父亲，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放松下来。
唱经声停了。我意识到自己忘了拿葬礼流程表。短暂的静祷后，一个牧师模样的中年男子以主持人的架势，邀请亲友们上台致辞。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好像都等不及要上台发言。他们中间有哈老的学生、老同事、老熟人、护理过哈老的护士、临终关怀机构的义工，还有一些哈老在本地教会里认识的朋友——哈老也去教会的，这点跟哈妈一样，虽然我从没有确认过哈妈的信仰。我刚一走神，思路就被一阵轻笑声扳回。台上的年轻人像美国人那样，在葬礼上说起了自己跟哈老交往中的趣事，却没让我笑起来。其他人的表达中规中矩，除了好师长、好邻居和好同事，最特别的倒是几乎每位发言者都会提到哈蜜。他们最受感动的是哈教授的女儿哈蜜在老人最后日子里的尽心服侍。大家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哈蜜，哈老在八十多岁高龄、一发现就是四期直肠癌合并骨和脑转移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活了近三年，而且活得特别开心，最后走得也很平静。“对健康的你我，三年过起来比弹指还快。可医生当时说，哈老的存活期不会超过三个月啊！”扩音器里这时传出一位老阿姨的长叹。我望向哈蜜。只见她腰板挺直，双手握着搁在腿上，表情恬静，像足了一位端坐在冷餐会上听人致祝酒词的古典淑女。
“首先，让我按哈老的遗嘱，念两句开场词。我的英语发音不大灵咯，请大家包涵。‘Nymph, in thy orisons Be all my sins rememberd.’中文是：‘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大家知道，这是《哈姆雷特》里王子那段著名道白的最后一句，哈老让我转告各位，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道白。”全场一片沉寂。
“简直就是可歌可泣啊。”一身藏青洋装的老阿姨声调突然变了。她看上去七十多岁，像是哈妈的同龄人。我从邻座借来葬礼流程表，发现老阿姨是哈老的老同事，也是来自南京林产大学的老教授。老阿姨接着讲起她看到的哈蜜服侍父亲的细节，声音越来越响：“我总说，哈老一辈子那么辛苦，受过那么多的煎熬，都默默扛下来了，那真是叫隐忍负重，我们谁能比得了？他的好些科研成果都免费给人拿去做药做食品，很多人由此发了财，但自己从不计较得失，说只要有人能从中获益，健康得到改善和救治，那就是对他最好的报酬。真是高风亮节啊。所以到了晚年，他能有这样的福报，是应得的，太令人羡慕了。为了专心陪伴病重的父亲，他女儿哈蜜辞掉那么好的工作，陪在哈老身边也就算了，哈蜜这孩子，在当代医学已宣告哈老救治无望，也就是说，在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给哈老判了死刑的情况下，硬是跟着哈老从头学起，用我们中国传统医药来对付世界顶级医疗机构都缴枪投降的癌症，将哈老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礼堂里响起一片“嗡嗡”声，人影在晃。老阿姨又提高了声音：“ 哈蜜的这些事迹，在座各位大概也都听说过，原谅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哈老本来已经进了临终关怀程序，三个月的存活期一过，就要‘毕业’ 的。哈老后来见到我，说你能相信吗，我竟一次次毕业了，都该到博士后了——”老阿姨说到这儿，已泣不成声。
我再次穿过黑白的肩隙望向哈蜜。她轻轻地点头，听到老阿姨这一句，嘴角还翘了翘。
这时，老阿姨话锋一转：“哈老其实是很辛苦的。他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与病魔搏斗啊。后来都瘦成了一根棍子，吃什么都吐，还很疼，可就是哼都不哼一声，全靠强忍着。老实讲，作为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我看到这种情境是很难过的，却又一点忙都帮不上。今天在这里，话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我干脆都说了吧。我曾委婉地跟哈老说到生命选择的问题。在美国嘛，大家又到了晚年，平时都有机会在不同场合接触过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忌讳的。有次我去看他，他说话已经很困难，又提起这话题。他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哈蜜，他早就放弃了。他是为哈蜜而活着的。再难，再痛苦，他都要为哈蜜的孝心活下去。”前排传出了女人的抽泣声。老阿姨的情绪稳定下来，扩音器里，她带着浓重鼻音的讲话在继续：“哈老说，我这女儿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他家里的情况我当然晓得，他和师母离婚后，跟孩子们就分离了，早年假期里还会在南京偶尔见到的，后来干脆就再不见了，我们可以想想他这些年的心情。他一直都没再婚。到了晚年能到美国与儿女团聚，在病重时还得到女儿这样的关照，特别是哈蜜还这么孝顺。哦，哈蜜，你爸爸真是这么跟我说的。”老阿姨转向哈蜜，揩着泪，突然鞠了一个躬，说：“这是你爸爸生前特别交代的，要我代他向你鞠个躬。”老阿姨直起腰时，再说不出话来。两位女士急步上去，将老阿姨扶下了台。
现场有些混乱，女人压抑的哭声此起彼伏。我怔在那儿，好一阵没反应过来老阿姨刚才说的是什么。在遥远的莫城岁月里，哈蜜母女曾是我留学生活的一部分，我却不曾知道哈蜜生长在离婚家庭这个细节。老阿姨抖出的这个关键节点，让她们母女当年的很多生活细节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一个在封闭时代失婚的中国母亲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色狼”那样的“咒语”来呵护成长中的女儿，也没那么难以理解了。可我没觉得放松。如果这算得上秘密，它应该很早就由哈蜜告诉我的，这个想法让我更难过。
该哈蜜上台了。静场。仍有稀落的啜泣声传出，我伸长脖子望去，只见哈蜜低着头，肩膀在抽动。一位年长的女士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说着什么。接着，哈田夫妇和另外两个人也围了上去。另一边，也有几位在陪那位刚才发言的老阿姨，现场有点混乱起来。
投影屏幕上出现了哈老年轻时代的照片，一张接一张，黑白淡彩的，慢慢闪着, 流水般漫过。人们看上去神情涣散，都在等待。哈蜜仍没起身，肩膀抽动得更快了。我站起来，到接待台取来一杯水，走过去递到哈蜜手中。哈蜜先是一愣，抬头看到是我，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腕，接过杯子，低头喝水。
哈田走上台去。我记得哈田的大儿子在他之后也要发言。从眼下的情形看，已能肯定我无法跟众人一起瞻仰哈老遗容了。我起身退出，走到过道尽处，从告别室门口的小花篮里取来一枝白色的菊花，由工作人员领着，进到小屋里向哈老的遗体鞠躬，然后将菊花在棺木边放下。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过去只在传说中出现的哈老。
北加州初夏明媚的阳光从告别室的小铁窗涌泄而入。双手背在身后的黑衣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见我站在那儿，他抬手示意我可以再往前靠。我动了一下，没有挪步。
跟遗照上的形象相比，哈老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大圈，头上的鸭舌帽看上去过大，让脸颊显得更窄小了，看上去不及一掌宽似的，身形也缩成细薄的一条，从红色绣花缎被头露出的那截藏青中装一直扣到颈部上方，胸前却显得松薄而空瘪。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躺在棺木里的哈老在人生最后一程里跟病魔的那场贴身肉搏何其惨烈。好在给遗容上的妆很自然，让哈老的面色看上去相当光洁，一抹深酱红抹在他极薄的嘴唇上，在嘴角还回钩了一下，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跟边上白缎带上的烫金字体“安归天家”搭配得无可挑剔。
我的鼻子有点发酸。以当年与哈妈的稔熟，我对从未谋面的哈老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熟悉感。这让老阿姨刚才道出的那些哈家秘密，像是往我脑里塞来的一团杂草。我拧着眉退出。小礼堂方向又传出唱经声，听众席有人在回应，轻轻响成一片。我停了一步，意识到追思会已近尾声。
出得门去，午餐时分的街上人潮涌动。殡仪馆门边停着锃亮的深黑殡礼车，宣示着葬礼正在进行，来去匆匆的各色男女却连眼珠都没转过来一下。谁在乎呢？我摇下车窗，伤感地吐了口长气，脑子有些空。
当天深夜，微信里跳出一条来自哈蜜的信息：“谢谢你来。It means so much to me, more than you could image.（这对我如此重要，远超过你的想象。）”早晨哈老葬礼的情景闪过，像那些会场投影屏幕上的画面，曝光过度，图像模糊。没等我接上话，哈蜜又在那头打出一行：“你的到来让人心安。”——非常的书面语。
“真对不起，我提前走了。人在江湖，请谅。”
“不客气。这样没浪费时间。”哈蜜很快地回复。
我正忙着找词安慰，她那边就“啪啪啪”地传来一串：“你肯定不能相信，哈老的棺木给送到墓地才发现预留的水泥框架尺寸不够，又给抬回殡仪馆了。现在要重做水泥架，又得至少拖一周才能入土。”
“啊？！”——我双手摁到手机上，可除了这样的表达，又还能说什么呢。
“都是哈田他们闹的乌龙。你猜他怎么跟我讲？他竟说爸这是舍不得你。” 这句跳出时，我正光脚站在空阔的大厅里，寒从脚起。忽然听到后院门上的小铜铃“哐当”一响，心里知道又是野猫在捣乱，可手臂上的汗毛还是竖起。哈蜜仍没消停：“竟在那种地方久别重逢，实在不好意思。等办完哈老的后事，让他入土为安后，再请你来认个门，已经太久了。”
我想也没想，打下一行：“我们上次好像也是在墓地外道别的。”转念一想，又将它们抹了：“我到今天才知道你家里的那些事情。那个老阿姨讲得真好，让人感动。”“我不是故意隐瞒的，只是无从说起。”哈蜜传来一串黑字。 她抽动的双肩在眼前闪现，我又打下：“别担心我。你是个好女儿，你爸妈没白疼你，你可以安心的。”
哈蜜跟上来，却没接我的茬：“记得我妈妈总是说，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色狼，到处都是陷阱？”我苦笑着摁下一行：“怎么会忘？”
“现在最后的一只老狼也走了。”哈蜜传来这行。我一惊，赶忙按下语音键，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旷冷清的厅里响起：“你太累了，早点休息吧，还有得忙累的呢。”哈蜜没有回应，我的心软下来，又说：“这是最艰难的时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爸已在病床上躺了很多年了，阿尔茨海默病，早就不认识我是谁了。我不知有多羡慕你，能这样陪伴你爸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哈蜜那头仍没回应，我又传去几句问候。它们像扔进深井里的石子，了无声息。我焦虑地在沙发上躺下，担忧哈蜜又会像十几年前那样失联而去。这困扰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以致哈蜜在半个多月后的深夜里再次冒头，一上来就约我到她家去见面时，我连想都没想就应承了下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里，我与哈蜜在美国西北偏远的大学城莫里斯不期而遇。
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开着一辆老旧的二手小丰田，赌着一口气从美国东南部底端的佛罗里达出发，花了近十天的时间斜跨美国大陆，来到美国西北的莫城，摇身一变，成了爱大电机系系主任菲利教授门下的博士候选人。这近乎突发奇想的临时决定，竟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得到落实，令我末路狂花般一路飞奔，连连庆幸天不绝我。我只在学校早春里举办的芯片设计学术会上，作为义工为与会的菲利教授送文件时，聊过几句自己的学术兴趣，发现与菲利教授在爱大主持的NASA研发项目有关联。没想到，当我在暑假里突然决定逃离负心男友同在的迈阿密大学，四处发信申请转学时，第一个接到的就是菲利教授的爽快回应，并为我提供了经济资助。我其实更想去的是阿拉斯加，那样就可将心目中的渣男甩得更远。
小丰田一到莫城就彻底趴下了。我租住在小镇边缘的一户美国人家的地下室里，步行到学校要二十来分钟。跟迈阿密相比，莫城就是个恬静的村庄。天暖的时候，每天穿过小城浓荫密布的僻静街区上下学，沿途逗逗松鼠看看野猫，一路欣赏各家的花草庭院，像走在童话里，让人连买车的念头也打消了。电机系上下都很友好，学业衔接也平顺，这一切将潮湿闷热的迈阿密推远，我芜杂而伤感的心情也慢慢平复下来。
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几场秋雨一落，莫城立马入冬。接二连三的大雪袭来，一下就把人冻蒙了，出门裹得再严实，感觉雪片都能穿过寒衣在皮肉上搅割。专门买来的防雪靴也不管用，每次走到学校，总得先找一处坐下，将发僵的腿焐暖，才能自由行动。系里的研究生们住得很分散，课时重合度也低，顺风车很难攀上，加上西北的冬天黑得特别早，就算冒着风雪跋涉到家，一躲进地下室里，漫长的冬夜也让人感到特别孤独。到了这时，再想起迈阿密沙滩上的艳阳和那段令人投入又伤心的初恋，难免频频抹起泪来。好在很快，我就发现了坐落在校园边缘的爱大学生俱乐部。
依坡而建的学生俱乐部像个圆顶的碉堡，因着地势，有一半建在地下，远远望去，神秘而安全。后来哈蜜告诉我，这建筑风格仿的是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雪屋，冬暖夏凉。俱乐部的穹顶下，罩着自习室、阅览室、音乐厅、小电影室和快餐厅。无论外面多寒冷，一躲进这座热烘烘的建筑，哈一口气的工夫，好像就能听到血管里发出冰碴儿崩析的声响。这个发现让我欣喜，便将俱乐部当成中途加油站，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报到，陷在阅览室的沙发上看书翻报纸，或打个盹，再到餐厅里加热随身带的便当，待吃喝妥当再做作业。如果做完功课还有时间，就去小电影院里看个电影，总是要熬到夜深了，才踏着深雪走完归家的下半程。
在初到加州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进到光线暗淡的室内，鼻孔里就充满奶油爆米花的甜香气，令人困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那气味其实是从记忆里雪地深处的学生俱乐部飘来的。这气息不时伴着哈蜜母女的身影在我的梦里出现。她们有时独自前来，有时双双离去，无声无息。我总在她们身后奔跑，却怎么也跟不上她们的脚步。所有的梦都结束在相同的地方——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在身后“咣当”落下，留下我在满室的甜香气息中惊醒，陷在那阴森梦境带来的深度愉悦中久久难安。这样的梦后来自动消停了。我曾以为那是因我在硅谷的日子终于过踏实了。跟哈蜜重新联系上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些奇怪的梦是在哈妈去世后停止的。这当然是时间点上的巧合，我坚持对自己说。
哈蜜第一次在我的视线里出现时，端坐在一圈半旧的猩红色高背沙发里。她穿着一件米色的开司米毛衣，长长的脖子外绕着一圈纯白大花边卷出的竖领，烫过的卷发在脑后高高扎起，带着一股无法让人忽视的霸气。我迟疑了一下，才上前拉开阅览室那厚重的双层玻璃门。哈蜜扫来的一瞥带着明显的躲闪。我朝她点了点头，“Hi!”了一声。
哈蜜那时不过二十出头，一脸细腻丰满的婴儿肥，苍白的脸色很有生气。我后来知道她平日出门几乎从不化妆，连薄粉也不扑，但会认真地抹上原色调的口红，这经意的一笔让她白皙的脸色显出鲜活。我第一眼就被她抓住，跟她时髦讲究的衣装有直接关系。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受美国人日常着装追求简单舒适的风尚影响，纷纷套上从廉价商场或二手店里淘来的T恤、卫衣和牛仔裤，足蹬网球鞋，一个个看上去版型雷同。忽然撞到哈蜜这样一位衣着古典讲究的中国女生，让我想起大学时代弥漫在广州大街小巷的港台风，感觉很亲切。
也许因为学生俱乐部有点偏，在这里很少见到中国同学，这让我们两个中国女生的相识无法回避。一回生二回熟之后，我们在俱乐部里再遇到，就会一起坐到俱乐部前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落地无声的漫天大雪，闲聊一阵。跟她带着浓重东方保守色彩的打扮不同的是，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天候下，哈蜜也总是要喝冰镇饮料，这让她显得非常西化。
比我小两岁的哈蜜，从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一毕业就来到了爱大。我们认识时，她已经在统计系修读了一年的硕士课程。大概见我的表情有点尴尬，她抬了抬下巴，说，到爱大只是权宜之计，反正终归是要念博士的，到时再投个名师，换个名校。
哈蜜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糯，听上去不太自信，跟她的装扮和仪态里显现的骄傲有明显的反差。我说自己刚从佛罗里达过来读博，现在并不确定要不要坚持下去。“难怪看着眼生。”她笑笑，没等我回话，又说：“为什么不呢？你们电机系应该容易拿到资助的。”她瞪起眼来，拖着长长的尾音。我耸耸肩告诉她，如今芯片设计是大热门，本科一毕业就能马上在硅谷找到很好的工作，办下绿卡，往上读无非工资高点，但要花太多时间，特别是在美国读个博士太辛苦，我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做学术的兴趣。我的苦还没诉完，哈蜜脑后的马尾就甩了起来，转头看着我不屑地说：“别傻。我们千辛万苦来了美国，这博士是一定要读的，特别是我们女生。”
我没听明白这话里面的逻辑关系，笑了说：“如果不是真的对学术研究有兴趣，没必要读博士啊，美国跟中国在这上面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你别信那些傻话，”哈蜜打断我，“博士就是个奖牌，它是自己挣来的，谁也拿不走，这对我们女生说来太重要了。” 这是她第二次强调“我们女生”，我更听得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愣着看她。哈蜜淡淡一笑，不紧不慢地轻声说：“你大概觉得这好虚荣。没错。这个社会本来就很势利。人要能刀枪不入，手里得有很多盾牌——”“特别是我们女生！”我和她几乎是齐声说出这最后一句，两人一愣，在沙发里东歪西倒地笑出声来，一下有了亲密感。我说那话时，不过是想逗个乐子。现在想来，我后来坚持修完博士，没像系里好些个同期的博士候选人那样放弃深造，奔往职场挣快钱，与哈蜜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我很快发现，哈蜜与我在美国遇到的其他中国女生不仅衣装做派大不相同，而且还有个在小镇上随侍左右的陪读母亲。她到学生俱乐部，主要是来等给她送餐的母亲。我们初遇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刚有松动，中国留学生能将配偶申请来陪读的人渐渐多起来，可我还是头回听说中国留学生能有父母随同来美陪读，这真是令人眼热又好奇，等不及要见见这位传奇的良母。
哈蜜的母亲童教授在一个风雪初停的傍晚到来。我随哈蜜的意思，像小镇上的其他中国同学一样，也叫起童教授“哈妈”。哈妈那时总是穿着长及膝下的灰黑色羽绒大衣，帽上有一圈亮眼的狐毛，让人想到因纽特人。她还戴着越野滑雪专用手套，架着一副宽大的滑雪镜，将大半个脸挡住，蹬一双轻盈的高档雪靴，那武装到牙齿的全套行头有我从未在她同龄中国长辈中见过的时尚感。“你妈妈非常超现实哦！”我由衷地向哈蜜赞叹，却没好意思问，这得花很多的钱呢。哈蜜听了抬抬眉：“你哈妈有钱。” 说完耸耸肩。我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可当时两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一百美元，这让我想不出在大学里教书的哈妈怎么能很有钱。再说他们那辈人应该很节省，就算经济条件不错，也很少特别讲究，更不会追求时尚。
哈妈比哈蜜矮半个头，当时约莫六十出头，烫过的头发总是染得墨黑，皮肤白皙，脸上没什么皱纹，显年龄的是皮肤有些松弛了，一笑起来，已变成两道深纹的酒窝舒展开来，看上去还相当动人。跟她的中国同龄人不同的另一点是，她身上那些样式夸张的耳环、项链、手镯，总是跟衣装和围巾的色调搭配得整整齐齐，还精心地描眉涂口红，让人想起港台电视剧里那些殷实人家的富态师奶。这样的形象跟她一出现就总是吁着大气、等不及掀下狐皮帽子、取下双肩包那如释重负的样子有着奇怪的反差。
哈妈的双肩包里装着大小不一的保温容器，那些瓶瓶罐罐里盛满她亲手烹制的吃食，有汤有菜，煎饺炒饭，肉粽和小馄饨，很少重样，还经常有我们平时不舍得买的海鲜。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哈妈就总会邀我去餐厅跟哈蜜一起分享她的手艺。平日里靠啃汉堡吃沙拉度日的我，哪里经得起那酱油香的诱惑，一来二去的，也真的跟着去蹭哈蜜的美食，弄得美国人都以为我们是母女三人。
哈蜜系里大楼离俱乐部不远，她到俱乐部来会送饭菜的母亲，主要是担心中国饭菜味儿太重，送到系里空间紧凑的研究生办公室里，会让其他族裔的师生不习惯。哈蜜吃了晚饭，通常还要再回系里做功课。哈妈就留在俱乐部读书看报，我注意到哈妈经常戴着眼镜，前前后后翻着字典看英文报纸，心下有些意外。她总是一边安静地读读写写，一边等哈蜜夜里做完功课再过来，再坐上哈蜜的车一起回家。
“你真的很幸福。只是你妈这样挺辛苦的。”我由衷地对哈蜜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色狼，我妈不放心。”哈蜜第一次跟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正在学生俱乐部的餐厅分享着哈蜜从冰箱里取出的生煎包。哈妈感冒了，已有好些天没见。我以为哈蜜在说笑，“扑哧”一声，差点让包子给噎住。哈蜜拉着脸递来一杯水：“我可不开玩笑！但也不用怕，多小心就是了。”
“你妈来接你，是怕你遇上色狼？”我瞪起眼睛问。哈蜜点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想也没想，就说：“你都快二十三了，不是总说女性要独立，要自强吗？还怕色狼？就算遭遇色狼，也可以是迫使女性走向独立的一条捷径啊，怕啥呀？”我低下头喝水，想掩饰自己的烦乱。“你受过什么样的刺激啊？怎么会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哈蜜的表情很惊讶。
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将自己吓了一跳。夏天横跨美国时，黄昏时分在蒙大拿荒野上狂奔时的惊慌，迷路绕进怀俄明深山的绝望，莫城小镇风雪中跋涉的孤寒一齐涌来……这都是因为那只被我诅咒的色狼前男友对我的抛弃。我压根就没想到，大学时代跪在广州星空下指天发誓要与我共度一生的理工大“校草”，在迈阿密的海滩与情人约会时会被我撞个正着。那可是个比他大八岁的已婚女人啊，我向着哈蜜哭出声来——她的丈夫和幼子都还在国内，我又加一句，哭得更伤心了。
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投降。她那种风情——色狼说得很坦白，还哭了，可一切都挽不回了，我也不想挽回。
“那是鳄鱼的眼泪！一文不值。”哈蜜鄙夷地说，还“呸”了一口。
我失望地摇头。我那么年轻，连年的三好生，当年还是理工大艺术体操队主力，我差在哪里？说到底，就是不够骚，难道不是吗，什么鬼风情！——我以为泪已流干，没想到自己还能哭，便也不掩饰，在哈蜜面前哭着自己的自尊。
“一切皆有可能。”哈蜜低声说，轻轻地拍着我的背，示意我喝水，又递来纸巾，像老到的幼师在对付一个正满地打滚的小孩。哈蜜这样的平静，让我竟有些无趣起来，揩干了泪，轻声跟哈蜜说，实在不好意思。哈蜜摇头：“这可不就是被色狼咬伤的吗，还嘴硬呢。中国老话总是说要听老人言。我妈是用她的人生经验在讲话的，当然有道理。”我的情绪本来已平息下来，见哈蜜还在继续重复哈妈那些在我听来非常可笑的话，忍不住回嘴：“我那样说，也是想起刚听了班上阿拉斯加来的莎拉讲，她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是处女，很自卑，要去看心理医生——”话音未落，哈蜜就“腾”地站起身，紧抿着嘴唇，脸色一下白得吓人，“哗啦啦”地收拾起书包，转身抓起羽绒服，走出一步，又站下，回头盯我一眼：“你们真是跟色狼一样脏！”说完掉头快步离去。我愣在那儿，没想到平时总是轻言细语的哈蜜竟会有这么大的脾气，直后悔自己的鲁莽，但又完全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哪儿跟哪儿呀，至于吗？
当天夜里，我给哈蜜写去电子邮件，真诚地感谢她对我的安慰，接着对自己的不当玩笑表达歉意，恳请她的原谅。哈蜜没回复。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没在俱乐部碰到她。我将事情的前后在脑子里过了几遍，还是不能理解最后那些完全可以当作玩笑一笑了之的话，怎么会让她那么生气。
我们的关系进入僵持状态。哈蜜一直没在俱乐部里再出现。约莫过了一周，倒等到了来俱乐部找我的哈妈。
那是一个久雪初晴的傍晚，跟往日看上去总是一副风里来雪里去的样子大不相同的是，哈妈那天穿了一件做工考究的墨绿色厚呢大衣，拎一只同色的真皮手袋。我后来才知道，她那天是请教会里的朋友专程开车送她来俱乐部找我的。
哈妈唤着我的名字微笑着走近，很正式地跟我握手。她一边脱大衣，一边示意我到前厅的沙发坐下。我注意到哈妈的胸前挂着一副金丝眼镜。这样的郑重，让我有些紧张。
“我们哈蜜很喜欢你。她总跟我说，你跟别的中国女生很不一样，人聪明，气质又那么好。这些我也都看到了，还很会穿衣裳，特别善解人意。”哈妈的语速从容，话一多，能让人听出她带着南洋口音，很有点神秘的异国风味。
“谢谢阿姨客气，我哪有那么好——”我按着心中的暗喜，连连摆手。哈妈浅浅一笑，又说：“我们哈蜜没姐妹，从小乖嘛是很乖，但性格特别内向，玩得来的朋友很少。我也为哈蜜能有你这么个姐姐般的好朋友感到很高兴。要谢谢你哦，哈蜜总是跟我说，她从你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听哈妈这么一讲，我才想起确实没见哈蜜有什么亲近的朋友，跟我真是走得最近的了。
哈妈抿了口咖啡，又说：“我也很喜欢你这孩子，一看就很善良。”
我支吾着，越发紧张，知道更紧要的话等在后面。哈妈看着我，眼睛很亮，略有迟疑地说：“话说回来，你虽然比哈蜜大些，可毕竟也是从学校到学校，生活环境太简单，不知道世道的险恶。现在独自漂洋过海这么远来美国上学，你妈妈不知多担心呢。”
我听得皱起眉头：“我们家不一样的。从小我爸妈就总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人要走得远，越远越好，那样才能见大世面，长大见识。”哈妈的表情一暗，低眉啜口咖啡，有点走神。坐得这么近，我发现她精心梳理的卷发里夹杂的一绺绺银丝，不忍再说下去。
哈妈放下杯子，轻叹口气，抬头看着我说：“我只能说，我们做母亲的都是凭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孩子的期待来教养儿女的。阿姨我真的是喜欢你这姑娘，才会像对女儿那样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你听不听随意，真的随意，完全没关系的。我要谢谢你对哈蜜的关照，希望你们能继续做好朋友。”见我没吭声，哈妈想了想，又说：“阿姨有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不要再跟哈蜜说有色狼看上她是她的福气这样的话。”我的脸一热，赶忙说: “我那是跟哈蜜开玩笑呢，她怎么连这也跟你说呢！”哈妈连连摆手：“这事在我们家是绝对不能开玩笑的，这肯定会让哈蜜觉得受到伤害。”话说到这儿，她的口气已经冷下来。这让我想到那天哈蜜激烈的反应，刚想解释，忽然看到她的眼睛竟红了。我忙不迭点头，说再不敢了，绝不会了。哈妈的脸憋得发红，连忙说她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是——？”我拧着眉将“什么意思”吞了下去。
“Just between you and me.”（只在咱俩之间说。）哈妈冒出一句英语。我这是第一次听她讲英语，一字一字地咬着，发音还挺准，这一下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能是我对哈蜜从小抓得太严，导致她的性格过于内向，一直都有交友障碍。能在美国这么偏远的地方认识你，又那么投缘，我们都很珍惜的。连我都很害怕会因为什么小事影响你们的友谊。”
“我哪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生气。我也觉得自己的玩笑可能过了，给哈蜜去了电邮道歉呢，我想她会原谅我的。阿姨您就放心，我以后会注意。”我连声解释着。
哈妈的表情放松下来。我们又闲聊了几句家常。她想了想，又说：“请你不要跟哈蜜提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见我一脸的困惑，她马上说：“那样会让事情更复杂的。”“嗯，我不会跟哈蜜提的。”“那谢谢你了！”哈妈点点头。
我随哈妈一道走出俱乐部，站在门口半截入土的雪道上道别时，哈妈让我先走，她要回俱乐部里看看报。说着，她帮我拉紧了脖子上的大围巾，柔声说：“这么冷的天，脖上的大动脉保护好了，身上才不会觉得那么冷。”我点着头，心下有些感动。没想到，哈妈这时又绕了回来：“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很不容易。我们中国老话讲，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的一生陷阱太多了。我最遗憾的就是少小离家，母亲又过世太早，没人指点，一生过得很艰难。”我听到最后这句，一下屏着气，害怕惊动她，再踏响个什么地雷。哈妈注意到我的表情，淡淡一笑，帮我拉上羽绒大衣的帽子，说：“唉，你看我又扯远了。路上小心啊！改天让哈蜜跟你约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我给你做好吃的。你说爱喝粥，我给你熬些有营养的紫米粥。”
我跟哈妈道别。拐上路时，街灯都亮了。沿途的街区里，家家户户门窗上透出的灯光在寒冷的静夜里特别柔亮，令人心里发软。我想着哈妈那些话，感觉哈蜜应该是不知道母亲来找我的。可想到哈蜜竟会将我们之间的私房话兜给她母亲，不禁有些恼火，感到一股隐隐的忧伤，像街边暗伏的野猫，忽地窜出，在心头踹上两脚，转瞬又无踪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