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絮叨被打开的方式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理论，在汉语学界早已耳熟能详。作为一个貌似高深、抽象的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在反讽时代的中国，似乎根本就无须注明出处。只因为它像所有作为“舶来品”（imported goods）的其他高深、抽象的命题那样，早就被高度地口头禅化了（Verbal Zenization）。[[[]
任何一种外来的高深学说，总会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被口号化。依照反讽时代的基本原则和口吻（亦即A与?A同时并存、同时成真，还得互为前提，互为依据），某个高深的命题（亦即A）如果不被口头禅化，甚至不被庸俗化（亦即?A），反倒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媒介即讯息”更难懂的量子（quantum）概念最近几年在中国民间的遭遇或许很说明问题。它被高度庸俗化甚至商业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参阅央视财经频道：《“量子产品”是骗局！》，“上游新闻”https://www.cqcb.com/dyh/government/dyh3687/2021-08-26/4398751_pc.html，2022年6月6日14：37访问）。比如“哲学”一词，早在曾经高度文盲化的中国就被歇后语化了（参阅韩少功：《山南水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事实上——而非理论上——一切知识界自以为高深的概念在中国早已弄成了“说法”，一个“说”起来可用的“法”子而已。
]] “媒介即讯息”的准确含义，被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唯有媒介（the medium）自身，才配称真正重要、真正有意义的讯息（the message）。[[[]
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在解释“媒介即讯息”时这样写道：理解媒介“不是理解新技术本身，而是理解新技术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旧技术的关系，尤其理解新技术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平衡的关系”（特伦斯·戈登：《特伦斯·戈登序》，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9页）。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论证思路，简直优雅和开门见山到了令人“羡慕嫉妒恨”的程度：媒介最重大的作用，正在于它深度影响了人类的理解方式、全面塑造了人类的思考习惯、整体改造了人类的理解模式；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应该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媒体（比如电视）传播的特定内容（比如正在直播的欧洲足球冠军杯半决赛），更应该是这个时代使用的媒介的性质、被使用的媒介开创的可能性，以及该媒介带来的社会变革。总而言之：使用某种媒介的人与这种媒介结成的那种亲密关系，才最为致命，当然也最为重要——因为人的全部行为模式，自觉自愿并心悦诚服地被媒介高度管控了[[[]
对此，马歇尔·麦克卢汉说的最为清楚，但也最为有趣：“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心理学里动机研究的功绩之一，是揭示出人与汽车的‘性关系’。”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63页）对此，本文作者也曾有过极为粗浅的心得（参阅敬文东：《嬗变的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芳草》2021年第2期）。
]]；人必定会将自己托付、托管给自己或心仪或不那么心仪却又不得不心仪的媒介。因此，“媒介即讯息”意味着：喜欢史诗的是部落人，因为史诗和喜欢史诗的人结成的那种特殊关系，造就了部落人；喜欢好莱坞大片的是娱乐至死的欢乐人士，因为好莱坞大片和喜欢这种大片的人缔结的那种特殊关系，生产了高度敏感于快乐的欢乐人士。
罗兰·巴特很郑重地告诫说：“对语言的所有抛弃的行为都是一种死亡。”[[[]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罗兰·巴特敢于这么说话的道理不外乎是：人是一种语言性的有机生命体，是符号化的动物。[[[]
《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行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很显然，“道”非word莫属。
]] J.G.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样断言过：“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赫尔德甚至还很大胆地猜测过：“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第26页、第5页。
]]对于向来以言语（parole）为自身活动之方式的语言（langue）[[[]
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认为，“言语是语言的活动（functioning）”。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son）评论说：“这一定义令人钦佩。”（参阅《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等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麦克卢汉和很多思想家一样评价甚高，尽管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至今还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题[[[]
陈嘉映提出过语言起源的另一种思路也许值得重视：即从信号到囫囵语再到语句，最后出现语言（参阅陈嘉映：《思远道：陈嘉映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50页）。
]]。苏格拉底放言过：对语言的仇恨乃诸恶中之最恶者。[[[]
参阅《柏拉图对话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1页。
]]麦克卢汉也很早就如是断言过：语言是人类最早发明出来，以供人类使用的第一种媒介；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助语词把直接的感觉经验转换成有声的语言符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召唤和找回整个世界”[[[]
参阅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77页。
]]。巫术作为一切人类艺术形式的总源头，也顶多不过是“借助语词”（当然还有语言化的歌、舞和原始音乐），将“整个世界”完整地“召唤和找回”而已矣[[[]
参阅格罗塞（Ernst Grosse）：《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0—217页。
]]。除了哑语，世上大概不会有任何一种语言居然是无声的、哑火的[[[]
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说：“沉默产生语言，换言之，它是出于一种委任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语言是由在它之前的沉默所认可了的，所正当化了的东西。”（马克斯·皮卡德：《沉默的世界》，李毅强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8页）但明眼人早就看出，马克斯·皮卡德所说的沉默并不意味着语言居然是无声的。他有更深的用意。此处对此不再赘言。
]]；也不会有任何一种语言在色调上，竟然是灰蒙蒙的，而不是五彩缤纷的。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认为，“音节序列既是声音又是言语动作的形象”[[[]
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与仅仅依靠本能存活于世的其他生命样态迥乎其异，人类唯有凭靠有声的语言以及语言自身的活动（亦即言语，亦即parole），才能进行广泛、深刻、多层次直至最大体量的事情生产（thing production），以求改变整个自然—物理世界；而语言作为“每一种具体人类暴力最终的依靠”或培养基[[[]
齐泽克（Slavoj ?i?ek）：《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也才能深度改造甚或再造整个人类社会[[[]
参阅王一平：《论反乌托邦文学的几个重大主题》，《求索》2012年第1期；参阅刁科梅：《扎米亚京文艺美学思想初探》，《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6期；参阅郑永旺：《反乌托邦小说的根、人和魂——兼论俄罗斯反乌托邦小说》，《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
]]。这大概就是唯有人类拥有生活，其他生物——甚至高等生物如猿猴者——仅仅拥有生命的主要原因吧[[[]
参阅陈胜前：《人之追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页。
]]。任何一种语言发出的声音，都不可能是马克思很幽默地调侃过的那样，顶多是在幽默地震动着空气层。[[[]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米哈伊尔·巴赫金说得当然精辟：“语调是‘价值’发出的声音。”[[[]
转引自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前揭，第17页。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提供的一个故事，可以为巴赫金做证。伊格尔顿这样写道：“传统的英国绅士厌恶令人苦恼的劳作，竟不愿正确地发音，因而有了贵族式含糊的发音和拖腔。”（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拖腔和贵族式含混的发音，就能知道这样的发音传达的“价值”。
]]乔治·斯坦纳暗示过：蔑视和叹息就像语言一样，也应当是特定的世界观，是“对时间和世界的解读”[[[]
乔治·斯坦纳：《乔治·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讲得更加具体和客观：“诗歌的音响性只有通过意义的理解才能获得。”[[[]
转引自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观点更是一以贯之地既干净，又利索：“言词即行为。”[[[]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冯·赖特（Von Wright）等编，许志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对于任何一种语言来说，声音都绝非声音本身而已矣；事实上，声音显示出来的意义或价值，注定要深度参与到事情生产的整个过程当中[[[]
参阅Austin,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00-121。
]]，这仅仅是因为抑扬顿挫、平上去入的音响形象，才算得上语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参阅敬文东：《牲人盈天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3页。
]]，决不可以被等闲视之，更不可以被诸如“内容决定形式”一类的高明学说所忽略、所忽悠。对此，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女士有睿智的判断：“只要说出，事情就发生。把一个人打入地狱是如此容易，所以如此诱人，只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音节，就大功告成。”[[[]
露丝·韦津利：《脏话文化史》，颜韵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韦津利女士的睿智之言意味着或暗示的无疑是：人类说话时使用的口吻、调性、语气或发声方式（speaking voice）[[[]
参阅张枣：《张枣诗文集·诗论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68页。]]，不仅是最早被人类发明、掌握和运用自如的重要媒介，还一定有能力进行广泛、深刻、多层次直至最大体量的事情生产，以求深度甚或全方位改造这个世界；经由语言编织出来的哲学，绝非马克思很幽默地揶揄过的那样，仅仅负责向芸芸众生解释世界的长相为何，以及世界为何有如此这般的长相。依照“媒介即讯息”这个总原则和总纲领，某种特定的发声方式、调性、口吻和言说姿势，到底生产出了怎样的事情固然非常重要，但这种言说姿势、口吻、调性和发声方式对人类情感范式、思考习惯、理解模式、生存处境进行的深度塑造和更为深度的变革，无疑最为重要。这正是理解和观察絮叨的基础性方法论，也是絮叨被打开的有效方式，甚至还很有可能是最正确的方式。
俱往矣。对媒介实施如此这般看似离题的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以充任作为媒介的絮叨浓重出场的背景和过门，适可而止，但也到此为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