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祖母：我的第一个读者和英语老师
十四岁那一年，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二十三岁左右，约当工作年龄时，我对家人郑重宣布，我已经确定我将毕生致力的事业——当个诗人。也是在那时，我秘密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我已故的祖母李尔夫人——我们在家里都这么称呼她——和全家人都一脸困惑：为什么其他年轻人都在街上闲逛，或是上班，躺倒睡觉，而我偏偏不随大流，非要枯坐冷板凳写什么诗？这时，祖母一人力排众议，赞许我的选择，还当着众人的面鼓励我：“……写诗，你可得读好多好多的书。”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读了好多书。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只在晚上写诗，也许是因为祖母这会儿心情最放松，而家里最安静，我们祖孙俩谈起来最投机。也许也是因为她喜欢我写诗时使用的打字机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如果是深夜，我的烛光还亮着，卧室里没有传出打字机的声音，祖母就会发问：“……你的办公室怎么没有声响啦……”家里的每个人也会跟着她戏谑一番：“……你的办公室……”她会大声呼唤我的名字，问我是否在睡觉，如果没有，我在做什么，我可以去找她，泡杯茶，放松一下，她有事要问我。我过去给她沏茶，倒茶，我们就在厨房享受片刻轻松。我端起杯子，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那天给我念的那首诗你有没有修改？”或者：“你现在在读什么书，你要不要告诉我书里写了些什么？”
那时我算得上是个书呆子。一做完家务，甚至在做家庭作业或学校作业时，我也会情不自禁拿起一份报纸或杂志什么的，其中有些杂志会刊登诗歌。
我的父亲是位热心的报纸读者，他还把我视为他的读报帮手，因为我读报时，不时会用铅笔，写写画画——重点字词，句子，就像我读任何其他一些东西一样。有些报纸会登载政治新闻。有时，我应他的要求为他读《圣经》，但这不是英文的，而是塞佩迪语的。这一切从我十四岁开始，一直持续到我祖母去世我离开家。我的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从未进过任何学堂。
祖母以慈爱著称。她性情严肃，心细如发，且韧性十足。她是一名洗衣妇，这意味着她年复一年靠濯洗熨烫白人的脏衣服养家糊口。所以，我们家的两个女孩——我的姐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们都是最好的洗衣机，洗好了衣服，烘干，折叠整齐，熨烫，上浆，一条龙，都是个中好手。
我可没有夸大其词。我们家是家乡亚历山德拉小镇最整洁的家之一，花园里种满了红玫瑰。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谁在哪一天必须做哪些家务，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花园里，或者为长辈泡茶。即使我的姐妹出嫁很久之后，这种家传仍在继续。
我姐姐的家是我见过的打理最好、最干净、最温馨的家。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祖母的严格影响了我们所有人，除了做我的姐妹所做的每项家务外，我还必须做我们男孩的家务，她总是说：“我希望我们家的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个顶个，都是好样的。”祖母身体力行。她自律甚严，做事靠谱。白人的衣服洗完、熨烫好、打包好后，李尔夫人会把它们捆扎整齐。我们这些孩子，姐妹，兄弟，以接力形式，在不同的日子里把打好的捆送到该送达的地方。有一天，姐姐问我：“为什么这些白人从来不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要等我们给他们洗、给他们熨、给他们叠，而且他们穿的衣服，这么高档，我们都穿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但我记得我想了很多，但不敢问我的祖母，每当我们之间谈论这个问题时，带头的是我的妹妹。有一天，有人怂恿我去“……问问夫人……”，我没敢问。
我也不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不过，也只是因为家里只有祖母时不时地问我有没有写新诗，如果我说写了她就会问写了什么，还会要我读给她听，一来二往，我养成了读诗给她听的习惯。我知道我必须非常自律，而且我必须确定我为什么写，为谁写。我还学会了在给她读一首诗后仔细听她感觉怎么样。祖母应该上过小学。她在为白人家庭做工时，学会了说英语。她确实经常扮演我的英语老师，而且我们为很多单词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感谢字典）就这样我们教学相长，彼此成就了对方。我们在一起讨论了价值观、政治，甚至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
每当我们一起讨论词汇或争论什么的时候，我经常在想祖母要是当老师，该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老师。抑或，她当个诗人、作家，她会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她很会讲故事，但问题是她的一个故事里会冒出无数个其他故事。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会说：“我希望你做个聪明人，有出息，我这辈子算是没机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祖母——我喜欢我们之间那些词语的交锋，我喜欢我们之间天南地北的讨论。我和她变得非常亲密。她非常细心，事事安排妥帖，确保任何人，哪怕我的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都不会干扰我们在一起的那些谈论。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得亏祖母的威严，家里从来没有人干扰她和我交流诗艺，更不会有人给我泼凉水。
“夫人”就是我父亲的母亲。我从她和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与人和睦相处。不起争论，也不置气。我父亲从来没有与“夫人”争吵过，也从未起过任何嫌隙。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母亲。我还感觉到“夫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温和地从与他的歧异中悄然撤退的。我对这一点的感受很深，因为我知道父亲认为我靠写诗谋生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他是对的。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对的。我认为祖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她更感兴趣的是教我了解人生，体察人世，我现在可以这么说。
祖母站在我身边，督促我，鼓励我，要求我向她解释为什么我会这么想，我是为谁而写，为什么。她成了我的导师和编辑。每天晚上，当家人都上床就寝时，我就和她开始谈论诗歌，我还为她泡茶。愿她美丽的灵魂安息。
有一天晚上，我读了一首诗给她听：
这黑黢黢的狗屎里到底是什么
我说的不是热气腾腾的那个坠落在
马桶里的东西
而是肚子里翻江倒海
从嘴里流出来
又咽了回去，
在嘴里翻滚，
细品它的味道并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正在咂摸何谓“狗屎”的含义。
“狗屎！”你就会听到一位老妇人嘟囔着，
就在那里，她卧在床上
好大一张床啊 她硕大的身躯仿佛挤在一只小小的火柴盒里
虽然身躯肥硕且阅历丰富，
依旧看上去像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第二天她仍然蜷缩在那只小火柴盒里，
上午十点了还在赖床，因财富而生病，
她准备为此献出生命
“而不是你嫁给我的儿子或女儿”。
“狗屎”不仅仅说说而已；
我的妹妹就吃了父亲的苦头，
她的脸与他钢铁般的手碰撞，
“因为她弄撒了我辛苦工作挣来的糖”
他大声吼叫，不依不饶，
对自己的巴掌造成的损害
毫不在意。
我学着好好发这个“shit”音
前几天
在通行证办公室，
我去当班，
一官员要派我去米德尔堡，
我用尽全力说了一句：“狗屎！”
于是我感觉好多了
因为，我当着他的面说的。
这种事，想必老爸可不敢做。
这就是这个“黑色狗屎”的全部含义吧。
“夫人”失望至极。她半是担心、半是气愤我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诗。她说：“你这么凶巴巴的，真把我吓住了。你平素可不是这样的。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教养……”还没等我说话，她又插嘴道：“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没来由把什么都看穿了？”
我想我确实对她说过我可不是天性悲观的人，她打断了我。“答应我，你会撕掉这首诗，这种诗伤人，太刻薄，无来由的愤怒，它是有毒的愤怒，对你自己百害无一利，我们，就因为我们家为人本分，我们家可不是这么刻薄待人的啊，这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出语伤人啊。烧掉那首诗！答应我，你一定会的！”
我什么都没说。我没有回答她；出于逆反心理，当我的第一本诗集Yakhal’inkomo（《吼牛》）出版时，我拿了一本给她看，她一页页地翻阅，直到找到那首诗。她把书抱在怀里，然后说道：“能出一本诗集可真不简单啊。里面有很多诗我都很喜欢……”我知道她还在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有听从她的建议删掉那首诗：《这黑色的狗屎里到底是什么？》。
“夫人”吻了我的额头，我的第一位导师、第一位编辑，那个永远对我评头论足的人，而我初出茅庐，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她直视我的眼睛，把诗集还给了我。我坐在她旁边，拥抱了她。此后，每当我写作时，我都会想起她。我可以看到她，我现在和她说话，然后我就一如既往，给她读诗。
我们全家的孩子们，起了任何争执，“夫人”就会说：“...iipheng boto lona...！”（塞茨瓦纳语）粗略可以译为：“你们应该找到一种人道的方式。”我知道有这样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同意；而且，我完全同意“夫人”的观点：21世纪，我们依旧需要学习并找到我们身上的“人道的方式……”。
蒙加内·沃利·塞罗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