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于大地之上》（Habiter la Terre）是一部访谈集，是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布鲁诺·拉图尔晚年的作品。作者通过记者尼古拉斯的采访回顾和反思了其50年的科学哲学研究工作。书稿谈到世界的变化、现代性的终结、文明应如何对生态威胁做出反应、新的生态类、发明集体设备、科学的完成等生态哲学领域的重要话题。书稿既开启生态哲学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读者的思考与视野，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精彩学术旅程。

布鲁诺·拉图尔（1947-2022），法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创立者之一，科学技术论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任教于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巴黎政治学院。著有《实验室生活》《我们从未现代过》《重组社会》等。

尼古拉斯·张伯伦，记者，《世界报》“辩论思想”栏目负责人。

序 言 i

第一章 改变世界 1

第二章 现代性的终结 11

第三章 盖娅的正式宣告 21

第四章 着陆何处？ 30

第五章 新生态阶级 39

第六章 发明集体装置 48

第七章 宗教的真理 58

第八章 完成的科学 67

第九章 实存模式 78

第十章 政治圈子 88

第十一章 美哉，哲学！ 99

第十二章 致李洛 110

致 谢 113

译后记 114

序 言

尼古拉·张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传和解释。这也是为了解释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所探讨的多样而分散的问题，似乎让人们无法琢磨其思想的连贯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鲁诺·拉图尔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带着喜悦，铿锵有力地接受了这一系列访谈。在访谈中，他的言辞既十分迫切，又抚慰人心。在这个访谈的现场，他有一种紧迫感。这次访谈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简意赅，似乎他在安排着一切。他关注的问题十分清晰，他的对话幽默风趣，他的言辞如同表演的艺术。仿佛随着他临终一刻的临近，一切都变得如此透彻。布鲁诺·拉图尔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岁。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写道：“他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也是被误解最多的哲学家。”

拉图尔在国外享有盛誉，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霍尔贝格奖（2013年）和京都奖（2021年）。不得不说，他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生态学、法律、现代性、宗教，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他对实验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并具有轰动世界的影响力。

除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拉图尔曾与他共同撰写过一本访谈录《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国的哲学往往与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保持着距离。

社会学家布鲁诺·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忆道：“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政治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态问题的人。”1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证明，该书的思路与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脉相承。

一、反传统的社会学家

但毫无疑问，正是两本以提问形式发表的生态学专著《着陆何处？》（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让公众更广泛地了解了这位特征鲜明的社会学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讷（黄金海岸）的一个资产阶级大酒商家族，现在已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激励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去拯救各种生态灾难。

正如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在《拉图尔—斯唐热，比翼双飞》（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拉图尔与斯唐热在思想上长期保持着友好的交流，自“盖娅入侵”（l’intrusion de Ga?a）1以来，拉图尔从未停止过对我们所处的“新气候体制”的思考（《面对盖娅》［Face à Ga?a］，2015）。他解释说，自从人类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已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彻底改变”。他断言，“我们不再栖居在同一个地球上”。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人认为自然与文化、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离已经实现。他们认为，“非人”（non-humains）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事物，尽管他们一直在与之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

二、生命体创造其生存的条件

不过，拉图尔说道，有一项发现也许“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时代的发现一样重要”，这就是英国生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 —2022）在《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盖娅假说》（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a，1993）一书中的发现：生命体为自己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微观生物逻辑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证实的那样，大气层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栖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生活在这层薄膜上，这层薄膜覆盖着全球，一些科学家，比如地球化学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热罗姆·盖拉代（Jér?me Gaillardet）将其称为“临界区”（zone critique）。我们现在必须“着陆”于此，而不是去离地生活，以维持宜居条件的包络（enveloppe）。拉图尔将盖娅（Ga?a）命名为“临界区”，盖娅既是一种科学假设，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灵的母体。

我们的宇宙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世界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说，伽利略革命使地球与其他天体更加接近，从而使我们“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伽利略将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则将目光投向地面”。拉图尔总结道：“除伽利略的运动的地球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洛夫洛克的变动的大地，这样才算完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哲学能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态危机。但我们同时也要采取行动，“着陆于这个新大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通过自我描述，让每个公民“不是描述我们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们为何而生活”，并描绘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样子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级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并列出了不平等现象。因此，他断言，“一个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够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从未停止过对其力量的确认和检验（《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为一个务实之人和经验论者，在“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之后，拉图尔领导了“着陆何处？”运动，在拉沙特尔（安德尔省）、圣朱利安（上维埃纳省）、里斯-奥朗吉斯（埃松省）和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举办了一系列自主陈情的讨论会。“你靠谁活着？”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从无言的抱怨转变为不满”的关键，这个问题有益于建立新的联盟。

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拉图尔展现了这种提问的艺术。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间推出该问卷，以自主陈情的辅助形式，吸引了大量关注，其开头的一个问题引发了许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对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暂停的活动，你希望不要恢复其中哪些活动？”（《想一下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生产的各种封闭态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体合作的思想

《着陆何处？》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这位集体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样，就像他最近策划的两个展览一样。一次是2002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展览名为“临界地带”），与奥地利艺术家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坏”组织（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展览名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与马丹·圭奈尔（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这些作品由装置和表演组成，其目的不是阐释某种思想或哲学，而是进行“思想实验”。它们将其他学科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这种新的宇宙观进行反思。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请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专家，以及那些个性截然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产生了思考。”

不得不说，拉图尔是在集体和个体的协助下，以小组和团队的形式进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学院时一样，在他担任科学院院长期间（2007—2012年），他创建了多个项目：媒体实验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学科实验室），旨在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由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领导；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艺术学院），现由科学史学家兼剧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Frédérique A?t-Touati）领导，他曾执导拉图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表演《运动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图尔还发起了由社会学家尼古拉·本维努（Nicolas Benvegnu）领导的“科学与技术分析辩论图谱”（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公众辩论的复杂性，并将其变得清晰可见。这些辩论杂糅着社会、空间、地理、科学问题，他最近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辩论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此外，拉图尔还启动了“大地形态”（Terra Forma）项目，该项目由亚历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尔·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领导，这两位年轻建筑师将景观问题与领土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着陆何处？”运动，拉图尔在其中与建筑师索艾伊·哈基米尔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让-皮埃尔·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尔·拉图尔（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乐家，也是S-composition（专门从事共同创作的工作室）的协调人、中间人和艺术合作者；女儿克洛伊·拉图尔（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员和导演，她与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一起将拉图尔构思的剧本《盖娅全球马戏团》（Ga?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剧院。他开玩笑说：“这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农场，有父亲、母亲和女儿。”

布鲁诺·拉图尔被称为“最著名的也是被误解最多的思想家”，他涉猎的领域极其广泛，就连他自己也说道：“在书店里，人们总是不确定该把我的书放在哪个类别之下。”而他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则向他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得以解释自己的总体看法，为读者理清他多年来的研究思路。在拉图尔逝世之后，《世界报》的著名记者尼古拉·张将这次重要的访谈整理成文，结集成了这本《栖居于大地之上》。

在这本书中，拉图尔从改变世界谈到现代性的终结，从“盖娅入侵”谈到“着陆何处？”运动，从新生态阶级谈到集体装置的发明，从宗教谈到科学，从实存模式谈到政治圈子，再从什么是哲学谈到给未来一代的寄语……话题可谓包罗万象，而拉尔图对“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呼吁亦始终贯穿其中，可以说，拉图尔五十余年的哲学研究，都被浓缩到了这本小书里。

本书的整理者尼古拉·张在将这次访谈整理成文的时候，刻意保持了口头交谈的特征，我们读到的文字可能是跳跃的，也可能是絮絮叨叨的，其中亦不乏犀利的“金句”，比如“你必须摒弃一种错误的、万能的观念，即只要你是科学家，你说的话就是科学的”，等等。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仿佛也能通过文字，回到采访的第一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大师拉图尔的思想火花。

第八章 完成的科学

张：与当今许多研究生物世界的思想家不同，您并不是经历了捍卫濒危物种或守护某些区域才开始研究生态学的。是哪些社会学和科学哲学问题引导您走上生态学之路的？

拉图尔：生态学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我是通过分析科学家的活动来研究生态学的，当我开始观察科学是如何完成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了—这是我多年前与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合作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的标题，是关于“完成的（qui se fait）科学”，而不是“被做出来的（faite）科学”的。科学总是在争论中完成的，换句话说，其中夹杂着些许政治因素、些许自我意识，以及科学家之间简单的竞争态势。目前，在新冠研究、杀虫剂科学，甚至气候问题科学等方面都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说的是实验室，它让我沉迷了五十年。正是在这里，我才有了像内啡肽一样重要而有趣的事实和发现。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内啡肽！但当我在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时，日复一日，我看到内啡肽被制造出来，以某种方式在我所在的人工场所出现。这让我着迷。你带着经典的首字母大写的科学（Science）认识论来到这里，而在现实中，你会发现一些绝对奇妙的事情：正是因为实验室是人为的，所以它才能确立某些事实；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很罕见，所以你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发现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

张：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为什么对科学和实验室感兴趣？

拉图尔：实验室让我们能够思考这一巨大的矛盾，即客观性是生产和制作出来的东西。这是认识论三百年来一直在处理的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得出科学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在同一句话中将“科学真理是制造出来的”和“科学真理是真实的”联系起来？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的答案是“让我们去发现”。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已成为我处理问题的惯用手法。要回答这样一个被动的哲学问题，你需要一个领域，需要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它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福柯就是这样做的。

这也正是我在实验室工作两年的原因：通过对实践细节的分析，解决一个哲学问题。我意识到，这个巨大的谜团完全可以通过经验来研究，通过追踪我们如何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从“这是内啡肽，但我们还不太确定”到“这是确定的，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来研究。一个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即“我们如何获得科学真理？”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解决。而实证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这正是实证研究的魅力所在。显然，要想了解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并结合一系列原理、方法、人类学和哲学来分析一些惊人的事物。内啡肽在傍晚五点钟仍然是一种可能性，而在五点半的时候，内啡肽已经成为事实，这绝对是耸人听闻的。

张：的确如此。那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拉图尔：这些都是通过微不足道的手段完成的，但它们是实验室中所发生的事情日积月累促成的。例如，从实验小白鼠对提出的问题（如注射内啡肽时观察到的情况）做出反应的方式，到同事们反复反驳自己最初假设的方式，不一而足。这是一系列无法回避的争论，因为正是争论，才有可能对实验室产生的反应进行定性，或者使其更加确定、更加严谨。在我做研究的实验室里，同事们对内啡肽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但你必须记住，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四五个实验室在竞争，而且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甚至内啡肽的名称都可能不同。我们达到了一个稳定点，不确定性消失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看到事实已经“完成”，事实是确定的。这与科学方法完全无关，因为科学方法是由各种偶然因素组成的！这就是我所展示的细节：我们在实验室中寻找不同的资源来稳定这个著名的物，它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

斯唐热的宏大定义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内啡肽仍然是一个未定型的事实，它授权你代表它说话，说出它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你的主观创造、你有同事以及背后有一个社会的事实都不复存在。现在，既定的事实可以为自己说话了。当然，它是在一个人工建造的实验室里，在它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世界，让这种内啡肽自己说话。这个物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它完全摆脱了科学哲学的束缚。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正是将你从舆论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它不再与社会或政治有任何关系。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实验室里看到的恰恰相反。舆论、社会和政治恰恰是科学家沉浸其中的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他们设法产生客观事实。我和我的同事们四十五年来一直致力于证明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共同创造了一部真正的科学史，一部科学社会学。但是，在我看来，科学家们却没有从中学到一丁点儿东西。

张：怎么会这样？

拉图尔：这是一个霸权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用语。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研究领域的影响非常巨大，因为科学的霸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分析—在法国更是这样，但问题不限于这些。

张：正如当前的卫生防疫危机一样。

拉图尔：新冠疫情很好地说明了，人们要求科学家立即说出事实是什么。“你们是科学家，所以你们要摆出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唐热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事实非常罕见，科学发现也非常罕见。只要你穿上白大褂，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以被认为是大写的科学，这种万能科学方法的观念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骗局，因为对一个学科有效的方法不会对另一个学科有效。即使在一个学科内部，在一种情况下有效的东西也不一定在另一种情况下有效。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想法是把这些科学从地下带出来，用哈拉维的话说，把这些“无处不在”的科学带回到产生它们的网络中。我们的观念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气得面红耳赤的哲学家斥责我们是在批判科学！恰恰相反：我们是批判认识论，而不是对科学或科学实践进行批判。今天，我坚持认为，当人们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正当的科学实践，其发展不是为了构建一种“无中生有”的宇宙观时，科学才能得到更好的捍卫和理解—我不得不说，气候危机和新冠疫情更加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科学实践得出了客观事实—这是我们唯一能在科学上确信的事实，那恰恰是因为不同的同事详细跟踪这些事实；恰恰是因为科学实践需要建立人工实验室，并且需要资金；恰恰是因为它犯错、犹豫不决和十分罕见。但是，这并没有成为科学家的教条和通论的一部分。

张：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您说IPCC的一些成员有时会告诉您，他们需要您和您的科学哲学来理解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

拉图尔：气候科学尤其有趣：它涉及物理、化学、大量模型和算法，依赖于海洋中的浮标、卫星、岩心采样……总之，它是由数以亿计的不同数据点组成的拼图。它并不像过去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门假设-演绎科学。它是一门将多个数据组装在一起的科学，就像用千丝万缕编织成的地毯一样坚固。同样是拼图，几乎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就已经确定二氧化碳会使地球温度升高。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一点，那些从事气候研究的人就认为人们接下来会采取行动。他们大吃一惊。人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还在他们认为可以以科学权威为自己辩护，声明“科学是这样说的”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无数的游说团体立即反驳说这是假新闻，科学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为这场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争论做了大量工作，这场争论至今仍未结束。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让科学家（气候科学家、地球科学家、临界区的科学家）意识到，这种著名的认识论对他们的保护非常不力。这种认识论在“科学”（science）中标注出了一个大写的S（Science），他们依靠这种认识论说“科学是这样说的，行动就会随之而来”。但是，显然大写的科学（Science）并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手持木剑为自己辩护，他们说：“看，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对的。”他们受到攻击，士气低落。就在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找到我和我的科学同事，请求我们的帮助。但我们提供帮助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科学探究是一种实践，位于非常特殊和非常昂贵的网络中，是一种必须非常小心维护的实践。你必须摒弃一种错误的、万能的观念，即只要你是科学家，你说的话就是科学的。科学家不是万能的，科学也不是独立存在的。

问题在于，科学家们既想得到自己的蛋糕，又想吃掉它：他们既想要科学实践，又想让自己定义真理的特殊方式凌驾于其他方式之上，如观点、道德、宗教……因此，甚至连经济学家都自称是科学家，而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大写的科学被用作一种箴言。这是一种论辩用词，但与科学实践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