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是黑暗、屈辱、不幸的朝代？晋朝如何突破二世而亡的历史瓶颈期？皇室与士族共治秩序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这是一本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多角度透视了晋王朝的困境。书中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剖析了导致晋王朝衰败的死结现象，并关联东汉与三国时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北朝、隋唐兴起背后的机理，揭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绝无仅有的价值。本书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之后创办企业至今。大学时代即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史评著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酷爱中国历史的阅读和研究，致力于跨界大历史写作。

绪　章 晋王朝何至于此？

第一章 司马懿父子的代魏接力

第一节 系统的死结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节 司马懿：双面人革命

第三节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两手策略　

第四节 当儒学遭遇玄学　

第二章 晋武帝，儒家理想社会的布局

第一节 恢复周制的政治实践

第二节 天下重现大一统

第三节 共治结构的平衡安排

第三章 大一统时代的终结

第一节　杨、贾外戚势力出局

第二节　宗室诸王的混战

第三节　统治集团外部的挑战

第四节　宗室、士族大败局

第四章 建康，共治的新起点

第一节　王马共治与东周模式

第二节　皇权与当权士族的冲突

第三节　共治实践的游戏规则　

第四节　渡江名士的选择

第五章 桓温独大的时代

第一节　恢复神州的价值付诸实践　

第二节　桓温主导共治的开始　

第三节　桓温的两难困局　

第四节　江左名士：隐逸或出仕　

第六章 苻坚与谢安的解决方案

第一节　混合秦周胡三制的前秦政权　

第二节　谢安主导士族联合专政

第三节　淝水之战的胜负与天命所在

第七章 刘裕引领百年变局

第一节　武人势力挑战士族政治　

第二节 晋室的实际统治是怎样被终结的？ 第三节　刘裕重建集权专制的统治

第四节 首开禅代杀害前朝君主的恶例

余论 历史为何选择北朝？

后记 我写晋朝那些事

参考文献

附录：晋大事年表

十六国一览

序

沈刚兄写了一本《晋朝的死结》，嘱我写序。20世纪八80年代中期，沈刚和我同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读书。他毕业于新闻系的编辑专业，我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沈刚兄当年是得过萌芽文学奖的才子，毕业后他当了近十年的编辑，后来辞职创办企业，颇有成就。不过，沈刚的底色还是读书人，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只是他将对文学的兴趣，转向了非虚构的中国历史。

2022年6月，沈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史评专著《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五个维度，全面分析了秦以后中国皇权治理体系的独特闭环，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出发，给出较为新颖且易引起共情的解释，读来令人颇受启发。

这本《晋朝的死结》，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政权之一，东晋又是第一个偏安南方的原中原王朝，晋朝一百五十五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承前启后的朝代，连接着秦汉与隋唐。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王朝，可能由于西晋迅速崩溃、东晋君权暗弱等，长期得不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而且，西晋、东晋往往被分割探讨，大量负面评价也未必都是客观、切中要害的。

沈刚在其书名中即提到的晋朝治理的死结，指的是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可能是他思考两晋政治演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于全书的最主要的线索。沈刚在《兴亡》一书中多次提到，皇权运营系统是否稳定，其价值观与方法论是否一致是重要的观察指标。在本书中，沈刚继续了这一思考的逻辑。具体到两晋及其前后数百年的历史背景，他把治理的死结分为四个阶段，这些读者朋友们可以通过阅读，找寻到各自的兴趣所在。

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于沈刚兄大作的兴趣点，集中在他对晋朝兴衰的时代背景的考察。包括东汉晚期以来魏晋禅代的小背景，以及周秦之变、秦汉换代的大背景。

小背景的部分，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及汉室天命所系的观念融为一体，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是，“党锢之祸”“黄巾之乱”后，秩序失控，部分大族、军阀割据，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打着拥汉的旗帜篡汉，五十年内两次改朝换代，这就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崩溃，信仰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司马氏倡导以儒家文化的孝道重建核心价值，反而加剧了清流士族先家后国的倾向，以至于道玄之风兴起，晋朝的立国先天不足。

从大背景而言，周秦之变、秦汉换代，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潮交汇，周制与秦制互补。儒家思想当然是主张恢复周制的，但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法家思想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秦统一全国十五年就亡国了，这似乎证明法家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所以，汉承秦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融入了分封、德治的周制模式，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先后成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汉后期开始，包括王莽代汉乃至刘秀复汉之后，礼治被抬高到相当的程度。这可能是司马氏统治者恢复分封、优容士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读沈刚兄的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架构，是否有那么简洁清晰的、整齐划一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分。周制、秦制，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影响的重要体制，但是周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尝试了吗？读这本书，就可以解除一部分困惑。在天下私有状态下，统治的有效性是体制选择的前提条件，不存在预设的优越制度构想，也不存在教条主义坚持，统治者比谁都清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基础上，因而再糊涂的统治者也知道霸王道杂之，而不是用醇儒，或纯法。

沈刚的这本书，虽然不是探讨政治思想史演变以及周秦政治制度比较的专门著作，但他在这方面显然有些自己的思考。沈刚注意到，晋室的大臣、博士经常把周朝作为晋朝的参照，他认为西晋皇帝主导的宗族、士族共治，类似西周的模式；东晋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更接近东周早期的模式。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演变中，不止于周秦两种制度的碰撞，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互动中，胡制的引入应该也是因素之一。西晋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可能正是胡制影响中原政权的重要时期。

沈刚还把政治学上治理系统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概念，引入了晋朝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两晋从未达到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高”型治理，西晋的前期，系统徘徊于合法性低、有效性高的“低高”型状态，东晋成立之后，系统又呈现合法性高、有效性低的“高低”型特征，并且分别坠入合法性与有效性“双低型”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他宏观上的一家之言。

我注意到，沈刚兄在认真钻研《晋书》《资治通鉴》等古籍的同时，还大量阅读、引用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断代史、学术论著甚至博士论文，等等。对关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广大读者而言，阅读本书，其实可以一下子掌握不少颇有价值的信息。

当然，沈刚在充分展现名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微观研究结论。比如对于晋武帝司马炎的评价问题。传统的观点对司马炎的评价较为负面，特别是他大规模恢复宗室分封，多被认为是导致八王之乱及西晋崩溃的主因。沈刚在本书中却数次提到，晋武帝其实是帝制时期少有的仁君。晋武帝进行混合周制、秦制的政治实践，分封宗室、优容士族，这些符合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趋势，对提升晋室的天命合法性都是正面的，太康之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晋的最后崩溃，主要还是晋武帝在选择接班人以及辅政大臣问题上的失误，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

又比如桓温拥立简文帝是否意味着篡位的过渡。《晋书》《资治通鉴》的编撰者，都以为桓温希望简文帝司马昱禅位于自己。沈刚认为，至少在拥立之初，桓温不可能有此考虑。桓温比司马昱年长8岁，他无法预料到司马昱先自己而逝。如果桓温以一废一立作为篡位的准备，似应拥立更年少的皇帝以便于控制。桓温选立的简文帝比废帝司马奕更年长、更富有斗争的经验，在改朝问题上给桓温造成的阻碍，显然要超过废帝司马奕。简文帝去世前后，桓温除了要求加九锡并无其他动作。历史上无论是王莽代汉，还是曹丕、司马炎的易代活动，都是发动者精心策划的结果。桓温作为饱经沧桑的政治老手，怎么可能幼稚到被动地等待黄袍加身?

再比如孝武帝司马曜之死的历史真相。公元 396 年，孝武帝在睡梦中暴毙。《晋书·孝武帝纪》中说，孝武帝和宠妃张贵人开玩笑，说以张贵人的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废黜了，当晚孝武帝在醉酒中暴崩。《资治通鉴》综合了《晋书》中《五行志》《天文志》，以及北朝《魏书·僭晋传》中的相关记载，判断是张贵人支开太监，将孝武帝闷死。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认为存在其他宫廷阴谋的可能。沈刚兄仔细阅读史料，综合当时及之后的情势发展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还是孝武帝死于晚间突发的疾病，戏言、暴崩两者之间至多只是巧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相关内容。

总之，《晋朝的死结》这本书，可让读者朋友们了解两晋政治的来龙去脉，史实叙述部分是清晰可信的，学界不少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呈现，作者本人的观点也是言之有据，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探讨。请读者朋友们阅读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吧。是为序。

马勇

2024年6月15日

网络上曾热议：如果能穿越，最想去哪？晋朝似乎总被忽略。历史课本中的晋朝，混乱且难以理解。但《晋朝的死结》一书，却让我重新审视这个朝代。

这本书以“死结”为线索，清晰地梳理了晋朝150多年的历史，涵盖关键时间点、人物和事件。但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人物与事件的演绎，而是深入历史肌理，注重分析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原因、联系和规律，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深化认知。

书中的视角不仅限于晋朝，还扩展至东汉、三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揭示了古代王朝在天命与强权间的挣扎。晋朝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悲怆与无奈，体会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本书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就是能让你冷峻观望历史盛衰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对其中的历史人物深深共情。这既归功于作者的笔触平和，没有夸张的渲染；又可能是本书揭示的“死结”现象是一个万古同悲的命题。司马炎好不容易称帝，却改变不了继任人是个傻子，没法坐稳皇位的命运；永嘉之乱后，司马睿被拥戴重建晋政权，与王导共坐，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家象征；能人桓温三次主持北伐，却被疑狼子野心，晋都洛阳得而复失，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么，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你有勇气选择到晋朝，去解开死结吗？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晋至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系统的死结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通过四个阶段的分析，揭示了价值理念与政治实践的矛盾，探讨了士族政治、宗室权力斗争等因素如何影响政治稳定与合法性。文章还对比了北朝的改革与南朝的困境，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编者按

系统死结的四个阶段

秦汉建立大一统政权，为后世中国王朝的基本规模、国家形态和治理体系奠定了范本。魏晋南朝以禅代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两汉的直接继承者，其统治者无不以恢复强盛汉朝为己任，然而历经三四百年漫长的探索，始终未能达到目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魏晋治理体系的死结本质，即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对立与冲突，至少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就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在儒学居于国家统治思想的君主专制时代，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就是要使人们自觉接受最高统治者的皇权受之于天的观念。有效性也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新兴的王朝能够安全度过瓶颈期，人们也可能产生认同其天命的习惯。魏晋南朝各代大多得国不正，除两晋经历反复、极勉强地通过瓶颈期以外，其他政权的统治时间均不过两代人五十年左右，其治理体系内在的死结，直接造成其合法性的缺失。

此外，这一时期除西晋政权短暂统一外，天下处于分裂的状态，内部出现士族政治，国家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低下，这些统治有效性的弊端，与系统的死结也存在着较大关系。

并不是说死结决定了两晋的政治发展，而是说在两晋政治发展过程中，治理的死结影响甚至改变了这种发展。如果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中的实践策略相互支撑、融合，即能激发起士民对政权的忠诚与信仰，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两晋大部分时间的治理状态却是相反的情况。具体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死结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造成的社会撕裂的烈度、广度也各不相同。两晋及其前后的数百年，系统的死结存在于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后七十余年，自公元 196 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置献帝于许昌即挟天子而令诸侯，至公元 266 年初，司马炎正式终结曹魏而改国号晋。这一阶段，是国家的价值倡导与现实政治之间尖锐对立的时期，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始建立的士民对儒家思想、汉政权和皇帝的三者合一信仰体系彻底崩溃。

其中东汉晚期、曹魏前期，士大夫、民众仍持汉室享有天命的观念，对曹氏父子暴力代汉的合法性严重存疑，这是曹魏政权迅速被颠覆、没有通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平陵政变之后，进入了司马氏父子代魏时期，其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价值底线的事件。尽管人们意识到改朝换代已经不可避免，对于统治者不得不表示服从、拥戴，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天命层面的认可，相反儒家思想中皇权授之于天的神圣性受到挑战，儒学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价值功能。

第二阶段大约五十年，贯穿整个西晋政权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死结的对立程度朝着舒缓的方向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完成天下统一，通过恢复周制、与宗室士族共治等策略，试图建设晋室的天命合法性。至少在武帝时期及贾后掌权前期，晋政权的统治保持着较高的有效性。不过，士族名士中脱儒入玄的倾向，已经从曹魏时期凤毛麟角的行为，发展为向整个阶层扩散。儒玄两种价值此消彼长，士族官僚先家后国的风气没有转变。晋武帝大量重用宗室诸王，也是基于士民对于晋室的天命缺乏信仰的选择。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时期，中央政权逐步丧失了统治的有效性。儒法国家中皇权主导的价值，与宗室揽权、士族自保的现实政治形成新的治理死结。统治集团之外的流民群体、少数民族部落揭竿而起，完全否定晋室的合法性。士族名士一边采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度，一边继续沉溺玄学清淡，以任达、放诞为乐，对于挽救晋政权的危局缺少实际的帮助。

第三阶段接近一百年，自公元 317 年晋元帝建武元年，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政权，至公元 415 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刘裕控制国家运营系统。王导协助晋元帝司马睿，以恢复神州的价值作为晋室重建的合法性来源，把士族联合专政作为有效统治的基础。士族共治要求维护南北士族减免赋役、占有附属人口的经济利益，以及各门户的政治利益，这就削弱了中央集权及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要实现北伐中原的目标，又必须加强集权、提升国家能力，恢复神州的价值号召，与现实政治中“务必清静”、优容士族的操作冲突，构成东晋新时期的死结。

晋元帝发出“免良为奴”的诏令，庾氏兄弟实施“任法裁物”的整顿，司马道子推行“免奴为客”的政策，引发程度不同的动乱，即是触碰了结构性死结的缘故；王导、桓温和谢安等主政者采取尽可能团结、迁就南北士族的政策，保持江南社会的稳定，击溃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但是，这也可能是桓温、谢安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至少在淝水大战前夕，保卫中华正统的价值，与全面战争动员的现实政治实践之间一度取得短暂的平衡。

第四阶段可能延续整个南朝，其前半段大致为七十年，包括刘裕在东晋掌权的时期，以及刘宋政权时期。刘裕以北伐取得代晋的正当性，但是，他没有为新的王朝树立正常的儒家伦理秩序，刘裕虽恢复了秦汉、曹魏时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却没有重建士民对政权、皇帝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的信仰体系。尽管刘裕、文帝刘义隆名义上倡导儒学的价值，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完全遵循赤裸裸的暴力至上逻辑。其手段之残忍，远甚于士族共治时期。刘宋政权系统内部的死结对立程度，几乎回到了东汉晚期、曹魏政权前期。

宋武帝刘裕以宗室诸王出镇荆州、京口等要地，与晋武帝司马炎重用宗室的出发点完全相同。晋武帝身后发生八王之乱，宋武帝身后发生子孙相残，本质上都是宗室子弟缺少儒家价值的教育所致。刘裕在禅代前后，野蛮杀害了晋安帝、晋恭帝，之后萧道成建齐代宋，又谋害年仅 13 岁的宋顺帝，对于刘氏宗室大肆杀戮，这些都是价值观不彰、合法性缺失的系统死结对国家治理体系最直接的影响。

士族共治与治理死结

平心而论，晋武帝司马炎是中国帝制历史上一位难得的仁君。如果晋政权在他身后仍能维持统一繁荣的局面，武帝在历史上的评价，至少不会低于汉文帝刘恒，也许可以比肩宋太祖赵匡胤。晋武帝部分恢复周制，实施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符合两汉以来儒生士大夫的政治追求，体现了他真诚地服膺儒学价值。这也奠定了两晋士族政治的基础。

隋文帝杨坚并无显著军功，仅以外戚及关陇集团二代的身份，花费十个月篡夺北周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仅半年后，即在陈桥驿黄袍加身。这些行为与司马氏祖孙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人们对于隋宋等其他朝代篡位的状况似乎要宽容许多。究其原因，司马氏所处时代较早，除了传说中尧舜禹可能实行过禅让，无论成汤革命、武王伐纣，还是秦汉帝国的统一，都是被包装成替天行道的武装革命。王莽代汉的失败，已经使禅让成为篡位的代名词。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的治理体系的底层逻辑中，自开国始即存在着价值导向与现实政治对立的死结，从而造成巨大的合法性先天缺陷。

自西汉武帝时代始，儒生被制度化地引入统治集团，士大夫阶层逐步成长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诠释者，晋武帝司马炎对之让步、笼络，是为了得到士大夫阶层对政权的背书，追求晋室的天命合法性。

西晋时期，士族尚不掌握兵权，还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司马氏统治者本身即为士族中重要成员，晋武帝夺位后，一方面把士族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即部分地恢复分封的周制，把周人天命观中德治的理念予以落实；另一方面，他也汲取曹魏政权“薄骨肉”而致外臣夺权的教训，大量分封、重用宗室，保证皇权以及司马氏宗室在统治集团中的主导地位。

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打开治理死结的努力，取得过阶段性的成效。如果不是他在处理接班人、辅政大臣等重大问题上，过于宽仁放纵、犹豫不决，放弃法家严刑峻法的霸术，混合周制秦制的宗室、士族共治可能会延续下去。帝制时代的历史将因之改写。在印刷术尚不普及、学术掌握在少数经学世家的时代，皇权与文化贵族的共治，也许比秦制的君主绝对专制更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感。

由于绝大多数司马氏宗室成员死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士族名士在历史大变局中，意外地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东晋政权以保卫中华正统、恢复神州的价值重建合法性，

这是由王导等南北士族与元帝司马睿共同推动的，成为当权士族主导共治集团的底层逻辑，由此产生新的治理死结。东晋时代死结造成的损害，主要是削弱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首先集中在影响统治的有效性层面。

相较于西晋皇权主导共治的西周模式，东晋当权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共治的东周模式，几乎是各派政治势力碰撞、角逐的结果，而非当权者主动的顶层设计。其规则包括一家门阀主导、多家士族联合专政；当权士族需要得到其他门户、名士的认可；荆扬分治、斗而不破的平衡；等等。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等几大门阀发挥了重要作用。士族名士历经虚浮、放达、颓废和血泪，走向了游走于隐逸和出仕之间的黄金时代。

所谓脱儒入玄的思想转变，影响到相当部分士族的行为选择。先家后国、孝而不忠，流连于山水而醉心清谈，对现实的公务漠然，政治效率低下，国家面临危局之际不愿意挺身而出。南渡之后，士族阶层居于共治集团的主导地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有所回升，王导等士族领袖身上往往兼具儒玄两种气质。尤其是最富争议的权臣桓温，早期为争取士族群体的认可，曾积极参与名士的清谈活动，主政荆州后高举北伐中原的价值旗帜，抚今追昔，对名士们清谈误国的种种深恶痛绝。

淝水大战的胜利，为东晋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打下了一剂强心针。不过吊诡的是，孝武帝取得共治集团的主导权后，却触发了宗室、士族势力之间各种矛盾。孝武帝身故不久，即发生大规模的内乱，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中下层武人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尽管刘裕倚仗北伐的战功，使晋宋禅代貌似得到一些合法的理由，但是，刘裕野蛮杀害晋末二帝的行为，实质使刘宋政权自开国起，即笼罩在治理死结的阴影中。随着刘氏宗室自相残杀的加剧，新兴的武人集团取而代之，士族阶层回落至先家后国、为皇权背书的位置。

南朝陷入“强者得立”的政治逻辑

两晋历经西晋、东晋两个阶段，共计一百五十五年；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共约一百七十年。如果说晋室在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阶段，以新的形式取得合法性而获暂时的稳定，晋政权勉强度过了瓶颈的危机，那么南朝各代分别仅有五十年左右的国祚，没有能通过王朝的瓶颈期，始终处在合法性的挑战中。

实际上南朝各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体系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分别作出过一些修补，但从整体而言，这种效果相当有限。南朝相承于两晋，注定无法摆脱治理死结的宿命，其中两汉数百年构建起的儒家价值信仰，从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建。无论是崇尚自然的玄学、追求长生的道家，还是强调轮回的佛经，尽管可以为乱世众生提供精神慰藉，却不适合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魏晋南朝的情况，与先秦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颇有相似之处。

部分史籍将宋孝武帝刘骏描绘成淫乱暴君。其实孝武帝时期设计过优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策略的系列制度，后成为南朝统治者解决士族、宗室挑战皇权的工具。其中最重要两项制度：以级别低的寒族中书通事舍人控制中枢，排斥士族高官的话语权，形成寒人掌机要的效果；派遣职位低的亲信担任诸王的典签，实际代诸王批阅公文，监视诸王、刺史一举一动，达到典签控州镇的目的。

齐高帝萧道成针对刘宋政权宗室相残，曾告诫太子萧赜，“宋氏若不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衰敝”。齐武帝萧赜是南朝诸代极少数依照正常顺序继位的皇帝，曾创造十余年的“永明之治”。齐高帝、齐武帝两代，严格管理宗室诸王，设置典签官越过名义上的刺史处理州政，基本上保全了宗室。

齐武帝去世后，高帝之侄、齐明帝萧鸾篡位成功，他又开始屠杀宗室，齐高帝十九子，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他杀光了。明帝之子 15 岁的萧宝卷即位后，相继诛灭六位辅政大臣，齐政权内部发生多起叛乱事件，迅速走上刘宋政权崩溃的老路。

梁武帝萧衍依照刘裕代晋、萧道成代宋模式，通过禅让代齐建梁，随后梁武帝在好友沈约的劝说下，派人杀害了 15 岁的齐和帝。不过，梁武帝认识到儒家王道价值对于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尽管诛杀了萧宝融等明帝子孙，但他对高帝、武帝幸存的萧子恪兄弟一脉，仍予以保全善待。梁武帝放手任用宗室子弟，取消宋齐两代执行的典签制度。只要不涉及谋反，即使犯有过错也不惩处，避免骨肉相残而有悖儒家人伦。

《梁书·儒林传》记载，梁武帝在诏书中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家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为此梁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延揽当时大儒一人一馆，每馆招有数百学生。梁政权正式恢复了国学，规定皇室公卿子弟必须入学。之后陆续设立胄子律博士、集雅馆和士林馆。梁武帝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钟器，以正国家的礼乐。《北齐书·杜弼传》中记载，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曾感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梁武帝早期曾信奉道教，即位后出于证明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而对于佛教理念的认可和痴迷，则是他个人学术兴趣以及内心精神的沉淀。梁武帝写下《舍道事佛文》，宣告思想信仰上的重大转变。他和高僧大德保持交游，一起讲经辩理、注释佛经。其中注释《大品经》五十卷，完成后亲往佛寺讲经。梁武帝还示范在家居士受持的菩萨戒，为佛法的弘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梁武帝首倡儒家、道家和佛家三教同源，把佛教置于儒道之上，奉佛教为国教和主体，声称孔子和老子为释迦牟尼弟子，这无疑冲击了治理体系中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地位。

在北魏政权陷入内乱和分裂的过程中，梁武帝没有抓住历史性的机遇，先后三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在梁武帝高度崇佛的鼓动下，南方地区大兴建寺造塔之风。他先后四次宣布出家，高调舍身佛寺，后三次朝臣共以钱四亿万将其赎回。梁武帝还过度优容宗室、士族子弟，为了安排士族职务，不惜一再增置不必要的官位。梁武帝晚年的佞佛行为和宽纵作风，造成君主专制权威下降，严重损耗了国家的人力、财力资源。

侯景发动叛乱后，仅以少量军力、七个月的时间，即摧毁萧梁中央政权。86 岁高龄的梁武帝沦为阶下囚，不久即被饿死。坐镇各地的萧氏宗王忙于兄弟、子侄内争，其中武帝第七子、梁元帝萧绎先后攻灭侄河东王萧誉、兄邵陵王萧伦等人，约请西魏宇文泰，共同讨伐割据益州的武陵王萧纪。梁元帝与宇文泰闹翻后，被岳阳王萧詧引西魏大军攻灭，出降后仍被处死。

陈武帝陈霸先时任萧梁交州刺史，在勤王之师中脱颖而出，先后击败侯景、梁元帝亲信将领王僧辩，抵挡北齐政权的南侵，通过禅让代梁建陈，不久派人把退位的梁敬帝杀死。南陈政权仅存长江以南、江陵以东的地区，但陈氏宗室内部还是充满刀光剑影。陈武帝之侄、文帝陈蒨派人把武帝之子陈昌淹死，文帝之弟、宣帝陈顼把文帝长子陈伯宗废除，从侄子手中抢夺了皇位。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遭其弟陈叔陵砍击，侥幸获救后，派兵把陈叔陵杀死，终于登上皇位。

宋武帝刘裕、陈武帝陈霸先得国尚有一定的正当性，宋文帝刘义隆、齐武帝萧赜和梁武帝萧衍前期，都曾提倡儒学、创造治世，但是，只要治理死结不解开，即王朝的天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围绕着帝位继承的屠杀和血腥，就将持续不断地循环下去。这种类似“强者得立”的权力继承原则，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争位逻辑。中原王朝自西周政权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或由皇帝生前指定作为补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在两汉政治实践中表现

显著，成为皇权“受之于天”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自东汉晚期以来，曹氏、司马氏家族始终无力重建儒家思想、国家政权和皇帝三位一体的忠诚体系，至南朝已发展到禅代中杀害前朝君主，宗室自相残杀、新兴武人集团乘势暴力篡权的循环，皇位继承退化为“强者得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早期的治理水准。换言之，南朝政治系统自身不可能打开死结，重塑类似两汉皇权的天命。而且，南朝也无力彻底清除士族政治的弊端，始终存在着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严重缺陷，至南陈政权后期，其控制的土地、人口已经相当有限。源自秦汉第一帝国的南方政权，不可能重建大一统天下帝国，也逐步失去了汉民族一脉相传的正统意义。

北朝通向了隋唐

后秦政权崩溃后，司马休之等部分东晋流亡者逃往北魏。《资治通鉴·晋纪四十》中记述，“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及桓温之孙道度、道子、族人桓谧、桓璲、陈郡袁式等皆诣魏长孙嵩降”。此外司马懿之弟太常司马馗八世孙司马楚之，曾在刘裕代晋时聚集上万人反抗，投奔北魏得到重用，受封琅邪王、安南大将军，挫败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大军。北魏统治者显然把重用幸存的司马氏子弟，作为彰显自身正统的手段之一。

淝水大战之后，源自代国的鲜卑拓跋氏政权重建。北魏政权一边积极从事统一北方的战争，一边不断地通过制度改革，继续探索少数民族统治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道武帝拓跋珪采取离散部落的统治策略改革，以及制定子贵母死最高统治者继承的野蛮规则，完成了北魏国家从部落联盟向专制皇权的过渡。

北魏政权治理体系全面改革，始于孝文帝嫡祖母冯太后。所谓实行官员俸禄制、考课制，其实是要改变北魏政权文武官员早期依靠战争抢掠、搜刮百姓的自肥方式，回归中原王朝正常的国家治理。北魏政权又推出影响深远的均田制，即政府把掌握的大量荒地，分配给失地的农民，收取一定的户调和田租。

根据均田制的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归还官府，桑田则为永业，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迁至他郡。北魏国家实行新的租调制，原先依附、流亡人口大量存在，负担租役的基数较少，一般民众负担较重。新的租调规定以家庭为授田交赋单位，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以此类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随即北魏政权推出与均田制配套的三长制，即“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其实是国家重新介入小型的自治共同体，是秦汉政权时代编户齐民法家方法论的恢复和再现。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连续改革，使北朝政权获得了南方无法抗衡的资源动员上的优势。

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发起了超越前秦天王苻坚的全面汉化激进政策。孝文帝完全仿照汉族君主的礼教程序，建造太庙和明堂，祭祀华夏先贤舜、禹、周公和孔子，强行实施迁都洛阳的计划。迁洛之后，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命令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族人全都改穿汉服，官员上朝必须着汉族官员标准朝服。随后宣布禁绝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族群语言，一律改说汉语，规定迁洛的鲜卑官民，死后葬于河南而不得还葬平城，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孝文帝曾大会群臣于洛阳光极殿。按照中国传统颁赐官帽朝服，文武百官依礼而立，仿佛穿越回汉魏西晋的时光。孝文帝随后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以北魏祖先出自黄帝、土德黄色为万物之元的理由，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仿照魏晋时代士族门第等级的模式，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将军功、官爵作为制定姓族的标准，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予不同的官位，和汉人士族的郡姓合为一体，郡姓还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中央政权必须依据门第等级选任官员，形成了北魏政权独特的门阀制度。

孝文帝站在坚持北魏政权相承两汉、魏晋正统的立场，品评汉人士族姓第时，考虑先祖的功绩，并且把魏晋时代士族门第传统全盘接收，完全是出自营造受命于天的合法性需要。这和孝文帝设立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思维方式和心理逻辑一致。

北魏沿袭后赵、前秦等少数民族的统治策略，即以鲜卑民族军功贵族、国人武装支撑起鲜卑民族对于其他多数民族的皇权统治。孝文帝通过汉化文治而改变，重用中原儒士治国，内迁的鲜卑贵族尚适应了奢华的生活，但作为特权阶层的边地鲜卑将士上升的空间被大为抑制。孝文帝去世二十年后，平城以北为抵御柔然设置的六大军镇的鲜卑兵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从表面上看，六镇起义，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反汉化的潮流席卷而来。更深一层观察，更多边地少数民族军人进入中原，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西魏权臣宇文泰通过鲜卑化的形式，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纳入国人武装范围。

宇文泰带到关中平叛的鲜卑部众较少，当地多为氐、羌部族以及大量汉族乡兵。宇文泰推行府兵制改革，即模仿鲜卑八部设八大柱国，除宇文泰及宗室元欣以外，其他独孤信、赵贵、李虎、李弼、侯莫陈崇和于谨等六柱国亲自带兵。每位柱国统领两大将军，共十二位大将军、四万八千兵士。宇文泰进一步恢复鲜卑姓氏，本来汉姓者赐以鲜卑姓，之后成为隋室先人的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唐室先人李虎赐姓大野氏，凡统率士兵皆以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姓氏。这些措施照顾了鲜卑军团中反汉化的情绪，以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组成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府兵。

宇文泰推出汉族士人苏绰、卢辨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舍弃魏晋以来官职名号，适当参考秦汉官制，依照先秦时西周政权设立中央组织体制官职。《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中叙述，“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皆仿《周礼》”其实这并不是简单托古改制，而是从关中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从儒家思想的源头周礼中，整合关中本位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

陈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和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为了对抗高氏和萧梁，必应别有一个精神上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以维系关陇地区胡汉诸强的人心，使之成为一家，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关陇集团。

至此，形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大致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资源优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胡汉杂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文化享有优势的汉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奠定了隋唐民族大融合新兴皇权的基础。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承接于两晋、作为秦汉大一统政权残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国整合。

两者相比，魏晋南朝承袭具有强大天命的两汉，通过禅让的名义进行改朝换代，其合法性评价的艰难可想而知。北朝政权实际上源自游牧民族部落，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其向中原王朝政治系统的靠近、学习和复制，即士族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统治的有效性，就是其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

虽然隋朝重现天下大一统，依然未能摆脱类似南北朝短命政权的宿命，但是，同出关陇集团的李唐皇权后来居上。唐太宗李世民虽通过“强者得立”的草原规则夺位，却以他个人的君德、贞观之政中民本位的价值，重建了士民对唐政权的忠诚，又被草原各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魏晋以来治理体系死结效应的阶段性终结者。

——选自沈刚《晋朝的死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