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故地卷》综述
梅铮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三国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饱含激情又催人奋进、令人血脉债张。千百年之后，那些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存，无一不是深刻着中国人灵魂烙印的宝贵文化遗产。汉末三国对于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却是英雄创业、人才辈出、文化灿烂的历史时期。在强调民族自强、文化自信的时代，梳理自己历史发展的脉络，厘清自身文化的家底，是极为重要且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对全国的三国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将对三国文化的传播、影响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三国历史因后代各种文学作品中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脍炙人口的故事而广泛传播，已家喻户晓，而影响深远。当历史远去之后，那些承载着英雄创业艰辛、浴血奋战的沙场与名人故里，以及各类活动的遗迹，就成为后人追思先贤、仰慕豪杰的载体。过去也有一些单位和三国文化爱好者对某处三国文化的遗迹进行过局部考察，但并不完备或者说并不全面、系统。因此，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更科学更现代化的手段方能进行。成都武侯祠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和三国文化专题博物馆，一直以来以研究三国历史文化为己任，开展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从2011年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始了这项专题遗存调查科研工作。之所以将调查工作的对象命名为“遗存”而非“遗迹”,这是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调查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发现，除去那些记载于史籍、志书中的古战场、关隘、故道、墓葬、名人故里等遗迹之外，还有大量后代建造的纪念三国名人的祠庙、从演义传说中附会而来的“遗址”,以及流传年代久远的根据口述史而来的“遗迹”。这些内容庞杂、数量极多的文化遗存，显然不能用“三国历史遗迹”这个概念来界定，而“遗存”一词可将其囊括在内。在明确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扩大了调查范围，将文献、各地方志记载的点位以及调查中当地人员的口述内容全部纳入视线中，力求全面和周详。
我们调查的方向，首先考虑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疆域内的遗存，这样可以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为开展长期遗存调查提供宝贵的借鉴。下面，我们将蜀汉历史文化遗存调查的阶段性成果分地区综述如下：
一、成都地区
这里所说的“成都地区”,其范围除中心城区的武侯区、青羊区、金牛区、锦江区、成华区外，还包括新都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区、温江区、蒲江县、大邑县、金堂县、彭州市、邛崃市、都江堰市、简阳市、崇州市，即大成都地区。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都城，成都在三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地位。诸葛亮治蜀的功绩垂范千秋，无数的人物在这里登台，上演了传奇的历史，流传着令人感动的故事。然而千年之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往昔那一幕幕让人魂牵梦绕的历史，犹如汩汨流淌的锦江水一去不复返，“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虽然历史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往，但是英雄的功业却萦绕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当时代翻开崭新的一页，古人的创业历史和文化痕迹，确实值得人们回味、关注、研究。一座城市正是因为有历史，才有文化的积淀和辉煌。回味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传承悠久的文化，从而开创新的事业，这才是对历史的敬重。
关于成都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我们已有专题调查报告出版(《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成都地区)》,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这里仅就其中某些具有特殊意义和时代特点的遗存加以补充。
成都地区是三国蜀汉历史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区域，其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闻名遐迩的三国文化圣地——武侯祠。除此而外，人们最关心的是当年蜀汉政权的皇宫位置在何处。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成都城址的地理位置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导致大城区域地层叠压十分明显，要寻找到三国时期的遗存十分困难。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在群臣拥护之下，于“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于是武担即成为寻找蜀汉皇宫的坐标。按，武担在原成都军区宾馆内，据西晋常球《华阳国志》、宋代罗泌《路史》记载，武担传为蜀王开明王妃之墓，唐宋时此地有僧人寺院，名武担山寺，亦名咒土寺，故后人称此为武担山。成都是由岷江水冲积而成的小平原，于是一座不高的武担山便成了城市地标。我们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推测出当年蜀汉皇宫的大体位置在今天府广场以北后子门、市体育场、骡马市一带。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天府广场以北、市体育场南侧的东华门古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代遗存。发掘报告表明：“遗迹现象以灰坑、水井为主，时代跨度从西汉中、晚期至蜀汉时期。”报告进一步说：“建筑台基F2和灰坑H99为两汉三国遗存中最重要的遗迹单位。其中F2占地范围较广，出土的同时期瓦当数量多，类型丰富，且不少当面有涂朱的现象，表明建筑本身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可能与东汉末至蜀汉之际大城内的某个官署或宫廷机构有关。”并且，“有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认为可能属于蜀汉宫城的一部分或与之有密切关系”。'发掘报告印证了《三国志》的记载，据此，我们似能认定天府广场古遗址为蜀汉皇宫的一部分。因此将武担山收录在《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蜀汉故地卷)》中作为蜀汉皇宫位置的坐标，就有历史依据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黄龙溪。黄龙溪作为锦江通衢和重要的水陆码头，扼古蜀水道的咽喉，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流而下则汇入长江直达江东。《三国志·先主传》载：建安二十五年，“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上言：‘……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据此可知，黄龙溪是诸葛亮等人上言有黄龙现身武阳赤水的吉祥征兆，为刘备登基制造舆论之处。虽然今黄龙溪已无任何三国遗迹可寻，而发展成纯粹的旅游景区，但我们仍将其作为三国文化遗存纳入本卷，或可成为后人凭吊之地，
治蜀十余年的诸葛亮，千百年来都是公众爱戴的历史人物，享有“智慧的化身”美誉。关于他的传说、遗迹都非常多，但是经过千年风雨之后，真能确定是诸葛亮当年所留下的遗迹，其实数量很少。关于诸葛亮治蜀的这些遗迹，其中一部分如都江堰、锦官城、万里桥、八阵图之类，是不仅有史料可查，更有遗存可寻的；然而更多的则是后人出于对诸葛亮的爱戴而演绎的，诸如九里堤、葛陌、诸葛亮点将台等，这些“遗迹”虽有后世文献记载，但我们认为附会的色彩更重。
该地区的遗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蜀汉名人墓葬多。这些墓葬在后世的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赵云墓、黄忠墓、马超墓、张桓侯墓、张松墓、马岱墓等。成都是蜀汉都城，留存了不少蜀汉风云人物活动的遗迹。它们承载了后人对英雄的崇拜和追思，比如衣冠庙、洗面桥、赵子龙洗马池、赵子龙望羌台、马超坪、张飞营、关索寨等。读者若想了解具体情况，可详见本书中的描述。
二、南中地区
“南中”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故而本综述依然沿用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地理概念来划分。其范围包括今天四川省西南部，云南、贵州两省及广西北部与上两省接壤地区。三国时期，刘备伐吴失败，病逝于永安宫，当时的南中诸郡在豪帅策动之下纷纷举兵叛乱，领头人物分别是越霭郡高定、益州郡雍闾和群制郡朱褒。《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元年夏……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闾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嵩夷王高定亦叛。”《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载，在先主刘备东征失败后，“越嵩叟帅高定元(《三国志》作高定)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由是越嵩全郡被高定控制，这也是南中地区率先叛乱的区域。诸葛亮受刘备托孤开府治事，重新任命的新越嵩太守龚禄，无法到达原来的郡治所在地，只得驻安上(今四川屏山新市镇),遥领越篇事务。《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初，益州郡耆帅雍闾杀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吴，又执太守成都张裔以与吴。吴以阀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闾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群舸太守朱褒、越篇夷王高定皆叛应闾。”这次叛乱虽然地处偏远，但叛乱地区不是个别郡而是几个主要大郡，且范围广、叛乱首领级别高。更为严重的是，南中的叛乱地区占当时蜀汉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直接威胁着朝廷后方。这对矢志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刘备去世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时蜀汉朝廷所面临的现实是：刘备东征使本国兵力遭受到毁灭性的重创，诸葛亮即使想要即刻调兵平叛，朝廷的经济也已无力支撑，无兵员可用了。所以诸葛亮一方面派出使臣邓芝到东吴去“因结和亲”,另一方面整顿朝廷，选贤任能，加强法治，务农殖谷，发展经济。待到朝廷内外团结一致，经济恢复、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蜀汉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才亲率大军南征。南征大军分为三路：一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从成都沿水路南下至安上，上岸后直入越褐；一路由康降都督李恢率领，从平夷(今贵州毕节)至建宁(今云南曲靖),攻击盘踞在建宁一带的雍闾；另一路由群胴太守马忠从江阳(今四川泸州)东进，攻打据守在群舸一带的朱褒叛军。因此，对于诸葛亮南征遗存，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按照史籍记载寻踪调查的。
对三国文化遗存的调查在这一地区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南征是诸葛亮亲自策划、指挥并参与的重大军事行动，但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仅在《出师表》中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句，并没有具体内容。史事散见于蜀汉数篇人物传记、《三国志》裴注、《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等历史文献，以及后世各地修撰的地方志，于是关于本地区的遗存调查，要求在尽可能搜集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力求较全面地完成调查工作。
调查发现，南中地区的遗存，在性质上和类型上都与成都地区有所不同。不仅数量多，而且口述的内容远远超过文献记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纪念诸葛亮而命名的遗存最多。如宜宾市翠屏区流杯池公园东南部，始建于宋代，原是纪念黄庭坚的山谷祠，后因为纪念诸葛亮南征云南，途经樊道而改为丞相祠。濒临安宁河的诸葛城遗址，相传是诸葛亮南征越儒郡时所筑的最大土城。《明一统志》记载：“武侯城，在都司城南三十里泸水东，蜀汉诸葛武侯所筑，所谓五月渡泸，即此处。”位于会理县北部的白果湾乡孔明寨，又名诸葛寨，背靠的大山名孔明山，山上还有孔明洞和孔明泉。贵州黔西南州贞丰县者相镇有孔明城，又称“者相古城遗址”,相传是诸葛亮三擒孟获之地。《咸丰兴义府志》记载：“汉孔明城，在州北三十里者相。”诸葛营遗址是昭通境内发现的占地面积最大的汉晋古城址。名为“诸葛营”的遗址不止一处，其一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汉营村，又称“汉营”,相传诸葛亮南征后返回成都，其所留下的汉人聚居而形成。《光绪永昌府志》记载：“诸葛营，在城南十里，昔武侯屯兵之所，及还，汉人有遗于此者聚族而居，至今呼为旧汉人。”诸葛营呈四方形，20世纪90年代，城门附近发现有“元康四年”铭文的城砖。此外，遗址内发现大量汉代砖瓦。由此，大致推断出该遗址是一个修筑于汉代，直到晋代仍然在使用的古城。其二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永定镇方山，原名“王家村”。相传大将王平随诸葛亮“五月渡泸”,率领队伍在方山击退蛮军后，守军在此安营扎寨，与当地人共同生活，逐渐形成村寨。1983年地震后改名为“诸葛营村”。村中至今留有许多南征相关遗存，如诸葛亮练兵的大营盘、春米石、孔明洞、烽火台、诸葛营古战壕等。其三在昭通市昭阳区太平办事处，相传为诸葛亮南征在此驻扎军队而修筑。《宣统恩安县志》记载：“诸葛营，在城东太平寨后，世传武侯征南驻兵于此，今濠垒犹存。”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表面散布大量炼铜炉渣，南北宽200米，东西长170米，东南方向有壕沟，西北方向为秀水河，残存有城墙基址，城墙夯土层中夹杂有大量汉代陶片。文化层厚1米以上，村民曾发现有铜洗、瓦当、陶片、石柱础、鸟头器物等，有铭文铜洗2件，分别为“永建五年朱提造”和“永元元年朱提堂狼”。位于保山市西太保山上的武侯祠，是为纪念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而建，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光绪永昌府志》记载：“武侯祠，一在太保山项，旧废。康熙二十六年重建……辛酉兵燹焚毁，光绪五年知县刘云章重建，一殿余未修。”
可以明确与南征有关的，是位于昭觉县四开乡日历村的蜀汉军屯遗址。1977年，四川省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曾联合对该遗址进行试掘，发现高6—10米、径约10米的人工夯筑土堆十余座，并发现两座房址，出土箭镞、弩机残件、带钩等。当时主持发掘工作的四川省博物馆著名专家王家祐先生，在其发掘报告中明确界定该地为“蜀汉军屯遗址”。此后，1986年，昭觉文管所在四开乡村民手中收集到铜印章17枚，印文阴刻“军司马印”1枚、“军假司马”13枚、“军假侯”3枚，这些汉代军印为此处系军屯遗址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外，分布于遵义市习水县三岔河乡三岔村的蜀汉岩墓群尤为重要，其中“章武三年”题刻岩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章武”纪年的岩墓。题刻岩墓长125厘米，宽230厘米，进深218厘米，墓顶仿照屋顶凿刻。墓口右侧有摩崖石刻题记：“章武三年七月十日姚立从曾意买大父曾孝梁右一门七十万毕知者廖诚杜六葬姚父及母。”按，“章武”是刘备称帝之后的年号，而章武三年五月，刘禅已经继位，并改元建兴。但岩墓题刻的时间为章武三年七月十日，显然因山川阻隔，消息闭塞，当地人并不知道此时已经改元建兴，仍用章武年号纪年。这对于研究蜀汉边远地区的历史文化，显得十分珍贵。南中地区遗存的另一特点是，因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古关隘、古道、城池遗迹较多。汉末三国时期的西南夷地区，自古就有南方丝绸之路存在，是华夏各族民众通往天竺等周边诸国的重要通道。汉末三国时期，因牦牛道已断绝百余年，诸葛亮南征沿五尺道深入不毛，沿途也必然经过原有的古道、古渡、关隘、城池，因此留存下来的遗迹数量很多。比如西昌市高视乡中所村，亦称“高视汉晋古城”,因传为孟获所筑，故名“高视孟获城遗址”。《明一统志》记载：“孟获城，在都司城东二里，蜀汉时孟获所筑。”龙湖雄关，位于雷波县中田乡宋家岩，小地名“大陷漕”。此关是古代进入马湖的西北面要塞，故道长约30千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在此与孟获大战，后人在悬崖上刻下“龙湖雄关”四字以纪其事。汉代孙水关遗址位于冕宁县泸沽镇东部3千米处的喜德孙水河畔，此处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通关要津，相传诸葛亮南征时途经此关。今遗址岩石壁上题刻“哑泉，此水不可饮”七个大字，相传诸葛亮南征过此，士卒口渴，饮用此水，皆哑。分析当为受到《三国演义》相关故事影响附会而来。位于越西县一带的零关道，亦称“灵关道”“西夷道”“清溪关道”,形成于秦汉前后，从今四川成都绵延至云南大理等地，是纵贯越西县南北的开发最早最重要的古道。诸葛亮南征时，当由樊道沿此道南下平叛。
此外，与孟获相关的遗址也不少。如上面提到的高视孟获城遗址，还有雷波县马湖乡马湖中心岛上海龙寺内的孟获殿，俗称“蛮王殿”,坐北朝南。殿内供奉三尊蛮王菩萨——孟获、孟优、摩铁，于1994年重塑，三人皆穿彝族服饰。1996年，被四川省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载三国时期彝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功而受封罗甸国王事迹的《济火碑》,是迄今全国发现记事年代最早的彝文碑，现藏于大方县奢香博物馆乌蒙彝文化博物馆内。该碑横长方形，砂岩材质，高0.52米，长0.65米，左上角残缺，碑文阴刻，现存174个字。碑文最重要的一段，懂得古彝语的民族学者翻译成汉语为：“在楚敖山上，君长与孔明结盟；帝师胜利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由上面诸多点位可以明确，这些文化遗存的命名大都与诸葛亮以及《三国演义》故事有关。仅就这点来说，该地区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存在数量上超过了被后人封为“帝王”“圣人”的关羽。诸葛亮南征是他一生中亲自指挥、参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关乎蜀汉政权稳定，实现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宏大目标，也是展示诸葛亮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传播能力的最为辉煌的一页。因此，南中地区各类带有诸葛亮文化符号的遗存、流传于各民族间与诸葛亮有关的传奇故事，都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三、刘备东征路线
建安十六年(211),刘璋遥闻曹操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在张松的建议下，派遣法正率四千人马迎刘备入蜀。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貌亭驻营，自很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广数十丈。后十余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犹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夷陵之战是刘备称帝后最大的一次失败，先后耗时两年多，是以该区域的遗存大都集中于东征沿线。该区域包括今天重庆市，湖北宜昌、荆州部分，但因宜昌、荆州属于湖北省，为避免和今后开展的孙吴地区调查重复，因此，本卷遗存介绍仅涉及重庆地区。
东征沿线有两大遗存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云阳张飞庙。该庙原在云阳县长江南岸，因建造三峡大坝而迁至今云阳县盘龙区。《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民间传说，张达、范强谋杀张飞后，携其首沿长江投往孙吴，半道听说蜀吴已经和解了，便将张飞首级抛至江中。首级顺江流至云阳时，被一渔民获得，遂在飞凤山立庙祭祀。明嘉靖《云阳县志》亦记载此事。在张飞庙迁建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宋代至明清时期的建筑基址，并一块从别处移来做柱础的唐代墓碑，未发现与张飞庙遗迹相关的汉代遗迹。二是与刘备托孤史事有关的今重庆奉节白帝城。刘备白帝托孤是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此后开启了诸葛亮治蜀理政的重要阶段。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常常成为后世研究刘备与诸葛亮关系的热门话题，是以白帝城往往成为大众所关注的三国历史文化遗存。白帝城地处长江瞿塘峡口北岸，西距奉节县城8千米，三面环水，雄踞水陆要津。白帝城，原为鱼复城，新莽末东汉初公孙述据蜀更名白帝城。刘备兵败退守此城，再更名永安，是白帝托孤的史事发生地，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白帝镇白帝村的白帝庙。白帝庙据传为公孙述所建，自唐以来成为后世凭吊刘备白帝托孤的处所。而永安宫遗址因建造三峡大坝，已被淹没于水下，仅有永安宫大殿2002年整体搬迁至夔州古建筑群内。
四、诸葛亮北伐路线
这条路线上的蜀汉历史文化遗存是调查的重点，历史脉络和点位比较清晰，除了与刘备入蜀及攻占汉中的古战场有关，更多是围绕着诸葛亮北伐路线而分布的。诸葛亮北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历史文化传播范围广，传说故事多且影响深远。在长达数百千米的路线上涉及多处古战场、关隘、古道以及驻扎过的遗址，也有不少后世纪念诸葛亮及蜀汉英雄的祠庙。
从成都至汉中的古金牛道沿线的雒城，庞统墓、祠，剑门关，昭化古城，费祎墓、祠，明月峡古栈道，阳平关，定军山古战场，刘备称汉中王设坛处，虎头桥，以及数条汉中通往关中平原的古蜀道，都是遗存密集分布区域。其中位于勉县的武侯祠、墓，诸葛亮读书台，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更承载着诸葛亮的智慧和文化影响，是后世崇敬诸葛亮者必去的胜迹。这些遗存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广为大众所熟悉，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发生地。较之其他地方遗存而言，它们不光真实，而且至今还是发展非常成熟的旅游景点。
诸葛亮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因此从公元228年开始数次用兵，《三国演义》将之演绎为“六出祁山”。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大众熟知的故事发生地弄清楚，使之成为“活”的历史遗存，为当代人寻古访幽提供历史素材。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因历史久远，诸葛亮故事传播广泛，三国文化普及面大，一些三国事迹存在多处文化遗存的现象，比如街亭之战的发生地，甘肃省有三处街亭：1.庄浪县韩店乡；2.秦安县陇城镇；3.天水市麦积区街亭村。本卷在这里分别介绍各地的街亭遗址，至于真伪，则需要读者在阅读之后自行做出判断了。再比如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射杀曹魏大将的木门道，经调查发现有两处，但我们认为较为可信的一处位于陇南市礼县盐官镇罗家堡村(旧称木门堡村),在卤城东北向约5千米。据清乾隆《西和县志》记载，距祁山约15千米处，两山夹峙，中通一道，相传此即古木门道。调查发现，这里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较符合文献记载。
上述是诸葛亮北伐路线上的重点遗存，至于较为全面的有关诸葛亮的文化遗存，我们已出版了《名垂宇宙——诸葛亮文化遗存调查》,诸位可以参考、查询。
五、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包括雅安、甘孜、阿坝、南充、攀枝花、巴中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些地区仿佛游离于蜀汉人物主要活动范围之外，但这些散布在原野上的遗存却是蜀汉疆域内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载体，其中也涉及一些蜀汉重要人物的活动。因此，调查该区的三国文化遗存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也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和任务。为行文简洁，综述不对这些地区进行详细描述，仅择个别重要区域的重要遗存作简介如下。
雅安地区在其他地区中的位置最为重要，这里三国文化遗存极为丰富。此地区在汉末三国时期属益州管辖的汉嘉郡，下辖雅安、芦山、名山、天全、荥经、汉源等市县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国历史文化遗存不少。位于雅安雨城区的高颐墓阙及石刻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故益州太守高颐之慕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双阙均为子母阙，其中西阙是迄今我国30余座汉阙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仿木结构石质建筑，连檐、瓦当、斗拱等细节对研究汉代及三国时期的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该镇黎明村樊敏阙及石刻，建于东汉建安十年(205),为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墓葬建筑，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樊敏碑上的文字记录了樊敏与古代少数民族青衣羌的关系，为研究东汉时期当地社会情况和四川地方史事保存了珍贵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与参考价值。位于芦山县芦阳镇的平襄楼、姜侯祠牌坊、姜公庙大殿，分别建于北宋和明代，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该地区重要的三国历史文化遗存。该区域涉及姜维的文化遗存不少，恐与当地流传此地是姜维屯戍守边及封荫之地有关。与平襄楼、姜公庙相邻的还有姜城遗址，明代《雅州府志》记载：“旧土城，在龙门、清源二水之间，蜀汉姜维建，周围二里，世名姜城。”现尚残存夯土筑砌一段北墙，城墙覆土上仍然散布很多汉代瓦砾碎片。2000年旧城改造时，在姜公庙后延伸至南街长约10米的三国时期土城墙被拆。拆毁时，在古城墙内发现了汉城门、石兽及古城街道遗址。芦山县芦阳镇东风村还建有姜维墓，传为当年姜维遇害后，部将卫贯将其肝胆抢回，带回汉嘉安葬于龙尾山，历代祭祀不绝。此外，被列为四川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王晖石棺及石刻，建造于东汉建安十七年(212),为汉嘉郡上计史王晖的墓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慕志的汉代石棺，当年就受到郭沫若高度评价，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其他地区的遗存可判定属于三国时期的不多，大都为当时某将驻守或活动所遗留和纪念性的庙宇。比如在阿坝州境内的汶川县、理县、茂县，调查发现有大量与姜维有关的遗存。《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延熙十年(238)“汶山平康夷反，维率众讨定之”。结合理县杂谷脑镇朴头山隋代开皇九年(589)刻立的《通道碑》文：“自蜀相姜维尝于此行，尔来三百余年，更不修理。”因此，这里的遗存与姜维活动相关联是必然的。该区域存在多处与姜维活动相关的遗存：理县杂谷脑镇有维州城遗址，俗称“姜堆”;茂县雅都镇也有维城；桃坪镇佳山有姜维城。名声最大的姜维城位于汶川县威州镇西北部半山腰、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处岷江南岸二级台地上。整个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总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结合附近还有城东面约250米外的山梁上有夯筑的长方形土台，俗称姜维点兵操练之处的点将台，以及当地有大量有关姜维的传说，初步认为夯土城是三国时期蜀汉所建，称为“姜维城”是有一定依据的。在民族聚集区的阿坝州，我们有意外的发现，即纪念关羽的庙宇武圣宫、武庙、关帝庙竟然达28座之多；甘孜州也有类似的遗存。这是三国文化传播和关公崇拜在偏远地区影响广泛的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