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的微笑
匙河/浙江师范大学教师、儿童文学博士
克萝蒂公主的订婚礼和随后的绘画展揭幕式揭开了故事的序幕。这一回，法国最著名的两个皇家宫殿串联起两条线：为了克萝蒂极尽繁冗的订婚和结婚仪式，凡尔赛宫一直“像个巨大的蜂巢，上下昼夜不闲，种种喧腾不一”；而在卢浮宫，伊丽莎白他们“却有另一番刺激和精彩”。
克萝蒂被期待成为“整个欧洲最好、最美、最具王室风范的王后”，然而始终受困于自己的肥胖。在欧洲儿童故事中，肥胖通常与饕餮这一古老的原罪相联，“花里胡哨的大蛋糕”和“移动的巨型奶油泡芙”便成了对其体形滑稽而令人悲哀的描绘。她的肖像画《克萝蒂公主弹吉他》至今挂在凡尔赛宫中，画家把她画瘦了好几圈，却遗漏了她最为闪光的地方：和煦的眼神和温良的品性。为此，伊丽莎白评价画像既不传形也不传神；泰奥评价：“只有吉他画得确实很像”。儿童诚实的眼光正折射出克萝蒂那外貌与心灵极不匹配的困境。
更为悲哀的是，十五岁的她不得不屈从于身为公主的命运，远嫁给陌生的意大利王子，前途未卜却也无可奈何。她最终接受公主的身份（“象征一个皇室乃至一个国家”），接受成长的代价（“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现得顺从有礼、善解人意”，因而也接受了“极尽华丽繁复、富贵奢靡之能事”的打扮，并自我训诫道：“该有的排场还得有，该讲的规矩还得讲。”对待这样被动、忍耐的女性，我们最好不要用自己时代（我们何其幸运，身为女性所拥有的自由已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标准去论断。小说中的角色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需要我们去移情、去体恤。
玛格丽特则更具主动意识，认为自己和男生一样“自信、勇敢、果断”，不甘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而是从头到尾参与卢浮宫里的那场冒险，一步不落。在她生活的18世纪，法兰西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认为女性没有天赋，只能画简单的题材，如风俗画、静物画或肖像画，因而最多只接纳四名女院士，而且只许她们展出作品，不许她们任教；学院也只教授男生，因为不愿让女孩看到裸体男性模特。因而，一个女孩要想成为画家，只能在正规学校以外寻找老师。
玛格丽特很幸运地师从了她的名画家姐夫。她的才华、机智与胆识在绘画与冒险中都得到了自由、肆意的展示，平民出身的她比克萝蒂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至于伊丽莎白，她同样在一系列的探案记中挥洒着那奢侈的主体性，从儿童/女性/公主的三重枷锁中暂得解放。她们俩与克萝蒂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现了铺设在女性面前的两条道路：选择命运还是被命运选择？选择却没有非此即彼的简单与纯粹——人终究生活在他们的时代中，时代既是自由也是枷锁，既能成全也能摧毁。
孩子们活动的卢浮宫呢，和灵囿动物园一样，因为国库空虚、没钱修缮而显得衰败不堪：板岩屋顶多处塌陷，长着稀稀拉拉的瓦背草；宫殿外墙成了难看的灰褐色；园内花木枯萎，垃圾遍地；小棚屋等违章建筑三三两两，无人管理……但在沙龙大厅里举办的画展却是西方艺术史中划时代的事件——对所有市民免费开放，就改变了绘画和雕塑只在王公贵族和巨贾富商中私人欣赏与流通的方式，有效地催生了公共艺术空间、批评话语和艺术公众。也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沙龙展使得伊丽莎白和伙伴们再次有了大展身手的探案机会。
当然了，“卢浮画影”这个标题就如“歌剧魅影”一样，从一开头就令人遐想——这回终于出现真正的幽灵了吧？先显影的是在卢浮宫里开画廊的画商惠聘仁（“会骗人”）先生，他长着一双吊梢狐狸眼，有着足以“进入法兰西喜剧院”、“莫里哀在世都要拜他为师”的演技，时常制造廉价赝品冒充真迹来销售。“我们的金主就要来了，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他一出场就被配备了这样的台词，就揭开了悬疑的序幕——骗谁，怎么骗？
我只能告诉你，这场骗局跟克萝蒂的婚姻脱不了干系，而达·芬奇的《圣母子像》被派上了用场！伊丽莎白对绘画的鉴赏能力在此也见一斑，她能一眼看出赝品的“笔法死板单调，线条拙劣稀松，只临摹了形，而失去了神，完全没有真迹的气韵流动、笔墨酣畅”。也正因对艺术的真与伪、美与丑的甄别，她坚决地为了“斩断邪恶的骗局链”而出手，探案就不是什么小儿科游戏，而拥有了维护社会公义的内涵。
维护公义、破案，听起来都挺高尚的，但是要用什么法子？偷窥！画廊里有一个杂物间，抠下一块木塞，透过墙上的小孔，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窥视隔壁房间里“会骗人”先生的一举一动。伊丽莎白可以暂时抛却堂堂一国公主的风范，一边偷窥一边小声地做“实时转播”；后来玛格丽特也这样堂而皇之地干，见证一幕精彩的大戏。对侦探来说，这样的偷窥孔是极为安全而有效的视角，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地探察原本隐密的阴谋诡计；对我们读者来说，阅读即合理合法的偷窥，我们就是要带着这样的激情紧张而专注地去窥测故事里的那个世界，一探究竟！
女孩子们忙着偷窥，男孩子呢？对科林来说，“现在好了，大人不在，他可以施展拳脚，出谋划策了”；泰奥和好朋友吉姆呢，“可上天揽月，可下海捉鳖，捣乱整蛊，无所不为。”成人缺席，无法提供支持也无以施加约束时，孩子就可以无视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规则，迸发出被压抑和掩盖的童年的原生力——有时，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和缝隙里，儿童的作为（包括游戏）甚至可以消解成人的权威与秩序。此时，男孩们的选择是“去偷小偷，去骗骗子”，负负能否得正？我是说，一方面，这样的手段能否奏效、顺利结案；另一方面，不太光彩的行为能否被善良的初衷和圆满的结果抵消，从而完全地成就公义？自个儿去翻书，自个儿去判断吧。
故事终结于克萝蒂的婚礼。她即将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面临众人的观察与评判，甚至可能有丈夫的嫌弃；玛格丽特终将成长为一位女画家，她描画的克萝蒂是伊丽莎白打算珍藏终生的，因为那是克萝蒂最真实的模样，也是伊丽莎白最爱的模样；伊丽莎白将来会长成什么模样，又将有怎样的遭际？
当公主还年幼时，所有这些跌宕起伏、妙趣横生的故事也格外地美好，且被虚构得那么真实。我仍然不清楚历史与小说的距离，但仍相信小说在历史的缝隙里耕耘，犁出来的是活生生的血肉，而非枯骨。孩子们眼中蒙娜丽莎那“缥缈、幽微、若有若无、神光离合的微笑”，无论你站在哪儿，“她的眼睛都正在看着你”——这样“把人画活”的技艺被誉为“与造化争巧，非人力可为”。游走于历史和想象之间的小说，是否也在努力达成这样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