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性修辞》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重要作品之一。作为历史钩沉的大师，基尼亚尔以其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和古典主义的简洁文雅和内在精神，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人文图景。通过弗龙托和马可·奥勒留的故事，基尼亚尔揭示了哲学出现之前即已存在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边缘的、坚忍的、被遗忘的文学传统以及诗学的发展。通过波焦·布拉乔利尼和库萨的尼古拉的故事，基尼亚尔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家和他们对文艺复兴的贡献。他还回忆了自己的老师和喜欢的作品，阐述了对文学、语言、创作、主题、情节和风格的理解和思考。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法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被认为是当代法国最具实力和创新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兼备，小说和随笔深受读者喜爱。代表作有《符腾堡的沙龙》《性与恐惧》《思辨性修辞》《仇恨音乐》《秘密生活》《罗马阳台》等。其中，《秘密生活》获法国文化大奖；《罗马阳台》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2002年他凭借《游荡的影子》获龚古尔文学奖。在法国，基尼亚尔被誉为“当代隐士”，其作品因“将历史想象、文学虚构、艺术审美和哲学思辨融为一体的创造性写作”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界独树一帜，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刘楠祺，1955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译著有波德莱尔《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耶麦《春花的葬礼》，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相似之书》《界限之书》《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我构筑我的家园》《边缘之书》等。2020年获2020春风悦读榜金翻译家奖，2022年获金青藤国际诗歌奖·诗歌翻译奖、第14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弗龙托　001

拉丁语　077

秘密之神　091

说起歌德　117

升华之路　123

关于《短章集》的短章　183

译后记　187

读《思辨性修辞》

凌越

读完《思辨性修辞》，我感觉到一种浓度很高的美在洒向我视网膜时带来的轻微的晕眩感。整个阅读过程，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文字万花筒，基尼亚尔随便抖一抖，美妙的语言连同精微的思想便纷至沓来，几乎淹没了我的感官。

这种感觉当然和《思辨性修辞》的片段式写作方式有关，这种方式规避了通常在建立宏大语言体系时难以避免的空洞和华而不实，而是直接给出思想和语言最结实的晶体。法国学者和作家有这种片段式写作的传统，有人将这种写法的源头追溯到皮埃尔·尼古拉——一位法国17世纪的神学家和辩论家，他创造了一种文论形式，叫作“小论”（楠祺师译为“短章”）。此后，法国从事片段式写作的作家可谓层出不穷，偏向于哲思层面的——如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罗兰·巴特等——被归为哲学家范畴，而偏向于经验和情感层面的——如波德莱尔、马拉美、蓬热、圣—琼·佩斯等——其作品则被认为是散文诗，而它们的作者自然也就是诗人了。

《思辨性修辞》显然属于前一个系列，这和基尼亚尔早年在巴黎第十大学读哲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教过他的老师里有著名的哲学家列维纳斯和保罗·利科，他甚至有跟着列维纳斯做博士论文的机会，但是在1968年5月（彼时，基尼亚尔正在巴黎第十大学读哲学）的红色风暴中，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披上了一件并不合适的制服”，从此放弃了“端庄”的学院派哲学研究。尽管如此，青年时代的哲学训练和沉思的习惯却一直伴随着他，甚至成为他的写作的最主要的风格。甚至在基尼亚尔后来的小说（包括2002年为他赢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游荡的影子》）中，情节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情节线索像一根细弱的游丝，串联起一颗颗思维的珍珠。自然，这也使他的小说披上了一层颇有新意的沉思的面纱，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放慢了阅读的速度，从而可以更加细致地品评小说的文字之美。

说回《思辨性修辞》，这是基尼亚尔1995年出版的一部片段式随笔集。书名即开宗明义，这是一部“思辨性修辞”，换句话说，它不是小说，它和叙事无关。从书名，我们即可看出，基尼亚尔将在这部书中重点对修辞和语言本身展开他所擅长的思辨。关于修辞，基尼亚尔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颇具思辨性的定义：“语言给出了它所不具备的东西，这便是修辞。”也就是说，在基尼亚尔看来，语言符号经过巧妙组合所产生的魔幻般的效果，就是修辞，而这本身就是对那种“真理在握”的哲学传统的叛逆。全书开篇第一句，基尼亚尔即亮明了自己的反哲学立场：“我将思辨性修辞称为自哲学发明以来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反哲学文学传统。我从理论上推定其出现的时间为公元139年的罗马。其理论家是弗龙托。”这句话立刻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裔的法语作家齐奥朗——基尼亚尔和齐奥朗都是哲学系出身，但是都因为对语言（修辞）的敏感，使他们成为哲学的叛逆者，转而成为更重视语言本体的文学的信徒。

被基尼亚尔认为是反哲学文学传统的开创者的弗龙托，现在的读者想必都比较陌生了，他是古罗马文法家、修辞家和律师，被视为仅次于西塞罗的杰出演说家，公元143年曾出任罗马执政官，公元138年由哈德良皇帝指定为未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老师。《思辨性修辞》第一章直接就叫“弗龙托”，在这一章中，基尼亚尔引述、评论着弗龙托的诸多观点，从而引申出自己对语言和修辞的缠绕而又复杂的看法。通过基尼亚尔的引述，弗龙托仿佛变身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至少是马拉美的同时代人，他对哲学将语言工具化的陋习深恶痛绝，而他对语言自身可能性的反复强调，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位优秀的象征主义诗人。弗龙托说：“哲学家表达的观点犹如在舌尖上发出的‘咔哒’声，盖因其不懂得如何以形象去论证‘白昼自有光’的道理，而雄辩家则不然：他们从不会去论证，他们只是展示，他们展示的是打开的窗子。他们知道是语言打开了窗子。”在给学生马可·奥勒留的信中，弗龙托说得更为明了：“你要去的是哲学的源头，而不是滞留于哲学本身。在哲学中，你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节奏和言说的嗓音迷失于哲学那虚伪的、残存的和情绪化的声音当中。你要拒绝哲学那种扭曲的、矫饰的、冗长的发挥。你要通过选择词语，通过灵魂冲动深处的那种旧时的、古老的新意，将自己托付给对‘形象’的研究本身。”

在后来漫长的文学演变中，弗龙托所说的“形象”逐渐被“意象”所替代，但无论如何，文学所强调的事物本身的神秘性和自足性，在基尼亚尔看来，总要比哲学概念更丰富，也更有魅力。不用说，这些观点已经是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以来的文学常识，但在古罗马时代的弗龙托笔下看到这些，就着实让人惊讶了，难怪基尼亚尔会在弗龙托的几部重要但全篇已经失传的断简残篇中，翻找着珍贵的段落。在他看来，一种普遍被认为很晚近才“发明”出来的文学传统，其实有它自身悠久的传统，而在其源头，则是一位面目模糊、几近隐身的开创者。

随后，基尼亚尔则对弗龙托更著名的学生马可·奥勒留的传世名著《沉思录》展开分析，但和通常从哲学与伦理角度看待这部作品不同，基尼亚尔依然从他关注的语言入手：“《沉思录》分为十二卷，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独立的判断，掌握役使人类的那个东西（语言），形象的喷涌，生命能量的发酵，普世伦理的凝聚以及感恩清单：感恩根源、种子、父母、老师、形象（图像）和诸神。”基尼亚尔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从弗龙托和奥勒留的著作中引经据典，《思辨性修辞》整本书所采用的片段式方式，使基尼亚尔随时可以从对经典文本的凝视中抽身，进入自己遐想的世界——沿着弗龙托和奥勒留的思维轨道，“发射”他自己的看法，而后者则慢慢成为整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于全书有一个扎实的出发点，基尼亚尔随后的发挥和引申也是高水准的，随便举几例：

“文学是反伦理的，它是有效且持续的悲情，是对自身材料的提取，是语言的例外，是源头动力的重生。在崇高的语言中，历史本身可能会因骇怪而短路；所谓赤裸裸的语言，便是那种能产生无愧于任何时代之愿景的语言。”

“小说叙事一旦屈从于合理的观念，便会失去其不可预测性。一旦失去不可预测性，便会失去其自身暴力产生的冲击。一旦失去神秘性，便也失去了其自身的魅力。”

“一位作家，意味着一位被某种笔调吞噬的人。”

从基尼亚尔自己的这些观念看，他追溯西方反哲学文学传统的历史，显然有为自身的观念背书这一潜在动机。随着写作的持续进行，基尼亚尔对经典文本的引用更庞杂，也更迅捷，这些经典作家（有些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相当冷僻的作家了）包括塔西佗、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庄子、孟子、公孙龙、王昌龄、朗吉诺斯、库萨、临济禅师、埃克哈特、世阿弥、米什莱、史蒂文森、三岛由纪夫等等。基尼亚尔将这些作家的只言片语信手拈来，迅速嵌入自己的文字万花筒，不露痕迹地变成自己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基尼亚尔的语言机器已经启动，我们甚至可以听得见它轰隆隆运转的声音，而基尼亚尔在书中反复谈到的语言的欢乐和自足，也从他自己的书中升腾起来，渐渐显出《思辨性修辞》这本书自身的魅力。

从书的后半部分开始，语言片段变得越来越短小，随之基尼亚尔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跳跃。他更多地论及他喜欢的作家，论及他对文学（主要是小说）方方面面的看法——风格、主题、语言、情节等等，多数相当精彩，有的则有点老生常谈了。而当基尼亚尔写道：“自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唯有语言能给予生命以款待。”我们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位值得信赖的、完全献身于文学的作家形象。是的，《思辨性修辞》是一部语言浓度极高，思维有着百转千回般缠绕魅力的著作，值得我们细细琢磨其中的每一行字。

2020年秋天，我和楠祺师在一次会议上相识，一见如故，虽然楠祺师比我年长不少，是我的长辈，但他平易近人，为人乐观豁达，在一起相处很是融洽。会议的几天，我们（后来翻译家董继平先生也参与进来）总在一起聊法国文学，聊波德莱尔、瓦雷里、克洛岱尔，聊圣—琼·佩斯在北京写作《远征》时的道观，至今难忘。去年十一月，当楠祺师命我给这本书作序，尽管有些惶然（因为之前对这位作家了解甚少），我还是应承下来，因为楠祺师是我尊重的翻译家，他完全以一己之力将杰出的法语作家埃德蒙·雅贝斯的几乎全部著作翻译成中文，总字数达数百万字，我以为，只有那些热爱文学且有文化担当的翻译家，才会以此种方式从事翻译工作。可是，《思辨性修辞》这本书引经据典，涉猎甚广，有的还是很偏僻的文献，这些都对我写作此文造成障碍。另外，去年十一月以来，疫情跌宕起伏，我自己也中招，持续咳嗽月余，造成我不能及时完成此文，在此，我要向楠祺师说一声抱歉。

2023年2月5日于广州

帕斯卡·基尼亚尔的作品美丽、深刻、勇敢，富有诗意和哲学性，引人入胜。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我在帕斯卡·基尼亚尔的作品中听到了在语言的纤维中膨胀和消失的无尽之声。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帕斯卡·基尼亚尔是一位以惊人的智慧和才华探索人类存在的作家。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帕斯卡·基尼亚尔在探讨记忆、死亡和孤独等普遍主题方面的写作独一无二。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思辨性修辞》为法国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对修辞和语言进行了思辨性的探索，并以简洁的文字呈现其知识和思想。作为历史钩沉的大师，基尼亚尔以其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和古典主义的简洁文雅和内在精神，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人文图景。

拉丁语

一位米兰的医生见到一个捕鸟人正准备带猫头鹰去捕鸟，便请求带他一起去。猎人先是有些犹豫，后来还是答应了。他们向蓝色的群山走去。在半坡上，捕鸟人停下脚步，布下网，让医生和猫头鹰待在旁边一间用树叶搭起的茅屋里，并嘱咐他保持安静，别吓着鸟儿。

不一会儿工夫，一大群鸟儿出现在天空。它们飞得很慢。医生立刻嚷道：

“鸟儿好多啊！快收网吧！”

听到声音，鸟儿都飞走了。又飞回了山里。

在捕鸟人的训诫下，米兰的医生答应不再犯错。随着时间流逝，鸟儿们在寂静中恢复了信心，又飞了回来，虽然数量少了一些，但翅膀扇动得更快，飞得也更高。于是，医生说起了拉丁语，他确信鸟儿肯定听不懂这种古老的语言：

“Aves permultae sunt!”（鸟儿可真不少呀！）

话一出口，鸟儿又立刻在空中消失了，再也没回来。

捕鸟人计划落空，狠狠地骂了自己的同伴一顿，先是骂他违背自己的承诺，其次是骂他因违背承诺而打破了寂静。可是，医生却问捕鸟人：

“Namquid Latine sciunt?”（鸟儿也懂拉丁语么？）

这位Doctor Mediolanensis（米兰的医生）以为吓跑鸟儿的non ad sonum（不是人的声音），而是sed ad sensum verborum（他说话的意思），好像鸟儿们早就明白三十六计逃跑为上。

***

这则故事来自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妙语录》（Facetta）第一百七十九篇。讲的是一次夜间（nocturne）捕猎。“猫头鹰”一词在拉丁语中就写作noctua。第一，这则笑话有力地区分了psophos（声音）和ph?nè（人声）。第二，它强调了语言感知本身是怎样在话语中消失的。第三，它指出了因果关系（不过是一个与语言同质的巫术神话）是如何被擅自转移到铁定的真实当中。第四，它阐述了intellectam vocem（词义）支配人类心灵的四种方式：囫囵吞下承载它的词音，忽略供养它的肉身，忘掉孕育它的父母，丧失反思自身时继续捕食的意识。第五，从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无神论立场出发，这则笑话最终成为一个简短的神话，它指出了那位doctor（医生）为何会indoctus（缺乏）科学实践以及amens（傻瓜们）何以会相信一个无非是某种verbum（语言效果）的deus（神）。

***

伊西多尔·利瑟 在其法译本《妙语录》序言中曾经自问：为了不冒犯读者，什么才是规避与性有关之词语的上策？如果说其中的方言过于露骨，已近乎触碰动物学中亲密行为的底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古罗马人使用的词语，无论是那些叫加图的还是叫波尔基乌斯的 ，都存在着一个缺陷，即他们都使用了声称要力图避免的下流词汇。斜体字本身发出的信号，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哪一页最能满足其先睹为快的冲动。情色故事中，那些隐藏在拉丁语形式之下的不雅词语非但无意掩饰自己的龌龊，反而像页面中出现的众多晦涩的祭品一样，更粗鲁地向读者咆哮：斜体字让人联想起淫邪的肉体在春宵一刻中弄皱了身上的亚麻布衫，于是，兽性的残存遽然显现。

***

无论预防措施如何，我们都察觉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终此一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何以会作为个体生命始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活着。作为读者，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遵从这种阅读的需求，也不知道它意味何在。我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发给陌生人的所有信号。

无人听见那声音，那是一张脸。无人听见那音调，那是一个场域。无人听见那声音的变化，那语调简直像日本人的名片，在表达着某种企盼的社会归属感。虽无人听见，可所有人都听命于那个引领他们的声音、音调和变化的语调。我们的抱怨揭示出自己内心悲哀的快乐。我们的保护者指责我们。我们的恐惧症以一种比我们的梦想更不雅、更直接的方式讲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装以拉清单的方式列出了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罪恶与其说是一种快乐状态，毋宁说是一种不甚可怕的阴影。我们的肉身只是奴隶，被它认同的所有人所奴役，也就是说，被那些早已死去的家族暴君所奴役，他们更加强烈地压迫着这个肉身，因为是他们创造了它，他们虽已入土为安，可我们仍渴望让他们回归我们的内心，就像渴望将他们送进坟墓一样。我们的外表收紧了流浪统治的枷锁。我们的目光说明了一切，而墨镜更是如此。笛卡尔有一句格言，“Larvatus prodeo”（戴上假面前行），这算得上是某种训诫了，可那是一种比真诚本身更不可能的命令，因为以我们的无知，我们连真诚都做不到——用拉丁语来说，若一个persona（人）戴上面具前行，其选择将是比immedita（眼前的）复杂性更多的“自我”（soi）。没有人知道他隐身时会有什么表现。卢西乌斯·阿普列尤斯 就描绘过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男人，当他的朋友让他想起了一个既渴望他却又让他害怕的女人时，他嚎啕大哭起来。他用打了补丁的丘尼卡 遮住因痛苦而肿胀的脸，下半身从umbilico（肚脐）到pube（下腹）悉数走光。

三岛由纪夫 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上自杀前曾经写道：“生活在某个时代，就意味着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可以下意识地挣脱自己的时代，但对其性质和作用却只能一无所知。”金鱼是感知不到盛放它们的鱼缸的，也感知不到摆放鱼缸的桌子。

三岛又补充说：“良心，意味着对我们用人头骨做成的酒碗喝酒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