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刚刚走出拿破仑时代的硝烟，就又被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困住了手脚，但这也是一段形塑了法国现代文化的关键时期：人口迅速增长、识字率逐渐提高、不同意识形态激烈对撞、出版业极大繁荣……工人、女性和农民这三类此前与阅读无缘的新兴读者引来了精英阶层的忌惮。天主教会、保守派与自由派官僚、新兴资本家等势力都试图将这批读者捏合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控制与抵抗便成了工人、女性和农民在捧起书本伊始就要处理的问题。

作者马丁·里昂从教育改革、读者个人的阅读实践、民间与官方的图书馆计划等多个角度出发，揭示了当时法国的阅读活动所蕴含的复杂社会动力及心态，并深刻地表明了，随着阅读群体的扩大，阅读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进程，阅读催生了法国社会大众的觉醒与进步。

马丁·里昂（Martyn Lyons），书籍史学家，现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欧洲史教授，曾发表大量与图书与阅读相关的著作。

张翼，1994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19世纪中英关系史与英帝国史。

编者序

导论：为一个理念作传/1

第一章 19世纪法国的新读者/9

阅读大众的扩张/12

对阅读的恐惧/27

第二章 工人读者：人民图书馆/38

好书，坏书：天主教会对于阅读的忧虑/47

工人的教育与自助，1830—1851/51

富兰克林协会与大众图书馆/58

企业图书馆与教育联盟/71

结论/81

第三章 无心插柳与抵制/84

传统读者与工人阶级的文化涵化/87

在困难中追求知识/94

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 2

小说的使用与滥用/111

工人图书馆/126

作为作者的工人/135

作为文化中介的工人知识分子/147

第四章 女性读者：从艾玛·包法利到新女性/154

作为小说读者的女性/155

“包法利主义”的危险/165

天主教的阅读典范/174

女性主义的阅读典范/180

第五章 女性读者：定义自己的空间/188

天主教读者/193

一种女性的阅读方式？/203

非法的与间歇的阅读/217

她自己的空间：好学女儿的问题/228

第六章 农民读者：书面文字的实用目的/241

身处阅读文化边缘的农民/247

面对印刷与书写世界的乡村读者/258

控制农民阅读的尝试与1866年调查/268

从1880年代至1918年：农民读者对于媒介的独立使用/278

结论/287

第七章 阅读阶级与危险的阶级/290

附录A 20世纪初法国书籍的流行用途/299

一位出生于1896年的女性/299

一位出生于1899年的女性/301

附录B 农民读者的三十本书/304

参考资料/307

导论：为一个理念作传

我对于书籍史的兴趣开始于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给我所在的本科班上的一门课。在这门课上，我得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初版是印量1300册的小字本，而纪德的《人间食粮》（Nourritures Terrestres）面世时仅售出500册。当我暂停手上忙不迭的笔记时，我头一次意识到，文学史的形态在过去和今日的读者眼中也许迥然不同。我当时正开始读一些自认为的19世纪法国文学杰作。诚然泽尔丁随意抛出的数据并不可靠，让听众目瞪口呆，但我不禁觉得，19世纪的读者认为重要的同时代文学作品与牛津大学教学大纲上规定要求学习的书目几乎完全不同。为何纪德、司汤达等人在生前似乎只是文学界的无名小卒？令19世纪的读者在当时瞠目结舌却又在后来被人们彻底遗忘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又有哪些？对我而言，书籍和文学的研究忽然获得了一个新的历史维度。

1970年代初，我对年鉴学派产生兴趣并钦佩有加。我知道法国出现了关于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的有趣作品，傅勒（Furet）与迪普龙（Dupront）合著的两卷本《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 esiècle）是该领域的一座早期里程碑。然而，这与我所接受训练的学术传统产生了潜在的分歧。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我感觉牛津的历史学家似乎对这个法国历史学界的新学派抱有不可理喻的敌视。许多人简单地将年鉴学派等同于统计学方法，还有一小部分人则厌恶任何形式的法国理论。

有一次，在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之际，一位牛津的历史学家轻蔑地揶揄说：“我猜你的书架上全是拉布鲁斯之类的玩意”，他指的是有关法国18世纪粮食价格的经典研究。我对自己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感到吃惊，因为经济史绝非我喜欢的睡前读物。事实上，我天真地认为，那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比火车时刻表有趣多少。我接受的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训练，而且我始终认为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和可靠的档案经验是历史作品必不可少的。我对于展现出这样品质的学者抱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我认为这一路径没有理由排除新方法与新问题。我自己的书籍史项目直到很多年之后才以《书籍的胜利：法国19世纪的阅读社会史》（Le Triomphe du Livre: His?toire sociologique de la lecture dans la France du XIX esiècle, Paris: Promodis, 1987）的出版而告终。在这本书中，我用了一些生产统计数据作为19世纪早期法国畅销书的粗略指南。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数据主要依赖于印刷商们的声明，这些声明记载清晰，但是却没有索引。保存它们的大部头书籍用绿布包裹，落满了尘土，存放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中。这些大部头使用不便且难以携带，每天都给我的衣服覆盖上一层纸锈。除了来自洗衣房的账单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这些记录，因为随着书籍生产的发展，每过一年这些绿色的大部头都变得越来越浩繁。我在进行到1850年时停下了，自我感觉良好并坚定地认为，只有最愚笨的学者才会胆敢再次尝试挑战这种自我折磨。另外，《书籍的胜利》将我的研究引向了图书馆的历史，以及扩张至郊区和外省的零售书店。

对于泽尔丁在本科生课上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但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在《书籍的胜利》中，我研究了出版业的发展，并讨论了书籍到达读者手中的若干方式：如通过流动商贩（colporteur）、商店和出租书店。但是在读者购买或是借到这些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想要超越我的地图与数据所限，探询一些有关读者和书籍接受的问题。《书籍的胜利》的最后一章在我看来既是一篇后记，亦是对未来道路的展望，我在其中尝试性地研究了分析阅读行为的方法。1984年， 我第一次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书籍史学者接触，这一经历给了我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让我倍感鼓舞的是，我发现从研究生产转向研究读者的历史的学者绝非我一人。

我曾一直在悉尼偏僻的大本营中，以相当与世隔绝的方式进行着研究，发现同路人的好消息彻底结束了我的孤立状态。其次，与固有的成见相反，我意识到只要去搜寻，关于阅读史的资料确确实实存在。本书使用到了这类材料中的两种：书籍阅读建议，告诉人们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我将其作为规范性材料参考；以及自传，大部分是书面的，但也有一些口述的，它们记录着个体的阅读经验。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对阅读的恐惧，以及消除这种恐惧的尝试——通过控制和规范“危险阶级”的阅读来实现。本书也关注每个个体的阅读行为中潜在的颠覆性本质。自从1984年的那些会议以来，我一直受惠于罗杰·夏蒂埃，而且对于橄榄球跑动风格的共同爱好也为我们的关系添砖加瓦，那种风格当时在法国和澳大利亚都反响甚佳。我从未停止对于他的洞见的感激之情，尽管我的作品并不如他的抽象，且更多地着眼于读者个人及其日常经历。

在悉尼，我设计了一个关于阅读史的口述历史项目，它带着我与活生生的读者面对面。我与露西·塔克萨（Lucy Taksa）一道，采访记录了悉尼地区61位年长的澳大利亚人自童年记事以来的阅读经历。其成果汇成了199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墨尔本出版的《澳洲读者记得：一部阅读的口述史》（Australian Readers Remember: an oral history of reading）。这项工作对我而言是段饶有趣味的经历，让我更加重视自传材料。我认为，口述自传在叙事策略与创作模式上都与其他任何类型材料相当不同。我没有在19世纪的口头和书面自传之间做简单的类比。它们都提供了准虚构的文本，记忆在其中被塑造并重新排列。关于过去与当代社会中读者个人的反响，它们却都能够给予历史学家以无价的帮助。在本书中只要合适的地方，我都参考了口述证据。

1989年，我受邀为法、意合编的《西方世界阅读史》（Storia della Lettura nel mondo occidentale）撰写关于 19世纪的一个章节，此书先是由夏蒂埃和古列尔莫·卡瓦洛（Guiglielmo Cavallo）编辑，1995年于拉泰尔扎（Laterza）首先问世，随后又由巴黎的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夏蒂埃建议以“新读者”（Les Nouveaux Lecteurs）为题，而我承接的主题是讨论作为读者的妇女、儿童和工人。本书就是由那个章节衍生而来，尽管二者之间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别。原初章节所属的作品旨在涵盖多国内容，而这份研究只关注法国。而且，我也没有维持章节中原本设定的类别，在本书中，我讨论了工人、妇女与农民。我认为讨论农民对于这一研究而言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是19世纪对阅读的谈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农民的材料可见于我的文章“农民读什么？法国乡村的书面与印刷文化，1815—1914”，《欧洲历史季刊》（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第27卷，1997年第2期，第163—197页。我要感谢编辑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允许我在此使用这些材料。

几位读者审阅了我的书稿。他们拥有非常不同的学科背景，为我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建议，我很感谢这一切。他们是苏珊·格罗根（Susan Grogan）、 让·埃布拉尔（Jean Hébrard）、雪莉·克罗恩（Sheryl Kroen）、安娜·萝西（Ana Rossi）和塞纳·莱西 - 迪奥（Cyana Leahy-Dios）。我要感谢塔斯马尼亚的巴瑞·罗斯（Barrie Rose）、德鲁大学的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牛津的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墨尔本的奇普斯·索尔怀（Chips Sowerwine）与皮特·迈克菲（Peter McPhee），约克的阿兰·弗瑞斯特（Alan Forrest）、林肯的哈里·齐格勒（Harry Ziegler）以及布里斯班的珍妮特·吉尔芬德（Jeannette Gilfedder）与帕特·布克里奇（Pat Buckridge），感谢他们那些有时润物细无声的鼓励、建议与批判性洞见。我还要感谢雅克·吉罗（Jacques Girault）多年来的盛情款待。他始终向我指明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新资料，并且让我跟进位于巴黎马勒大街（rue Malher）上的社会运动与工会运动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u Syndicalisme） 的最新资源。 我必须特别感谢雅克促使我考虑劳工联合会（Bourses du Travail）的文献，这会在第三章得到讨论。

我很荣幸在研讨会上向听众展示本书的一些部分。我特别要感谢让 - 伊夫·莫利耶（Jean-Yves Mollier）邀请我参加他在凡尔赛大学伊夫林地区圣康坦分校（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t-Quentin-en Yvelines）主办的研讨会。 任何研究19世纪法国阅读史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谢他在法国出版史上的奠基性成果。我关于19世纪自传作者的阅读经验的作品，在欧洲思想研究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Ideas）过去十年会议中的专题研讨小组上，以及2000年在奥斯陆举办的历史学国际委员会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istorical Sciences）上得以发表。1999年，我在巴西尼泰罗伊的联邦弗洛明讷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用三种语言与充满活力的文化史小组尽情享受学习与讨论的快乐。新南威尔士大学常常帮助我前往巴黎进行研究。1999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这一理想的工作环境中，享受了一段不受打扰的写作时光。我要感谢学院与时任院长托尼·怀格利（Tony Wrigley）教授的款待。若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我便不可能这样四处奔走。因此我要把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明白的感谢留在最后。法国历史乔治·吕德研讨会（George Rudé Seminar in French History）为所有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事法国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持。使之蓬勃发展的澳洲同僚理应获得所有赞誉。我同样感谢所有其他在澳洲研究书籍史的专家的鼓励。最后，我要感谢杰奎琳、布莱斯、霍利和克劳丁的爱与支持。

马丁·里昂

知识即权力，阅读即解放。这两句稍嫌粗糙的断言放在这本书上居然意外地贴合。在19世纪终于有机会接触书籍的法国工人、女性和农民，遇到了各式各样似想教会他们读书的人：牧师、贵族、雇主、父亲、丈夫、地方官僚……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复杂的力量和身份碰撞在一起注定会产生许多动人的故事。

这些阅读故事属于拾荒者、牧羊人、纺织女工、女学者、工人知识分子……面对阅读中的种种困难和诱惑，他们或忠诚皈依或曲意逢迎，或逆来顺受或坚决抵抗，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这确实足够令人感动：只要不满足于自身的蒙昧状态，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凿壁偷出光来，哪怕最初的姿态显得有些滑稽。

一位出生于1896年的女性

我出生在奥弗涅的 A。我们住在离村子一公里远的一所偏僻的房子里。我父亲有一小块地，养了三四头牛。他上过学，写作能力强。他很聪明。我的母亲也会读书，甚至我的祖母也会。每个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在我家里，孩子们更擅长学习，而不是干体力活；但是要养活5个孩子、祖父母以及一个姑姑，你要继续学业当然就必须离开村子，所以我们就毕业了事。父亲去了巴黎十年，在铁路上工作，但当祖父年事已高无法继续工作时，他被迫回来接管农场。真遗憾，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继续上学的。

我的父母彼此说方言，但对孩子们说法语，并强迫他们说法语。直到1904年我都和修女们一起上学，之后发生了分离（教会和国家），我去了国立学校。在那之后直到28岁结婚，我都和父母一起住。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做花边，甚至晚上也做。一个商人每两周来取成品，我每天最多可以挣18个苏。

父亲一周买一次报纸。他负担不起每天都买。他买的是《星期日导报》，这是一份社会主义报纸；父亲是个社会主义者，每次市政选举他都是候选人，但这个可怜人从来没被选上。你必须从一公里之外村子里的商店取报纸，但是孩子们一直都很乐意去取。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看报纸上的市场新闻和政治消息。我父母也会拿来《德龙省年鉴》（Almanach of the Dr?me）：里头有法语故事，日食等等。这是我的最爱。我曾从《导报》上把连载小说剪下来，再把它们缝在一起，我和其他女孩相互交换，她们的父母看《十字报》（La Croix）。它们是些爱情故事，《导报》的连载并不很社会主义。父亲从不读连载小说。哦不！

家里没有任何书，书太贵了。我从修女那获得过学校奖励的书，但是没有从国立学校获得过。镇子上有一个图书馆，我狼吞虎咽地去读，但是里头并没有多少书。教师们借给我少女读物。我过去常常在星期天下午去照看动物时读书；我没有其他时间可以阅读，因为我还要做花边。我读连载小说、教师的书、自己学校的书，甚至拉鲁斯字典。我总是定期阅读字典，我甚至带着它去养老院。

当我在村里的时候，我从不去剧院或电影院。我是和丈夫去巴黎时才去的电影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电，那天是1906年我在州行政中心获得文凭的日子。它让我眼花缭乱。当我来到巴黎时，我很高兴，我很自在。

一位出生于 1899年的女性

我出生于索姆的 V，那是一个商业和工业小镇。我父亲是一名农业工人，我母亲在制帽厂工作。我是独女。父亲会读和写，母亲读写很好。至于我，我12岁才上学。我们是天主教徒，但不算虔诚。我唱赞美诗时，父亲甚至扇了我一巴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1918年他们分开，我们因为战争而离开索姆，移居诺曼底，后来又去了巴黎。

我父母每天都看《索姆前进报》（Progress of the Som?me）。父亲读连载小说，我也是，我很小就开始读书了。母亲几乎从不看报，她有太多工作要做。父亲过去也经常买一些儿童插图书。这些书大概要2或3个苏。我父母从来不读书，但学校有一个图书馆，我可以从那里借书。教师和校长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会在晚上额外安排课程来准备文凭考试。

我13岁进厂工作。在那里，大概13或14岁时，我和一位女伴交换了小说。它们都是价值13个苏的精装小书，包括《贞洁与鞭笞》、《伯爵夫人与乞丐女孩》、《在新婚之夜被抛弃》。它们都是小册子，每周出售，每个故事持续差不多一年时间。我的女伴觉得这些故事棒极了，但我很快就对其感到厌倦……我同样得到父母的朋友的建议，他们告诉我哪些书是我必须要买的。有一次他们让我去读《大鼻子情圣》。我去书店询问这本书，店员给了我一本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写的完全不同的书！最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一位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军官给了我一些书，因为我们生活在战区。他是一位里昂的丝织工人，他白天整日读书，只有在晚上才执行补给任务。他经常每天买两三本书，读完之后就送给我；这些书是亨利·波尔多、保罗·埃尔维厄、阿贝尔·阿尔曼、亨利·拉夫当、保罗·布尔热、马塞尔·普雷沃或吉普的小说。他很注意不给我看情色书籍，但是我偷偷地看！那时我同样阅读皮埃尔·洛蒂、阿纳托尔·法郎士、梅里美、雨果……母亲相信我，并且允许我读一切我想读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关于更大、更广阔的世界，而我错过了它。有一次我读了马塞勒·蒂奈尔创作的小说《叛逆》，她在小说中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这本书引起了一场丑闻，我因为读了这本书而遭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这本小说谈论了女性的解放，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读者，但两年前我不再读书了，因为我的视力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