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余光中先生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收录其1978年至1985年创作的散文18篇,包括《我的四个假想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催魂铃》《牛蛙记》等名篇,有随感,有札记,有山水游记,有人物散记,品类丰富,风格华美,情感细腻,语言幽默。作者将自己的才识、情怀、趣味融于散文,使抒情、用典、叙述浑然一体,呈现出他融诗人、作家、翻译家为一体的独特写作风貌。余光中先生说:“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本书为读者打开了其诗歌以外的另一扇文学之窗。
余光中(1928—2017),出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栖主义者”。出版著作40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听听那冷雨》(散文集)及《分水岭上》(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脍炙人口。
催魂铃 1
牛蛙记 10
没有人是一个岛 21
秦琼卖马 30
我的四个假想敌 37
送思果 46
吐露港上 51
轮转天下 60
春来半岛 71
开卷如开芝麻门 77
爱弹低调的高手 88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98
横行的洋文 110
山 缘 118
何以解忧? 136
飞鹅山顶 154
北欧行 164
沙田七友记 203
自 序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我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我这一生写过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长篇,也有小品,但是从《左手的缪思》(《左手的缪斯》)到《青青边愁》,每逢出书,抒情散文总是和专题论文、书评、序言、杂文等各色文体并列在同一个封面之下,其结果,当然是体例不纯。所以从五年前的《分水岭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为二,像山岭分开水域那样,感性的归感性,知性的归知性,分别出书。
自从《青青边愁》以来,我的抒情散文一直还不曾结集。《青青边愁》里最晚的散文,如《花鸟》《思台北,念台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这本《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写作时间而言,始于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终于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后历时七年。其间一九八〇年最为多产,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却一篇也没有。散文产量之多寡,与我当时其他文体的写作有关:寡产之年说不定我正忙于写论文,或正耽于写诗。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为《联合副刊》的专栏《隔海书》写了三十篇左右的杂文小品,其中不无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较短,笔法不同,当与我回台后的其他小品合出一书,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这漫长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我回台北客座,其余都在沙田度过。永难忘记当日在书斋面海的窗下写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岭的山色,都妩媚照人脸颊。集里的《沙田七友记》写于我香港时期的盛时。那时我在沙田已经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稳,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园,东眷故岛,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教了半辈子书,那是第一次住进校园,不但风景绝佳,有助文气,而且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沙田的文苑学府,高明的人物那时当然不止七位,例如当时久已稔熟的黄国彬和后来交往渐密的梁锡华,在我的香港时期,便一直是笔墨相濡声气相应的文友。
《牛蛙记》《吐露港上》《春来半岛》几篇所表达的,仍不失这种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样是写香港的天地,《山缘》和《飞鹅山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和临别的压力下,感情的张力就比前三篇要饱满得多。《山缘》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礼,《飞鹅山顶》则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告别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灵的眷顾,这几篇作品就算是我的报答吧。如果说徐霞客是华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愿做能赏香港山水的慧眼。
尽管如此,当时隔着茫茫烟水,却也没有一天忘记了台湾。《没有人是一个岛》正是我回首东顾所打的一个台湾结,其线头也缠进了《轮转天下》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其实即使在香港时期,台北也一直在我的“双城记”里,每年回台北的次数不断增加。《秦琼卖马》《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三篇都是回台北小住所写;写最后这一篇时,正当三年前的端午季节,父亲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从香港赶回来侍疾,心情不胜凄惶,却因答应过“联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离开香港,天晓得,不是抛弃香港,只是归位台湾。其实也没有归回原位,因为我来了高雄。当然,就算重回台北,也不能再归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诗文同胎的现象:苏轼的《念奴娇》与《赤壁赋》便是一例。在本集里,《牛蛙记》便跟《惊蛙》一诗同胎异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同胞,便包括《九广路上》《九广铁路》《老火车站钟楼下》《火车怀古》等诗。《北欧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于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记,若在同时的诗集《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里寻找,至少有二十首诗是表亲。作家对于自己关心的题材,横看成岭,侧看成峰,而再三摹写以穷尽其状,一方面固然是求材尽其用,一方面对自己的弹性与耐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创意,也是很苛的考验。
双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现一种经验时,怎能决定该用诗还是散文呢?诗的篇幅小,密度大,转折快,不能太过旁骛细节,散文则较多回旋的空间。所以同一经验,欲详其事,可以用散文,欲传其情,则宜写诗。去年初夏,和沙田诸友爬山,从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岭,终于登上纯阳峰,北望沙田而同声欢呼者共为六人:梁锡华伉俪、刘述先、朱立、黄国彬和我。当时登高望远临风长啸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顾山下的来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没入人间,那一份得来不易的成就感,用诗来歌咏最能传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笔下富于感性,在叙事、抒情之外尚能状物写景。可惜纯散文家里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记述事情的始末,例如还有哪些游伴留在山下,为什么不曾一起仰攀,有谁半途而回,是谁捷足先登,是谁掌管水壶,是谁在峰顶为众人的狂态拍下照片,甚至谁说了一句什么妙语,若要详记这些旁枝细节,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诗一上了节奏的虎背,就不能随便转弯,随便下来。诗要叙事,只有一个机会,散文就从容多了。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以文为诗,常受批评,但是反过来以诗为文,似乎无人非议,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大致说来,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以诗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强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过了分寸,量变成为质变,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编英国散文选,所选作品多半以诗为文,句法扭曲,辞藻缤纷,语气则慷慨激昂,结果卡莱尔的呼喝腔调入选颇多,朱艾敦的畅达文体却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克拉顿-布罗克,Arthur Clutton-Brock)批评这种观念说:“他认为英国的散文在最像诗的时候才最了不起;他认为英国的散文被诗的光芒所笼罩,几乎成了诗的穷亲戚。法国人看到他编的这本散文选会说:‘这一套真是雄壮极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写出这种作品来的民族,能高歌也能布道,但是不会交谈。’”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经戏称诗人写散文为“诗余”,更自谓“右手为诗,左手为文”,令人感觉好像散文不过是我的副业,我的偏才,我写诗之余的外遇。一般评论家接受这个暗示,都喜欢说我“以诗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为然,但更多的人却首肯或者默许。三十几岁时,我确是相当以诗为文,甚至有点主张为文近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做法也跟着变了。
说一位诗人能写散文,因为他以诗为文,未必是恭维。这好比是说,他是靠诗护航而进入散文国境的,又好比是靠诗的障眼法来变散文的戏法,算不得当行本色。其实,我写过的散文里面,虽有许多篇抒发诗情画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这本散文新集里,诸如《沙田七友记》《没有人是一个岛》《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爱弹低调的高手》《横行的洋文》《何以解忧?》等篇,应该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诗为文就文得起来的。这些作品应该是散文的居民,不是游客。我的三十篇“隔海书”,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正如佛罗斯特(弗罗斯特)所言:“双目合,视乃得。”(My two eyes make one insight.)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西子湾
当代文学大师余光中的此部纯散文集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余光中先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沙田,“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一篇篇散文散发出晶莹、明快、幽默、辽阔的属性。
余光中先生在自序里表明:“三十几岁时,我确是相当以诗为文,甚至有点主张为文近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做法也跟着变了。……在这本散文新集里,诸如《沙田七友记》《没有人是一个岛》《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爱弹低调的高手》《横行的洋文》《何以解忧?》等篇,应该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诗为文就文得起来的。这些作品应该是散文的居民,不是游客。”这正是这本散文集的独特之处,从中可体味其散文创作的风格转变及其思想心绪的变化。
我的四个假想敌(节选)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纳什,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士、拜丝(琼·拜斯)、大卫·凯西弟(大卫·卡西迪)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节选)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乡居的少年那么神往于火车,大概因为它雄伟而修长,轩昂的车头一声高啸,一节节的车厢铿铿跟进,那气派真是慑人。至于轮轨相激枕木相应的节奏,初则铿锵而慷慨,继则单调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韵。过桥时俯瞰深谷,真若下临无地,蹑虚而行,一颗心,也忐忐忑忑待在半空。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是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里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这一连串的经验,从惊到喜,中间还带着不安和神秘,历时虽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一九三八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轨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乡,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可是半年后再坐京沪路的班车东去,却不再中途下车,而是直达上海。那是最哀伤的火车之旅了:渡江战役前夕,我们仓皇离京(南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么排得平整,而是交肱叠股,摩肩错臂,互补着虚实。母亲还有座位。我呢,整个人只有一只脚半踩在茶几,另一只则在半空,不是虚悬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压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体之间。这么维持着“势力均衡”,换腿当然不能,如厕更是妄想。到了上海,还要奋力夺窗而出,否则就会被新涌上车来的回程旅客夹在中间,挟回南京去了。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什么快车慢车、山线海线,都有缘在双轨之上领略,只是从前京沪路上的东西往返,这时变成了纵贯线上的南北来回,滚滚疾转的风火千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落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饿了,买一盒便当充午餐,虽只一片排骨,几块酱瓜,但在快览风景的高速动感下,却显得特别可口。台中站到了,车头重重地喘一口气,颈挂零食拼盘的小贩一拥而上,太阳饼、凤梨酥的诱惑总难以拒绝。照例一盒盒买上车来,也不一定是为了有多美味,而是细嚼之余有一股甜津津的乡情,以及那许多年来,唉,从年轻时起,在这条线上进站、出站、过站、初旅、重游、挥别,重重叠叠的回忆。
最生动的回忆却不在这条线上,在阿里山和东海岸。拜阿里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红色的窄轨小火车在洪荒的岑寂里盘旋而上,忽进忽退,忽蠕蠕于悬崖,忽隐身于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声在峭壁间来回反弹。万绿丛中牵曳着一线媚红,连高古的山颜也板不起脸来了。
拜东岸的海神却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存一同乘电气化火车从北回线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毕竟不是海峡所能比,东望,是令人绝望的水蓝世界。起伏不休的咸波,在远方,摇撼着多少个港口多少只船,扪不到边,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连长锚千丈也难窥。一路上怪壁碍天,奇岩镇地,被千古的风浪蚀刻成最丑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罗列在岸边如百里露天的艺廊,刀痕刚劲,一件件都凿着时间的签名,最能满足狂士的“石癖”。不仅岸边多石,海中也多岛。火车过时,一个个岛屿都不甘寂寞,跟它赛起跑来。毕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过跑三两分钟,大的,像龟山岛,也只能追逐十几分钟,就认输放弃了。
萨洛扬的小说里,有一个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车越野而过,总是兴奋地在后面追赶。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国里,对着世界地图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样寂寞的一个孩子,只是在他的门前,连火车也不经过。后来远去外国,越洋过海,坐的却常是飞机,而非火车。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出没云间,游行虚碧,变化不多,机窗也太狭小,久之并不耐看。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阔窗里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所以在国外旅行,凡铿铿的双轨能到之处,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踹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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