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我的诗歌与我的生命押韵
1936年5月12日，曼努埃尔·阿莱格雷（Manuel Alegre de Melo Duarte）出生于葡萄牙中西部小城阿格达，他来自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家庭，父亲是弗朗西斯科·若泽·德·法利亚·梅洛·费雷拉·杜阿尔特，母亲是玛丽亚·曼努埃拉·阿莱格雷。他的中间名取自母亲的姓，阿莱格雷（Alegre），在葡萄牙语里意为“快乐”，与“悲伤”（triste）押韵；这种强烈对比在他的诗中常常出现。阿莱格雷在阿格达读完小学，辗转于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几所中学，最后在波尔图完成了中学教育，并与若泽·奥古斯托·塞布拉共同创办报纸《预兆》。
1956年，阿莱格雷进入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修读法律，他是活跃的学生领袖、游泳冠军和学校话剧社的演员。当时，葡萄牙仍处于“新国家”时期，萨拉查总理大权在握，拥有任免总理权力的总统也只是他的傀儡。1958年，时任总统洛佩斯任期将至，被迫辞去职务，因为萨拉查想借此机会换上保守党——自己的心腹托马斯。左翼领袖温贝托·德尔加多将军则希望通过参选总统，罢免萨拉查，为葡萄牙争取民主和自由。德尔加多将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年轻的阿莱格雷也是其中之一。可惜的是，这年大选被操纵，秘密警察在投票箱里塞进了大量托马斯的选票，总统之位最终落入萨拉查所选之人手中。大选后，德尔加多将军被迫流亡巴西和阿尔及利亚，他的经历对阿莱格雷有极大影响。
1960年，阿莱格雷开始在自己创办的几本刊物上发表诗歌。1961年，他被萨拉查政权征召去亚速尔群岛服兵役。在那里，他与梅洛·安图内斯策划占领圣米格尔岛，试图发动政变。1962年，阿莱格雷被送往安哥拉，他在那里书写战争与死亡，写下了《南邦贡戈，我的爱》、《士兵佩德罗的故事》和《泪水之歌》等一系列挽歌；也在那里书写反抗与自由，以《自由》和《我们终将在五月归来》为代表的诗篇成为葡属殖民地争取独立的历史见证。
也许正因阿莱格雷这样的经历，他的大多数诗歌，以及他自己的身份都与“战争”“国家”“人民”这些政治色彩强烈的词汇紧密相连。他不仅从不避讳用诗歌谈论政治，并且热衷于让自己的诗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与现实的土壤里。阿莱格雷的诗组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伫立在葡萄牙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身躯映着祖国的轮廓。诗歌之于社会的介入，对他来说，就像一把利剑，刺进时代的心脏：剧烈地疼痛，然后迎来跳动的脉搏和意识的清醒。这种介入，或者说“刺入”，让诗歌在阿莱格雷的生活中变成“有用的”——是歌声，也是武器，能容纳祖国、解放、自由等宏大的主题。在创作中，阿莱格雷常常直抒胸臆，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口语化的表达配合祈使句，把书写变为呼唤和呐喊——
不要让自己枯萎，不要屈从驯服。
可以生活而无须假装活着。
可以做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
可以自由自由自由地生活！
（《为国歌作词》）
欧洲的“介入文学”概念来自萨特（Jean-Paul Sartre），并因萨特的推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发展至顶峰。20世纪前半叶，国际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政治环境动荡，新的阶级矛盾出现，这强烈冲击着“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传统的文学创作伦理。萨特深刻认识到文人故步自封、自娱自乐所带来的问题，于是对文学参与政治的现象作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并批判资产阶级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形式主义游戏。他力主文学应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尤其应当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大众服务，以此试图重新弥合文学同社会之间的鸿沟。在萨特的思想中，文学应当服务社会，作品的思想应高于形式，作者应呈现完全在场的状态，并为大众写作。
当时的葡萄牙，万马齐喑，恐惧笼罩着社会。在政治社会环境以及现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文坛涌现出许多文学流派。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两大主流阵营，新现实主义主张以文学的政治化来转变社会，其冲击力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葡萄牙介入文学的传统就从这里开始。费雷拉·卡斯特罗（Ferreira Castro）是新现实主义的先声，其作品《侨民》是葡萄牙文学中最先描写工人阶级苦难生活的作品；在诗歌领域，也涌现出卡洛斯·德·奥利维拉、米盖尔·托尔加等一大批新现实主义诗人。在独裁时期，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写过介入诗歌，女诗人索菲娅还曾是反对独裁统治的激进分子。在这个行列中，阿莱格雷的身影相当坚定，他要拿起诗歌的武器，将革命付诸行动。
在安哥拉期间，阿莱格雷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因为此前的革命尝试，1963年他被葡萄牙秘密警察（PIDE）逮捕，在罗安达遭受六个月的监禁。在散文诗《红玫瑰》中，诗人第一次描述了空间距离带给他的时间断裂感：
1963年5月，我在监狱里，睡觉——但是怎么说呢？每分钟我都醒着。我患了无药可医的病。心里有什么东西永远碎了。（永远？永远是什么意思？）喊是没有用的。我真切地知道了，什么是孤独。
那时，阿莱格雷已预感到自己与祖国的分离，他追怀从前的宁静和天真，知道它们一去不复返了。空空的双手里，没有武器，只有词语。
曾经的时间属于水果和提琴
太阳从我的房间升起
一棵树站在世界开始的地方
那棵树站在吉卜赛前地
（《天真时代的歌谣》）
从时间持续的流动中，人类获得生存的理由和战斗的力量。在阿莱格雷看来，只有铭刻当下才是真实的——“时间的全部只为众神所有，我们拥有的只是瞬间”（《开往伊萨卡的船》）。因此，他没有让自己沉溺于追怀，在监狱里，他结识了卢安蒂诺·维埃拉（Luandino Vieira）、安东尼奥·若辛托（António Jacinto）和安东尼奥·卡多佐（António Cardoso）等安哥拉作家，对他来说，监牢也是等待航行的岛，悲伤也可以化为力量：
我的悲伤要跑到外面大声喊叫。
要把石头掷向你们的身体，
在悲伤中腐烂的身体。
我的悲伤要狂奔，要和很多人握手。
要让街道挤满了人。
要战斗。
要歌唱。
（《我感到悲伤》）
出狱后，阿莱格雷暂居科英布拉，被秘密警察监视着。一天晚上，他在朋友阿德里亚诺的陪伴下，走在回家的路上，几句诗脱口而出：
即使黑夜再悲伤
被奴役的时代里
总会有人去反抗
总会有人说：不！
这就是《风之吟》的来历。后来，歌唱家阿德里亚诺、若泽·阿丰索和阿玛利亚先后演绎这首诗，它成为反对萨拉查独裁统治的标志性歌曲，传唱民间。当时，葡萄牙的文化和教育传播受到极大限制，葡萄牙民众识字率很低，看书读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阿莱格雷的诗具有口语化和音乐性的特征，因此在民间传播的可能性比较大。说不清是诗为了生存，还是生存为了诗，许多文字在阿莱格雷笔下并非偶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源头——语言和歌唱。阿莱格雷喜爱且擅长模仿中世纪吟游诗，《风之吟》和《移民谣》都采用这种形式。在这类作品中，他的诗歌语言简洁凝练，不追求复杂的结构和华丽的辞藻；注重诗句的节奏和韵律，常常以连续的排比和名词的重复来加强诗歌节奏性和力量感，给读者带来一种重复的愉悦。乘着歌声的风，阿莱格雷成为葡萄牙广为传颂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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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迫于形势压力，阿莱格雷离开祖国。“大海曾经的主人，远走法兰西的土地”（《移民谣》），他成为当时移民法国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同年，阿莱格雷去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我付出一切，但一无所获
我把祖国捧在手中
我是树，被连根拔起
我是卢济塔尼亚在巴黎，没有祖国。
我没有海，也没有葡萄牙
（它曾是我的血液、酒、汗水和面包）
塞巴斯蒂昂国王
只让我流出盐的泪水。
（《流亡的卢济塔尼亚》）
不过，阿莱格雷是睿智的行动派而非不安的沉思者，他总是想叫醒同胞里沉睡的大多数。在阿尔及尔，阿莱格雷再一次以“血肉”为动词，领导民族解放爱国阵线（Frente Patriótica de Liberta??o Nacional），开始接触非洲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后来各国的开国元勋。同时，通过“自由之声”电台，播放支持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反对萨拉查政权的内容，他的声音成为反抗和自由的象征。也许是因为诗歌的洞见，早在1965年，阿莱格雷就将葡萄牙称作“四月之国”，并且想以此作为自己第一本诗集的名字，后来为避免与当时的旅游指南产生歧义，使用了《歌声广场》。阿莱格雷最早出版的两部诗集（另一部是1967年出版的《歌声与武器》）很快被葡萄牙审查机关列为禁书，只能借助手抄本和歌曲流传。
除了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考察和反应，阿莱格雷的诗也常常跨越时代，回望大航海的记忆、殖民历史和文学经典，把自己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思考深深扎在葡萄牙的民族之根里。在他诗歌创作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看见传奇诗人路易·德·卡蒙的影子。阿莱格雷曾出版诗集《写给卡蒙斯的二十首诗》（Vinte Poemas para Cam?es），对这位葡萄牙公认最伟大的诗人表达尊重与敬佩。他们都曾经历漫长的流亡岁月，对自己的民族怀有深沉的爱。但是阿莱格雷对卡蒙斯的化用不只是致敬与追怀，这种互文性更是批判继承、重估和再创造的过程。卡蒙斯在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和众多十四行诗作品中，歌颂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时代的勇敢、智慧与冒险精神，不仅如此， “葡萄牙中心论”也在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精神混合下产生。阿莱格雷并不认为对外扩张和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历史是值得赞颂的，相反，他希望葡萄牙回归现实、专注于自身发展、实现民主、为人民带来自由，这一点在他对塞巴斯蒂昂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必须埋葬塞巴斯蒂昂国王，
必须告诉所有人：
沉睡者再也不会苏醒了
必须在幻想和歌声中
砸碎从阿尔卡萨基维尔带回的
荒诞和生病的六弦琴。
我宣布塞巴斯蒂昂国王已经死了。
让他安息吧，
在灾祸和疯狂中长眠。
我们不再扬帆出海，
我们门前已是冒险之地。
（《打倒塞巴斯蒂昂国王》）
塞巴斯蒂昂一世传奇的一生是葡萄牙文学从古至今永恒的主题之一。他是个极具野心的国王，狂热地迷恋扩张和战争，他曾连续发动对北非穆斯林的战争，并在与摩洛哥的三王战役中战败，最终坠河而死。塞巴斯蒂昂国王虽然战死，但许多葡萄牙人认为他只是失踪了，成了“沉睡的国王”，在葡萄牙最危急的时刻他便会再次出现。在此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尽管朝代更迭，葡萄牙王国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强盛，但对这位传奇国王的怀念和崇拜，一直深深地根植在葡萄牙人的灵魂中，塞巴斯蒂昂主义也成了一种精神图腾。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丁斯在他撰写的《葡萄牙史》中所说的，“对我们而言，塞巴斯蒂昂主义是民族性的遗留证明”。然而，在阿莱格雷笔下，塞巴斯蒂昂国王是一个彻底的疯子，几百年前就死了，却一直束缚着每个葡萄牙人的灵魂。所以，阿莱格雷呼吁一场迫在眉睫的变革——“必须埋葬、必须砸碎、必须杀死”这个心魔，要举起诗歌的利剑，击碎葡萄牙人对过去的沉湎、对现实的逃避，以及对别人的依赖。解救葡萄牙的责任交到了“诗人”手中：“谁将敲响/葡萄牙的警钟？/是诗人：该从诗歌里/举起一把把匕首了。”将诗歌比作武器，将诗人比作战士是阿莱格雷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比喻之一。不管是枪炮、利剑还是匕首，都具有强烈的斗争与反抗的象征意义，当它们在诗歌中出现时，也赋予了诗歌本身一种解构的力量：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让词语的光芒把黑夜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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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殖民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令萨拉查政府失去了中下级军官和平民的支持。1974年4月25日凌晨，武装部队运动在里斯本发起政变，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了“新国家”政府长达四十二年的独裁统治，民众将红色的康乃馨插进军人们的枪管里，史称“康乃馨革命”。“那是友情的四月，麦子的四月/……无须形容词的四月/……太阳为所有人升起的四月”（《四月的四月》），阿莱格雷这样描述道。
1974年5月2日，他回到葡萄牙，将热情投入建设祖国的事业中。作为社会党领导人，他与马里奥·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一起，推进和巩固葡萄牙民主进程，批准了1976年宪法并为宪法撰写序言。自197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后参加由社会党组建的第一届宪法政府，任发言人和社会交流国务秘书。但是，他很快发现，革命后的葡萄牙既不是自己从前牵挂的葡萄牙，也尚未成为自己期待的祖国，“从前，我们是大海上的异乡人/如今，我们是葡萄牙的异乡人。”写于十年前的诗篇，再添新的现实意义，重建归属感成为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倘若心中的水手还在/我们就会在葡萄牙找到全新的我们”（《归来》）。性格里的坚韧让阿莱格雷相信，爱和面包都来自自己的双手，而非塞巴斯蒂昂国王。自1995年起，他担任共和国议会的副主席和国务委员会成员；2004年，在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党代会上，成为社会党总书记候选人。2005年，阿莱格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为普通民众争取权利，获得了一百多万张选票；2011年再次参选总统，可惜屈居第二位。如今他已八十七岁高龄，仍然活跃政界，也不曾停下写诗的手。
阿莱格雷的许多诗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加入革命宣传，追求对社会和生活的介入，因此，虽然他的诗歌深受葡萄牙民众的喜爱，但他的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不受葡萄牙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待见，他们认为介入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阿莱格雷文学作品的研究才逐渐出现，葡萄牙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也一一记录下他的名字，如葡萄牙作家协会诗歌奖（1998年）、佩索阿文学奖（1999年）、迪尼什国王文学奖（2008年）等。2017年，阿莱格雷荣获全世界葡语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奖——卡蒙斯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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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阿莱格雷诗歌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同样眺望着世界文学和历史文化，特别是像《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奥德赛》这样的文学经典。在阿莱格雷的诗歌国度，这些经典以象征主义的方式被改写，紧紧扣住现实，获得了新的意义。他将葡萄牙和里斯本比作《哈姆雷特》里的丹麦王国和厄耳锡诺城堡，在暗喻中揭露腐朽的社会，呼吁人民为了生存的权利奋起反抗；他将自己比作堂吉诃德，拥有他的勇气和斗志，但不会把长矛刺向风车；在被迫远走安哥拉时，他又化为尤利西斯，身体不断地远离祖国，内心却一次次回归。对于阿莱格雷而言，神话和经典文学具有双重意义，或者说双重功能：一方面，与他的其他诗歌一样，成为与殖民主义和专制独裁斗争的“诗武器”；另一方面，个人化的记忆跨越时代和民族，获得了世界性，变得更加可感，可以交流。
毫无疑问，在长达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反抗、生存与死亡、历史与现实这些人类共同的话题，为阿莱格雷的诗歌奠定了厚重的基调，建筑了开阔的格局。不过，如果只用一类诗歌来定义一个诗人，未免太过草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更加多元化的主题进入到阿莱格雷的诗作中，既有像《夜的等式》和《乌托邦》这样对城市的描绘，也有像《玛丽安娜》和《法朵之源》这样对文化传统的回望，亦不乏像《海浪》、《食火者》和《诗与狗》这样的元语言佳作，以及《你的生命》和《泡沫》这样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词语的飞鸟有时记录旅途，有时触碰历史，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落在稿纸上。
把原野铺成稿纸，
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大地。
这里有长出翅膀的寂静，
也许还有面包，还有词语。
为了歌唱，
为了找到家乡。
（《稿纸》）
在阿莱格雷丰富的书写中，有一样东西始终存在，那就是对生命的吟唱。这种世界性为他的诗歌打下了可译的基础，他的作品被译为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等多种语言，如今又进入汉语。既然写诗要用很多东西，我们也不必急于概括，阿莱格雷的笔还在诗歌的原野上书写，正如他在《如何写一首诗》中所说：
后来我用星辰和监牢为自由押韵
我用快乐为悲伤押韵
我用生命为诗歌押韵。
《四月之国》是阿莱格雷的诗歌首次现身中文语境。为此，我们衷心感谢澳门大学对翻译研究计划的支持，感谢姚风教授邀请我们参与他的翻译研究计划；也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葡语文学的关注和认可，让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得以实现。最后想说，这一百首诗的翻译也是一次很愉快的翻译尝试，我们两位研究生译出初稿后，姚风教授花费大量时间与我们面对面地讨论、斟酌、修改每一首诗的翻译，通过近两年的翻译、定期交流和反复修改，我们完成了一次富有成效的诗歌翻译实践，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次理想的文学翻译模式的探索和经验传承。诗无达诂，文无达译，敬请各位诗歌爱好者和译界同仁不吝批评赐教。
郎思达 宋弘泽
2023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