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收录的文章选自《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官方期刊），全部围绕“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对民族音乐学中与认同和身份有关的术语、路径、对象、理论工具箱、价值取向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书稿共包括15篇文章：2篇关于“音乐与认同”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反思、讨论甚至质疑；1篇纯理论文章，运用符号学理论建构起研究音乐与认同的一种方法；12篇基于民族志的个案研究。另外，汇编者和译者也列出了大量参考文章。

书稿既呈现出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中音乐在身份与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也呈现出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根基和发展脉络。

魏琳琳，1980年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艺术人类学博士后，扬州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有音乐学学术专著1种，先后在《音乐研究》《民族艺术》上发表论文及译文40余篇，编有《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

总序

序言

1 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

2 呼吁与回应

3 “我是一个领导者，不是一个老板”：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社会认同与流行音乐

4 斯拉夫民间音乐：演唱类型与自我身份认同

5 上海江南丝竹乐社：语境、概念和认同

6 古吉拉特邦的卡兰：种姓身份、音乐和文化变迁

7 西赫托拉节日庆典上的身份认同和旋律运用

8 波多黎各的音乐和文化认同：从丹扎到萨尔萨对古巴来源的创新性挪用

9 音乐场景中的声誉：音乐、认同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日常语境

10 竞赛中的景观：在玻利维亚高地歌唱地方和认同

11 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克高原和沿海平原上的帕瓦仪式与认同

12 商业、政治和音乐混合性：20世纪50年代南非城市黑人身份认同的发声

13 新的界限，变化的身份认同：对印尼龙目岛林萨尔寺庙节庆变化的解读

14 想象力、认同和体验的符号：皮尔斯符号学音乐理论

后记

序言

这本关于“音乐与认同”主题的译文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囊括关于这一重要主题的一些变革性的尝试，也使得中国与北美国家学者之间进一步交流成为可能。本书中汇编的大多数文章都选自《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The Society for Ethomusicology）官方期刊。作为现任学会主席，我要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这项重要创举庆贺，这一努力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个学会之间的联系。

“音乐与认同”的某些方面（例如“音乐与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系”）在音乐学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认同”研究显著增长，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特征。若论及“音乐与认同”对我本人及同仁著述的影响，我想这个主题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接受的以西方为核心的学术训练。关于社会群体研究的新思考在塑造其他社会科学的同时，也影响了我们这个学科。在北美及其他地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的结构性差异，这一意识对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引发了诸如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原住民权力运动（Red Power）或女性主义这些反抗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运动。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当前日益全球化和媒介化的世界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使得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等思想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中那些长久以来在社会与文化世界中起界定作用的身份认同（性别、性向、种族、阶级以及国籍的独特认同感）是否正在衰退？”作者们于是开始讨论“认同危机”，并探索在特定时空生成特定认同的影响因素。北美的民族音乐学家（及相关学科中的同仁）似乎在学术写作上更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备受争议的，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塑造的。我希望这本书中的文章可以激发中国学者加入讨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与我们的经历类似的或与我们的经历有极大差异的学术事件。跨文化的讨论将丰富认同概念理论化的历史。

这本论文集必能触发上述改变，因为中国学者用母语阅读美国学者的研究并以崭新的思路推进认同与音乐的研究，对这个学科来说无疑是新的发展契机。在文集中，蒂姆·赖斯（Timothy Rice）所著的两篇颇具前瞻性的文章，向民族音乐学学科提出了挑战，民族音乐学学者接受了挑战，他们开展了更多关于“音乐与认同”的综合与分析研究来回应赖斯。在2010年《民族音乐学》第54卷第2期刊载的那篇被我称为“土坯砖式的论文”中，赖斯建议我们寻找理论，将关于认同的著作“结合”到更强有力的学科的建筑模块之中，因此他列举出许多通过不同途径对认同进行研究的文章。相应的，本书的汇编者魏琳琳博士也为读者列出了大量的参考文章。在赖斯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回应他的文章也已随之发表。在这些回应中，有人提出，民族音乐学的不同路径还没有被某个支配性的理论统摄，这其实是学科的优势，而非如赖斯担忧的那样是这个学科的缺陷。无论如何，赖斯对于认同与音乐的综合研究已为北美同仁所熟知，对于本书而言，赖斯的这两篇文章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译文集中的另一纯理论著作由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写就，他运用符号学理论帮助我们建构起研究认同的一种方法。

除了上述三篇，书中的其他文章都是基于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于1982—2005年的《民族音乐学》中分别刊载。汇编者将它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序，通过这个排列，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23年间我们的方法论的变化。虽然一些早期的著作会假设族群是相对单一的，从而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出某个族群的特性，但即便是最初期的文章也指出：音乐是定义及重新定义社会关系的微妙途径。例如，克拉德（Krader）探讨在克罗地亚西部地区身份建构的区域差异；沃特曼（Waterman）展示了音乐表演如何有助于协调社会地位；韦慈朋（Witzleben）关于音乐本身（可以取代阶级和职业）就是一种认同（或许是一种面具）的论证令人信服。20世纪90年代的新议题使得“音乐与认同”的研究复杂化，一方面包括混合性声音元素的吸收与再意指（resignification），另一方面包括认同政治的构建。关于混合性（hybridity），杰弗里·萨米特（Jeffrey Summit）提出疑问，为什么美国的曲调会被认为适于犹太人的节日庆典；劳拉·艾伦（Lara Allen）（文集中唯一密切关注性别议题的文章的作者）则提出，20世纪50年代，商业和政治对音乐选择产生的影响促使南非女性人声摇摆乐出现；曼努埃尔（Manuel）关注波多黎各地区对古巴音乐元素的挪用与再意指。关于权力关系方面，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所罗门（Solomon）研究玻利维亚高地“歌唱地点与认同”主题下的权力争斗，是关注地方问题的重要范例，在殖民地觉醒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总是充满争端；格斯汀（Gerstin）调查了音乐家之间的微观政治；格茨（Goertzen）研究了为了获得部落认可而激烈斗争的区域性帕瓦仪式（powwow）；哈尼什（Harnish）研究节日的变化，一个节日虽然被声称始终如一，但其实一直在被权力与族群的历史重塑。

当我们关注“认同研究”时，也许有必要思考一些尚未被探索的事物。尽管地方关系总是被作为认同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均衡的。有时，想象的地方（例如国家）以及穿过城市和村庄的小路，就是音乐认同研究的“景观”（scapes）。尽管也有例外，但我们很少能见到对小范围音乐场所（例如，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少年的卧室或自然地标等）内的认同进行的探讨。同样，我们也很少会展开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的研究。爱猫者或驯兽师有可能界定他们的音乐吗？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对其他物种的声音做出回应而形成的？在这本书中，对某些特定群体的研究也显著多于其他。奇怪的是，家庭或非正式群体如朋友关系网络（除了有同样爱好的群体）获得的关注少于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群体。我认为，那些最经常被定义为与音乐有关的“认同”维度之所以被选择为研究的焦点，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中受权力影响最显著、社会争议最多的方面—正如这本书中那些文章所呈现的，这也是政治因素在音乐与认同的研究中不断被强调的原因。

如前所述，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乐于授权此翻译项目，不仅是因为该译文集是重要课题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也因为它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它补充了民族音乐学学会通过《民族音乐学翻译》（Ethnomusicology Translations）（由理查德·K. 沃尔夫［Richard K. Wolf］担任主编）发起的翻译工作。《民族音乐学翻译》是经由同行评审、并在公开网络平台上连载的期刊，发表由其他语言翻译成英文的民族音乐学文献。正如民族音乐学学会网站（www.ethnomusicology.org）上的项目描述所说：“作为重要的在线资源，《民族音乐学翻译》项目为我们提供了解近年全球范围内音乐学术研究状况的渠道，促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交流更加国际化。”过去20年中出版的以非英语写作的学术文章都是此期刊翻译和出版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印第安纳大学学术著作期刊（IU Scholar Works Journals）平台获取它刊载的文章。我们希望中国学者所著的杰出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这一期刊中，并以此提供给英语读者。同样的，这本译文集也是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创举。

民族音乐学学会主席（任期2013—2015），

贝弗利·黛蒙德（Beverley Diamond）

“认同”这个词，是我初接触社会学理论时感到十分费解的一个术语。它对应的英文是“identity”，是名词，但为何译为中文却看起来像一个动词？为什么不能翻译为更容易理解的“身份”？为什么“身份”竟然是一个问题？那么身份认同问题就是与之相关的那些历史问题吗？……编辑《世界音乐与文化认同：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的过程，也是我重新理解“identity”（身份、认同）的过程。如果全景式地去看，通过赖斯教授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综述和追问，以及其他学者对赖斯的回应，可以看到，书中收录的这些普通美国学者的文章勾勒出了学术界的另一个侧面，与中国学者笔下的问题意识、学术脉络、学术交流、学术传统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书中有几篇文章研究宗教活动中的音乐应用，研究者有活动组织者、也有“参与式研究者”，从他们的角度可以看到，在一些我们以为极纯粹、永远静止的活动中，其实一直混杂着很多世俗的元素，这些世俗的元素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而且推动着神圣元素发生变化。另外有几篇研究流行音乐的文章，以及美国学者研究上海街坊的江南丝竹社团的文章，则带来通过陌生的目光重新理解熟悉事物的启发。还有一些在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研究，比如基于玻利维亚高地歌唱活动的研究和用符号学理论研究音乐接受问题的研究，因为作者写得清晰细致，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同身受。所以，这本书做完，环抱“identity”一词的迷雾也散去一些：首先，通过认识他者的学术圈，我更客观地理解了自己身处的学术环境；其次，通过细读他人的认同过程，我重新审视自己那些身份认同发生和起效的瞬间；最后，这本五百多页的文集，也在学理层面梳理了身份认同这一术语的内涵、理论脉络及其与音乐活动的互动，案例丰富、角度多样，对于进一步理解“认同”究竟是动词还是名词，以及要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学者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

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认同来源于哪里？这个问题有过两个回答，一个“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回答和一个“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回答。本质主义主要的关注点，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一方面是由民族、种族、阶级和性别界定的底层阶层对权力阶层进行反抗的这类身份政治实践。本质主义立场对认同的理解基于族群的品质和特点亘古不变这一认识，而音乐和这些坚固认同的关系，通常会被解释为反思、符号化、同源性和表述等的过程。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的形成基于群体在某个时间段可获得的文化资源，也就是说，认同是偶然的、脆弱的、不稳定的、多变的，而不是持久的、稳定的。若持第二种观点，关于认同的议题变为：音乐创作和聆听等实践是否参与、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建构新兴的、不断变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认同。虽然后者在近来文化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著述中占了上风，但它不得不与一直持续的本质主义抗衡，比如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有关后社会主义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讨论。相关主题的大多数文章都在处理两种主义的矛盾：由于各种政治及社会原因，新的身份认同正在产生，但个体、某社会群体或某些政府仍普遍固着于持久、本质主义的认同。

诸多讨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作者像念经一样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音乐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但是，在这种语境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往往又退回到对既有社会认同的讨论中，结果就是，他们认为，音乐在认同实践中的作用主要是对既有社会认同进行符号化、或反思、或给予其表演性的生命。例如，劳拉·艾伦（Lara Allen）研究一种于20世纪50年代在南非黑人城镇发展起来的新融合音乐，叫作“人声摇摆乐”（vocal jive）。在此研究中，反思或建构哪个更关键并不清晰。关于反思，我们了解到，作为产业化的流行音乐，它采用“当地旋律、当下城镇中的俚语和时事话题”为创作素材来“表达一种根植于当地”的身份认同，并可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它通过一种国际化的、以流行爵士蓝调为基础的音乐来完成地方性表达，所以从中也可看到一种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混合性认同。后来，作者谈到音乐有助于“建构”一种身份认同：“人声摇摆乐在音乐上的兼容并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将西方与非洲的元素进行混合，形成一种非部落的、国际化的非洲城市文化身份认同，而这与英国殖民者以及南非白人移民颁布并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得以巩固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相悖的（……）即便是在十分压抑的政治语境下，商业流行文化还是可以以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方式起作用。”她认为，“政府想否认城镇居民的存在，而人声摇摆乐这样的混合风格使城镇居民城市化、非部落化、特别是西方化的体验与身份认同得以表达。（……）通过培育一种表达了政府所排斥的身份认同的混合音乐风格，并允许意见不同的歌词存在于其中，唱片产业也为大多数普通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去进行文化抗争，无论这些抗争是明显的，还是像大多数情况一样通过一种隐蔽、模糊、偶然并具有变动性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似乎被摆在首位，音乐自身标志性的混合形式反映了该认同（部分非洲、部分城市、部分西化）的混合性。当然，一种在非洲城市中新出现的混合性认同并不符合大多数本质主义观点强调的、可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持久不变的民族或族群认同。但这个实例还是说明了建构主义的论证很难不退回到本质主义的论述中去。

在变化中，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就认同问题展开博弈的情况下，被建构的认同就成了一个问题。有些作者认为音乐确实参与了建构新的或想象的认同，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申辩。例如，彼得·曼努埃尔（Peter Manuel）指出，弗拉门戈（flamenco）与西班牙社会三个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相联系：那些住在安达卢西亚的人、吉卜赛人和较低阶层的人。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一个使之成形的广泛社会文化现象的被动反映”，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的程度上，表现、帮助塑造现代安达卢西亚的认同”。弗拉门戈表演者们似乎通过创造新音乐类型而建构起一种新的族群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开启了使传统“崇高化”（dignification）和专业化的新进程。这些变化“提升了安达卢西亚和那里的吉卜赛人的形象”，从而形成“一个对他们（更崇高）的身份认同来说特别重要的标志”。这似乎是一个建构主义的课题，目的是表达一个新的自我认识，向其他人呈现一个可以领会的新形象。除了对传统弗拉门戈进行的崇高化，两个新的流派也参与着认同的形成或建构。

其中之一是阿拉伯风格弗拉门戈（flamenco arabe），将阿拉伯歌曲置入弗拉门戈旋律结构（flamenco cantes）。“通过颂扬与摩尔人的联系，阿拉伯风格弗拉门戈呈现出对安达卢西亚独特文化遗产的重申。同时，它被看作是一种与马德里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统治的有意脱离。”另一个流派是流行弗拉门戈（flamenco pop），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城市化以及他们向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迁移。这个流派是包括摇滚和古巴流行音乐在内各种影响下的混合物，音乐的文本“赞美吉卜赛人的自由价值观和对权威的敌意”，并且参与到“新的城市形象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这个流派已经“成为新城市安达卢西亚人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融合性（……）服务于影响和表达现代城市社会认同的不同方面。”在这里，有一点似乎很清晰，带有新的社会身份认同的新型社会群体还没有形成。迫在眉睫的是建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这种对新的自我认识的需求是由长期存在的不满和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激发的，这些新环境使生活变得比以前更糟糕。曼努埃尔的研究认为，当身份认同需要改变或正经历改变时，通过音乐建构自我认识和身份认同也就得以成就。音乐通过发生改变来促成上述过程，或者最好是音乐家通过改变音乐参与到建构新认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通过改变音乐来改变关于自我认识的符号性表述或再表述，从而使他人对这一族群的认识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