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教授”黄宗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研究集大成之作。从悖论实际与理论概括相关的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实践法史研究、实践经济史研究的课题出发，进而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进路，并且反思中西方不同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指出西方中心论及其理论范式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悖论差异。作者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形式化理论的简单套用，强调历史感和真实感，以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检验的侧重实践的认识方法，重视本土经验和实践。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导论

第一编 悖论实际与理论概括：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1章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第二编 表达/话语与实践：法律史研究

第2章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

第3章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第4章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第5章 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第三编 现实关怀的学术研究

专题一 实践社会科学建构

第6章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第7章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专题二 实践法史研究

第8章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第9章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10章 《历史社会法学：中国的实践法史与法理》

专题三 实践经济史研究

第11章 从实践出发的经济史和经济学

第12章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

第13章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专题四 非正规经济研究

第14章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第15章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

第16章 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专题五 国家体制与经济体系的探讨

第17章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第18章 “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

第19章 国有企业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20章 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后记一 法学和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

后记二 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

导论：从经验证据到理论再返回到经验的认知进路

理论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逻辑的,其目标是跨时空和普适的,而实践则常是模糊的、具体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离和互动的,或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虽然如此,在人们认知发展的过程中,抽象概念或理论和具体经验或实践明显都是不可或缺的方面。本文强调,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如何连接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界多倾向于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而且由于其所占据的霸权地位,这种倾向今天已经渗透全世界的学术研究。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甚至已经成为不同学科的基本倾向。在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划分为要么是普适理论建构,要么是特殊经验或应用研究,并明显偏重理论,如经济学和社会学,也包括法学,而历史学和人类学则比较偏重经验。在今天的中国,这一思维更造成主流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全盘引进西方理论,而主流历史学则几乎完全拒绝(西方)理论的分裂状态。在法学领域,甚至普遍把“法理”和“法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造成两者各行其是、互不过问的局面。有的学术管理者甚至以“分工”来为这样的隔离辩护。

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下,我们失去的是常识性的根本认识,即认知不可能单凭抽象/理论或单凭经验/实践中的任何一方面获得,而必须兼顾、连接两者,从经验中得出概念和理论,在理论中看到经验和实践。本书强调,非此即彼倾向其实偏离了学术应有的最终目的——怎样最好地认识真实世界,其中的关键正在于对概括/理论和经验/实践的适当的、不违背现实的连接。这需要的是超越简单的特殊性而朝向较宽阔的概括,而后再返回到实践检验,如此不断往返的认知过程。本书的目的即从连接实践与理论的问题的角度，来回顾笔者自己从事学术研究50年中所得出的一些关于方法和理论的体会,讨论的既是阶段性的积累和演变,也是一幅图像从局部到较全面逐步形成的过程。

一、悖论实际与理论概括：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笔者进入不惑之年后的第一本专著是1985年出版英文原版、1986年出版中文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此书提出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是“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1986年中文版序,第2页)；同时,以连接经验与理论为中心问题,“有意识地循着从史实到概念再回到史实的程序进行研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为模式而模式的作风”(1986年中文版序,第2页),总体目的是创建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在理论上,则有意识地同时借鉴当时的三大理论传统,即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通过与之对话来形成自己的概念,凭经验证据来决定其中的取舍。

根据以上的研究进路,笔者首先采用了关于革命前中国农村最系统和细致的调查资料,尤其是“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经济人类学调查,根据关于一家一户的翔实的经济实践资料来认识农家经济,并辅之以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来掌握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与各大理论对照。拙作得出的结论首先是,三大理论传统均有一定的洞见,共同组成了小农的“三种不同的面貌”,伴随其阶级位置而异：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地主”和“富农”更适合从形式主义的营利单位来理解,而受雇的雇农、打短工的贫农以及租地的贫农则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中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图像。但是,在系统检视和比较两种农场的历史演变之后,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华北在近三个世纪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人口增长两大趋势下,所展现的主要现象不是农村向此两端的分化,而是小农家庭农场凭借“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两柄拐杖”的强韧持续,一直占据总耕地面积的绝大比例,而“经营式农场”所占比例则一直没有能够超过10%。两种农场在劳动组织上不同,但在亩产量上则基本一致,其间主要的差别只是后者因为可以按需要调节其劳动力而达到较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而前者的家庭劳动力则是给定的,在农场面积不断缩减的压力下,只能凭借投入越来越密集的劳动力来应对生存需要。相比之下,经营式农场达到较适度的劳动力使用,而小家庭农场则明显趋向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由此,我们可以很具体地理解“人口压力”的含义。在三大理论中,最贴近这样的经验证据的其实是“另类”的实体主义理论所突出的小农家庭农场在组织和行为逻辑上与资本主义雇佣单位间的不同。

读者明鉴,上述的基本学术研究进路是：第一,从经验到概念/理论的方法;第二,凭借经验证据来综合多种理论传统的使用,决定其不同部分的取舍。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地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化理论的研究进路。

(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在《华北》一书之后,笔者在1990年出版的英文原版《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则沿着以上的基本研究进路,使用的是翔实的微观调查材料,并辅之以笔者自己连续数年的实地追踪调查。在经验发现层面上,之前的华北研究已使我感到意外,而长江三角洲研究则更让我感到惊讶。此地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要远高于华北,但在明末清初之后,其“经营式农场”便基本消失,完全被高度市场化(主要是棉花和蚕桑)和家庭化(纺纱织布和缫丝)的小家庭农场取代。微观层面的资料所展示的是,在单位耕地面积上,长江三角洲的生产比华北的还要高度劳动密集化。

据此,笔者在借助当时占据主流学术地位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洞见的同时,对两者都更鲜明地提出了商榷和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其对市场化(商品化)必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信念,论证中国农村经济的“悖论”现象,提出了更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实际的几个“悖论”概念,即“没有发展的商品化”以及“没有‘发展’(笔者定义为单位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升)的‘增长’(定义为总产量的提升)”,而不是经典理论所预期的两者同步并进。这就是笔者用“内卷化”或“过密化”(即借助廉价的家庭辅助劳动力而进行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两词来表述的高度劳动密集化家庭生产以及其所推动的“内卷型商品化”。与有的不可论证的宏大理论概念不同,这是可以证实的概念。譬如,明清以来从“水稻+冬小麦”种植转入越来越多的“棉花+纺纱+织布或蚕桑+缫丝”生产,毋庸置疑，这是伴随着单位劳动日报酬递减(亦即“过密化”)而发生的(譬如,纺纱的按日劳动报酬只是种植水稻的1/3左右),而那样低廉的报酬是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来承担的(笔者称作“农业生产的家庭化”)。

与《华北》不同,此书还根据比较翔实的访谈资料以及由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和文字资料,把研究延伸到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初期(当代部分约组成全书的一半)。使笔者惊讶的是,集体化农村经济展示了与之前的家庭农业同样的“过密化”趋势,而改革初年则展示了与西方经验很不一样的“农村工业化”。

在《长江》出版之后,笔者在1991年原版的后续思考性论文《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本书第1章)中更明确地论析,从西方理论来看待中国实际,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都是“悖论的”(paradoxical),即从现有理论上看是一些相互排斥的悖论现象,但实际上都是并存和真实的,如“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市场化)”“集体化下的过密化”以及“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这些都是与经典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预期不相符的社会经济实际,是它们所没有考虑到的实际,需要重新来理解和概括。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由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所主宰的中国研究学界存在“规范认识危机”,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创建新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笔者提出的内卷化和内卷型市场化等概念便是那样的尝试。此文可以看作笔者在《华北》和《长江》两本专著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学术方法和理论思考,当时在国内引起较广泛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最先以《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为标题发表了拙作的前半部分,删去了对1949年以来研究的讨论。在接下来的5期中,《史学理论研究》连载了一系列关于这篇文章以及关于《华北》和《长江》两本书的讨论。一开始是四位学者对拙作的简短评论(1993年第2期,第93—102页),接着是一篇论文(1993年第3期,第151—155页),再接着是关于针对拙作召开的两次会议的报告,一次是由《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发起的,主题为“黄宗智经济史研究之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第95—105页),一次是由《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三个杂志联合召开的,主题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4—134页)。这一系列讨论最终凝结为以“黄宗智学术研究讨论”为主题的6篇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86—110页)。《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先后报道了这两次会议的议程(1993年第4期,第140—142页;1994年第1期，第157—160页)。这里纳入为本书正文部分的首篇。

这里需要重申,以上论述中的一个关键的认识和体会,是要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检验的侧重实践的认识方法,与一般社会科学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侧重理论的方法正好相反。笔者提倡的方法要求的是,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和概括——既非纯经验堆积也非纯理论空谈,而是两者的结合,因此可以说是“双手并用”。同时,有意识地避免从抽象化概括跳跃到理想化、普适化的违反实际的理论。笔者追求的是对史实的最真实理解和概括,不是普适理论的建构。这才是“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探寻最重要的概念”的基本研究进路。

黄宗智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寻求构建本土性学科理论体系的代表性尝试。同时也显示出，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概念，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道路，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自觉。

——《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结果

通过研读黄宗智的著述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我认为，一个认知中国的好理论一定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连接理论与经验，超越左与右，融合东西方。我们的学术探索一定是基于实践的认知，基于实证和经验的探索，在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同时，特别需要甄别西方理论所隐含的假定条件，尤其是那些与西方独特经验“绑定”的隐含假设，警觉这些理论所蕴含的价值指向和规范设定。作为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寻求能够结合东西方经验的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建构。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黄宗智谈论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是其研究方法论文的总集成。

与一般社会科学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侧重理论的方法正好相反，作者提出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检验的侧重实践的认识方法，即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和概括，既非纯经验堆积也非纯理论空谈，而是两者的结合——“双手并用”。同时，有意识地避免从抽象化概括跳跃到理想化的违反实际的理论。作者追求的是对史实的最真实理解和概括，而不是普适理论的建构，即“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探寻最重要的概念”的基本研究思路。面对理论和经验实际、话语和实践的二元对立，作者强调我们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认识到，对真实世界来说，二元中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真正需要我们去集中关注的是两者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关联和互动。

通过与西方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从经验到理论的方法、凭借经验证据来综合多种理论传统的使用，决定其不同部分的取舍；核心则在于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被认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1970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义。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章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40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分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揭示出一系列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章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章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做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一、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近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义,1957;严中平等,1955)。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它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试图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参见黎澍1956年的论文。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有徐新吾1981年及1990年的研究。徐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80年代之前相关论文一直未发表。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绝非是停滞的,而是充满了资本主义先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做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的松弛和衰落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关于明清商业发展的杰出研究见吴承明1985年的研究。关于生产关系变动的研究见李文治等1983年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旦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劳动生产率等内容),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李伯重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伯重,1985a,1985b,198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19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19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试图以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19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19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19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至少部分是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