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是中古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潮，与魏晋玄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自唐翼明《魏晋清谈》一书出版三十年以来，未见有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新著。本书稿把魏晋清谈作为一个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演变过程，梳理并评论它的起源及各个发展时期，重要的清谈世家、清谈人物，以及重要的清谈题目。本书对清谈含义进行了新的界定，在书中提出了较多异于前人的观点：如清谈的本质是义理的探索、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汉末的人物评论是魏晋清谈的重要起源、魏晋玄学清谈之外，佛教清谈是魏晋清谈的重要一翼，等等。

龚斌，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陶渊明集校笺》《世说新语校释》《世说新语索解》《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陶渊明年谱考辨》《慧远法师传》《鸠摩罗什传》等十余种。

前言　何谓清谈

第一章　魏晋清谈的起源

第二章　魏初清谈述论

第三章　正始之音（上）

第四章　正始之音（下）

第五章　微言未绝正始后

第六章　西晋清谈

第七章　东晋初期清谈

第八章　东晋中期清谈（上）

第九章　东晋中期清谈（下）

第十章　东晋后期清谈

第十一章　魏晋佛教清谈述略

汉魏两晋清谈人物及清谈文献索引

后? 记

后记：魏晋清谈二百年，谈何容易！

始于汉末，止于晋宋之际的魏晋清谈，是魏晋思想文化思潮的集中体现。那是哲思与言辞绽放的奇异花朵，引起后人无尽遐想。在前后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士人，或争胜于谈席之上，或晤言于曲室之中，论辩惊心动魄，美谈宾主愉悦。

可叹时间如流水无情，记录当年清谈的文献丢失了太多，除了《世说新语》，鲜见其他文献的记载。也许，这正是魏晋清谈研究长期冷清的原因吧。

四五年前，我细读唐翼明先生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的再版序言有二段话说，自他的这部著作问世二十多年，“中外学者对魏晋文化与思想的研究续有新绩，但仅就魏晋清谈而言，却似乎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学术界对于魏晋清谈这一重要学术文化现象仍然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唐先生所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回想自己忝为魏晋文化的研究者，似乎从未特别思考过魏晋清谈的历史，更没有想到魏晋清谈还有没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唐先生的话和他的大作，给了我启示，也令我怦然心动：我要尝试写一部全面探讨魏晋清谈历史进程的专书，拓展魏晋清谈的研究空间。所以，要说拙著写作的最主要的因缘，应该就是唐先生以上的两段话。为此，我要向唐先生致敬，致敬他的出色的研究，致敬他对推进魏晋清谈研究的关怀和期望。

2021年初，我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着的工作，开始写这本书。到了 2022年 2月中旬，完成了初稿。之后，对书稿的部分内容作了几次修改。去年 9月中旬，听取某家出版社编辑的意见，对清谈的含义再作思考及界定，补写《何谓清谈》一文，作为书稿的前言。从去年春天到今年春末，约有一年多，这部书稿“待字闺中”。今年五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书稿，决定于一年内出版。我平素心仪这家出版社，赞赏他们学术视野广阔，出版了

许多高品味的好书，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然一直没有机缘与他们合作。这次机缘来了。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他们对于学术问题宽容的态度，能尊重不同的学术见解，为创造百花争艳的学术的理想境界而不断前行。

当年，“谈何容易”；今天，谈论魏晋清谈的历史，同样“谈何容易”。不容易是记录当年清谈的文献非常稀少，好在有了《世说新语》这部奇书，后人才得以了解清谈的程式、内容和谈者互争短长的激情。有人称《世说新语》是清谈的教科书，有人说《世说》三十六篇都是清谈——那是言过其实了。但《世说》确实记录了大量的清谈故事，特别有价值的是《世说·文学》保存六十个左右的玄谈故事，其他《言语》《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诸篇，也有不少属于雅谈、美谈的记录。

不过，仅仅凭《世说》记载的清谈，还不足以再现魏晋清谈的全幅历史。明显的事实是，《世说》记录东晋时江南名士的清谈，包括南方僧人及北来僧人的清谈，而几乎不载中国北方的清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世说》的编撰者，以为北方是异族统治的政权，名士风流在那儿早灭绝了。确实，西晋覆灭之后的中原，战火、天灾、饥馑一波接着一波，留在北方的一些文士，苟活于乱世，何有清谈的环境与谈论的兴趣？不过，在史书中偶见有中原文士清谈的记载。《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四《后赵录》四说：张跃“学敏才达，雅善清谈”。甚至只知杀人的石勒，也有风雅的一面，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之善恶，朝贤儒士莫不归美焉。可见，北方也有清谈人物。当然，北方的清谈与江南名士的清谈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我向来认为，不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终极目的是求真。求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境界。然而，达到求真的目的很难很难。其中，最难在于历史文献的大量缺失。魏晋清谈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

为了最大程度地求真，还原当年清谈的盛况，拙著在以下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利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如前所述，《世说·文学》是魏晋清谈最有价值的记录。此外，《言语》《赏誉》《品藻》诸篇中的美谈、人物品题，多有清谈的记录。魏晋清谈固然以玄谈最具学术史、思想史价值，但缺少了人物品题和许多雅谈美论，则未免使多姿多彩变为单调艰深。

二、从史书、类书中钩沉清谈人物与清谈事迹。譬如《三国志·魏志·管辂传》及注引《辂别传》中，就保存了许多管辂在冀州清谈的资料。迄今为止的魏晋清谈研究，以地域而言，皆局限于西晋都城洛阳和东晋都城建邺，再旁涉会稽。可是，当我们注意到了《管辂传》和《辂别传》，就看到了更为广阔的清谈地域，说明魏代的清谈并非仅在洛阳。再有，洛阳周边的山阳，嵇康、阮籍、向秀、王戎、吕安、赵至等人也在清谈。可见洛阳的正始之音消歇之后，清谈在别的地方仍在继续。

复原东晋的清谈也是这样。建邺是最主要的清谈中心，此外武昌、豫章、荆州等地的幕府，都是清谈的中心。特别是荆州，桓温经营三十年，网罗天下奇士，很难想象，这里不会发生清谈。可惜，记录荆州文事之盛的文献散佚殆尽。只有在翻阅《隋书·经籍志》时，看到隋代著录的桓温、郗超、王珣、习凿齿、伏滔等人的文集时，不禁会遐想当年桓温及四海奇士作文辩论、清谈不已的情景，然后唯有逝川之叹而已。

三、尽可能描述和说明魏晋清谈的生动场景。《世说新语》记录清谈的过程和场面，大多非常简略，只有少数比较生动。其实，那些阐述义理的清谈，充满了激烈的论难，彼此之间反复的争论，历时很长。譬如王导与殷浩清谈，“遂达三更”；与祖约夜谈，“至晓不眠”。孙盛与殷中军共论，“往反精苦”，“宾主遂至忘食”。支道林论《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读上述描写，虽然能知论难双方长时间的争论，但总是得不到具体生动的印象，无法想象其场景。然而，如果读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读向秀《难养生论》，就可以弥补无法想象清谈场景的遗憾。那些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往反精苦的谈论，必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及《养生论》，在剥茧抽丝一般的论述中，层层展现义理的精妙。遗憾殷浩、支道林等一流清谈家的文集湮没不闻，否则其中必定有许多玄谈论文，保存着清谈的真实记录和原始风貌。

四、梳理魏晋清谈世家的历史。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魏晋清谈的起源与发展，世家大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拙著考察汉魏两晋的清谈世家，如颍川荀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留阮氏、陈国谢氏等。这些著名的文化世家，视文化的传承为延续家族荣光的生命线，清谈人物辈出。同一家族中，有的善论儒，有的善论道，例如荀氏。

五、以为佛教清谈是魏晋清谈重要的一翼。《世说·文学》中记载谈佛论道的故事有十余则，由于编者受到文献缺失的局限，佛教清谈只存在于江南的名僧与名士之间。其实，佛教传播中国的陆上路线是由北至南，由西北而至东南沿海。早在汉末，西域来华的僧人之间已在谈论佛道了，时间上并不比清谈儒道来得晚。相当于东晋初期和中期，以释道安为代表的中原僧人，已经在辩论儒道与佛经的同异了。东晋后期，长安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僧团，庐山以慧远为代表的僧俗，讲论佛经奥义是经常的事，出现了道融、僧肇、慧远、竺道生等一流的佛学大师和雄辩家。佛教清谈时讲席之宏伟，道俗听众之多，都远超世俗名士之谈玄，显示佛教清谈具有强大的理论活力。拙著专立一章，详述汉末之后佛教清谈的历史。

以上所述，是拙著对于魏晋清谈的主要几点理解。其他如东晋江南清谈开始的时间，东晋中后期清谈的分期，殷浩、王濛、刘惔等清谈家的清谈个性等问题，也作出了初步的分析研究。自己勉力为之，希望引起同道共同探讨的兴趣。在拙著将要问世之际，对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特别要感谢拙著的责任编辑张洁、周莉

娟两位女士，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团队的辛勤付出。他们认真踏实，富有效率，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余英时先生评唐翼明先生《魏晋清谈》，称许其“把‘清谈’从这种种藤葛中抽离出来，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来处理”。龚斌教授的《魏晋清谈史》也是这一研究路径，并针对《魏晋清谈》方法论上的瑕疵有所补充和推进，既不将清谈混入魏晋思想和政治社会问题，也不拘泥于单一的逻辑套路。这本书着重人的言行与影响，穿透已在历史中变得冗杂、带有过多价值判断、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清谈概念，将“魏晋清谈史”要书写和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一般具备问答形式、让人品味的语言艺术。”这样一来，清谈的内涵更丰满了，以这个内涵为基础去研究它的历史，就会看到它的规模、影响力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两朝人，从皇帝到寒门子弟、贩夫走卒，他们的吃穿住行、升官发财、国破家亡都可以透过清谈去探究，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生于清谈死于清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只有谈论玄奥的哲理才是清谈，而且以为魏晋玄学、魏晋名士等都是抽象、飘渺的文化符号，是放诞、叛逆、颓废的象征。这本《魏晋清谈史》呈现了魏晋清谈更完整的面貌。借由此书，我们可以进入魏晋名士的生活和理想之最具体处，不仅是风流、疏狂、酗酒嗑药，也有病痛、情欲、功名、家国情怀……“魏晋清谈”不仅是思想史、文学史的一枝奇葩，也是真实的、壮阔的一段历史。

以“问答”为清谈的本体，也为魏晋清谈研究和清谈本身注入更多活力。作者龚斌教授指出，西方哲学大多依靠书写逻辑展开，中国哲学则多在对话中发生。通过对话来研究中国哲学或许更能接近古代哲人思想的真相，魏晋清谈为这类研究路径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另一方面，“问答”是最基础的交谈形式，以此为清谈的本质，似乎使得玄奥、风流的魏晋名士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有了呼应。

管辂谈《易》：服膺圣人之教，象数与义理兼通

现存正始年间谈《易》资料最多最详者，不是王弼、何晏，也不是某一文化世家的《易》学家，倒是被看作术士的管辂。管辂太幸运了。他先前在冀州谈《易》（详见第二章“魏初清谈述论”），后来大概在正始六年之后，经友人赵孔曜的推荐，大得冀州刺史裴徽的赏识。曾在京师洛阳经常主持清谈的裴徽，外任冀州刺史，一时找不到可以共谈的异才，未免觉得郁闷，思量回京师，好继续与一流的清言家共谈玄虚。想不到草野之地还有像管辂那样的英才，大喜过望，日夜与之清谈。

正始九年十月，管辂举为秀才，告别裴徽，前往洛阳。裴徽告诫辂：“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当以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裴注引《辂别传》，页 819）据裴徽之言，徽在洛阳必同何晏谈《易》，也谈《庄》《老》。否则，不会准确评价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的优长，也不会知晓何晏“自言不解《易》九事”，并预言管辂此去洛阳，何晏必以《易》九事相问。

管辂从未与何晏共谈过，经裴徽的介绍，他评论何晏谈《易》“未入于神”，说：“何若巧妙，以攻难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夫入神者，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未暇细言。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义者，不足劳思也。若阴阳者，精之以久……”（《三国志》，页 819、820）裴徽称赞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是指思维及心思精深细微，谈辞巧妙，义理和言辞二者皆优。管辂则完全不以裴徽所言为然，以为何晏的巧妙，不过是攻难之才。言外之意，何晏不是自创新义的异才，不过游辞于形体之表，未入于阴阳变化的神妙境界。何谓神？《易·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何谓“入神”？管辂解释说：“测算岁时的运行，推究阴阳变化，探求玄虚之道，穷究有形与无形，然后观览道之无穷，何有空闲说一些意义不大的言辞？如果想以分别老、庄的次序而领悟爻象，喜欢小辩论而兴浮浅的辞藻，可以说这是用箭射靶，并不是破秋毫之妙。”正始之初，何晏的清谈雅论，为世人一致宗仰，以致曹羲赞叹“妙哉！何平叔之论道尽其理矣”，现在竟然被管辂批评得一无是处。

正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辂为何晏所请，果然共同谈《易》九事。九事既明，何晏对管辂说：“听闻君蓍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至三公不？”又请管辂解梦：“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管辂用元凯辅弼重华（舜）、周公之翼成王的故事，以为这是“履道休应”—履道而行，好事相应，非是卦爻所明示的。言外之意，是以圣道警示何晏。《辂别传》说：管辂“常谓忠孝信义，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细直，士之浮饰，不足为务也……其事父母孝笃、兄弟顺爱、士友，皆仁和发中，终无所阙”。管辂服膺儒家圣人之教，劝勉何晏“履道休应”，告诫何：“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解何晏鼻上青蝇，驱之不去之梦，推究爻象立义，希望何“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后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管辂据爻象以卜吉凶，说明其《易》学，仍属汉《易》象数一派。邓飏因之微讽管辂乃“老生之常谭”。（上见《三国志·魏志·管辂传》，页 820）

《辂别传》又记邓飏问管辂：“君见谓善《易》，而语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请辂为卦，云云。“善《易》者不论《易》”，意思是注重《易》理，不可仅游于爻象之表，应合道入神，其意与玄学家的“得意忘言”之意相同。

“善《易》者不论《易》”一句，对于评价管辂的《易》学，十分重要。不可以因管辂精于爻象占卜，认为他纯属《易》学象数派。其实，管辂《易》学既重爻象，亦重《易》义，例如《辂别传》记辂与安平太守王基论《易》道说：“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常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夫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以为性与天道，正是察爻象而得的主旨。换言之，不能背离爻象而任意谈论性与天道。至于管辂论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化，无有常体，显然是超越了固定的爻象，忘象得意，一律归之于道，更是非常精辟的见解。

《辂别传》所记裴徽与管辂共论何晏之才及清谈的特点，是了解正始清谈人物优劣长短的重要史料。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如何？”辂说：“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说：“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管辂以盆盎之水，喻何晏之才。“所见者清”，谓论有形为清；“不见者浊”，谓论无形则浊。这二句即批评何晏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之意，以为何晏不是大才，不广博，不务学。后面又指出何晏说《老》《庄》《易》的短处是“巧而多华”“美而多伪”，结果“道浮”“神虚”，乃是“少功之才”。裴徽同意管辂的评价，并指出何晏清谈“辞妙于理，不能折之”，也就是言辞巧妙、华美，而析理不足。

大约管辂与何晏谈《易》后不久，过魏郡太守钟毓，共论《易》义。《辂别传》说：“魏郡太守钟毓，清逸有才，难辂《易》二十余事，自以为难之至精也。辂寻声投响，言无留滞，分张爻象，义皆殊妙，毓即谢辂。”不知钟毓以《易》中二十余事难辂的详情，所知者钟毓虽竭尽其才，以为自己的问难已是精妙之极了，想不到管辂有问即答，有疑即解，势如破竹，义皆殊妙。钟毓自称不如，甘拜下风。

《辂别传》又记石苞与管辂相见，辂为苞论数：“夫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是故鲁班不能说其手，离朱不能说其目，非言之难。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这里的数，指术数，如卜蓍之类。神妙之数，可以通道，难以言论。故管辂引孔子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旨在说明术数的神妙，是可以与道相通，难以言论的。上文说，管辂论《易》与得意忘言之说相通，这里管辂论数，又得一印证。

《魏志·管辂传》及辂弟管辰所撰的《辂别传》，详细记载了管辂始自十五岁至正始之末三十年间的读《易》、占卜、谈《易》的经历，据此可以考见管辂本人的《易》学之精、术数之神，同时也可了解他与当时善《易》者谈《易》的具体场景，对于理解汉魏之际《易》学的发展与派别特别有意义。关于管辂先前在冀州谈《易》，上章已详述，以下论管辂在正始年间谈《易》的几个问题。

（一）管辂为主的谈《易》群。《辂别传》说：裴徽、何晏、第四章正始之音（下）

邓飏及乡里刘太常颍川兄弟，五人认为管辂禀受天才，明阴阳之道，吉凶之情，倘若学到他的法门，也能够像他一样，不是很难的事，平常皆服贴管辂的《易》学。管辂则自称与裴徽等五人一起清谈，使人精神清发，夜里也无睡意。与五君之外的人共谈，白天也想睡觉。可见五君入管辂法眼，其余不足数。而《魏志·管辂传》记辂与何、邓二尚书清谈，说后者是“与死人语”。又《辂别传》记辂称何、邓是“鬼躁”“鬼幽”。一面说与五君清谈使人精神清发，一面又说何、邓二人的谈论是“死人语”，显然是矛盾的。或许何、邓被司马氏诛杀后，忠于司马氏的史家曾展开过一轮对失败者的“污名化”运动，肆意贬损何晏及邓飏等忠魏的名士。历史的真实不当如此。

（二）汉末，谈《易》风气已经相当普遍，谈《老》《庄》则稍后。正始时，谈论“三玄”已成常态。夏侯玄作《本玄论》，何晏注《老子》，作《无名论》，可能在正始之前。若这个判断成立，则称魏明帝末年，已经开始谈《老》，恐怕与事实相近。王弼弱冠诣裴徽，两人谈“无”及《老》《庄》，证明正始之初，《老》《庄》进入谈席。《辂别传》载：管辂在裴徽面前评价何晏清谈，“故说《老》《庄》则巧而伪”，云云。裴徽同意管辂的看法，说：“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说明至迟在正始之初，管辂、裴徽、何晏等已经经常清谈“三玄”了。

（三）管辂的《易》学造诣。管辂属于魏国著名的术士，他的《易》学与王弼、何晏不一样。后者为玄学家，其《易》学摈弃爻象，专重义理。管辂《易》学，宗尚京房《易》，“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辂别传》）。《周易》本来就是卜蓍之书，管辂精《易》之爻象，以占吉凶，自是分内之事，题中之义。但他的《易》学又高于一般的占卜之术，能够从爻象出发，进而探究性与天道。故管辂《易》学虽属汉《易》的象数学派，但又超越爻象，兼善《易》义。他以为何晏谈《易》，“游形于表，未入于神”，即停留在有形之表，尚未达到道之神妙之境。何晏不明《易》之九事，辂为之指明；钟毓难辂二十余事，自以为所难至精，辂寻声即答，钟叹息不如。证明管辂爻象与《易》义兼精，为魏代一流《易》学家；也说明汉末以后的《易》学，虽有象数、义理两派之区别，但二者可以相通，可以兼善，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

——选自龚斌《魏晋清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