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它久盛不衰的动力何在？作者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出发，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兴盛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书史料翔实，考证精深，书中提出的诸多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见解，使本书成为研究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经典之作，为研究明清经济史、财政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范金民，1955年生。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代表作有《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及海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新版序 范金民

序 罗 仑

绪 章

第一章 江南的商品生产

第一节 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发展

一、棉花的种植

二、桑树的种植

三、席草的种植

四、靛蓝的种植

五、烟草的种植

六、茶树的种植

第二节 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

一、棉布商品生产

二、丝绸商品生产

三、酒类商品生产

四、油类商品加工

五、草席商品生产

六、纸张商品生产加工

七、书籍商品性刻印

八、玉石器商品性加工生产

第二章 江南的商品流通

第一节 江南区域内的商品流通

第二节 江南对全国的商品流通

一、以江南为中心的商运线路

二、流通商品种类及商品量

第三节 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

一、江南与日本的商品流通

二、江南对马尼拉—拉丁美洲的商品输出

三、江南对欧美各国的商品输出

第三章 江南的商品市场

第一节 江南市场的层次

一、乡村小市场—小市镇初级市场

二、地方专业市场

三、区域中心市场

四、全国中心市场

五、特殊市场—庙会及集市

第二节 江南市场的类别

一、以米和豆为中心的粮食市场

二、以棉和布为中心的棉纺织市场

三、以丝和绸为中心的丝织业市场

四、以木材为中心的竹木市场

五、以典铺和钱庄为中心的金融市场

第四章 江南的商人商帮

第一节 各地商人商帮的经营活动

一、安徽商人的经营活动

二、福建商人的经营活动

三、广东商人的经营活动

四、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五、陕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六、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

七、河南商人的经营活动

八、江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九、湖广商人的经营活动

十、浙江商人的经营活动

十一、江苏商人的经营活动

第二节 地域商人商帮的组织——会馆公所

一、会馆公所数量考

二、会馆公所异同论

三、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四、会馆公所和商会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节 商人商帮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关系

一、商人与地方政府

二、商人与江南民众

三、商人与江南名士

第五章 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

第一节 商业发展与江南商品生产

一、商业发展为江南商品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商业发展促使江南商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

三、完备的商业流通体系有利于商品生产

第二节 商品贸易与江南城镇化

一、商业贸易促使大量市镇兴起

二、商品贸易促使市镇规模不断扩大

三、商品流通直接影响市镇兴衰

第三节 商品经济与富庶的江南经济区

一、商品经济使江南农民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二、商品经济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

三、商品经济为江南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附 录

主要参考资料

后 记

新版序

去年底，以主要出版档案文书类大型丛书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刘隆进社长突然与我联系，说拟重版拙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征求我的意见。老实说，我出书后，从不指望再版重版，此书也至少有三家出版社表示愿意重版，但都没有下文，也从未收到过任何解释。轻易许诺，不讲信用，已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特征，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没想到，隆进编审极为执着，交代邓进升编辑，发来合同，安排排版，并且不时督促，按部就班，循序推进，容不得我掉以轻心。

本书原是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商业与城镇经济的发展”，项目按要求于1996年底如期完成，书稿定名为《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定稿于次年，10月。时值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学术专著出版似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事情。既是项目，总想正式出版，乃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杨金荣硕士商量。金荣编辑出主意，说只有直接找上时惠荣社长才能奏效。时社长是无锡人，鞅掌创建才十几年的南大出版社，经济压力大，因而出版极重经济效益，人们口耳相传其名言：“出书可以，要钱。”某日上午，我硬着头皮捧了手写书稿求见时社长，没想到，时社长扫了一眼书名，匆匆翻了前几页，就说此书起名新，内容好，有价值，南大出版社肯定出。如此大出意外，令我至今感念不已。作为回报，后来再有书稿，我首先向南大出版社报送。大概因为是社长亲自接受的书稿，出版付印一路顺利，不到一年，就正式面世，而且不但不要出版补贴，还有稿费。

此书曾于1999年11月获得1997—1998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次虽然不高，但当时我评为教授还不到两年，刚刚聘为博士生导师，资历尚浅，江苏学界专家可以说是予以肯定的。2008年，南京大学计划评选50部“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文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报送条件是印数达到多少，或者重印多少次。此书印量很小，也未重印，我根本不作报送准备。然而校社科处领导通知我，此书被引用的频率极高，学术反响较好，应该申报。我遵嘱申报，自然忝列其中。

此书是我的第二部学术专著。第一部专著《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已于201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而且近年又连续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正在译成英文和韩文。此书自寻求出版到出版后的境遇，大概说明它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既然不怕经济上受损的风险，我自然乐观其成愿意再版。

出版于25年前的拙著，以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是问题成堆，尤其是注释，堪称千疮百孔，完全不合现在的所谓“规范”。当年撰稿，尽量简省，惜墨如金，所以诸多地方不够翔实。现在既系再版，而非增订，也非改版，信奉历史主义的我，始终坚信应该保持原貌，而不宜大事增损，改头换面。因此，此次再版，只是改动了原版中的印刷错误，引文舛错，以及表述明显出入之处。尽管如此，我还是迎合时下的出版规范，查对了在此书初版之前能够征引到的文献，拾遗补缺，纠谬改错，基本逐条核对了引文，注明具体出处，较之原版，改动之处较多。

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顾炎武先生有训：“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本人由江南风土滋养，学术关注重点始终不出江南范围。此书出版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学界对于江南商业史的研究，始终是热门，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著，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也非复当年，本人也并未完全转移阵地，而是持续用力，独著或与人合作发表了相关论文五六十篇。这些丰硕成果不能及时吸收补充进去，自然十分遗憾。作为补偿，附在书末，俾便关注相关论题的读者诸君参看。

行文至此，深深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时惠荣社长慷慨初版本书，感谢杨金荣编辑、杨小民美编为初版此书殚精竭虑，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刘隆进社长的大度和激励，感谢责任编辑邓进升为再版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

范金民于南大和园自在斋

2023年11月5日

南宋时便广泛流传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它反映了当时这些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的经济的前列。

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它久盛不衰的动力何在？学界中提出的江南“最低生存水准”“人口压力”“边际效益递减”等理论是否与明清江南的实态完全相符？

作者范金民教授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之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为我们展现明清江南商业完整、生动的画卷，揭示了商业兴盛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江南农民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为江南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作者对史料的精审辨析，对明清江南商业发展问题考校评骘，提出诸多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些创见使《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史、商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参考。

商品经济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

明清时期，江南重赋，全国为最。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康熙初年，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具体说来，江南八府明初田地不到全国的6％，而税粮却高达23％，后来田地上升到7％强，又经宣德年间的大幅度减税，税粮比例下降为21％强。到明后期江南田土在全国的比例下降为6％强，而赋额却仍然与明中期持平。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也就是说，在明代，各地上交给朝廷的税粮，每5石就有1石多是由江南提供的，江南以1/16的田土交纳了1/5以上的税粮。体现在每亩平均交纳的税粮上，江南的地位也是相当突出的。明初亩均税粮，全国仅为0.038石，江南高达0.143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以后因减赋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为全国的3.5倍。入清以后，江南田地上升到全国的7％强，而上交银两下降为17％弱，但米粮本色却高达近77％，单就本色而言，地位更为重要了。如果考虑到全国400万石漕粮江南占了40％以上，民间要以数石之粮运一石漕粮，则江南的实际负担还要沉重得多。

江南能够支撑这最为繁重的赋税，完全依靠发达的丝棉绸布及其他手工业商品生产。徐光启说，明代松江赋税十倍于宋，“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清初，户部尚书车克说松江“赋役之供，糊口之计，全赖棉”。乾隆时人也说：“议生计者，女工诚不可缓，浙之杭、嘉、湖，江之苏、松、常，蚕以治丝，织以成布，一岁而数百万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道光时，包世臣仍认为，“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同治初，李鸿章等地方官更将清前期江南如额完纳税粮归结为商品流通下的民间富实。他们说：“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职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明清时人的这些看法，揭示了江南重赋得以成立的关键。重赋征收固然反映了封建朝廷对江南人民的榨取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江南的富庶程度。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封建朝廷持久征取重赋提供了可能，从而也为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