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制器尚象》的第二辑，仍旧以中国古代器物为中心，收录相关论文20篇，概括为三大部分：第一类为传承与流变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器物的形制、造型、功能、纹饰方面的传统以及演变情况（如特定器物与使用环境、适用对象以及使用方式、时空规定等问题）等。第二类为工艺与技术研究，包括探讨古代器物制作的工艺、技术、流程以及有关模范、工具等辅助加工设备的特点及相关情况的研究。第三类为文化与交流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历史时期、族群、区域所流行的观念和信仰之间的关联的研究以及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研究等。

练春海，2010年取得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考古、物质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等多项课题。

传承与流变

孙华 九鼎传说与铸鼎象物

张闻捷 河南信阳城阳城M9出土乐钟的编列制度与陈设制度

聂菲 真实与虚构：马王堆汉墓漆奁锥画图像的复合意涵

邓菲 墓葬壁画的视觉资源：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谈起

练春海 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研究——兼论战汉玉舞人功能的演变

姚一鸣 先秦至两汉时期席镇的功能流变

朱浒 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中的“武王伐纣”故事

周繁文 西汉木葬具的等级问题

柴怡 西安出土汉代陶人物俑的再思考

张鹏 文化传播与记忆储存——金代毕国公主石奁研究

李重蓉 汉代鸮形仓的定名与功能探析

肖世孟 汝瓷釉色“天青”考

工艺与技术

苏荣誉、柳扬 圆口长颈方腹青铜卣研究——再论商代南方青铜风格与工艺对安阳的影响

韩鼎 周青铜器上一类特殊的“仿物”纹饰

董波 长沙窑中外交流新证——聚焦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的探讨

王拓 晚明宜兴紫砂与铜、锡金属器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史料文献、考古实物与制作工艺的实证研究

陶晓姗 清世宗的式样库——基于《活计档》的考察

文化与交流

陈轩 汉代的金灶与步摇

程雅娟 有关几枚北魏棺钉铺首的文明源考

叶少飞 唐宋时期的白象造型

任欣 古蜀鸟日组合遗存及其内涵研究

张亚莎 青藏高原远古大神神鸟琼的图像变迁

吴若明 普拉多的柜子——17世纪克拉克瓷的异域传播与镜像呈现

庄蕙芷 “圆方图”与“方圆图”：从文物与文献看先秦两汉的盖天说与浑天说

彭圣芳 《考工记》设计美学思想的体系化考察

何清俊 象数与道统：北宋朱长文琴器思想考释

人类脱离动物界，开始刀耕火耨的文明进程，通常是以人工造物出现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始算起的。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古代造物所受到的关注仍然十分有限。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们只是对古代造物进行分门别类，对古代造物的材料进行一些走马观花或者笼而统之的考察，至于器物的雕琢工艺、刻画细节、形制起源以及相关的制度、规范却有意无意地被轻描淡写，甚至忽略。而那些鲜见的微观研究，实际上也是剥离了器物所属原境的望文生义，有关造物本身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探讨时往往由抽象的时代特征取而代之。

以墓葬而为例，造物遗存有时会成为对墓葬年代、死者身份以及与图像意义进行有效解读的重要证据。正如考古研究的类型学方法所揭示的那样，通过对造物遗存形制的排比，可以确定特定范围内相关事物的时空关系。如果没有具体的造物遗存 ，比如商代的铜鼎、战国的车迹、汉代的漆器、唐代的三彩瓷器、明代的香炉等，没有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座墓葬所处的确切时空坐标，掌握墓主的身份、社会地位、时代背景等相关信息，即使我们假定墓葬中可能存在疑似为墓主的画像，但它们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也远不及前者，毕竟中国的肖像画传统表明：所谓的写真（像）往往与真人相去甚远，甚至根本不去关注或传达本人（在墓葬语境中则为墓主）的基本视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古代造物遗存不仅可以记录历史、反映时代，还可以成为社会活动重要节点的指示符号。换句话说，造物在人类文明史中其实可以起到标签的作用，它们存储了所属时代 的坐标信息，一旦被封藏于墓葬或其它礼仪性瘗坎，便脱离了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轨迹，成了那个时代的化石。

对造物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此，它还可以在多学科的横向及交叉研究中发挥作用。众所周知，古代文化遗产，大多数是以器物形态留传下来的。但已有研究中，在深化对其认知上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远的以广西合浦出土汉代器物来看，其中有些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状况。它们不仅保留了古代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烙印，甚至从中还可以还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影响与互动的脉络，但是因为相关研究极少，因此人们对它的了解也非常的片面、有限。近的就拿清末民初的皮影艺术遗存来看。从现象上看，它们大多都是进入了博物馆或者个人收藏的物质形态的文明碎片，但是它原生态的存在形式实际上与民族、民间文化都息息相关。形而下的，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皮影道具还在，但是活态层面的皮影表演艺术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嬗变消失了。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代表工业文明的影视文化、多媒体艺术的当代发展，对代表农业文明的皮影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图像时代下讨论皮影艺术的非遗保护问题，恐怕只谈皮影的美学价值是非常不够的。近年来，考古学的研究有艺术史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欧美的中国古代艺术乃至东亚艺术的研究更加注重艺术多视角与多元化综合考察的特点遥相呼应， 它们均打破了学科自身的囿限，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学术视界。对造物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研究，或者近现代出现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研究，以及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或研究方法（如大数据统计分析）进行研究，这个进程不断地刷新了人们对造物所能包蕴的信息容量的认识。多学科、跨学科的携手合作与探索，日益增进我们对传统造物的认知度。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解码。解码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对造物与图像共处的场域作正确的认知。 以往的研究对关于造物所处场域方面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研究壁画者通常不大关心壁面下方是否放置何物？壁面前方又有何物？壁面朝向有何特点？研究器物者一般也不关心器物的摆放方式、位置、组合规律，器物品质的对比关系等。这样的研究随意性很大，不是在一个统领全局的整体意识或场域观指导下展开，其结果往往不是盲人摸象，就是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在遇到解释不清的细节和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政策”，或者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摩，甚至只选择有利于文本讨论的细节、论据，或者个案，结论自然靠不住，遑论学术价值。

然而，出土的造物或者是遗物在历史空间中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今天博物馆中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造物，多数情况下既非古人眼中所见的造物，也不是与当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说今天所见到的“古代造物”就是古代人们所创造之物的遗存。在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现场，膏泥内发现的翠绿竹叶，一暴露到空气中就瞬间碳化，其陨灭的速度可谓令人“猝不及防”。兵马俑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身上的色彩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中，大多数都消褪无遗，只有极少量的一些兵马俑，出土时身上尚且残留着五颜六色，有些甚至可以用艳丽来形容（虽然这种情况目前尚不能推广到全部的兵马俑上，但很有代表性）。画像石也是如此，神木大堡当的画像石是彩色的，但是更多地区的画像石什么颜色也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那些灵光乍现的惊艳瞬间就是古代造物封存于地下之时的本来样子。但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总体情形来看，色彩消褪，痕迹模糊，却是出土遗物蜕变的大致趋势，可见它既不是古人造作它们或者埋瘗它们时所见到的原本面目，也非大多数人在博物馆中所见。 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常常以“包浆”“沁”“拙朴”之类的标准用来审视和评价古代物质遗存。问题是，古人——造物的使用者或拥有者 ——是如何看待那些事物的？他们喜欢外观富有历史沧桑感，光泽含蓄、古雅的器物，还是鲜艳华美、流光溢彩的器物？以笔者所见，事物之表面饰以各种间色、复色为基础的灰色装饰图案组合，恰恰反映了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色彩观。在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的着色剂以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主，其颜色与今天的化工颜料相比，色彩的饱和度并不见得会低多少，不足之处仅在于可能会比较容易褪色，既色彩的纯度（或饱和度）不易保持。曾有当代艺术设计理论提出，古人所使用的颜色以灰色系列为主，色阶差别较小，对比温和，显得高贵、典雅，并极力主张弃用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鲜艳色系，恢复古典时代的色彩观，甚至回归到手工萃取色素的手法上去。但问题是，古人其实一直致力于提高色彩的饱和度、稳定性。就陶器装饰（陶器上的色彩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相对来说不易受环境影响，表现极为稳定）规律的发展状况来讲，越是鲜艳、对比强烈的颜色出现得越早。原始时期的彩陶，色彩单纯、热烈，发展到瓷州窑时，虽然一般只装饰黑白两色，但是其对比度也极为强烈，景德镇的青花瓷系，再往后出现了斗彩，颜色越来越多样，甚至是五彩缤纷，可见寻找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一直是古人在追求装饰品质上努力的方向，并不像现代设计师们所理解的那样。灰色或者灰色调子，其实是为古人所鄙弃的。认识灰色的价值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光学、视神经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色彩、光、视网膜成像规律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对于色彩在各种场合中的作用、功能和特点加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灰色，作为一种中性、温和的色彩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由于它与老旧的古物、苍白的遗存相联系，因此，在情感上也逐渐被抬高到高贵、典雅的贵族地位。可见古董有其当代性，文物遗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正因为出土造物在本质上的这种特殊性，对它进行研究绝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利用图像来证史或对器物作图像志描述上，而是要通过梳理图像（或造物形象）与文献之间的内在理路来恢复历史原境，勾勒故事。当代艺术史、艺术考古研究中最新出现的一些研究范式，比如整体研究 和超细研究（也有人称之为超细读），它们中多数的研究重点都聚焦于考察造物遗存上，可见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正是基于此，对造物如下几个研究方向的集中交流与讨论就显得意义非常：第一，器物辨识。包括名物考证，器物上的铭文、图案、刻划的研究，等等。第二，器物与环境研究。包括器物的具体适用环境，以及使用方式、时间及对象等的研究。第三，器物与文化研究。包括造型演变、源流，与特定的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系等。笔者策划与发起的“制器尚象”学术研讨会虽然已经结束，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才刚开始，并将持续发酵，本文集的编写便是其中的一个自然延伸，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了解到，有那么一批出色的学者，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可以从他们的成果中受益。

★ 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 力求汇集相关学科和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理念，更着意于冷门不冷，“绝学”有继；探索跨学科、多维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以推动对中国古代器物的整体认识。

《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具体篇目内容介绍

【编者按】“制器尚象”学术论坛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生产传统、装饰以及流通，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开放平台，并就相关学术前沿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收录本次论坛二十多位学者的研究和讨论。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制器尚象”学术论坛打破了以往器物研究方面的局限，把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古文字、美术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集中在一起，使学者们之间互相启迪，集思广益，对推动研究造物的进步发展有积极作用。

在美术史、古代物质文化史、工艺技术史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中，那些蕴含着大量人工投入与智慧结晶的古代遗存倍受关注。但把中国古代的文化遗存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则是远远不够的，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瓶颈制约的结果。

在历史层面，无数凝结了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与巧思的文化遗存，因为战争、地震、火灾、腐蚀、销熔等自然或人为的原因，早已悄然从人类的视野中被永久地抹去，今天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所能见到的传世或出土文物不过是吉光片羽，甚至都不能反映其历史原貌的万分之一。

20世纪，国际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偏重于古代书画，随着那批精于鉴藏的书画大家的相继离世，国外关于中国书画的研究也呈现萎缩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的研究，则得益于交通便捷、图录与发掘报告的发行以及国际文物交流展览的增加等因素，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热点。

本辑《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生产传统、装饰以及流通，从工艺与形制、流变与传播、观念与思想等角度展开，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

传承与流变

器物与古代政治制度紧密关联。

孙华从夏铸九鼎、鼎迁三国的传说切入，对鼎之造型、数量与象征意义展开探讨，认为鼎作为祭祀用铜容器，“三翮六翼”的配置是九州版图的代名词，也不排除井里九夫、国都九里此类象征意义。

张闻捷的报告围绕楚国乐制展开，结合相关出土器物，对乐钟组合、陈设及其反映出的等级与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个案研究是近年来美术史和考古学界比较常见的做法，强调从具体案例出发，将墓葬空间视为完整且独立的个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进而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

聂菲从文献学、图像学的角度，重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奁。认为漆奁上的图像呈现了墓主生前狩猎讲武的真实生活与追求升仙的精神世界，在墓葬语境下，此件漆奁为墓主提供了生活服务于展示祈盼的空间，也满足了生者企望死者永享荣华的愿望。

邓菲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通过整体考察墓葬中的建筑空间与装饰题材，解读其背后所传达的文化观念。报告指出，工匠在营建该墓时参照了大量图像粉本，包括传世绘画、佛教艺术、神煞题材等，看似杂乱，实则统一，透露出布局背后的深层逻辑，营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礼仪空间。

练春海对汉代墓葬尤其是海昏侯墓所出土玉舞人（有战国时期制作和汉代制作两种）进行了比较，即便是同等层次的墓葬，玉舞人的制作水平也参差不齐，反映了汉代社会风气从先秦时期的重视礼仪转变为强调实用。

姚一鸣的研究发现，先秦至两汉时期镇的造型变化较大，镇从春秋时期的几何形发展到汉代的圆雕形，显示出汉代日用器物的世俗化转向，亦发生了由单纯装饰功能到反映汉人炫耀心理及豪奢思想的转变。

朱浒对临沂吴白庄汉墓中室南壁东门楣上的图像上所刻画的人像身份及情节主题展开探讨，认为画面主角为纣王帝辛，表现了武王伐纣的场景。

周繁文对西汉木葬具的等级规定进行了考察，认为葬具的规格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以种类、数量、材质等作为区分葬具等级的重要指标。

柴怡以西安出土汉代陶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归纳近年来西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并对汉代陶俑的制作工艺、流通现象，以及随葬陶俑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究。

张鹏围绕北京金代乌古论家族墓葬中出土的四层石奁，从器物材质、装饰、工艺及所有者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金代石奁在某种意义上储藏了历史的记忆和生命的乡愁，凝聚了对抗、妥协、传承、变异等多种文化因素，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李重蓉在补充整理鸮形仓实物资料的基础上，考证此类器物的定名、功用与流变，指出鸮形仓应为粮仓明器，它在墓葬中的出现与汉人利用鸮鸟形象来防鼠、保护粮食的观念相关。

肖世孟追溯釉色“天青”的渊源与内涵，并探讨了文人对汝窑茶器的色彩理想：其一，超乎言象的“天青”釉色迎合了文人物象之天成的观念意趣；其二，汝窑“天青”温润如玉的色泽与文人“比德如玉”的审美品位相契合。

工艺与技术

社会变迁、集体意识等皆对工艺与技术的选择与改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苏荣誉的研究围绕现存的五件圆口长颈方腹青铜卣展开，以科技考古的方式分析了青铜卣的风格与工艺，讨论它们各自内涵及属性，从而深化了学界对商代青铜工匠和青铜技术的流动、青铜器的流通等问题的认识。

韩鼎关注到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一类特殊的“仿物”纹饰，特殊之处在于其模仿对象为有机材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商周青铜器（及纹饰）的一种重要设计理念，也复原出部分有机材质器物的原型。

董波从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切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概括长沙窑三彩瓷器的工艺与色彩特点，指出此类瓷器的用料、做法皆与西亚相关。

王拓的报告从文献、实物、工艺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晚明紫砂器对对铜、锡等金属器皿的模仿与借鉴，并归纳其缘由：一是造物规律使然；二为迎合社会风尚；三则出于紫砂器与金属器皿制作工艺的相似。

陶晓珊在全面分析清宫《活计档》“留样”旨令、综合考察传世文物的基础上，对雍正建立的供御用品造办的式样库进行全面分析。并指出，式样库的建立直接促成了雍正朝宫廷工艺美术形成风格相对统一与纯粹的时代特点。

文化与交流

研究材料的更新为解读文化变迁、制度规范提供了契机。器物与图像作为媒介，承载着宗教思想、家族意志乃至文明播迁中的观念与信仰。

陈轩将汉墓中出土的金灶作为汉代步摇的悬挂构件展开探讨，指出作为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金灶的设计与使用体现了汉地将游牧贵族的佩饰转化为以本土吉祥语汇构建的装饰系统。

程雅娟关注北魏时期出现的一类具有强烈外域风格的辅首衔环。她从图像流变、宗教传播等角度出发，对北魏铺首衔环中来自古印度的“勇士驭兽”母题，以及来自苏美尔文明的“一人双兽”母题进行细致地梳理与分析。

叶少飞对唐宋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中出现的与白象相关的题材进行了分类与讨论，指出唐宋时期的白象造型基本出自佛教文本，在呈现文本基本内容的同时，还受到了政治权力、社会观念、图像传播规律等因素的影响。

任欣根据器物形制与造型特点，探讨古蜀地区鸟日组合形象所具备的文化功能，以及古蜀先民的造物观念与文化信仰。

张亚莎围绕曲踏古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方足彩绘木案展开，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鸟形纹饰的流行区域、发展与演变，以及神鸟在古象雄王国早期信仰中的特殊意义与崇高地位。

吴若明在回顾明代海上贸易发展与克拉克瓷概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普拉多博物馆的藏画《视觉的寓言》，分析17世纪中国外销瓷的在欧洲绘画中的镜像呈现，并综合审视跨文化艺术的形成及其本土化变迁。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器物所反映的观念与文化的复杂性，强调适时、适度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

庄慧芷从秦汉之前的各种天文相关遗址、文物与文献切入，探讨“盖天说”与“浑天说”宇宙模型的起源，以及两种学说的关联性，并指出在具有官学色彩时期，此类器物为皇权所掌控，失去官学地位之后，则逐渐转变为宗教、信仰，甚至是装饰、游戏的题材。

彭圣芳陈述了《考工记》的设计美学思想，认为其通过翔实的规范和标准表达了造物设计的形式观与功能观。

何清俊对北宋朱长文所著《琴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将朱长文的琴器造物思想归纳为尊圣、拟象、应术和立道四个主要方面，并指出《琴史》反映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背景下知识分子试图将传统阴阳、五行、象数等观念进行理性改造的尝试。

　　各位学者的研讨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出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多维景观，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开拓、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以及古代制度、信仰与文化的探索等多个方面，皆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对于推进传统器物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深入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