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暴者心理

图书目录

第一章　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　

通过代际传递的习得性行为　

创伤　

控制与报复　

自尊　

相互升级　

男权主义观点　

作为威胁的亲近与亲密　

抑郁　

自卫　

第二章　暴力循环的适用方面　

紧张积聚和愤怒升级　

暴力发作　

平静期　

内疚与悔恨　

蜜月期　

第三章　男性的群体治疗　

男性小组　

开放式小组　

学习和提供知识　

提出建议　

攻击性　

爱　

第四章　治疗动机　

外部动机　

增强动机　

治疗联盟　

第五章　责任　

第六章　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　

情绪　

愤怒　

无助　

控制　

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　共情与共情失败　

个人痛苦与受害者认同　

保持距离和不予认同　

无助和难以控制　

受害者辩护　

倾听治疗对象受迫的困境

多元文化论　

法律上的反移情　

第八章　改变过程中的方式与手段

性别敏感疗法　

增强意义感

引导者的自我坦露　

对抗　

比喻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序言/前言/后记

自序：如何让暴力不再循环

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那时我20多岁，还是一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倍感痛苦与震惊。那次事件之后，我感觉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为促进以色列社会中不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几个月后，我加入了一场防止暴力侵害女性的运动。参加这场运动，获得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伴随我至今：反对暴力行为，支持相互尊重——一种认同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女性主义观念。参加这场运动期间，我被邀请成为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Tel Aviv GlikmanNaamat Center，一个暴力治疗和预防中心)的治疗师，负责预防家庭暴力和治疗有过暴力行为的男性。加入该中心后，我就开始一对一地接触在亲密关系中有过暴力行为的施暴者。从1997年开始为这个治疗中心提供服务，直到2020年该中心解散，算起来，我负责的治疗小组已有23年。这本书也是在此之后写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记录下这些年的经验和感悟。

在此工作期间，我每周三晚七点到中心，给小组8个成员或治疗对象上课。每次课一开始，大家会进行一轮分享，随后由一位成员提出疑问、发表观点或分享他正面临的问题。小组其他成员或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或提出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相互对抗。多年以来，加入小组的男性已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很矛盾，有的自以为无所不知，有的喜欢反对别人。他们之中有负责任的家长，也有叛逆的孩子；有的好奇心重，有的安静，有的腼腆，有的易怒；有的不被理解，有的擅长表演，有的多愁善感；有的理智，有的冲动。我就像一支乐队的指挥，乐队的每个成员都参与了演出，我们共同创作了一个作品，包括面对和处理他们的生活困境、压力困境、暴力行为、私密问题、父亲身份、情绪的自我调节和创伤经历等。我所用的方法是开放式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入，然后大家一起走向终点——离开小组。而在封闭式小组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时加入、同时离开。开放式小组中，参与者们有来有走，我却一直都在。

1986年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成立了第一个治疗小组，11年后，我所服务的小组成立了。同一时期，该中心还有由另一位治疗师带领的一个治疗小组，以及其他类型的治疗小组。这些小组的治疗对象大都是迫于执法部门的压力或因另一半的起诉而加入的；也有少部分是因面临离婚威胁而加入的；还有更少一部分人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和暴力而主动寻求帮助。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是通过参加这个小组获得认可，从而“逃过”诉讼程序。而对于大多数他们的伴侣来说，他们去寻求帮助，让她们又燃起了希望——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变得相互尊重，不再有暴力。

来到这里以后，大多数人会对自己曾有过暴力行为而觉得羞愧，并且对于参加治疗的态度很矛盾。通过治疗，有的人摒除了暴力行为，有的人尽量减少暴力行为；而有的人因被责备而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有的人则愿意为伤害他人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加入小组的这些人，他们的暴力行为和愤怒程度都不严重。他们大多数人此前还过着正常生活，并且和伴侣在一起。也有一些已经离婚的，有的后来又找了伴侣，有的独自生活。那些经感化服务中心认定会对伴侣造成伤害的“高危人群”，以及因严重暴力行为而被捕的人，大都被拘留或定罪入狱，因此他们是在感化服务中心和监狱接受治疗。加入此中心治疗小组的这些男性，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因为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危机上升到了暴力层面，所以才加入治疗小组。

在过去的50年里，家暴问题一直是公众讨论的核心。那些一度被认为是“个人行为”的行为，如今已进入媒体、社会、心理学界和法律界的讨论范畴。鉴于家暴现象和问题的曝光，及其普遍程度和产生的严重反响，国家层面的干预也在增加，试图利用执法体系和特定的家暴治疗方案来防止家暴行为。\[谢尔曼(Sherman)等人，2015\]

作为纳马特中心和赫兹利亚社会服务部门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第一批针对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小组成立于1986年。自那以后，又成立了一百多个家暴治疗和预防中心。地方政府也为这些男性提供治疗和住所，监狱管理局和感化中心甚至设立了治疗部门，提供群体治疗。此外，一些心理健康专家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对策。

尽管有诸多选择，大多数施暴者仍然没有获得以上服务。因为大多数施暴者很难求助于专业的心理援助\[沃格尔、韦德和哈克勒(Vogel,Wade and Hackler)，2007\]，他们甚至倾向于排斥心理援助\[阿迪斯(Addis)和马哈里克(Mahalik)，2003\]。那些寻求心理援助的男性往往都出于一些外部原因。在关于因情绪困扰而寻求心理援助的内在因素和外界因素的调查中发现，96%的受访者称他们之所以寻求帮助，是因为外界的鼓舞或介入\[库萨克(Cusack)等人，2004\]。碍于羞耻心和面子，又害怕牵涉法律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在家暴问题出现后寻求帮助就更加困难了。

那些加入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的男性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心理治疗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本来谋生已不易，还要通过治疗增加生活压力。因此，每周参加一次治疗小组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甚至是一种负担。尽管如此，参与者们这些年也收获了许多。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是学习的地方；有的人说，来到这里，他们第一次在跟别人谈话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还有的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总之，对大多数人而言，来这里确实让他们有所改变和得到了帮助。每当有新人加入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会陪着你”，并且说到做到。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一直致力于创造一种让参与者感觉被关爱和被需要的小组氛围：这是一个他们想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即便感到羞耻和恐惧(害怕被评判和羞辱)，也会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参与者越优秀，他们身边的人也会变得越优秀。

尽管如此，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上，仍会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参与者并没有把治疗落到实处，他们不愿把想要治疗的问题描述清楚。另一些人还在考虑是否参与治疗。还有一些人，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许多人因为羞耻、尴尬、害怕被谴责，以及不愿揭露自己灵魂深处的脆弱情感等，很难进入角色。他们面对治疗师时的困难，对我们这些帮助他们的人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主持治疗小组23年，对我来说是一次绝妙的经历，它教会我识别暴力行为，让我认识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健康关系的本质。通过这些人，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男子气概和父亲身份的模糊观点，认识到了暴力的破坏性，以及暴力行为如何实现代际传递。我也了解到一些普遍的情感，和男性的一些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了解了什么是相互依赖和控制，明白我们有义务给予受伤一方同情与关爱。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些适用范围广的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施暴者获得改变。

本书延续了社会工作领域所谓“实践性智慧”(wisdom of practice)的传统，反映了多学科融合。因此，本书写给精神卫生和公共卫生行业从业者，特别是那些为处于暴力循环之中的男女提供专业援助的人。此外，对于那些致力于消除家暴现象和所有想更好地了解施暴者心理世界的人，这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本指南。

基于这些年与数百名施暴者打交道的经验，我在本书中给你一些有效的方法，用以帮助施暴者作出改变。本书的观点源自我作为男性治疗小组的推动者和家暴专业治疗师的经验。与那些敢于面对生活现实、参与治疗的男性接触，让我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在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同他们在一起，从而帮他们渡过难关。与那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尤其是一些正在参与治疗的男性的伴侣们接触，加深了我对暴力演变和受害者体验的了解，也让我掌握了更多促进或阻碍变化过程的方法。此外，本书还提供了过去十几年来在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动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施暴者，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

本书第一章我们将了解施暴者实施暴力行为的原因。但是它不对暴力行为本身进行解释，因为不管作何解释——即便是出于同情，都有将其泛化或解释不准确的风险。但是，掌握暴力行为的动机依然很重要：第一，可以帮助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的女性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帮助男性了解他们自己和导致他们暴力行为的动机；第三，帮助专业人员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便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因此，本书并没有通过理论范式和模式来解释暴力，而是提炼了我在长期与施暴者打交道之后总结出来的导致暴力行为的九大原因。本书以穿插案例的方法来探讨这些原因，以便于读者理解这些暴力行为的动机。这种方法并不对现象和问题加以解释。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通过这些事，可以描绘出人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九大原因具体为：习得性行为、童年和成年创伤、控制欲和报复欲、自卑、冲突和关系升级管理失控、亲密关系中的男权主义观点、亲密关系中的威胁感、抑郁、自我防御。

第二章将讨论雷诺尔·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的“暴力循环”的适用方面，主要讨论那些最终升级成暴力行为的情感问题。沃克认为，每一段男女关系，都有紧张的时候。在存在暴力的关系中，往往有一个循环的动态：暴力行为导致关系逐渐紧张后，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会增强其愧疚和悔恨感，让他更想去补偿和乞求原谅；但由于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两人也没有认真分析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原因，所以这个过程会不断循环；于是，两人的关系会再度变得紧张，一方再次通过暴力行为释放这种紧张，然后再次道歉并试图弥补。“暴力循环”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描述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演变的理论基础，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和暴力治疗与预防中心的治疗。本章将会展示“暴力循环”以及它在群体治疗中的运用。此外，本章还会从批判性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暴力循环”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主要描写那些参加群体治疗的男性。群体治疗是治疗男性施暴者的常用模式，具有很多优势。对于这些治疗对象来说，小组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来发现问题、学习和进步。参与者可以从其他成员的经验中了解到一些情境、模式和应对方法，还能获得一些处理困境的办法。此外，其他男性的存在可以让他们从面临相似问题的人那里得到反馈、获得支持和产生归属感。本章将会讨论同性治疗小组的特点，以及治疗对象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对治疗的影响。另外，本章还会涉及小组中存在的“恐同现象”及其对小组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本章也会讨论治疗小组中男性之间信任的复杂性，在小组中进行自我坦露的困难，以及他们不肯面对自身弱点而防御性地为自己辩解和想要掌控形势的强烈意愿。而且，本章会讨论开放式小组的优缺点，将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干预方法同心理教育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治疗小组内提供意见、给出建议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在进行对施暴者的干预中，攻击性和关爱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第四章主要讨论那些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男性的动机和矛盾心理，及其对于治疗的影响。这些男性很难认同“施暴者”这一标签，对他们而言，这是在报纸上才会看到的表述。他们难以接受被迫治疗的事实，而且很难将惩罚与治疗区分开来。他们还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因为觉得心理治疗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不想揭露自己的秘密，也不相信自己能改变，还有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本章将讨论这些问题给群体治疗带来的挑战，以及增强治疗动机的方法。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会讨论创建一个治疗联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及其对于一个开放式小组的独特意义，尤其是在小组中有一些充满矛盾的参与者——不确定自己是否在特定时间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最后，为促成改变，本章还提供了加强治疗师与小组之间联系的方法。

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施暴者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就无法帮助他改变暴力行为。然而，由于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的复杂性，有必要弄清楚这些人对其暴力行为承担的责任比重，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一分为二(男性施暴者与女性受害者)。本章提出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的责任模式，可以加深治疗对象对责任的理解，从而帮助其应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暴力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该模式中暴力事件发生的三个阶段——矛盾升级、爆发和消除痛苦，来划分暴力事件中每一方的责任；还可通过这一模式明确地区分行为、责任和导致暴力事件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个人因素、社会观念因素、家庭因素和创伤等外部因素。

第六章讨论了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要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引发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情感机制，从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为了解暴力行为的“作案方式”，我会在本章提出一种模式：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介绍了共情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无法实现共情的情况。虽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参与者营造一种共情的氛围，但是对我来说，要与那些承认对妇女儿童有过伤害行为但又对治疗表示抗拒和矛盾的男性产生共情，是一大挑战。因为这些复杂情况，我产生了批判心理，很难支持这些参与者。然而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对象没有感觉到被共情，那么，即使诊断和观点再准确，也无法取得治疗效果。本章会讨论在治疗施暴者的过程中“共情失败”的七种情况：个人痛苦和认同受害者，想要撇清自己和不认同施暴者，无助和失控，施暴者需要寻求受害者的保护，跨文化方面的障碍，治疗中法律上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常见心理现象，指求助者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咨询师身上的过程。与之相对的是反移情，则是指咨询师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求助者身上。——编者注相关的困难，以及大多数治疗对象同时正面临刑事诉讼。我将在后文提供有效应对这七种情况的方法。

第八章主要介绍在治疗过程中有助于取得治疗进展的五种方法。第一种是针对男性性别意识(强调男孩和成年男性之间独特的发展关联)、男性的痛苦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治疗。第二种使用强化意义感和认同个人优势的方法。具体而言，采用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相关的方法，促使男性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看法。第三种方法则是治疗师的自我坦露。我以身作则，鼓励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弱点。同时，这个方法也增强了治疗师和参与者的主体关联性。第四种方法是鼓励对抗，尤其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对抗。通过这个方法，我知道如何应对那些喜欢狡辩、试图否认暴力行为或最小化暴力行为影响的人。同时，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对抗练习，学习如何避免将冲突升级成暴力行为。最后，我还用了比喻的方法，通过比喻把我的观点转化成能被他们接受的语言，传达给他们。

本书描述了我作为小组治疗师的个人经验，其中包括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和观点。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我这些年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男性施暴者小组的治疗师兼引导者这一角色。除了我个人的经验，本书还提供了过去这些年参加该小组的治疗者的研究案例。不过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名字和个人细节均已修改。

过去这些年，每周一次的小组会议，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我的专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去解决问题。这些年的治疗师工作，我也有做得不对之处，也有过不堪重负和疲倦的时候。但是，我喜欢和那群需要理解、同情与陪伴的人在一起。他们也想被爱、受欢迎；他们也愿意倾听、倾诉，也想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也向往更加平静和有尊严的生活。我并不轻易宽恕他们，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与他们对峙，但对我来说，充满共情的小组氛围更重要。除了对该领域的专业贡献，我希望本书能让人们感受到施暴者的情感世界——哪怕只是片刻，以及我在对他们进行治疗时的心情。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媒体评论

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介绍那些因对伴侣施暴而接受治疗的男性的经历，呈现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复杂性，包括男性成为亲密关系受害者的许多情况。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从共情的角度回顾暴力这一现象及其原因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应对这种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讨论。此外，其独特的治疗师的视角，对了解这一群体尤为难得。

——欧哈德·吉尔巴（Ohad Gilbar），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博士

书中穿插的诸多施暴者案例不仅让读者有机会审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偏见，而且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关键线索。在治疗中，直面治疗对象比任何理论都重要。这些案例和研究打破了理论上的二分法，即总是把施暴的双方分成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

——哈纳内尔·罗斯（Hananel Ross），以色列资深媒体人

这本书有很多实用性内容，只有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和研究经验才能写出来。书中认为虽然不能混淆暴力行为的责任，但要认识到暴力是一种相互行为，改变的真正动力是同理心，而不是指责或报复。

——盖伊·珀尔（Guy Pearl），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博士

名家推荐

——欧哈德·吉尔巴（Ohad Gilbar），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博士

——哈纳内尔·罗斯（Hananel Ross），以色列资深媒体人

——盖伊·珀尔（Guy Pearl），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博士

编辑推荐

《施暴者的心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溯源施暴者为何会使用暴力,揭示了他们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征和后果，讨论了暴力行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为的核心问题。此外，还提供了过去十几年来在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动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对施暴者，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

作为一名性别研究领域教授,同时是一位和有过家暴行为的男性打了近30年交道的临床社会工作者,亚尔·阿普特教授融合为数百名施暴者提供治疗的经验，对亲密关系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为进行深入剖析，包括为何暴力会发生、如何阻止和改造施暴者等。

作者认为，要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实施暴力行为背后的情感驱动，从而走进施暴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走近那些因对伴侣施暴而接受治疗的男性，从多种角度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现象及如何应对或治疗。

精彩预览

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男性施暴者会对他们的伴侣施暴——但我没办法回答。在男女关系中，男人的暴力行为并不能归于单一的原因，这样想可谓荒谬。然而，任何暴力行为，都以控制欲作为基础。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可能是肢体暴力，也可能是为了控制伴侣而使用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感上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也可能是性暴力。可能只实施言语暴力或情感暴力，也可能会将情感暴力升级为肢体暴力。即便没有上升到肢体暴力，言语暴力和情感暴力背后的动机也可能相同。此外，暴力的强度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实施暴力也许只是咒骂和大喊大叫，而有的人则会动刀动枪。无论怎样，使用暴力都是一方想要掌控或重新掌控另一方的手段。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就试图了解暴力行为的动机，研究者也曾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人们主要从两个方向去认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第一个方向是“女性主义范式”，它通常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称作“基于性别的暴力”，并将其视为男权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男性对女性施暴是为了维持社会结构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根据这种观点，男性对妻子施加暴力的倾向和女性对丈夫施加暴力的倾向之间，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这意味着暴力在本质上是不对等的[多巴什(Dobash)，1998]。另一个方向是“家庭暴力研究员范式”[温斯托克(Weinstock)，2012]，把家庭暴力叫作“伴侣暴力”，将其视为一种二元现象。根据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的。根据这一范式——有研究数据支持\[施特劳斯(Straus)等人，2006\]，在家庭关系中，男性和女性实施暴力的比率接近，所以本质上这两种暴力现象是“对称分布”的。

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一些因暴力行为而参与治疗的男性，主要了解了他们施暴的原因。根据他们的反馈，大致有三点原因：第一，责备受害者，他们把责任推到伴侣身上，声称是她们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了暴力的结果；第二，展现权力和控制权，让对方感觉更加无助和比自己低一级；第三，代际传递[韦格南斯基(Vignanski)和帝莫(Timor)，2014]。

有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也有人试图从与那些施暴者的对话中找出原因。接触了成百上千名对伴侣有暴力行为的男性后，我明白了暴力发生的原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我曾遇到过一些连我都害怕并且不得不终止和他们见面的男性；也遇到过一些受过创伤的男性，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难以忍受的“噪音”，要实施暴力才能平静；还有一些自称是“宇宙的主宰”的，而他们的伴侣却拒绝听他们的；也遇到过双方都在接受治疗时，妻子突然站起来打她的丈夫；还见过一些男性为了报复妻子而拒绝离婚的例子；还有一对夫妻，与我谈话时还互相谩骂，谈话结束后却又在花园里拥吻；也遇到过一些害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们用暴力来让伴侣远离自己；还有一些因为曾经被抛弃而脾气暴躁的人。

在了解男性暴力行为的原因时，我首先认识到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复杂现象[朗金里希森·罗林(Langhinrichsen Rohling)等人，2012]。这就要求治疗师不能带着一些依赖于范式的假设去倾听他们，而应以理解为目的去倾听并和他们交谈。通过理解并对他们的情况做好分类，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层面上消除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现象，也有利于施暴者的治疗。在了解了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后，我们就能逐渐理解暴力行为的动机，从而帮助他们找到治疗方法，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理顺自己的生活。

尤西(Yossi)参加这个小组已经三年了，他因为对伴侣实施言语和情感暴力而感到懊悔、沮丧。此外，他还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进组大约六个月后，他请求私下见我。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我觉得群体治疗很难帮到他。于是，我们开始了一对一的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行为类型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的症状包括极度活跃、侵扰性想法和回避行为，最重要的是他有抑郁发作的情况。当我告诉他他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向他解释了这种类型的特点后，他立马觉得自己的情况很符合。据他所说，他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了他父亲对他的家暴行为和他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他明白了自己的童年创伤是如何影响到当前对待伴侣的行为中的。对尤西来说，能够将过去的创伤和现在的行为联系起来是一大突破，这有助于他改变之后的行为。

这则案例包含了大多数男性身上的两种暴力行为特征：暴力是一种习得性行为；暴力行为和创伤有关联。

通过代际传递的习得性行为

代际传递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一个常见原因。我遇到的许多男性，在面临压力、挫折和愤怒时，都是学着父母和周围人的样子来应对的[加斯(Gass )，2011]，他们的暴力行为是经过了积极的、有意识的强化的[弗勒德(Flood)、皮斯(Pease)，2009]。儿童在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也是从身边主要接触到的人身上习得的[韦勒姆(Wareham)，2009]。提出社会学习理论的班杜拉(Bandora)认为，人在面对压力和解决冲突时使用暴力，是一种从小习得的行为。参加治疗小组的大多数男性都生活在充斥着暴力的环境中，他们的家人或周围的人把暴力当成一种为了实现目标而使用的合理方式。暴力行为让他们获得了好处，而且他们没有因此受到过惩罚。于是，这些行为就被强化了，会反复出现。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发现“男人的原生家庭出现暴力行为的情况越严重，那么他们与伴侣之间肢体和言语暴力的冲突程度也会越严重”[哈兰尼(Harany)，2018]。总之，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是一种应对冲突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童年习得并加强的。

27岁的丹尼(Danny)因对女朋友使用暴力而加入了这个小组：在暴力行为发生后，他的女朋友去看了医生，并对他提出了控告。丹尼提到，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她有过暴力行为，他很懊悔。丹尼的父亲经常打他的母亲和弟弟。因为他是长子，也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所以父亲从没打过他，但是丹尼对父亲的行为日渐不满。14岁的时候，丹尼见父亲打他的弟弟，就拿出一个玻璃瓶往父亲的头上砸去。父亲受伤被送到了医院。据丹尼回忆，从那以后，他的父亲再也不敢打他的母亲和弟弟了。这一事件强化了“暴力能解决问题”这一想法。同时，它还强化了暴力这种行为模式，每当他在亲密关系中遇到挫折和感到无助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从丹尼的案例中，我们得知他的暴力行为是从周围环境中习得的。其实，小组的许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把暴力当成实现目的的正当手段，当成逃避威胁和释放情绪的工具。在丹尼的例子中，他和伴侣的关系就是引发暴力的激发因素，激发出了他从小习得和内化了的一些行为[班杜拉和沃尔特斯(Walters)，1963]。

对他们而言，暴力行为能带来许多“好处”：一些需求和欲望立刻得以满足，紧张的身体得到放松，划定一段关系中的等级和控制权，迅速缓解情感上的痛苦，等等。此外，暴力行为还能吸引注意力，让伴侣倾听和取悦自己。虽然暴力行为的收获“立竿见影”，但是包括低自尊、羞愧和后悔等情感代价，以及触犯法律和破坏甚至终结亲密关系等问题，会在以后显现出来[彭斯(Pence)和佩马(Paymar)，1993]。除了付出这些代价以外，丹尼最大的损失是他丧失了运用恰当方法处理复杂心理状况的能力。因此，在关键时刻，他只能将暴力行为当成应对挫折和情感痛苦的最佳手段。这种行为伤害了周围的人，在把他们从他身边“推开”的同时，也伤害了他的自尊。

我常常被问道：“一个曾经遭受过或目睹过家暴的儿童，怎么会有同样的家暴行为呢？”问这个问题的人往往还会问：“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会有暴力问题？”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暴力行为的发生有着家庭关系的基础。过去这些年，暴力的代际传递问题困扰着许多小组成员。在追溯暴力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小组成员的父亲也成长于暴力的环境，所以暴力行为从上一代传递到了下一代。由此，“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耶利米书》，31:29)这句话，就很适合用来形容这些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童年时期遭遇过家暴的男性，对环境刺激的敏感度更高，因为他们常常过度活跃，处于生存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们会对挫折事件做出冲动的、暴力的回应。关于反社会行为在祖孙三代之间如何代际传递的研究发现，祖父母的品质及其在与子女相处中的回避行为在三代人身上都会重复出现[贝利(Bailey)等人，2009]。总之，研究一再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暴力模式往往会在下一代中延续和重现[康格(Conger)等人，2003；尔津格(Erzinger)和斯泰格尔(Steiger )等人，2014]。

关于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的另一种解释，与我们所说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有关，默里·鲍恩(Murray Bowen)还将其作为他的家庭系统理论的一部分(1990)。分化是指一个人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的能力。根据这一理论，处理好“与别人在一起”和“独处”的问题，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在人际层面，高分化感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通过建立自己与他人之间灵活的边界，保持某种独立感。根据鲍恩的观点，分化能力是在童年时的亲子关系中形成的。在低分化感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很难将自己与孩子分化开，这反过来又使孩子更难发展出高分化感的人际关系。处在低分化感的关系中，可能没有形成很好的独立自主性，因而对人际关系中的刺激容易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在这段关系中失去存在感，且这种情绪难以自我调节，需要他人来调整。因此，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相比分化感高的男性，分化感低的男性更容易因为一些不舒服的外界因素刺激感到不知所措，并且难以调节这种刺激带来的情绪。所以，对伴侣实施暴力行为，目的正是制止这种令人痛苦的刺激。舒伯特(Schubert)等人的研究发现，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往往会形成较低的分化感。

我最想告诉这些参加小组治疗的男性的是，他们参加治疗，就增加了自身打破暴力行为代际传递的机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希望和尊严，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明白停止暴力行为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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