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石窟创造者供养人的角度对巴蜀石窟重新解读。所谓供养人，是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开凿石窟的人。本书分为初入、生莲、大佛、乱世、梵音、涅槃6个章节。作者寻访了大量四川、重庆荒野中的石窟，并对石窟进行分期，勾勒出不同时代的造像题材与风格，第一次将视角放到供养人上，揭示石窟供养人的希冀、哀伤、欢喜，往往会决定石窟的题材。作者通过对巴蜀石窟题记的解读与辨识，找寻出近百位供养人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串联巴蜀石窟的脉络，还原其生活与时代。四川石窟艺术的题材、艺术的变化与供养人的身份有直接关系。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报刊专栏撰稿人，出版有《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等书。

001 开石窟的人

京华冠盖，不绝于路（隋 — 盛唐）

016 广元千佛崖：大唐官吏开巴蜀石窟之风

016 唐朝官吏带来石窟风尚

022 皇泽寺 ：四川少见的中心柱窟

025 蜀王杨秀与则天武后

030 大唐王朝兴衰的晴雨表

040 巴中石窟：长安不见 河西驼铃

040 捡来的隋朝佛像

042 长安不见使人愁

053 循米仓道入蜀的唐朝官吏

058 来自河西走廊的凉商

067 米仓道上的天宝遗事

067 员外尉王伟

069 历史碎片

073 留下题记或是面容

079 蒲江石窟：皇帝、胡人与供养人

079 隋大业十四年

082 两京的粉本，西域的胡人

089 最大胆的唐代供养人

092 广安冲相寺：刺史、郡守与破贼僧

092 广德年间的叛乱

098 巴蜀唯一的隋代定光佛

102 岩壁上的史书

集社结邑，开龛祈福（盛唐 — 中晚唐）

115 营山透明岩：供养人安禄山谜案

115 令人困惑的安禄山

119 姓名雷同或余情未了？

123 造像与毁佛

130 佛佑众生：唐朝的集社与结邑

130 天宝十三载的集社

136 从皇室到民间 ：平高里的善男信女

143 经幢上的唐人信仰

147 夹江千佛岩 牛仙寺：青衣江畔的唐代风情画

147 中国大地遍地“千佛”

156 解读《营造法式》的线索

160 那些抵御南诏军队的武将们

162 农田里的三千佛影

168 唐代古刹造像传奇

168 洪水“冲出”龙兴寺

173 石笋山，历时四年的开龛

183 花置寺，正在隐去的唐人面庞

184 磐陀寺，因战乱戛然而止

大佛林立，弥勒盛行（盛唐 — 中晚唐）

196 乐山大佛 天下第一佛

203 大佛之国：乐山大佛和它的兄弟们

203 牛角寨大佛，深山中的半身大佛

206 荣县大佛，鲜为人知的第二大佛

209 半月山大佛，巴蜀耗时最久的大佛

212 潼南大佛，僧人道士三百年接力

214 它们是不是乐山大佛的蓝本？

金戈铁马，乱世离苦（中晚唐 — 五代）

228 崇贤里的广明二年

228 千秋万岁，寿命延长

235 九户人家，联合造像

237 倾听者与拯救者

243 咸通六年：大唐都虞候与资中石窟

243 北方天王背后的乱世

253 拨云见日的录事参军

258 来自敦煌莫高窟的信仰

266 内江石窟：晚唐风雨 五代离歌

266 圣水寺，唐人徐庆与阿谢往事

271 资圣寺，循古道而来的中原风尚

278 东林寺，千手观音冠巴蜀

285 高粱寺，远迁蜀地的戎昭军将士

市井生活，人间情趣（宋代）

296 安岳石窟 ：隐秘的佛息之地

296 杨义的卧佛院之旅

302 中国最集中的摩崖经窟群

307 九死一生的比丘怀真

309 削发为僧的孙孔目

316 在佛祖身边占据一席之地

321 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

337 大足石刻 ：宋代市井中的石窟史

337 右手握兵器，左手持佛经

341 中国宋代造像的绝巅

352 石篆山庄园主严逊

358 化首岑忠用的烦恼

365 经变故事，宋人的生活史

372 圣寿本尊殿僧人赵智凤

日暮残阳，星星落落（明代）

387 泸县玉蟾山 ：铁骑下绽放的莲花

387 明代石窟凤毛麟角

389 家家念弥陀，户户拜观音

397 明人笔记小说中的鲜活生命

398 一代代供养人的身影

开石窟的人

公主

大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凌晨，夜色如墨，冷雨拂面，长安城禁苑延秋门缓缓开启，71岁的唐玄宗与嫔妃、皇子、皇孙、公主，以及内侍、宦官、御林军，趁着夜色逃离长安。永和公主也在逃难的人群中，她是太子李亨与韦妃之女，玄宗的孙女。

当晚，庞大的队伍宿于金城县槐里驿（今陕西省兴平市），县令早已不知所踪，附近百姓送来粝饭，皇子公主争以手掬食，一抢而空，晚上不分贵贱，枕藉而寝。十四日，玄宗一行到达马嵬坡，士卒哗变，处死宰相杨国忠，逼迫杨贵妃自尽。玄宗无奈，令人草草掩埋贵妃，继续西行，经陈仓、两当、勉县，取道金牛道入蜀，从绵谷县（今广元）渡桔柏江到益昌县（今昭化），途中有个叫观音崖的地方，江边岩壁星星落落悬着几个龛窟。

桔柏江畔，永和公主想到这一路坎坷，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土，遂舍了些钱财，雇来工匠开龛。开龛耗时日久，永和公主自然不便久留，交代工匠几句，即随玄宗而去，途中，父亲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几个月后，这龛造像完工了，工匠在龛楣刻下五个楷体大字：永和公主造。

几年前，在一次文物调查中，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永和公主龛，龛高1.1米，宽0.84米，中央设坛，一佛二菩萨立于仰莲座上，菩萨高矮不一，在唐代就算再普通的家庭，捐资的造像也不会如此寒酸，这恰恰是“安史之乱”中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近一个月的流亡，饥饿、困顿、屈辱、死亡如影随形，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舍财开龛。观音崖不少供养人当与这些逃亡者有关。观音崖第39龛亦为一佛二菩萨，龛楣有则题记：左戍卫翊府郎蜀郡聂观敬造。唐朝太子出行，左右翊府郎班剑随行，聂观看来曾在长安任职，辗转来到了蜀地。

永和公主龛，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巴蜀石窟中有哪些供养人，阶层状况如何？不同地域、年代的供养人，有无明显差别？所谓供养人，是佛教中出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妆彩佛像的功德主，他们或在石窟中的角落里雕刻自己与家族、亲眷、奴婢的肖像，称“供养人像”；或在龛窟、龛楣留下题记，记录开龛原委、心事愿望。《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记载，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有供养人画像的有281个，画像总数超过了9000身。

此后的几年中，我重新对巴蜀石窟进行调查，并着重寻找供养人信息：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西龛、水宁寺，旺苍佛子崖，蒲江飞仙阁、龙拖湾，营山透明岩，夹江千佛岩、牛仙寺，内江圣水寺、资圣寺、东林寺，资中重龙山、御河沟，大足宝顶山、北山、石门山，安岳茗山寺、卧佛沟、毗卢洞，泸县玉蟾山……我的行囊中，通常只有几本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巴蜀石窟的简单指南，以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并非我有意偷懒，有关巴蜀石窟的史料实在少之又少，我那简单的行囊，实是巴蜀石窟研究成果的缩影。

巴蜀地区除广元、巴中、夹江、大足外，许多石窟还未出版总目，供养人信息就更鲜为人知了。经过几年调查，结合《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苑》等金石学著作，以及前人的研究资料，我整理出数百位供养人信息，他们或在石窟中留下形象，或在龛壁、龛楣写下题记。敦煌莫高窟供养人，有“千人一面”的情况，即服饰、头饰基本一样，相貌也千篇一律，巴蜀石窟的供养人也存在这个情况，单凭石刻雕像，我们很难判断其准确身份；题记内容则十分丰富，供养人的官职、籍贯、家庭，乃至祈请，一一可见。

官吏

永和公主开龛前，广元皇泽寺与千佛崖两处岩壁的石窟早已密如蜂巢了。开元三年（715），太子左庶子韦抗出任剑南道按察使、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与剑南道的官吏一起，在千佛崖营造大云古洞与韦抗窟；

开元八年（720），名臣苏颋赴蜀中任职，也在千佛崖开龛。唐代千佛崖供养人的身份，尚能看到利州刺史、剑州刺史、果州刺史、巴州刺史、利州长史、利州录事、利州参军、金水县令、朝议大夫、内府令、转运使等。

利州（今广元）是金牛道要冲，也是沟通中原与蜀地的官道，京华冠盖，往来不绝，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千佛崖、皇泽寺的早期供养人大多是来自京师的官吏，特别是韦抗、苏颋、毕重华等大员。这些来自京师的队伍中往往不乏技术精湛的画师工匠，最易将长安、洛阳的流行题材带入西蜀。

同为入蜀门户，米仓道上的巴州（今巴中），虽隋代就已有开龛，但直到唐代才出现明确的供养人信息，且官吏依旧占了很大比重，但大多品阶不高：开元二十三年（735），化城县县尉党守业开凿释迦牟尼一铺；开元二十八年（740），化城县主簿张令该在南龛造像；京兆尹严武出任巴州刺史，也于乾元二年（759）为父严挺之造观音菩萨。

晚唐年间，唐王朝陷于与南诏、吐蕃的战争泥潭，金牛道一度中断，米仓道的地位愈发重要。广明元年（880）12月，黄巢义军占领东都洛阳，唐僖宗仓惶入蜀，户部尚书张袆也在南龛开龛，讲述自己颠沛流离的经历。巴中石窟中诸如毗沙门天王、分身瑞像显示出与河西走廊的联系，或许不少供养人是远道而来的西凉商人。

从利州、巴州两地供养人来看，官吏占了多数，这并非偶然。四川有题记的初盛唐龛窟，供养人的身份大多是官吏，且往往由外地赴任：在偏远的翼州，贞观四年（630），翼州刺史、上大将军李玄嗣与翼针县令范孝同、翼水县令席文静、左封县令刘保德等开龛祈福；开元四年（716），渠州诸军事主长史丁正已与朝散大夫张承观、司法参军王守忠等在冲相寺开凿七佛龛。

社邑

就在玄宗入蜀前一年，西蜀通义郡丹棱县一个偏远的山头，院主文龙戴、上座王智达领着众多社员，为大唐王朝与唐玄宗祈福。丹棱刘嘴第53号千佛龛，供养人姓名密密麻麻，有数十位之多，他们是来自平高里的乡民，在高僧清照的带领下从事佛事活动。

中晚唐时期，集社造像在西蜀腹地颇为流行，唐代“社”“社邑”流行，又有亲情社、女人社、坊巷社、香火社之分，团体成员共同造佛像、建寺院、诵佛经、做斋会。元和年间，邛州磐陀寺，申五娘、郝十三娘、李十七娘、杨五娘等造阿弥陀佛；营山透明岩，陈氏、罗氏、顾氏以及20余位女弟子举办斋会，其组织形式似乎与唐代敦煌的女人社类似。

个人、家族开龛风气亦继续流行，供养人的身份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来自长安、洛阳的大员几乎消失，低级官吏、商贾、贩夫、村民等成为主流：唐永泰元年（765），村民周七奴叔伯早逝，手足阴阳相隔，遂舍去家中田产，捐资开龛；元和十五年（820），杜渐与妻何氏、后妻杨氏，在夹江县牛仙寺造八部龛一所；大顺元年（890），渠州大竹场衙典冯可振路过太蓬山，捐资开凿千手观音。

开元初年，僧人海通营建乐山大佛，断断续续历时七十载才得以完工，在此期间，两任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韦皋先后捐出俸禄。大佛耗时日久，所费不赀，蜀地的商贾、船工、走卒、贩夫、文人、农夫都曾加入其中，聚少成多，集腋成裘，他们或许才是隐形的供养人。蜀人不仅开凿出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佛像，他们还创造出一个大佛群落，盛唐之后，荣县大佛、半月山大佛、阆中大佛、仁寿大佛、潼南大佛等相继开凿。

武将

晚唐五代石窟，大多分布于东大路沿途，出成都东门，五里一店，十里一铺，经简阳、资中、内江到重庆。资中古称资州，是唐时军事重镇，咸通六年（865）四月，都虞候冯元庆来到重龙山北岩院，请工匠镌刻了一龛毗沙门天王，在军中任职的他，或许正为唐朝的战事忧心忡忡。景福元年（892），昌州刺史、静南军使韦君靖也与诸多将士一起在昌州龙岗山开凿天王，期望能在乱世中求得安宁。

五代供养人中，武将占了很大比重。普州卧佛院，军事衙推王彦昭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希望亡者从地狱解脱；在爱敬院，都虞候邓幸牧用众多佛像化解心中的恐惧；在清溪县高粱寺，戎昭军将领杨承进、杨承初与县令杨钊等人一同开凿西方净土变。戎昭军的历史，《十国春秋》有载，高梁寺的这则题记，可补史书之阙。

自朱温灭唐建立后梁以来，中原金戈铁马，兵连祸结，西蜀大地虽相对安宁，却也是诸侯割据：成都的王建，昌州的韦君靖，利州的李茂贞。五代乱世，武将或许比普通人更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死亡的恐惧，戎马一生、朝不保夕的生活，加深了他们对佛教的依赖，却也是他们脆弱内心的见证。

乡绅

南宋绍兴年间，昌州大足县北山，巍峨的多宝塔完工了。绍兴十八年（1148），家在大北街的乡绅何正言与妻子杨氏、儿子何浩在多宝塔中开凿观音菩萨。何浩自幼饱读诗书，早些年通过乡试、府试两级选拔，只是参加礼部的进士科考试未能擢第（故题记称乡贡进士）。

何正言生活的南宋，老百姓既信道，也崇佛，佛道诸神一同庇护着芸芸众生。何正言也是如此，他曾在城南广华山捐资造后土三圣母，后土三圣母是主管子嗣的神灵，何浩功名有成，让何正言发愁的，是否因何浩未有子嗣？石窟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

何正言的生活轨迹终止于1154年。北山观音坡第1号地藏、引路王龛中，有一则“亡……何正言”题记。地藏、引路王菩萨通常为亡者而开，因此推测何正言死于1154年前。何正言的生平，不见于任何史书记载，几龛石窟，几则题记，一位乡绅的希冀与烦恼，隐约可见。

宋代的昌州，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街上车水马龙，百肆云集，富足的生活令市民有余力开龛。正北街的陈升与袁氏万一娘在多宝塔造了如意轮观音；正东街的张辉与刘氏，在北山造了药师佛；左朝散大夫张莘民、昌州录事参军赵彭年以及王升、陈文明等人，则协同开凿转轮经藏窟，现编号北山136龛，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工匠胥安自颍川而来，带来了中原地区精湛的雕刻工艺。大足城外，庄园主严逊苦于乡野之处无处礼佛，干脆买下石篆山，延请著名文氏工匠开龛，以作水陆法会之用……

宋代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供养人，都乐于在石窟中留下形象，镌刻题记。他们娓娓道来，家在哪条街、娘子是何人、家境是否殷实，借助这些信息，忧国忧民的任宗易，三教融会的冯楫，一掷千金的庄园主严逊，插科打诨的岑忠用，三代开龛造像的杨才有、杨文忻、杨伯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宋代都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兴起，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那些跨越时空的供养人，让我们看到了《宋史》以外的历史细节。

尾声

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中，叛军两次攻占长安，唐玄宗、唐僖宗入蜀避难，大唐帝国陷入一场亘古少见的动乱之中。两次历史事件，既决定了唐朝走向，也影响了中国石窟的脉络，北方盛极一时、美轮美奂的石窟相继衰落，巴蜀继之而兴，将石窟的历史延续数百年之久。如果说北方、中原写下了中国石窟上半部历史，巴蜀就是下半阕。

巴蜀石窟的总数堪称全国之最，且分布广泛，单是一个县中就有数十个石窟点。云冈、龙门的石窟幽深、庞大，颇具皇家气度，相比之下，巴蜀石窟分散、零碎，且以浅龛为主。这自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供养人的变化，或许也是重要原因。盛唐之后，巴蜀供养人的身份，以低级官吏、僧侣、商贾、贩夫走卒为主，且结社流行，石窟的开凿多出于发愿者个人或者家庭的愿望，而少有政治的色彩，早期兼有修行与礼佛双重功能的石窟寺已经退化，大量以发愿、祈福为目的浅龛随之出现。

诸多供养人的发现，也给了我们具体的视角，去管窥石窟背后的故事，乃至补史料之缺，比如永和公主龛，便补充了《新唐书》之缺。永和公主的生平，《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极为简略：“永和公主，韦妃所生。始封宝章。下嫁王诠。薨大历时。”倘若不是这则题记，我们或许很难知晓她在“安史之乱”中的离愁与困苦。众多小人物更是如此，他们卑微渺小，却鲜活生香，他们曾是国家最细微的“细胞”，难以在高贵的史书中留下只言片语，倘若不是开龛，他们或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不同石窟的发现，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一扇了解中国城市、建筑、美术、服饰的窗随之开启。

巴蜀石窟的供养人，迄今尚未有完善的研究体系，本书选取的百余位供养人，也不足以反映全貌，但希望借此打开一扇了解供养人的窗户。这些供养人的一生，曾在佛陀的注视下，如同莲花般随风摇曳，他们的喜悦、悲伤、疾病、孤独、伤痛、死亡，也随之一一呈现。

★ 作者 本书作者萧易一直致力于对巴蜀地区考古遗址、石窟造像的研究整理，并陆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报刊，以专栏的方式连载。本书是萧易在探访巴蜀地区石窟时，从供养人（指因信仰某种宗教——在本书中专指佛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这一特殊的视角，对四川地区隋唐至五代及宋和明代造像历史的介绍。作者不但从大量调查记录中梳理出不同时代造像的风格、特点等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来，还从不同供养人的人生经历中管窥人的命运和时代的沉浮，延续了《寻蜀记》《知道》等作品的风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巴蜀石窟，作者之前还出版过《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2012）、《知·道 石窟里的中国道教》（2018）两种图书。从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看，作者十多年来几乎实地探访了巴蜀地区所有存在石窟、摩崖造像的地方，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三本关于巴蜀石窟的图书，凝结了作者大量的心血，作者对巴蜀地区石窟的探索，相比德国建筑师柏石曼、法国探险家色伽兰，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同仁、杨家骆、顾颉刚、马衡率领的考察队，可以说毫不逊色。

★ 内容 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本书着眼于对开凿石窟的供养人的考证，在对巴蜀佛教石窟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期造像题记的整理与研究，结合历史背景，考证石窟供养人的信息，力图透过微观的个人史，照见宏观的社会史。

本书基本上按照巴蜀石窟的开窟时间与分布地点为线索展开，时间上从北魏开始，终于明代，涉及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等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石窟代表。供养人的身份，既有来自当时京城的高官、皇族，也有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的普通官员，北方的将士，当地的官员、乡绅和普通百姓等——上至皇室、官吏、武将，下有士兵、乡绅、百姓等，基本上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每一处、每一个窟、龛、像的开凿，都有供养人的故事。由造像及题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也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或许是在江畔路边，或许是在偏僻的村寨里，或许是在田地旁，或许是在不起眼的老宅后，都可能在不经意间看到慈眉善目的观世音、低眉顺眼的菩萨、竖眉怒目的金刚……经由隋代、盛唐、宋代的发展，可以想象佛教在巴蜀地区所拥有的巨大的信众团体和当时的盛况。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石窟和摩崖造像逐渐消逝，作者扎实而彻底的田野调查、深入而系统的历史研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巴蜀佛窟的变迁，也为我们了解佛教在巴蜀的流传做了巨大的贡献。

★ 特质 佛教在汉朝晚期传入中国，即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至于魏晋—唐代，佛教不断世俗化、民间化。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民众信仰需求多样化的前提下，汉地佛教造像逐渐开始大范围的脱离印度佛教造像的规制，不同佛、菩萨、罗汉等信仰相互融合，因而佛教造像的题材有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大量不见于佛经记载的新的题材组合，例如药师佛、观音与地藏组合。又因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佛教造像又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本土色彩，而川蜀一带的造像则多高大、精致且保存完好。从作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巴蜀地区佛教造像数量多，体量大，但一直以来都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本书即是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川蜀佛教造像进行分类记录、考证，从而一窥佛教在川蜀的发展情况。

作者在书中对巴蜀佛教造像的现状进行整理、记录，可为巴蜀地区相关考古工作提供借鉴，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作者对其中一些造像的考证，以及作者选取的供养人角度，都相当独特且多不见于史传，而又能与历史、社会广泛联系，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内容，有助于巴蜀地区古代佛教文化的研究。

圣水寺，唐人徐庆与阿谢往事

大唐乾宁三年（896）的一个冬日，西蜀大地一日凉似一日， 资州内江县人徐庆缓缓走向城北圣水寺，妻子阿谢辞世已有些时日， 按照蜀地风俗，家中有人过世往往在寺院开龛造像，不久前，徐庆 拿出些碎银，请寺僧在千手观音、地狱十王旁的岩壁上开凿了一龛 “一佛二菩萨”。如今石窟业已完工，却是阴阳相隔，徐庆想到这里， 自是唏嘘不已。

1981年夏天，一场汹涌的洪水席卷内江，洪水退后，四川省水利勘察院来到圣水寺，到后山岩壁勘探古时洪水痕迹，却不意发现了这则题记 ：“……庆过永为供养/乾宁三年十二月九日/徐庆为亡妻阿谢造/一佛二菩萨龛一所”。“一佛二菩萨”是唐时流行题材，既然为亡妻而开，我想，“一佛”应是阿弥陀佛吧，唐人对这位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有着狂热崇拜，无不希望死后往生净土，徐庆或许也难免俗。龛窟左下方有朵祥云，上有一双手合十的女子，她，就是阿谢。

除了徐庆龛，大悲殿中尚有几龛造像，比如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地狱十王等，却被涂抹了鲜艳的红漆，其原始面貌已难以分辨。圣水寺现存造像80余龛、500余尊，分布在后山长两百余米的岩壁上，大悲殿、药师殿、涅槃殿、圆觉殿中都藏着为数众多的佛窟。在圣水寺，药师殿是个孤独的角落，比起其他大殿，这里古朴而破落 ：摇摇欲坠的阁楼，露出土黄色篾条的石灰墙，支离破碎的窗格纸，裹着棉被的“居士婆婆”用颤抖的声音诵着佛经，在空荡的阁楼中飘荡着。不想这简陋的阁楼中，却隐藏着巴蜀少见的石窟题材——僧伽三十六化。

石篆山庄园主严逊

大足城外的严逊，一心向佛，苦于乡野之地无处礼佛，遂花去五十万钱，购得石篆山，并延请著名的文氏工匠开凿了十四龛造像，以作水陆法会之用，借以教化百姓，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到元祐五年（1090）方才完工，宋代僧人希昼的《严逊记》碑，记录下这段往事:

予读佛书，身体力行，持斋有日矣。生佛末法，不亲佛会，不与劝请，去佛时远。思作佛事，而莫之能也。于是称力复斯，以钱五十万，购所居之乡胜地曰石篆山，镵崖刻像，凡十有四 ：曰毗卢释迦弥勒龛，曰炽盛光佛十一活曜龛，曰观音菩萨龛，曰长寿王龛，曰文殊普贤龛，曰地藏王菩萨龛，曰太上老君龛，曰文宣王龛，曰志公和尚龛，曰药王孙贞人龛，曰圣母龛，曰土地神龛，曰山王常住佛会塔记龛。

严逊本是遂州润国人，九岁那年，父亲为躲避徭役，举家搬到昌元县（今隆昌县）居住。若干年后，父亲大病一场，严逊又卖了昌元县的宅子，迁徙到大足县，购置古村、铜鼓、石篆山三处庄园。宋代庄园经济发达，《水浒传》里，柴进的庄园，“门迎阔港，后靠高峰。数千株槐柳疏林，三五处招贤客馆。深院内牛羊骡马，芳塘中凫鸭鸡鹅。仙鹤庭前戏跃，文禽院内优游”，严逊虽无这般阔绰，倒也算富足，山中种植松柏数十万株，每年贮存粮食两千斛，严逊将三处庄园交与三个儿子打理，自己闭门礼佛。

石篆山地处大足三驱镇佛会村，山势弯曲盘旋，宛如“篆”字，十余龛造像就分布在山中，推开院门，竹林摇曳，松涛阵阵，严逊与乡民们似乎从未离开，他们的故事，犹在院子里日复一日上演着。当年，石窟尚未建成，严逊就迫不及待地于元祐三年（1088）举行了一场水陆法会，并在文宣王龛中镌刻题记：元祐戊辰岁孟冬七日设水陆会庆赞讫。发心镌造供养弟子严逊愿生生世世聪明多智。岳阳处士文惟简。

水陆法会，亦称“水陆会”“水陆道场”，据云源于南北朝，梁天监四年（505，一说天监七年），梁武帝在镇江金山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会，超度水陆亡魂。唐宋水陆法会大盛，归义军时期，敦煌曹氏就在寿昌县金山角下设立水陆道场 ；在老家眉山，文豪苏轼曾撰写《水陆法像赞》十六篇。水陆法会将佛教的地狱观念，民间的鬼神信仰，以及中国传统的孝道、悲天悯人思想结合起来，直到今天依旧在民间流行。

早期的水陆法会以佛教的佛祖、菩萨、天王为主，两宋之后，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水陆法会的内容变得庞杂，道教的天尊、神仙，儒家的圣贤、先哲，民间的鬼神信仰纷纷加入进来。这或许也是石篆山石窟，既有佛教的三身佛、文殊、普贤，也有道教的太上老君、孙贞人（真人），甚至还包括了儒家的文宣王孔子的原因。

石篆山一间古朴的院落中，孔子、老君、毗卢遮那佛并列在石包上。孔子头扎方巾，正襟危坐，左手抚膝，右手握羽扇，两侧是颜回、闽损、冉有、言偃、端木赐、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十大弟子 ；太上老君头扎高髻，络腮胡须，左手抚玉带，右手持宝扇，身边站立太极真人、正一真人、定法真人等 ；毗卢遮那佛居中，释迦居左，弥勒居右，身后站着众弟子。严逊与他的夫人，也走进龛中，他手里拿着长柄香炉，似在上香，双目凝视佛祖。

另一位深受儒释道浸润的文人冯楫，似乎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冯楫曾任潼川府路兵马都钤辖、知泸州军，也是宋朝著名的大居士，大约绍兴年间，他在大足县城西南的妙高山营建石窟，陆续开凿了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及十观音、水月观音等，又以三教合一窟最为精妙，在这个高3.14米、宽2.8米的龛窟中，释迦牟尼佛居中，太上老君居左，文宣王孔子居右，亲密无间地住在了一起。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一直与本土的儒家、道教有着激烈论战。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对三教进行调停，史称“三教论衡”，佛、儒、道才从对立走向了融合 ；宋太祖赵匡胤既信佛又崇道，宋代许多文人儒释道兼修，文豪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石篆山与妙高山，也就成了宋朝三教融合的见证。

潼南大佛，僧人道士三百年接力

与半月山大佛一样，潼南大佛也可谓命运多舛。大佛从头顶开始雕刻，可惜刚雕到鼻子，就因资金不济中断。北宋靖康丙午年（1126），道士王了知看到岩壁上孤零零的佛头，心生感慨，募来工匠继凿，直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方才竣工。王了知辞世后，僧人德修为大佛贴金，续修五层楼阁，宋代著名大居士冯楫的《南禅寺记》，记下这段往事：

邑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旧号“南禅”，本朝治平年中，赐额“定明院”。有岩面江，古来有石镌大像，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俗呼为大佛。又有池，靖康丙午，池内忽生瑞莲。是岁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像身，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称。越明年丁未，大水流巨木至岩下，遂得以为大殿，定“虚处杰阁”。阁才建一层，了知于乙卯年倏尔去世。寺僧德修继之，并依德修舍缘道者蒲智用协力增建佛阁，通为五层，尽用琉璃以覆护百尺像。辛未，复入细磨砻，佛像宛如塑出。主僧德修于绍兴壬申仲春远来泸南告予，佛已就，惟缺严饰，化予妆銮。予遂舍俸以金，彩装饰成，佛如金山，据于琉璃阁，金碧争光，晃耀天际，遐迩具瞻，咸叹希有。复求记其始末。

从冯楫的记载来看，绍兴年间，潼南大佛的始凿年代已难以稽考。

2013 年维修大佛时，曾发现“七月廿一日两人/长庆四年/十一月下手三人/至十二月廿日”题记，长庆是唐穆宗年号，长庆四年为824年，潼南大佛的始凿时间，当在长庆年间。

完工后的潼南大佛高18.43米，头长4.3米，也是一尊善跏趺坐的弥勒佛。自长庆四年始建至靖康丙午续修，虽历经三百余年，且是僧人、道士先后主持开凿的，大佛却浑然一体，棱角分明，比例协调。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为了争夺信徒与生存空间，一直与本土的道教有着激烈论战，佛、道两教的每一次论战，大量寺院动辄被毁，僧尼还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潼南大佛却是佛、道先后接力、协同开凿而成，在巴蜀大佛中可谓绝无仅有。

巴蜀大佛开凿完工后往往贴有金箔，就连高达71米的乐山大佛，唐代都是“百丈金身开翠壁”，通体贴着金箔的。潼南大佛完工后第二年，时任泸州知府的冯楫慷慨地捐出俸禄，给大佛贴金。冯楫官至敷文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马钤辖、泸南沿江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他曾在大石妙高山营造石窟，又在泸州修建报恩塔，是蜀地著名的大居士。经过几代供养人的接力，潼南大佛才得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