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7年前的2005年，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与原因，翻出1974年至1977年学习古典文学时写下的近700首（阙）诗词的手稿，并予以整理。 当时重读这些诗词，颇有感触，便撰写了《曾经的古典少年》一文，对当年的这段学习历程与人生经历做了一些回忆。当打开记忆之门，并记录下这样的记忆痕迹与心境情怀，这样的生命记忆似乎也就被定格了。当时写道：
创作这批诗词的主要资源，来自当时赴大江南北的两次“游学”。第一次，1974 年的春末到初秋，我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装，挤上南来北去的列车，游历了江浙、齐鲁、京津、豫鄂、湘桂等地，登临了泰山、崂山等名山大川，更结识了许多朋友，当然也画了厚厚的一本后来题名为《游览一得》的速写集。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火车上度过，在火车站简易的木凳上做过梦，甚至梦游过。当时的出发点是要学画画，首先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必须“搜尽奇峰打草稿”。于是，对于喜欢独立和“冒险”的我来说，浪迹天涯似乎是我向
往的一个梦。第二次，1977年5月至6月间，与我的姐姐王种玉，以及汕头著名文化人张华云老师的女儿张桂枝结伴，游览了武夷山、庐山、黄山，还有苏杭、桂林等地，这一路上我还用文言文写日记，也写了一些诗词。这两次游历打开了我当时生活的一片新天地，也拓宽了眼界和心境。对于游历的追忆，以及当时路上的写作，构成了我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它们也成为我绘画创作的重要资源。
其实，多种因素促成了当年（1974年）那次“游学”。那次“游学”的实际路途及时间比原计划多出了很多很多。说起这些因素，还真是多层面的。
我高中没读几天，就像逃跑似的从农村回到城市——担心继续读书，高中毕业后还得“上山下乡”，又要回到农村去，因此也就没继续上学了。在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念的影响下，父亲母亲很鼓励我出去走走看看。而当时家里正好有一大本精美的旅游摄影图集《锦绣中华》，那壮美的大好河山及秀美的江南园林，确实让我这青年向往。同时，我也在《锦绣中华》的图集上学到了不少地理方面的知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三哥王大智从常州来汕头看望父母亲。三哥是在铁路部门工作的，对于铁路的运作及旅行的知识，他比普通人懂得多一些。由于社会及家庭的种种原因，三哥多年没有回来过。1973 年底，落实政策后，父亲及我们从故乡农村回城，三哥带着三嫂及小孩回家来了，大家庭里的各种关系也趋于好转。三哥居住、工作在江苏常州。他们要回常州时，爸妈提出，让我跟着他们去常州住上一段时间：一方面有三哥带，可以一路上学一些与铁路相关的知识，顺便路上游览一下；另一方面，常州周边不远就是苏州、无锡、上海、南京、镇江、扬州等地，这些地方有着江南的人文气息与风光——我在阅读《锦绣中华》的图集时就已为之沉迷，甚至有些“景点”已熟记于心，因此，住在常州，可以让三哥帮忙安排到这些地方去游览学习。这确实是一种“游学”的安排。就这样，我跟着三哥他们从汕
头出发了。
先到福建漳州，列车行驶在鹰厦铁路，在风景如画的闽赣崇山急流间穿行。这可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咣当咣当的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那汽笛在山崖岩壁间的回响声，那火车蒸汽搅动着山林间的云雾烟岚，构成了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图像。而车厢里嘈杂的人声，呛鼻子的烟草、汗渍、脚臭味，还有拥挤的座位与行李架，汇成了那个年代抹不去的绿皮火车的记忆。
终于到了三哥在常州的家里。我现在基本记不起那宿舍楼的布局与样子，但是对常州的东郊公园，苏东坡的“洗砚台”，以及那穿过城市的不太宽的河流，还是有印象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些地方画过一点速写并留了下来。
其实，在常州最大的收获是，以这里为中心，赶大早的火车去周边的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转转。有时是当天去当天回，有时是出去两三天，去一两个地方，如镇江、扬州等。记得到镇江，游览了一天，白天登北固山怀古、上焦山览雨中长江等，晚上在瓜州乘渡船过长江，夜里到扬州外的码头，在船上待到天蒙蒙亮，便登岸进入扬州城，穿行于晨雾中的石板路，听到远处卖花的声音，一派“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意境。在扬州游览完瘦西湖、平山堂之后，晚上乘车回到常州。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规划游走的路线，也不时参照《锦绣中华》中印象深刻的照片，去寻找相应的景点，如无锡的鼋头渚、惠山，苏州的虎丘、沧浪亭，南京的中山陵、灵谷寺等。
在常州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记不起怎么会有继续北上的冲动与安排。大概是我父亲一位学生的弟弟陈兰兮，在青岛崂山一带当海军勤务兵，听说我出来“玩”，就硬招呼我去他那，并说可以安排我住到他们的军营里。于是，我临时决定去他那里走走。我的游学行程就这样开始扩大了。
我告别了三哥他们，继续北上，在上海乘船到青岛，第一次体验在海上乘坐大客轮。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有没有晕船，因为我平衡力特别差，平时在城市里坐公共汽车都有些不自在的。大概在海上晃荡了一天一夜后，我终于到达青岛，兰兮兄大半夜赶到码头来接我。
在青岛崂山一带住了一阵，我多次上崂山，游完这边游那边，了解了崂山的一些历史及故事，同时画了不少的写生速写。
有了第一次扩充游学的地理空间的经历后，内心就多了些新的密谋与骚动。四哥一家在石家庄工作、生活，来信让我上他们那边玩玩。也是由于一些家庭的原因，他与爸妈及弟妹们很多年里少有联系，所以父母亲同意我继续游学前行，也作为家庭的“友好使者”，到石家庄看望四哥四嫂一家。
从青岛前往石家庄，要经过济南，而泰山就在附近。在我的心目中，泰山实在是太“伟大”了。家里的那本《锦绣中华》风光摄影集中，泰山的南天门、拱北石，泰山的云海、日出，还有岱庙的古柏等，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于是，我心血来潮，在青岛出发前，给家里的爸妈去了一封信，说我想去泰山看看。爸妈接到我的信时，大吃一惊。那是 1974 年，“文革”尚未结束，泰山也没有开放为旅游区，更何况在父母的印象中，山东是个出“响马”（强盗）的地方，我一个17岁的“少年”，单枪匹马，要去登历史上被称为“天下第一山”的泰山，那实在太令人放心不下了。但是，他们接到我的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站在泰山的山顶上，大饱“一览众山小”的眼福了。
在上下泰山的过程中，还真的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令人难忘。
我从济南乘夜班慢车到达泰山脚下的泰安车站，到站是夜里12点多，5点钟天亮便可以登山了。为了省钱，我在泰安这个昏暗老旧的小车站的木头凳子上勉强睡睡，准备挨到天亮。刚迷糊地睡着，感觉浑身发痒——被臭虫咬醒了，赶紧起来，一摸一抖，臭虫纷纷从我的衣服里掉落在地上。我抬头一看，木凳后面坑坑洼洼的墙上，至少有两个队形的臭虫直奔我鱼贯而来，似有数米之长。转身看看四周，昏暗的小车站里就我一个人。哈哈，原来臭虫们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鲜美的活物，大家奔走相告，整队前来大饱一餐。
在泰山上面，我发现，这里的“客栈”几乎都没有文字性的店名，而是门口挂着一个物品或一个图形，以它为这家客栈的店名标志。如门口挂个木头的鸭子，就是“木鸭客栈”；门口放着一对木头靴子，就称它为“木靴客栈”；还有什么“木蛋客栈”“木桠客栈”等。我记不起当时是住了一家叫什么的客栈，印象最深的是那里山高雾气重，什么东西都是湿湿黏黏、冰冰寒寒的。我第二天一早要到拱北石处观看日出，需要向客栈租借一件大棉袄，那大棉袄实在太有年代感、太有分量了，湿湿黏黏的，很沉重！
泰山之行当然所获很多，画了不少的速写。我也开始尝试画下山的梯级，试图解决往下走的视觉透视问题。画南天门建筑的细节及结构，画岱庙的古柏老树干，这都对我的绘画视野、关注点及表现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与提升。
从泰山经德州转车到石家庄，在四哥的国营染织厂厂区的宿舍平房里住上一个阶段，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北方“村庄”的生活。石家庄常被戏称“中国最大的村庄”，更何况那是在1974年，国营染织厂宿舍区的日常生活，对一个从南方来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分辨不了北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而这样的“北方村庄”生活，却给我带来了很多新鲜感和质朴粗朗的记忆。
既然到了北京边上的石家庄，就应该去首都看看。父亲联系了他早年在上海美专读书时资助过他的家乡人，现在在北京有些地位的“王慎兄”，请他看看能否帮忙找个住的地方。王慎兄当年已经 71 岁，比我父亲还年长，而按家乡的辈序，王慎兄要叫我父亲为叔叔，我只称呼他“兄”就可以了。不过，我实在叫不出口，就称他为“老师”。父亲联系了他，让他帮忙，他爽快地让我过去，就住到他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找了一位同事的小孩住的一间宿舍。这“小孩”与我同龄，属于到了上山下乡的年龄，因此在北京郊区一个农场“下乡务农”，一两个星期会回来一次，平时宿舍空着。王慎老师他们帮我增加了一张床，我就在“国关”住了下来，度过了几乎整整一个6月份。
“国关”在西北郊的颐和园边上，我在北京这段时间，除了自己去长城、十三陵、故宫、西山、八大处、天坛等地方游览写生之外，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颐和园了。王慎老师有时也与我一起，到颐和园转转，并经常谈起一些他早年经商的经历及对历史现实等的看法。他当时71岁，而我只有17岁，一老一少，还真很谈得来，而且还经常到附近郊外的小店里喝上一点小酒。当然，我是不能喝的，还未成年。
在“国关”的这段生活，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是认识了刘小淀，他就是我借住宿舍的那个“同龄”人。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只见了几次面，但他偶尔从郊区农场回来，我们便聊得很开心，彼此敞开心扉，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在信中，我们几乎无所不聊，尤其是关于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等等。他后来还带我认识了朦胧诗派的代表北岛、杨炼、江河等，以及“星星画展”的马德升、黄锐等。在1974年的北京“国关”，一个来自三四线边远城市、初次走出来看外面世界的小青年，撞上一个在北京大都市高校里成长起来、见过大世面的“侃爷”，这对小青年来讲，确实扩充了太多震撼式的信息和见识。
在北京转悠着，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得赶紧返回。我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长沙的通票，中
间停靠郑州、武汉，就去了郑州的二七广场，武汉的东湖、长江大桥等。当时到处都很乱，印象尤深的是在武汉挤公共汽车的经历，那已经不是“挤”了，简直就是被挤歪了而奋不顾身地从汽车窗门爬进去的。 而当几乎被挤扁了的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走上街道，却发现总有一个人尾随着我，时近时远的，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有“抓特务”“间谍片”的感觉。我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干脆进到路边的一间甜品店，买了碗东西坐下来慢慢吃，也一边观察。后来，那个人可能是等得不耐烦，就走了，不见了。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斜挎背包上有一道被割开了的裂痕。这才意识到，这小偷可能在我挤车上下的时候，割开了我的背包，但还没伸手拿到东西，因此就一直尾随着，等待下手的机会，没想到耗不过我。
终于到了长沙，准备住上两三天。在那个年代，到了长沙，一定会去一些“红色圣地”转转看，从岳麓山的爱晚亭，到橘子洲头，再到韶山冲的故居、农民讲习所，等等。而我居然在橘子洲头转悠之余，心血来潮，脱了衣服就到湘江里去“中流击水”了，真有些那个年代的激情与浪漫。
又是父亲的学生亲戚的关系，我从长沙直奔山水胜地桂林，在桂林郊外部队的军营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我的风景速写大有进步，我几乎将桂林的山水景点都去了个遍，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象鼻山、骆驼峰、阳朔、兴坪、杨堤等，都留下了大量的速写。
终于，回到了广州，又转车回到汕头。从5月4日出发，到8月20日归来，此次游学行程总共109天，绕了几乎大半个中国。这对于在那个年代，在那种很不容易的经济状况下，只身一人、不大不小年龄段的小孩来说，应该算是一种“幸运”，更是一次“壮游”和“奇迹”！这确实要感谢父母亲的判断、支持与放手放心，使我有了这样的一次独立面对旅途、面对人生的“游学”。
我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了这次“壮游”：
鸿鹄高翔我欲侔，经春转夏又深秋。
苏杭京口临青岛，桂朔都门返广州。
万里尘沙留履迹，千重云壑向胸浮。
归来写赋入图卷，愿与素心作卧游。
也正是我这一次的“游学”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三年后的 1977 年，与我的“辍学”经历几乎相同，我的姐姐及父执张华云老师的小孩张桂枝，也想走出去“游学”。因此，联系了各自在各地的亲戚，规划了一条路线，我作为有点旅行经验的“男孩子”，就“跟班”两位姐姐，又出去转了一圈。这一圈也不小，既有与我上次出游重叠的地方，也有不少的新经历，特别是游览了武夷山、庐山、黄山，还从桂林乘船，沿漓江、郁江、西江，顺珠江而下来到广州。这冥冥中与我后来于1984年骑车珠江溯源，沿西江、郁江等珠江主流溯流而上，构成了对珠江流域不同时期的体验、考察及写生。
也正是在1974年至1977年这一阶段，为了弥补我们姐弟因“辍学”甚至“无书可读”的知识缺陷，父母亲除了教我们书画实践及鼓励我们游学，还请来了古典文学的老师蔡起贤先生来教我们古典诗词，因此这两次游学的经历就成了诗词学习、写作的主要资源。收入本书中的一些诗词写于归来之后的“追忘逋”，也有些是写于旅途中的“火急”记怀、记感。回过头来看这些诗词，免不了有很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可笑语词与表述，但却是我们学习成长过程的一种真切记录。
这个阶段的两次“游学”，对我来说，无论是对阶段性的学习，或是对后来知识、艺术、人生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记得当代的教育界红人俞敏洪曾经说到“游学”的意义，用了“远方”这个概念。他说：“游学，可以看作是对‘远方的呼唤’的第一声回应。远方，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但也是有时间的，而且更是心灵和精神的……换句话说，远方，既是外面的世界，也是未来的世界，更是我们心中的世界。”
很有意思！对于青少年的我来说，“远方”的召唤，给了我认识世界的一种冲动，拓宽了我知识的边界和疆域，为我的心灵与外部世界搭建起了桥梁，给了我精神延伸的时间与空间。当年，我用“诗词”记录下“游学”远方的所感所思。“远方与诗”，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成了我的“游学”与“诗词”的一种隐喻，当年游学远方，成了我“诗词”学习的意象与境界。虽然当年那个阶段“古典诗词”的心境已经淡出了，然而永远在路上的“游学”，却始终与“诗”和“远方”相伴而行。
2022年6月于广州湖上绿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