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绘画走向版画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了四年（1948年8月—1952年8月），主要学习一个写实能力，当然，也充实着对艺术领域的广泛视野。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美术工作者，毕业后，向全国各个需要美术的部门输送新生力量。我们不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美术人才，起着基石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实。
为工农兵服务是大方向。绘画的服务形式，当时主要是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简曰“连、年、宣”。我们绘画系的毕业创作，主要是“连、年、宣”。我的上一届的毕业创作是年画，我们1952年毕业班的创作是连环画，下一届的毕业创作是年画。我的业务成绩在班上数头名。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视我们毕业创作的两套连环画—《治理淮河的英雄事迹》和《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属优秀作品而出版。我与其他五位同学被分配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我和班长田郁文具体分到了图片画册编辑室，在版画家邹雅、画家安靖和王角的领导下做美编工作。一切都是新鲜的，精神愉快。由于我们的努力，也获得领导的重用。为了关照我，1953年我的爱人张平良由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竟也调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当时出版社有两个美术创作室：一个由古元、张凡夫领导，一个由沃渣领导。同时期，出版社又将唯一一个赴苏联留学的名额给了我。不少画家都渴望着留学苏联，这个名额却被我浪费了。因为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而我的父亲在朝鲜仁川居住，哥哥在美国留学。当然那不怪我，是人事科的马虎，而那时我都已体检通过了。我反而庆幸自己再不必去攻读外文了（我一向外文不及格）。
新华社举办第一期摄影培训班，他们是培养全国第一批摄影记者人才的。出版社为今后组建一个摄影部门，起码要有会彩色摄影的人才能服务于出版事业，竟然派我去参加学习。
社长安排了两个多月到南方各地出差，竟又带上我。我自己没感觉，在别人眼中我成了宠儿。当然，我工作得也极卖力气，不能辜负领导们的信任。
万未料到，1953年9月，我们尊敬的院长徐悲鸿去世了。我们都参加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为院长守灵，见到了当时正参加全国文代会的代表们鱼贯到遗体前行礼，见到了廖静文师母挽着一对小儿女极其悲哀的哭泣……
徐院长对我们谆谆教导，使我们掌握了写实的一技之长；他以身作则，带我们打通了绘画类别之间互通的门槛。他与我的师长们都是我的榜样，对我有着权威性的影响。
在此，让我列名于下：
徐悲鸿院长，中国画工与写、书法、西画油彩与素描速写、东西方史论皆精。
吴作人的油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法以及中国画水墨都掌握。
蒋兆和素描、油画、图案设计、雕塑、中国水墨画皆有独创。
李苦禅素描速写、水彩、书法、中国画大写意。
李可染西画出身，中国山水创新、书法独树一帜。
叶浅予的速写、漫画、中国水墨超群。
李桦速写、美术史、水墨、版画一代宗师。
彦涵更是油画、版画、壁画样样精通。
孙宗慰，油画、中国画工与写、素描速写皆精。
张仃，漫画、年画、壁画、实用设计、中国山水画创新……
我是沿着徐院长和他的团队的路数走下去的。在后来的文艺政策指引下，我没有能力怀疑，只能老老实实遵守着，那也正是我单纯幼稚的缘故。也是我后来一再阐述的，不受时代局限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因而我无怨无悔。
在出版社图片编辑室，后又在创作室共待了六年多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是出色的。我不仅胜任了美编任务，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近十幅宣传画、三幅年画、插图、领袖像、组画、连环画等，都得到出版和发表。我还参与了《泥人张》及《艺用解剖》等专著的摄影出版工作。我并未感到特殊，反而认为正常而自然，继续乐此不疲。1955年后我对木刻版画感兴趣，从第一幅处女作，到第二幅套色木刻，第三套延安组画木刻，都被出版为独幅画。这在当时的出版社，我是少有的个案。
1954年11月6日，我与张平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礼堂举办了婚礼，我二十四周岁，她二十一周岁。第二天，画她油画肖像。
当时的确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新社会新事物常常感动着我，创作的冲动不断。
每年下乡，都是带着笨重的油画箱。除了画素描、速写，也画水彩，主要的是画油画写生，对色彩感兴趣。后来才更多地画起了彩墨写生。
我的艺术历程，都不是有什么计划或者有什么目标方向。很多都是想不到，而走到那一步了。
从我糊里糊涂变成了“版画家”说起吧。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根本没有版画专业。李桦先生是版画权威，那时他教我们西洋美术史，他只在业余对几名爱好木刻的学生予以指导。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接触过版画出版，而著名版画家力群、古元、邹雅也都在出版社，彦涵又是我毕业创作连环画的指导老师，我自己也喜欢过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但即便如此，版画对我来讲依然太遥远，绝对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尝试并从事版画这个工作。
记得1954年跟着出版社社长邵宇去南方，在重庆遇到同学李唤民和宋广训，他俩都在著名版画家李少言、牛文的领导下干起了木刻版画创作。李唤民第一幅黑白木刻《织地毯》在我们编辑室发稿印刷独幅画了。就是那次，李唤民动员我也搞木刻版画。我当时即刻回答：“不，绝不动刀，我还是喜欢色彩。”那绝对是我由衷的回答。
说也奇怪，第二年1955年春天，我去河北饶阳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要完成一套“夏收”组画。我依然背了油画箱去写生，收集素材，最后完成了一套反映农村合作社新气象的黑白组画，还完成了一幅新年画《家乡的春天》，最后在我们编辑室通过出版了。组画是在《连环画报》出版发表的。
此时，我感到组画中一幅放羊娃等待群羊出圈画面，从黑白效果看，很适合刻一幅木刻版画。记不得怎么弄了几把木刻刀（主要有小、中号圆刀），室领导邹雅从荣宝斋（当年荣宝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给我弄来一小块梨木板子，我既没有请教谁，也没有人来指导我，就这样刻了起来。安靖由美术印刷厂给我弄来点印刷油墨（当年美术印刷厂也由人美社领导）。就这样，我完成了第一幅木刻版画，而且我还套了一版土黄色。未料编辑室将它发稿印成了独幅画。第二年，它在全国青年美展上又获了奖，各报刊发表，尤其是在《人民画报》上转载。《人民画报》主编是丁聪，他见了我说：“你好聪明，木刻版画刻得好。”（当年《人民画报》社也属人美社领导）就这样我是真糊里糊涂走上了木刻版画这条路了。那是我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
我发现木刻版画的确是我发挥美术创作的一个很方便的艺术园地。那时强调版画幅数都不大，创作起来既不占地盘，又很方便。不管到生活中画油画或水彩、速写等，回来经过用版画的要求去设计组织，一幅版画就会产生出来。1957年，邵宇介绍我加入全国美术家协会，人家称我版画家了。我不情愿也不行了，因为之后我的木刻版画不断出现了。
从此，我的创作，的确更多选择了木刻版画。
1956年，连环画报社希望画出表现陕西绥德韮园沟水土保护事迹一套组画，找到我。我们编辑室负责人批准我和罗尔纯同往，合作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俩都背了大油画箱和简单的行李，乘火车起程了。罗尔纯比我大一两岁，小儿麻痹遗下腿有毛病，在办公室内很少言语，属苏州美专优等生毕业分配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他曾让我看到一张儿时照片，后面写着“大画家”三个字，因此我常取笑叫他“罗大画家”。此次同行，很自然我应关照他。
先抵西安，我拜访了居鼓楼西北方向美协大院的石鲁和赵望云。傍晚去城南门里我妹夫武德祖家中见他的老母亲，印象极深。这武家大院高屋建筑，层层套院莫测，古香古色（“文革”后被拆，另建宾馆，可惜！）。
第二天乘公交车去铜川，逛了黄帝陵，然后到绥德县城招待所住下，找文化馆帮助与韮园沟联系。憨厚村长赶了驴车接我们进村，住在了老乡的窑洞中。
满山的黄土沟沟，根本看不到水源的影子。几天来经过村长不辞辛苦地带我们去山沟沟现场解释，再加上我们想象的雨水来临，水土流失情况，人工修坝，引洪利导，竟构画了几幅场面，获得了村长高度赞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扁食”（饺子）。
在村里画了不少速写、小油画、水彩，又在县城赶了集。可惜的是在县招待所，我钉在墙上十几幅油画晾干，竟被进城开会的众村干部顺手取走，真是不翼而飞，不知去向了，气急的我直喊娘。
回城路过延安，我俩住在招待所，罗尔纯默默有他的主意，只好各行其是。我兴奋地逛遍圣城，油画、水彩、速写不知疲倦地画，一次再次地画；延河边、宝塔山、凤凰岭、杨家岭、鲁艺遗址、毛主席故居、延安大街、新建的发电厂，显然我是有目的的为创作一套反映延安新气象而在收集素材。奇怪，我不知罗尔纯在干什么。他也不让我过问，性格不同。
我每天忙着，跟着新相识的放羊人爬山，听他唱着信天游。跟着老乡下田收麦，听他们解乏喊几嗓子秦腔，感到无比美好。
当时我还带了相机用于捕捉形象，由于我只为了完成自己的小目标，而对周边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无动于衷也视而不见。比如那时男人头包着羊肚手巾，因年龄有别绾的样式也不同。妇女的头饰，姑娘一条大辫，媳妇一盘大髻上插满了银饰，再围着刺绣的围裙，简直就是舞台上的形象。儿童身上戴着长命锁、护生香包等等。我曾企图画，也想拍个照，但是十分困难。
有一次，我在村里转，见一小男孩，身上戴着荷包、绣花围嘴、长命锁，长得也俊，十分可爱。我让他站好正准备拍个照，忽然从院子里飞奔出来一妇女，像疯子一般嚷叫着向我扑来，要抓我的相机，一面护着男孩，吓得我急忙躲开。可是她竟要跑过来追赶我，要抢我的相机，哭叫着……原来她是怕我将自己宝贝儿子的魂拍走。从此我再不敢带相机出门了，也不敢画像。这是1956年在陕北延安地区我遇到的情况。
路过西安，再访碑林和霍去病墓，欣赏那一批石雕（1954年与邵宇来西安首次游览过）。然后决定上西岳华山。初进山，不起眼。慢慢惊险当道，往上爬，到一线天时，我的双腿已打哆嗦，并下决心绝不来第二次。
奇怪的是罗尔纯腿拐着，还背了油画箱，竟爬在我的前面。
回北京后，即研究创作表现韮园沟保水土流失的组画。可是罗尔纯不愿合作，他也提不出别的什么诉求。在编辑室，大家总感觉他是弱者，每天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想什么不得而知。从来也未在业余创作一幅宣传画或者年画。大家也绝不会指责他。他只是一位不多言语、不惹是生非的有想法的弱者。
这套组画由我自己去完成了。我采用的是水墨写实手法画在生宣上，发表在《连环画报》上。同时我抽时间完成了一幅《问路》年画，编辑室发排出版了。《人民日报》副刊转载，邓拓配了四句诗。然后我日夜设计构图一套延安套色木刻组画。
这里我要谈谈罗尔纯。1958年他从人民美术出版社调到艺术师范学院。1961年师院取消，他调入中央美院附中，那时我已调回母校任教了。“文革”后他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改革开放后，罗大画家以表现派风格的油画惊动国内外画坛。可惜2015年，这位很有主见、很有思想、性格不一般的艺术家离世而去了。生前，他有时会忽然来到我的系办公室看我，也不说什么，我逗他，他傻笑，然后走开。他告诉我，自己离婚了，有两个儿子。
1957年前后，正是反右运动期间，我刚调到沃渣领导的创作室，也是十分卖力创作之时，完成宣传画，加紧刻印延安木刻套色组画，又画素描和油画写生习作。几次美术界批判江丰的会议，我都因为套色木刻油色调好必须快印刷，否则干了可惜等缘故而未能参加。如果我参加了，很可能发言同情老书记而被划成右派，幸免了一次灾难。
也奇怪，此时我获知母亲病重，领导竟能批准我去了一趟哈尔滨探视。我带上油画箱，给母亲画了唯一一幅油画肖像。
难以料到，我妻张平良在她的连环画编辑室，一次开会发言，希望增加点时间作画以利提高业务能力，竟差一点儿被划为“右派”，最后定为“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劳动。
牵涉到我，也要下放，并警告我运动后处理。我也不知何原因，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下放，那时我们女儿才八个月。
1958年春节，古元也被划了右派，正要前往北大荒，半路上得知中央决定改为“严重警告”处分，这样就与我们一起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同行有刘继卣、陈兴华、王角等廿余人，由姜维朴带队。
正赶上“大跃进”，浮夸风正浓，三面红旗、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公社化、集体食堂……我们参加画壁画、发动人人作诗活动。古元和我为县里创作一套四扇屏水彩画，他画春、秋，我画夏、冬。我妻调县里创办美术学校。
自从1960年底我从文化部研究室调回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学，我才真正开始将自己安排在了版画专业这条轨道上来了。虽然偶尔也画一两幅宣传画，但是主要创作都是版画，更是为了配合版画专业教学。
可能是1962年，李桦先生抓教员的业余进修。一次观摩会上，我拿了自己十分认真画的作品参加，记得有我临摹的八十七神仙图长卷（我是特地到徐悲鸿纪念馆借的放大照片资料参照临摹的）。
我自认画得最好的一幅油画肖像是画我妻小妹（“文革”中她因我出身不好被批斗，怕惹祸上身烧掉了，使我痛惜不已），还有素描速写以及版画创作等。当时靳尚谊在版画系教素描，看了我那幅油画肖像赞不绝口。
我自认成绩突出，水平可喜，未料李桦看了不以为意，最后说了一句话：“不要画油画，要以版画为主……”我有点吃惊，也好像有点恍然而悟。
我开始对石版、铜版画练习了，又决定去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单刀雕版技术，及水印技法。假期下乡收集素材创作木刻版画。
教学可以说我算个主力，技法课、创作课，带学生下乡，做班主任，做古元工作室主力，做李桦教学的副手，我都胜任。
我深知李桦作为一系之长，对我的满意与喜欢之深。比如1962年，他悄悄送给我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券，让我别声张，让我去开眼。“文革”中他偷偷拍着我的大腿动情地说：“杨先让，不要离开版画系，我喜欢你……”令我未料。他高兴而迅速地为我写版画集序言，夸我是佼佼者，主动向我要一幅纪念周总理版画作品。对我被院长江丰从版画系调出去创建年、连系之不舍……以及他对我后来创办民间美术系的理解，我都牢记于心。我深情纪念他。
有人曾很惋惜地对我说：“多可惜你搞起了版画，当年你的油画多好。”意思是油画现在价码高。好友黄永玉心痛我说：“你总在别人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我姐姐说我在浪费生命，人家都在画画，你老跑农村……其实都是我自愿高兴去做的，不后悔。不是吗，社会后来给了我不少奖赏。
细想我这辈子，快九十岁的人了，就借此处说说感受。跟着时局也遭过罪、倒过霉、受过骗，但我幸运，获得亲友师长的厚爱有加，我不能不感恩。
从做学生时，徐悲鸿院长，以及后来廖静文馆长对我和全家的关爱，每年年夜饭，都要让我全家去一起聚餐。李苦禅先生全家，刘开渠全家，李桦和彦涵先生一家，邹雅、江丰、朱丹、丁井文以及黄永玉一家，都对我充满了厚爱。我能不好好做人、不好好干活吗？！真乃三生有幸。
1980年我离开版画系后，版画创作少了，慢慢地我也感到时间精力都有限了，最主要的是时代的进展，版画领域国内外交流，在艺术语言和技法范围上都丰富多彩，我已属望尘莫及了。干脆洗手不为了。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才深深感到木刻版画的艺术魅力，在于黑白处理和刀法运用，它如同中国画的笔墨功夫。因此我才写出一篇以李桦、古元、彦涵、黄永玉四位在版画艺术上不同风格的刀法特点的文章，当时的院领导朱丹看后拍案叫绝，发表在他负责的《美术研究》上。他说以往总在作品政治内容上论述，很少在艺术技巧风格上评论，这篇文章专谈艺术表现，好！
我认为，一位木刻版画作者，首先要会画，木刻只是进行创作时的手段，因为到生活中去不可能带着木刻刀去收集素材。作画最重要。我的优势就在于造型能力强些，人物造像、人物情节各方面都是我创作的范围。
所以，在我的艺术实践中，木刻版画确实是我一项较擅长的专业活动。我想说清楚自己是怎么从学绘画起，自然地，也可以说是偶然地进入了木刻版画领域来的，最后又进入版画专业教学，又退出另起炉灶去进行新的专业教学。这样做一本图文并茂加以述说的画集，可能会有些意思。
杨先让
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