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克里姆特的维也纳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能够拥有持久且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不仅是由于其本身诱人的美，更得益于克里姆特与维也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的维也纳，是克里姆特的维也纳，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古斯塔夫·马勒、阿图尔·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阿诺尔德·勋伯格的维也纳，也是西奥多·赫茨尔和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维也纳。巴黎曾以自己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之都而自豪，但如今看来，维也纳或许才是20世纪的文化摇篮，孕育了最美好和最糟糕的一切。
作为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曾借用那首非常受欢迎的维也纳歌谣《我的母亲是一个维也纳女孩》中的歌词来完成自己的宣言。克里姆特的朋友在回忆他那些简洁的语言时，也总会像他一样，使用最地道的维也纳方言。克里姆特的母亲安娜·芬斯特于1836年出生在维也纳郊区，克里姆特的父亲恩斯特·克里姆特拥有波希米亚血统，这种混血组合在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非常典型。1900年的维也纳，虽然只是人口数量排名第四的欧洲首都城市
（前三名为伦敦、巴黎和柏林），但它在民族、语言和文化方面却是最为多样化的。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非常得意于当时维也纳表现出的世界主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均汇集于此。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佛兰德斯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音乐之都维也纳真正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把差异巨大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继而形成新的、独到的维也纳特色文化。这座城市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任何特别的人才都会被它吸引并融入其中。这种思想碰撞交融的氛围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感到了温暖。正是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维也纳的居民被慢慢地培养成了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这种多样性成为维也纳人创造力的源泉，却也埋下了灾难和悲剧的种子。1912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显示，1900年，维也纳的总人口为1 662 269人，其中“1 386 115人入了德国籍、102 974人入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籍、4 346人入了波兰籍、805人入了鲁塞尼亚籍、1 329人入了斯洛文尼亚籍、271人入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籍、1 368人入了意大利籍。此外，维也纳还有133 144名匈牙利人、21 733名德国人、2 506名意大利人、1 703名俄罗斯人、1 176名法
国人和1 643名瑞士人等”。在这些异族人中，1 461 891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146 926人是犹太人。在奥格斯堡和海尔维特忏悔的新教徒有54 364人，英国国教信徒有490人，旧天主教教徒有975人，希腊东正教教徒有3 674人，希腊天主教教徒有2 521人，穆罕默德的信徒有889人。据估算，在维也纳的常住人口中，只有45.5%的人是在当地出生的。
《大英百科全书》接着写道：“一般来说，维也纳人是放荡不羁的、欢乐的、友好的和天才的。”斯蒂芬·茨威格也十分赞同这种将维也纳人评价为优雅的享乐主义者的观点：“维也纳人是美食家，他们享受美食和美酒，带有涩味的新鲜啤酒、精美的甜品和德国大蛋糕，但这些都只是很平常的享受。从事音乐表演、舞蹈表演等演出，广泛社交，讲究风度仪表，才是特别的艺术修养……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
在那些著名的维也纳咖啡馆里，你可以找到蛋糕，也可以找到社交圈。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咖啡馆都难以与之匹敌。这些咖啡馆就像是一个个民主俱乐部，向所有客人开放，只需点上一杯物美价廉的咖啡，人们就能在这里聊天、写作、打牌和收发信件，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看不完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会摆满可以在维也纳买到的各种报纸，不仅有全德国的报纸，还有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文学及艺术杂志，比如《法兰西信使》《新观察家》《创作室》《伯灵顿杂志》……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随时和身边的朋友进行讨论，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能活跃思维和掌握国际动态的地方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生活在维也纳的人撰写了一系列回忆录，透过泛着玫瑰色的记忆，怀念曾经的城市生活。著名的无声电影演员、维也纳音乐学院教授达格玛·戈道斯基（钢琴演奏家利奥波德·戈道斯基的女儿）曾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忆她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啊，维也纳！哥特式风格的美丽的维也纳呀！我怀念这里的花园、灯柱上的花环、城市公园和环城大道，怀念这里的圣史蒂芬教堂、美泉宫，怀念人民公园一角的小水池前那尊美丽却令人悲伤的伊丽莎白女王像，怀念在巨大的瓷炉旁度过的舒适冬天，怀念景致优美的泉水，怀念处处充满音乐的维也纳。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音乐家。新年前夜，每一千家咖啡馆中就会有一家邀请大型管弦乐队进行跨年表演，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周围的邮递员、街道清洁员、壁炉保洁员和点街灯的灯夫等，都精通莫扎特和贝多芬。我怀念安全的维也纳，所有的房屋都会在晚上十点落锁，要进入自己的家必须向有钥匙的门童支付一个专用代币。啊，维也纳！这里充满了音乐和鲜花。” 戈道斯基家虽不能代表普通的维也纳家庭，却是典型的城市文化精英家庭。达格玛还提到了许多曾到她家做客的社会名流，比如阿图尔·施尼茨勒、尼格尔·海姆、伊迪布·贝、威廉·施泰克博士、古斯塔夫·马勒、弗朗茨·维尔费尔、费利克斯·萨尔滕、雅各布·瓦瑟曼、格哈特·霍普特曼、赫尔曼·苏德曼和托马斯·曼。
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彼时生活的维也纳时，表达更为世故，却也有着向往之心：“倘若要简单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那么我会这样说：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再精辟不过了。 在有近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里，好像一切都会世世代代恒定不变地发展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同时，公民的每一项
义务也有详细的规定。货币—奥地利克朗，以闪闪发亮的金币的形式流通，保证了货币的稳定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以及挣了多少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规范、标准和尺度。
拥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计算出每年的盈利，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很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他们晋升和退休的年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预算，知道在食宿、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上可以花多少钱，当然，你必须预留出一小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牢固且不可变动，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年迈的皇帝，哪怕他去世，也理所应当会有另一个皇帝取代他的位置，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有战争、革命等激进暴力的事情发生。”
这应该就是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在被当地文化同化、有教养的富裕犹太家庭里长大的聪明孩子眼中的维也纳。但世纪末的维也纳并不完全是令人愉快、安稳和一成不变的。你可以通过当时流行歌曲中那些怀旧的叹息，感受到隐藏在欢乐和享乐主义基调中的一丝忧郁。泪流满面的微笑是维也纳人特有的态度。在茨威格的叙述中，葬礼成了一个特别喜庆的场合——“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希望将自己的死，也变成令人喜闻乐见的一幕。”当时的维也纳还有一种强烈的悲观和不安情绪。许多人都在发出警告，甚至呼吁结束严格的等级制度，此外，在多民族聚居的哈布斯堡王朝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也正威胁着这一切。
愤世嫉俗的作家兼记者卡尔·克劳斯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他预言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人类走向终结之路的实验站：“大家都停下了脚步，无论是宫廷中的侍从、总管、汉森出租车司机，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在等待结果。主啊，愿末日将带来美好的未来。”
评论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巴尔在写于1891年的作品中，指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僵化老旧和传统主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未来在我们周围盛开，但我们仍然根植于过去。因此，这儿将没有和平，只有仇恨和
分裂、敌意和暴力……变革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必须注意那外来的戒条，以及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必须顺应今天的环境，摆脱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存在的固有模式—那个已经消逝、一成不变的过去，扼杀了我
们的灵魂。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必须打开窗户，让5月的阳光照射进来。我们必须敞开怀抱，贪婪地倾听和感知周围新的世界，怀着喜悦和敬意，迎接那新世纪的曙光。它将冲破房间内的黑暗，清空那些属于过去的垃圾。”七年后的1898年，克里姆特和他的分离派同伴们响应巴尔的号召，在新的分离派大楼里拥抱“当下”，并“清空那些属于过去的垃圾”。
用斯蒂芬·茨威格的话说：“我们年轻时经历的真正伟大的事，是意识到艺术中的新事物正在酝酿和发展—比我们父母和周围人想要的艺术更具激情、更难解决，却也更有诱惑力。但是，由于我们完全沉迷 其中，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的变化只是后续更深远变革的伏笔，它们将动摇并最终颠覆我们父辈的世界，那个太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