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史的作品，作者通过对欧洲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入研究，并结合自己的留学经历创作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围绕哲学和社会思潮的问题展开，是对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重要思想家的思想、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等的基本论述；下篇则是对欧洲从古代至20世纪前期科学和科学方法发展概况进行阐述，包括欧洲文明各个历史阶段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对于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尽量减少对历史事件的铺陈，注重理论和观念的价值，力避内容意义的一般化。

宋协立，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64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哲学。出版译作有《艺术与观念》《现代小说美学》《赖特》等，发表论文有《“言意之辨”：语言的局限性与文学的重要性》《浪漫主义及其美学理论的认知意义》等。

目录

导言（章节提要）

上篇　哲学和社会思潮 001

第1章　古希腊哲学和社会思潮 001

第2章　基督教和基督教哲学 002

第3章　文艺复兴运动 003

第4章　新教运动和天赋人权理论 004

第5章　欧洲现代哲学 006

第6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007

第7章　保守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运动 009

第8章　自由主义思潮 011

第9章　存在主义思潮 012

第10章　民主的现代再生 013

下篇　科学和科学方法 014

第11章　欧洲科学的渊源 014

第12章　从理性主义到实验主义：中世纪欧洲科学 016

第13章　科学革命：16—17世纪欧洲科学 017

第14章　从世界机器到进化论：18—20世纪早期欧美科学 018

第15章　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 019

第16章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021

第17章　欧洲科学方法论史略 023

第18章　科学哲学 024

上篇

哲学和社会思潮

第1章 古希腊哲学和社会思潮 029

第1节　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 029

第2节　柏拉图：理念论 040

第3节　亚里士多德：形式的形成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051

第4节　斯多亚主义：一种新的理性和道德力量 059

第5节　怀疑主义 064

第6节　折中主义 073

第2章 基督教和基督教哲学 075

第1节　早期基督教 076

第2节　基督教哲学：对造物主的膜拜和对基督教教会的赞颂 083

第3章 文艺复兴运动 099

第4章 新教运动和天赋人权理论 141

第1节　新教运动 141

第2节　天赋人权理论 149

第5章 欧洲现代哲学 182

第1节　绪论 182

第2节　现代早期哲学家 188

第3节 理性论哲学 193

第4节　经验论哲学 205

第6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263

第7章 保守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运动 297

第1节　保守主义思潮 298

第2节　浪漫主义运动 305

第8章 自由主义思潮 320

第9章 存在主义思潮 379

第10章 民主的现代再生 395

下篇

科学和科学方法

第11章 欧洲科学的渊源 413

第12章 从理性主义到实验主义：中世纪欧洲科学 441

第13章 科学革命：16—17世纪欧洲科学 460

第14章 从世界机器到进化论：18—20世纪早期欧美科学 517

第15章 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 566

第1节　实证主义 566

第2节　实用主义 579

第16章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595

第1节　科学精神 595

第2节　科学方法 602

第17章 欧洲科学方法论史略 642

第18章 科学哲学 707

主要参考书目 735

自序

欧洲文明，除欧洲本土外，还包括南北美洲和英国的自治领文明——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界定欧洲文明。

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文明史。上篇“哲学和社会思潮”，是对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重要思想家的思想、社会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变革等的概括论述，其中弥漫自然科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下篇“科学和科学方法”，是欧洲从古代至20世纪前期科学和科学方法发生、发展的梗概。

一种事物的性质只有从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能被认识和理解；研究工作所涉及的事件和问题，应与整体历史进程相衔接，事件和问题的价值及意义才得以彰明。也因为问题的存在需要发现，发现需要敏锐的思维，而敏锐的思维需要众多背景知识予以弥补才能形成。书中对思想家的思想以及社会思潮、文化运动的论述交相出现。这些社会思潮及其政治脉络是不同时代思想家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

欧洲文明史上，民主与科学几乎是与其文明同时形成的两种古老而久远的传统。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欧洲国家，如果没有古代希腊历史上民主与科学古老规范的存在，就可能不会出现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而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也许不会发生。因此，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渊源在于古代希腊民主与科学规范的古代文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深深融入欧洲人的观念，直接激发了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此揭开了欧洲现代历史的序幕。

一般认为，欧洲文明的现代性由现代科学技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代议制政府等基本要素构成，而科学与科学精神是欧洲文明之魂。现代性虽然首先在欧洲得以确立，但其中的普遍原则属于全人类。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自20世纪80年代，一些欧美国家相继推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社会学教育，旨在让学生和社会大众通过这些学科的学习促进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在大众中形成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社会风气。将这些学科引入教育体系，是将科学看作一种文化，以科学史为代表的科学教育，展示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美国哲学家约翰· 杜威说：“科学不仅是将技术运用于提高物质生产力，而且也以理性精神感染个体的心灵。”英国作家查尔斯· 斯诺说：“科学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对科学的无知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无知。”

作为英语教师，科研课题大多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等。笔者对语言学理论缺乏兴趣，为此常有一种困惑：与大多数人逆向而动是不务正业？1922年8月，梁启超先生应邀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有一讲题为《学问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读书、学问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曾执教常春藤名校的巴勒斯坦文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称，“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从事学术研究。

笔者一向敬重科学家和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士，认为他们的工作最有价值，令人尊敬。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科学工作是为人类造福，其视科学家为“光明的使者”。笔者因自身能力有限而与科学无缘；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美国学习期间，笔者选择哲学系，侧重学习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哲学，希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说，从事学术一事，必须勤于收集材料，才能言必有据，才能旁征博引，才能使自己的论点得到充分的论证。以傅斯年先生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很重视材料收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笔者在美学习期间，注意积累学习资料，向有关学科教授、学者请教，得益匪浅。

本书内容有历史也有理论，但笔者更重视理论的价值而尽量减少对历史事件的铺陈，意在压缩叙述的篇幅，这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铭记于心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说，理论是观念的载体，理论和观念本身不能撼动任何东西，然而它们却是人们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必要先导。观念和理论一旦成功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和情感浪潮，它们将产生实际效果。观念或理论是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任何行动都预示着一种观念或理论。理论是对不同实践的概括和综合，每一次有效的实践都蕴涵潜在的理论、观念和规则。

承蒙中国作家协会张炜副主席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令作者感动；山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刘致福先生对本书的盛情推荐；山东省区域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邵速女士代表作者协调处理有关本书的出版事宜。在此，作者表达衷心的感谢。本书出版过程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编辑同志对书稿多次审读，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版式设计以及所有为本书付出辛劳的同志，作者谨向诸位深表谢忱。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哲学系亚历山大·迈尔斯教授和唐纳德·李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作者大量、真诚的帮助，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一个自然科学的热爱者并非专业，作者在此奢谈科学与科学方法，实属不自量力，其中的谬误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除此之外的部分都已妥善，书中取材是否有失偏颇，置评是否得当，作者将欣然接受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宋协立

2018年8月于西安

万丈高楼，根基为本；科学之精神，文明之培植，人文之蓄积，一切盖有源路。此书即在这样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纵向的线索，并有横向断面的开展，概括精准，勒紧内质，要言不烦，每每给人痛快击节之慨。

——张炜

《理性的光辉：欧洲文明概观》论述了哲学与社会思潮、科学与科学方法，从古希腊至现代的发生、发展，解读了欧洲文明何以绽放现代“民主”“科学”之理性光辉的历史疑问。我相信，通过阅读这部著作，不管是相关的专业工作者，还是欧洲文明引起遐想的普通读者，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启迪或指引。

——马小朝

宋协立教授秉持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于整合、归置、提炼中，突出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链条与关节并指明其意义，为想要系统了解西方文明史的读者提供了一部较为周备的范本。而在科技飞速发展与变革的今天，扩大视野，纵览欧洲科学思维与实践的展开，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形成，了解技术应用价值背后的科学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第11章

欧洲科学的渊源

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在他的巨著《宇宙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宇宙学说的历史》（1913—1917）中说，科学学说的历史没有绝对的开始，因为科学观念的链条被淹没在历史的无底深渊中。中世纪天文学的一切成就都反映在哥白尼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伊斯兰科学的中介，中世纪天文学与希腊学说连接起来。我们对来自古代不同学派成熟的希腊学说所知甚少，这些学派从古埃及人、亚述人、迦勒底人、古印度人那里继承的天文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往昔许多世纪的黑夜是不可测知的。

迪昂这里所说的关于天文学的起源，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的渊源。因此，欧洲科学史的源头一般认为始于古代希腊。

在人类早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哲学和自然科学是浑然一体的，它们的认识对象都是自然界，都是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界。当时的科学思想，无论是本原论还是宇宙论，既是哲学又是自然科学，实际上都是自然观。随着人类认识的逐渐扩大和深入，特别是由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哲学开始将视野扩大到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但是，对自然界的共同关注仍然将科学和哲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不同的只是哲学由于其本性是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界，而自然科学则是从各个局部认识自然界。哲学的一般真理可以用来判定自然科学中的假说或理论的合理性，迫使含有不合理因素的假说或理论在形式上或实际上有所取舍和改变。哲学自然观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正如伯特兰·罗素说，科学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讨。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说，现代欧美文明源于地中海东岸诸民族。埃及、巴勒斯坦和希腊。这三个国家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直接祖先。“埃及提供了成熟的技术；巴勒斯坦提供了宗教宇宙论，希腊提供了通向哲学和科学的明晰的归纳方法。每一尊希腊雕像都表现了规则的几何学所具有的美，每一出希腊戏剧都研究了出自自然规律的自然事件和出自道德规范的心理状态两者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怀特海：《观念的历险》，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3，第107—108页。）

一、埃及和巴比伦科学简述

通过对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历史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民族对其周围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科学传统的发展轨迹。对古埃及人而言，宇宙间存在一种秩序井然和仁慈宽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地球上的主要代理者是具有神性的法老，他们关心人们的生存和福祉。诸神让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生存所依的肥沃土地和灌溉所需的足够河水。诸神还为这个国家的三面安排了广袤的沙漠，使其不受外敌的侵扰。

有着神性的法老以公平、秩序和真理管理这块土地，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当此世的生命结束时，那些真诚和顺从的人们都能在来世得到再生。那些生活富裕、受人尊敬和垄断知识的教士们的职务，就是宣传这种令人感到安慰和鼓舞的神话。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古埃及人感到他们的世界是安全和舒适的，因而不再关心宇宙的特性和人类经验的意义，对自然事物和宇宙间各种力量的表现失去了好奇心，这是古埃及人的主要世界观。

古埃及人发展的科学缺乏思辨和推理特征：他们的天文学、地理学和算数学都直接与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相关。例如，他们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测尼罗河泛滥的程度，在对天体的研究方面，制定了阴历和阳历，但对宇宙系统的研究却超越了他们的视野和知识范围。当尼罗河泛滥之后重新确定地界，为征收地租解决一些土地丈量问题，以及王族修建金字塔，古埃及人发明了各边分别是3、4和5个单位长的三角形。但他们从未质疑后来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关于一切三角形的边与弦之间的关系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古埃及人对于科学理论没有做出较大贡献。

巴比伦人对科学思辨没有更多兴趣。同古埃及人相反，巴比伦人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混乱和充满敌意的世界。巴比伦人生活在几个大陆交汇处，面临不断的外部侵扰，没有持续的政府机构和稳定的生活环境。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毫无规律的泛滥，夺去无数人的生命。突然的洪水和风沙干旱交替发生，人们的生存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巴比伦人同古埃及人一样，只考虑解决一些生存必要的问题，如土地丈量技术。奥地利数学家、科学史学家奥托·诺伊格鲍尔在其关于巴比伦科学的研究中说，在数学方面，巴比伦人走在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的前面。出于对神的威力的探究，巴比伦的教士们对天象进行研究，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

二、古希腊科学

1. 希腊哲学和科学起源于宗教和神话

与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不同，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他们对主宰世界各种力量的态度，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这些想象不仅没有阻遏反而促进他们发展起自己的科学传统。正如海盗出身、后为英国海军探险者的威廉·丹皮尔在其《环球航行》（1697）一书中说，在古代，希腊是一个不被神学偏见束缚的世界。古代希腊人从其丰富的神话中吸取灵感，从神话中发现现实意义同人生的联系。古希腊人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世界里，有追求知识的自由，可以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规律。希腊神话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有显著的影响，他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预示了一种伟大的古典艺术、哲学和政治理论的诞生，它们正是各种理论科学形成的渊源。

希腊神话和宗教具有高度唯物主义性质。希腊众神很像世俗的人，他们散居在白云弥漫的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行为并无不可思议之处，人们认为他们是超自然的和永生的，是对世俗事务具有影响力的存在。他们有时甚至离开其位于山巅的居所，来到俗世人间，为人们解忧排难，惩恶扬善。但是客观世界的许多规则也是众神无法规避的。这一事实对古代希腊不同部落中科学和哲学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它为古希腊人关于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种种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古希腊人认为，众神能够理解人的欲望，愤怒的神可能由于适当的礼物而被感动，宗教礼仪成为亲近众神的过程。许多自然现象和大自然的演变过程，可能由于神灵的意志而被改变。古代希腊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神的形象，也根据自己的经验解释自然现象。他们设想神灵和自然现象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并赋予它们以生命，把它们看作是有灵魂的。因此，希腊最初的宗教是以自然崇拜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发展成为多神教，创造了神仙社会，赋予希腊神话和宗教以伦理的和理性的色彩。由此可见，神话和宗教是集体智慧的表现，其中想象和意志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人们了解世界的原始尝试。

希腊神话和宗教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芽，而希腊哲学就是初始时期的科学。由此可以说，希腊哲学和科学起源于宗教和神话，抑或说，哲学和初始科学与宗教是一回事。神话、哲学和科学都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某种解释愿望，试图说明周围神秘的世界，而解释就被设想为控制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及事件主宰者的力量所在。纵然这种愿望根植于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某种诗意的想象，而不能满足推理的理性期待。

2. 开阔的自然环境为创造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

亚加亚人（Achaioi，希腊古代民族的总称）所处的自然环境，在许多方面对科学和哲学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影响。当他们进入伯罗奔尼撒地区，来到这一海湾、水道纵横，山脉起伏的丘陵地带，其结果是他们被分割为各自孤立的许多部落。古代希腊人由一个统一的民族成为在城邦政府管辖下的分散族群，为了他们的主权而相互猜忌和戒备，甚至在面临波斯人入侵的巨大灾难时，希腊人也没有团结起来抵抗他们共同的敌人。每一个城邦都以自身之愿自由地组成自己的社会，从而使希腊人对社会和政治事务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意识。他们对改善人的生存环境的可能性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使他们的生存智慧在人类文明早期臻于成熟。到了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希腊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出现了许多智者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伟大的哲学家。

大海很快吸引许多希腊人走出他们的故土。乘一些不定期的古代船只漂来的陌生人引起希腊人冒险环游地中海的欲望，后来希腊船只逐渐控制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土壤的贫瘠使越来越多的希腊人走向大海，那些不避风险从事商业的人，在临近海岸发现大量的土地，尤其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小亚细亚地区。希腊的船只将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带到这些地方。这些殖民地逐渐扩大和繁荣，他们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除非他们愿意，不再遵守希腊本土的规则。

这种社会环境为创造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商业活动和使用奴隶耕种的收获成果使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私有财产的大量增加产生了有闲阶层，其中的一些人献身于对知识的追求。在人类历史上，闲暇并不是一种新的东西，但许多古代希腊人没有将闲暇消磨于放荡的生活。他们确实也将许多财富在奢侈生活中挥霍了，但有一些人却将闲暇和财富用于对哲学的思考。

城邦之间开始了为哲人、学者提供资助的竞争，这种情况同现代社会相似。小亚细亚半岛海滨的一个城邦，被认为是欧洲哲学的诞生地。这里的米利都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为希腊人经济繁荣的殖民地。城邦的各个大门附近成为海上和陆地商业活动的中心，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种观念也在这里交流和讨论。在此后的世纪里，米利都凭借其所处的优越位置成为新文化和科学的中心。这里没有既定宗教观念的控制，人们可以自由地想象，追逐个人的梦想和充分发挥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他们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他们不再满意于诗意的想象；他们不是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而是追寻自然事物产生、发展的原因。他们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想象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则，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讨和解释事物的基础。于是，哲学产生了，而哲学与科学不可分割地同时产生。哲学，一切科学的母体，开始了它柔弱的第一步；理性开始替代迷信和想象，因为哲学是用理性精神来解释宇宙。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是批判的、系统的分析，因为它探索知识原理；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肯定理性是追求真理的力量；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它关注和研究人；是唯灵论的，因为它以概念解释实在。（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对感觉所难以察觉的非物质实在予以肯定，它们都具有唯灵论的特征。唯灵论承认理智、意志和自我意识的能动性。）

3. 米利都哲学家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四种原则

米利都哲学家认为，宇宙是由单一物质所构成，这是关于客观现实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坚持世界的齐一性和统一性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要理解世界的本质，必须首先寻找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和结构，但在什么是构成世界主要物质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气体，也有的认为是无限。米利都哲学家主要有泰勒斯 （Thales，约前624—约前547）、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

从米利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至少可总结出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四项重要原则。自米利都哲学家的时代直至今日，这些原则都是哲学和科学研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1）一致性原则。为避免关于真理和对真理的阐释出现双重标准，以及避免对真理的阐释出现神秘色彩，做出的任何结论必须建立在单一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一原则，对于整个宇宙的解释必须依据单一的方法和唯一的标准。米利都哲学家们在解释一切事物时，他们一贯坚持一致性原则，排除自相矛盾，直至今日这也是科学所遵循的首要原则。

（2）简洁原则。从阿那克西米尼对阿那克西曼德的批评中，体现了这一原则自始至终的连贯性。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一种简洁的而不是复杂的解释更接近真理。科学从其初始阶段就坚持，不论事物的性质如何，如果要让人们理解，必须以简单的形式予以呈现。为什么对于自然界或者终极实在的解释应该坚持简洁原则，也许人们尚不能完全清楚。但正如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在《箴言集》（1665）中说，杰出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用只言片语解释很多事情，思想狭隘的人总是滔滔不绝，但却说不到点子上。冗长的表达往往歧义丛生，而科学是不能容忍歧义的。这也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科学始终坚持这一观念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而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作为科学方法的一种先决条件，很少有人对其优点表示怀疑，而且简洁性方法在不同的实验科学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被称为“节俭规则”（Law of Parsimony）。但是，根据这一原则，不能得出简单而不是复杂也是形而上学问题研究所追求的标准和结论。

（3）进化原则。阿那克西曼德显然是现代生物学理论的先驱。我们也从第一位多元论者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0—前430）的哲学中发现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的理论。在哲学和科学史的漫长岁月里，这一理论被人们以各种形式运用和解释，最终在19世纪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中获得了客观的支持。

（4）从虚无中不能产生任何实在之物。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都强调这样一种观点：任何一种实在之物不能产生于虚无，即不能来自绝对不存在之物。阿那克西曼德对此的阐述其大意是：不论这种实在之物是什么，其中必须具有它所应有的一切内容。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深远意义。在早期理性思辨和大多数受到尊重的现代哲学理论中，都反复表明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原则。它的相反形式表明，一切实在之物不能成为非实在之物，或者成为虚无。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种重要观念：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

4. 赫拉克利特

（1）实在处于永恒的变化中

在古代希腊，爱奥尼亚哲学家关注事物实体的性质，毕达哥拉斯学派关注数、秩序、和谐以及量的关系。他们注意的是变化问题。米利都人没有对万物有生论中的变化问题做出回答，而是将这一引人瞩目的问题留给了伊利亚哲学家和赫拉克利特。当时对这一问题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办法。由巴门尼德创立的伊利亚学派提出一种理论：实在是不变的、永恒的和完满的。他们将实在称为存在。赫拉克利特提出相反的观点：实在的实质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抑或说其特征是不断生成和转化，世界上没有静止的东西。伊利亚学派宣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幻觉。赫拉克利特断言，变化构成宇宙的真正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不变的，永恒是虚幻的；事物貌似稳定，实际上处于无穷的变化过程，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中。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而又新的水不断地向前流动。

原始的统一处于动态的和不断的变化中，永不停止。它的创造是毁灭，毁灭是创造。就是说，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例如，火变成水，火就消失在新的存在形式中。每一种东西都是这样变成它的对立面，因此每一种东西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没有什么东西的性质是不变的，没有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性质。从这一意义而言，每一种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凡是论述它的对立面具有什么属性，同时对它本身可以做同样的论述。有这种对立，才可能有世界。比如，音乐中的和谐产生于高低音调的结合，即对立面的统一。对立和矛盾的统一产生和谐；没有矛盾、对立、运动或变化，就不会有事物的秩序。归根到底，它们将在普遍的基质中被调和起来。因此，宇宙运动进程不是偶然的或随意的，而是依据“定则”，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由规律所支配，是一切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蕴藏在万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Logos）。

（2）对立统一理论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约前480与前470之间）的理论，其影响远远超出形而上学领域。 他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理论导致伦理学和认识论或知识论领域出现相对性原则。对立面的同一性理论的出现对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善同时也是恶，正义同时也是非正义；只存在相对的善与恶，没有判断正确与错误的绝对标准。没有悲伤，我们就不会知道欢乐；没有罪恶，就无所谓善行。因此，由于悲伤是欢乐的要素，悲伤就不能是坏的东西。同样，恶行不完全是罪恶，因为有了恶行才可能区别善行。这样，在道德领域，没有绝对论，只有相对论。

赫拉克利特思想在伦理学中产生的相对性观念，为后来诡辩家的伦理怀疑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个体的人，没有了做人必须遵循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标准。这种伦理相对主义污染了整个价值领域，使价值判断丢失了客观的标准，从此开启了诡辩学派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方面的论争。

赫拉克利特伦理学中关于愉快和智慧的论述是启人深思的。赫拉克利特宣称，一个人的正当行为来自他清晰的思维，这是对伦理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善是一种智慧，这一理论导致苏格拉底善行是才智或知识，而不仅仅是善的意图的结论，德行是由智慧所指引。除智慧之外，人的美好生活被认为是愉快多于不愉快。这一理论又导致亚里士多德之前和以后出现了享乐主义世界观。这种观点认为，追求享乐是心灵的愉快而不是肉体的愉悦，因为赫拉克利特在其残篇中说，如果幸福是肉体的愉悦，那么我们应称为牲畜吃草时的幸福。他又说，智慧是最重要的品德，智慧包括说话诚实和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按自然法则行事。赫拉克利特的这一理论影响了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哲学。

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反映了自然界的统一原则，以及能量守恒原理的建立。现代伯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与赫拉克利特的论述有许多相似之处。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量子论、各种原子论，以及化学元素的嬗变理论，都可被解释为对赫拉克利特理论的支持。

5. 多元论者的综合

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15—约前445）的永恒存在说和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转化说，都发现了宇宙的许多要素。多元论哲学家认为，将两者调和似乎更能合理地解释实在的本质。多元论者一方面承认伊利亚学派关于实在的永恒性和同质性，同时又承认实在的相对变化和运动。他们否定绝对的变化，抑或说否定宇宙实在的物质能够转化为与其自身不同的东西。他们认为，实在中的变易部分是物质变化或运动的基础。因此，伊利亚学派关于单一基质的固定宇宙理论必须改变，从而为更多物质的存在提供余地。物质的多样性是产生运动和变化的基础。伊利亚学派关于实在的永恒性、同质性、物质的不灭性等，都是对实在的几种基本要素属性的描述。

将变化解释为在宇宙不同部分位置的变动，是试图为调和伊利亚学派与赫拉克利特的不同观点提供余地。当时有四位哲学家选择这一问题作为他们的辩论主题。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被认为是多元论者，而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则被认为是原子论者。多元论和原子论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张宇宙是由不同的几种物质所构成，后者坚持宇宙是由无数原子组成的物质复合体。

6.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

这一时期具有影响的属于米利都哲学学派的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随着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发展，希腊哲学和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进入新的观念领域和对一些概念进行更为精确的界定。随着知识的增长，哲学—科学家对不同主题和事物的研究有了更为清醒的意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许多概念做了更清晰的区分，例如，一和多、有限与无限、 形式与内容，这些都是哲学思辨的重要问题。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立者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传统、传闻和神话遮蔽了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真实性。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是传说和不可靠的事实混杂一起的令人怀疑的信息。哪些是毕达哥拉斯本人的思想，哪些是他的追随者的理论，也许永远不会有定论。亚里士多德把这些理论归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不是该学派的创立者。毕达哥拉斯哲学开始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其发展延续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最终被淹没于柏拉图学园哲学中。

（1）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至前570之间—约前500）学派哲学家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形式和关系的事实。他们发现量度、秩序、比例和始终一致的循环，都可用数来表示。他们断言，没有数就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和一致性，就没有秩序和规律。因此，数一定是万物的基础，数一定是真正的实在、事物的实体和根基，一切事物都是数的表现。他们以数为基质，把这些规律看作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他们发现在弦的长度和不同音调之间就有数的关系，因而将仅仅是这种关系的符号或表现的数，当作这些关系的原因，把数看作是处于现象背后的基本要素和基础。

如果数是事物的本质，那么，凡是数所具有的特性，也是各种事物所具有的特性。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精心研究从数中可以发现的无穷的特征，把这些特征赋予整个宇宙。物质世界也有数的性质，以单元为基础：点是一元，线是二元，面是三元，立体是四元。这就是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因为没有线与面就不会有物体，而没有物体，不可设想有线与面。这些空间的形式是物体的原因，因为这些形式可以用数来表示，数就是终极的原因。对非物质的事物可以做同样的推论：爱情、友谊、正义、德行、健康，等等，也是建立在数之上。

（2）对数的讨论成为对事物本质的分析过程

毕达哥拉斯对科学和哲学是有特殊贡献的——虽然对毕达哥拉斯哲学阐释过程中可能掺入想象的成分，从而导致对毕达哥拉斯哲学的价值评价带来某种不确切因素。然而，在对他们关于数的理论背后隐藏的神秘主义的讨论，却是对一种实体有价值的分析过程。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振动琴弦发出的不同音高和音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现代物理学中声学和音响效果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开启了在音乐科学领域将数学用于对声音的研究。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人的身体健康，在于人体内各种功能处于和谐状态的观念，促进人们进入人类生理学研究领域，从而激励了人们对医学科学的研究兴趣，也有益于医学科学知识的发展和进步。

一般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是古代希腊人首先将宇宙解释为各种事件的有序布局的精英群体。这一思想不曾出现于米利都人的思辨哲学中，虽然他们认为大自然并非是一种超自然的结构体。如果上述关于宇宙的观念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首先提出的，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关于数学方面的发现所导致的结果。当他们发现不同自然现象存在各种数学关系时，他们的惊讶和兴奋是不言而喻的。当他们发现不同的音高是因为振动的琴弦长度不同所产生，听觉的愉悦是来自七弦竖琴上按1∶2比例排列的长短各两根琴弦时，就为他们提供了表述声音与和谐的某种规律的机会。这种情况可能给了他们一种提示，开启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对宇宙间其他更多方面一些基本属性关系的研究。可以确定地说，该学派的成员都曾对算术和几何学进行过潜心研究。许多方面以数表达的关系被他们发现，而且他们的发现不是凭其想象或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将数的重要性引申至远远超越他们实际发现的范围。他们关于数的神秘主义思想凸显这样一种观念：在世界上，某种物体背后或深处隐藏着客观实在的更多根深蒂固的原型，这些深隐于事物内部的实在原型，是哲学家应该努力探索的客体。这种半神秘状态的宇宙秩序，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坚信的以数或数学所表征的自然秩序。

在时间进程中，从各种事物中发现数学关系，逐渐过渡到通过数的媒介去发现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说，作为表达事物常规关系的数在思辨哲学中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不同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其理论可简述如下：对各种物体的形体界定赖于其边界或表面，即有赖于线将它们区别开来，而这些线则赖于构成它们的众多的点；一条线由其所拥有的众多数学点的数来决定。于是，该物体最终被许多点区分或确定；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许多点将该物体与所有其他物体分离开来。某种意义上，一个物体就是所有这些点的总和，因此，每一种事物都表达某一个数。要理解一种事物就是去发现一个数，数就是该事物的本质。于是，这个数是桃树，与梨树的数是不同的。从这一假想出发，数不仅是物体的本质，也被作为道德和精神事件的基础。公正成为一个平方数，婚姻是数字5（第一个奇数和第一个偶数的结合，只排除数字1），完满是数字10。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发现他们的理论更频繁地陷入困境。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哲学以数解释事物的理论，蹈入一种毫无意义的神秘主义泥淖。

对宇宙秩序各种数学关系的兴趣引导毕达哥拉斯学派去研究数，以及在没有任何现代仪器的情况下，研究他们可以看到的天体。这些古代思想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确实相当准确。他们首先提出地球是围绕其轴旋转的，而且认为地球是围绕一个中心火团的轨道旋转。他们对日食和月食的解释使用的是现代方法。有些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如希克塔斯（Hiketas，前400—前335）成为哥白尼于现代曙光到来之时，在意大利学习期间的灵感之源。出现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那些人们熟悉的对于天体的解释，可以追溯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研究成果。围绕地球的是九个同心天体，最外空间是固定的，众多天体按它们距地球的远近排列是：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太阳、月亮和地球。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许多天体的假说来自直观猜想，更多的具有哲学特征而缺乏科学品格。但这对毕达哥拉斯学派非凡的想象力和深邃洞察力的减损是微不足道的。

（3）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一种初始二元论

从未来哲学思辨的角度而言，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具伟大意义的成就，也许是他们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米利都哲学家只将自然界作为单一物质进行分析，自然界的多样性被遗失在宇宙终极物质的统一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自然界的多样性，迫使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其结果使他们对事物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思考。他们对形式和内容至少在观念上进行了比较清晰的区分。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事物的多样性及其呈现的种种矛盾，解释为事物本质区别的基本标识。事物的内容即要素，是由形式所容纳；内容和形式是共同存在而不可有此而缺彼的；因为没有内容，形式就不可能有物质性的具体显现，就是一种抽象之物。没有形式，内容不能被感知，就不是存在之物。一切事物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因此，内容应被认为是不确定因素。内容被形式或数容纳，是由此数或彼数规定为不同的确定性形态结构。这样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要素，出现一种初始二元论，需要进行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去发现其中的隐秘。

尽管毕达哥拉斯哲学存在一些神秘主义荒谬的东西，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的哲学思辨为科学和哲学领域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他们分别通过对数学、音乐、医学和天文学的专门研究，开启和促成了不同领域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过程。从哲学角度而言，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为后世人们揭示了这样一种信念：在自然界众多现象背后或深处隐藏着一种实体结构。在古代，这一论点在柏拉图著作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但直至今日这一假说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拥有许多支持者。此后，哲学的未来发展中，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世思想家。在柏拉图的理论思辨中，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这一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辨析。

（4）数的理论导致科学走向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

古代希腊人将最早出现的科学思想归于哲学家泰勒斯，他以预测公元前585年的日食而闻名。他能做出这一预测，是由于他在出游巴比伦期间所得到的关于日食的测定知识。泰勒斯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几何学，他阐述了因果关系的基本科学原则。然而由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影响，古希腊人的智慧从观察和实验科学转向先验形而上学。不仅实验科学没有得到发展，大多数著名哲学家都将他们关于自然界的思想建立在先验假想之上，致使他们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主要局限于毕达哥拉斯关于数是万物本原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宣称，在宇宙万物的形式中，普遍地存在着数量关系。数向人们揭示了宇宙秩序的基本结构，数表征着一切事物的形式和性质。这就导致一种把数看得比形更加重要的神秘主义，把观念的对象看得比感官的对象更加真实的倾向，陷入了抽象的形而上学。苏格拉底遵循毕达哥拉斯的信念，认为客观现实是由一些抽象观念构成的，数学真理具有神性，体现造物主智慧的本质。于是，苏格拉底和他的追随者柏拉图，拒绝了实验科学而建立心灵先于物质的思想原则，使科学—哲学脱离了泰勒斯开辟的道路。

伯特兰·罗素认为，这种倾向直接导致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产生，并且蕴含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造物主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一系列逻辑证明，热衷于证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也培养了欧洲人重视逻辑和事物本质的传统思想：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严格的秩序和结构，追求揭示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这种认识论推动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本质和逻辑结构；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也成为西方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品格。

古希腊哲学家走入形而上学而没有发展实验科学，还有另外的原因。在古希腊，甚至整个欧洲古代世界，手工艺人大都是一些奴隶，上层阶级人士亲自从事物质生产会有损尊严。哲学家不适于亲自从事实验工作的观念困扰着他们，这种观念在欧洲可谓根深蒂固。反对科学实验的观念，直至19世纪末仍存在于英国的一些大学校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但他曾发表谴责牛津大学为科学实验提供资金的酷评，甚至是恶骂。

但在古代希腊，有一种职业却超越上述惯例，这就是医学和医术。医学尤其是外科学、饮食和体育学科的实验科学，在古希腊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ēs，约前460—前377）的文集，涉及解剖、临床、饮食、药物治疗、医学道德等内容。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们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但医学在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医学有赖于生物学的发展，而人体生理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学科，致使古希腊医学依然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裹足不前。

7. 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科学的重要贡献：放弃先验假想而转向观察

对古代希腊人的观念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似乎将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思想家与自然知识导师的才能集于一身。亚里士多德于17岁时离开马其顿来到雅典拜柏拉图为师。他学习数学和物理学，撰写了关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论文。在这些领域，他遵循柏拉图哲学，以先验假想演绎自然界的规律，同时也采纳毕达哥拉斯的观点，运用数学关系作为物理学的基础。

他又采纳西西里岛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即物质是由四种要素构成的，每一种要素都由两种主要性质相互区分：火是热的和干燥的，空气是热的和流动的，水是冷的和流动的，土是冷的和干燥的。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渐放弃这些先验假想而转向观察。也许因为是内科医生的儿子，他转向生理学的研究，而且迅速取得进步。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论文和他的物理学论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关于观察的叙述中，我们似乎看到2000年后弗朗西斯·培根或牛顿的语言：事实并没有被充分把握；如果它们已被掌握，是由于观察的结果而非理论，理论仅仅是由观察的事实所验证。

8. 简短的归纳

古希腊哲学家不满足于流行的种种神话观点：自然现象的变更是由于众神的任性和被激怒所造成。他们排除人的情绪因素去追寻事物的深层本质，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综合：水、火、大气、实在、无限、原子、四种元素、数和天体的和谐等。古希腊诗人色诺芬尼说，假如公牛信奉众神，它们的众神将被描述成与公牛一样——他对古代希腊人创造神话的人格化倾向揭露得可谓鞭辟入里。

德谟克利特注意到人对事物各种性质的描述是独断的、随意的，同时他也看到，原子理论将使数学用于观察成为可能。德谟克利特还试图通过将锥体分解为由平行于其基点的众多平面，组成无限柱体元素，求出一个锥体的体积，从而播下微积分学的种子。后来该理论由阿基米德予以补充，但直到17世纪仍不完善，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才得到更加严密的分析和完善。

现代科学家将其科学研究方法同研究的问题相适应。观念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方法本身的发展；他们注意到，现代科学已经放弃的那些形成一切现象的本质或第一原理，对绝对前提或自明之理抱持一种怀疑态度，追寻不同事件之间的稳定关系，以及特定领域不同事件的功能共变，是通过数学予以表述而抛弃形而上学假设。与此同时，学术史学家也关注古代希腊和现代科学思想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事件不是反复无常的混乱一团，而是在表面现象的混乱背后存在秩序和可理解性。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经验，与自然界的秩序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这种秩序与可理解性就可能被发现。

前苏格拉底时期不同哲学学派之间关于存在论与非存在论、原子论与空无论、实在论与表象论、实体论与元素论等的论争，似乎同现代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相差甚远。经过几百年的思辨、分析和争论，出现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所达到的成就。尽管在科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许多革命性的变化，但古代与现代之间依然存在知识的连续性。现代著名物理学家如海森堡和薛定谔，在他们关于物理学的整体理论研究中，都继承了古代希腊的思想，他们从中发现对整体的一种共同思维期待。

9. 希腊化时期科学简述

历史学家一般将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人的王朝所统治的国家称为希腊化国家。至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兼并了东地中海和北非广阔地区，亚历山大把古希腊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同时，古希腊文化也吸取了东方和北非的文化遗产，融合为希腊化文化。位于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化文化的最大中心。

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希腊理性主义思想强调知识分子追求普遍真理的自由探索精神，同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哲学的生活实践哲学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希腊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抽象的逻辑学，在希腊化时期让位于更注重科学实践而不是智慧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把注意力集中于归纳孤立的实验成果，把科学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伊壁鸠鲁清除众神介入人类事务的观念，通过对自然界现象的物质性的解释，使其哲学思想趋向于科学的唯物论。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最大成就在于科学，其实践科学成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希腊化时期，数学领域提出了二次曲线，出现了三角学。欧几里得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他总结了前人的生活经验和研究成果，著作《几何原本》十三卷，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数学著作。该书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定义、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建立几何命题；书中还包括整数论的许多成果，如求两整数最大公约数的“辗转相除法”。其系统性、条理性今天仍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此书对后来数学发展的影响非他书所能及。

阿基米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他发现了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定律（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排开的液体的重量）；引入重心概念，并提出精确确定物体重心的方法；设计了多种机械和城市建筑。罗马军队进犯叙拉古时，他运用机械技术帮助防御，城破时被害。其著有《论物体与圆柱体》和《圆的测量》。

10. 古希腊科学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

古希腊人更为广泛地发展了几何学而不是代数学，其原因也许是他们的主要艺术是建筑、雕塑和绘画。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鄙视算数，认为算数是卑下的商业技艺，因而他们最显著的数学成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推理体系。另一方面，各种工程领域的实际需要也要求建立一种测量体系，测量体系涉及确定圆体、柱体、锥体体积和各种圆锥切面面积的方法。所以，早期天文学家和工程师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几何学。在欧洲，几何学作为主要数学方法持续使用至18世纪，18世纪以后才逐渐由代数学所替代。正是这种以几何方式对待自然的态度，将古典遗产同17世纪连接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从凡尔赛的花园到法理规则，一切事物都以简洁的几何方式予以表现。

古代希腊人提出的问题及其分析方法，经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向现代科学初期的转移，与希伯来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狄奥凡托斯（丢番图），以及其他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著作的翻译与评论是分不开的。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的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没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些著作的翻译和评论，著作中大多采用当时欧洲科学界和学术界较为通用的拉丁语。没有古代科学思想的培育，就不可能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科学才能和独创性、伽利略的机械学和落体运动规律的发现、笛卡尔的分析几何学、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微积分学、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以及现代人文科学的自然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被中世纪教会奉为官方版本的亚里士多德科学权威不被推翻，欧洲科学思想就不能获得解放。

三、古罗马科学

1. 亚历山大城的博学院

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一世成为托勒密王国国王，并在亚历山大城建立首都。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博学院（museum），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个人学园，发展成为欧洲古代最大的学园。博学院是一所学术中心，不仅研究哲学和文学，而且研究自然科学。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哲学家—科学家成了这里的教授。在博学院里，欧几里得建立了他的几何学体系，成为200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权威；阿里斯塔克是天文学的领袖人物，他是提出地球有自转和绕日公转的第一人；阿基米德是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喜帕恰斯首先发现岁差，他建立的理论天文学，其权威性一直持续至哥白尼时代。亚历山大学派的哲学家—科学家首先发现实验科学方法，然而亚历山大城璀璨的文明衰落了，托勒密王国最终为罗马人所灭。

2. 卢克莱修《物性论》：现代科学观念的先驱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9—约前55），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著称于世。卢克莱修以长诗的形式阐述并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长诗以六篇组成，全面阐述宇宙的起源及其物质结构，其中提出物质的原子结构和生命形式的进化理论。《物性论》所表达的思想被认为是现代科学观念的先驱，为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具有决定性的基础。

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哲学体系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认识论，三种要素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伊壁鸠鲁哲学体系是以唯物论、机械论和原子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说。伊壁鸠鲁认为，宇宙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其中完全由物质和空间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伊壁鸠鲁坚持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一切物质都由永不消泯的原子构成，这些不可见的、微小原子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他坚持德谟克利特的另一观点，即原子的数量是无限的、同质的，但其形态和大小不同。

伊壁鸠鲁将宇宙解释为秩序井然、处于永恒运动状态的一种自然现象；众多原子不断地聚合与释放，是逐渐分解旧的和形成新的世界的过程。他说，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躯体和心灵，都是处于运动中的原子构成。它们不是因为某种目的或终极原因而生成，也不是某些神祇为我们的特殊用途或恩惠而创造出来的。它们完全是在偶然的、无目的的情况下发生的自然现象，一种处于不可变更、永恒运动的自然法则。清除造物主和众神介入自然现象及人类事务的观念和通过对自然现象物质性的解释，使伊壁鸠鲁哲学思想趋向于科学的唯物论，使古希腊的唯心主义让位于有科学倾向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强调对孤立事实的观察和分类，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

思想家大多认为，卢克莱修主要是一位诗人和一部伟大世界文学经典的作者；其次，他是伊壁鸠鲁哲学的代言人，而非该学派哲学的创建者，因此很难称其为哲学家。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至少提到两位欧洲重要哲学家，对卢克莱修作为具有创造性思想家的强力支持。

1884年，当时还是巴黎布莱士·帕斯卡公立中学一名青年教师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出版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并附有注释和评论。在柏格森对《物性论》的评论中，不仅将卢克莱修视为天才诗人，而且是思想深邃、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尤其指出，卢克莱修以其固有的才能深刻认识到自然界物质的运动特征，他的深刻而正确的科学世界观，远远超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视野。

西班牙诗人、哈佛大学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同样认为，卢克莱修是具有科学智慧的哲学家。他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仅仅提供了一种空泛而笼统、纯粹想象的宇宙形象，而卢克莱修所塑造的却是意义深邃、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景象。实际上，卢克莱修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伊壁鸠鲁哲学体系。桑塔亚那说，伊壁鸠鲁只是提出了关于宇宙的一种半生不熟的思想，而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唯物论哲学体系的真正建立者。

卢克莱修科学智慧的突出特点，是他清晰而坚定的对唯物主义的信仰。在整个长诗《物性论》中，卢克莱修始终一贯地抨击人们对物质现象的超自然解释，抵制向各种形式的自然宗教或所谓“科学”超自然主义妥协。他说，世界既不是由造物主的智慧所创造，也不与任何心灵或目的有关。相反，世界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自然界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都不能凭空创造和消失；人通过感觉认识事物，通过理性依据某些规则进行推论。《物性论》对文艺复兴时期新的哲学视野和宇宙观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具有创新品格的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古代希腊时期的原子论和卢克莱修对无限宇宙的解释，不仅为牛顿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激励和知识背景，而且（在相反的意义上）推动了斯宾诺莎泛神论，以及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形成。

伊壁鸠鲁哲学主要通过卢克莱修《物性论》在欧洲传播。卢克莱修对欧洲现代早期社会观念的影响，从法国科学家、新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的著作中可见一斑。1649年，伽桑狄出版《伊壁鸠鲁哲学体系》，这是对伊壁鸠鲁科学思想在理论上的精细化和缜密研究。作为一个有着非凡、独立思想的天主教教士，伽桑狄似乎从容地将天主教关于灵魂不朽和造物主的教谕，同其对唯物论和原子论的信仰融为一体。他批判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天赋观念，恢复伊壁鸠鲁原子论，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按一定次序结合为原子的总和，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不灭的，人的认识起源于感觉。

每一个《物性论》的现代读者都会对卢克莱修关于现代地质学、生物学和社会学领域进化论的预见感到震惊。然而，承认卢克莱修对这些领域的卓越预见，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科学进化论者或达尔文主义的先驱，而是表明他在这些领域的影响。17世纪以降，《物性论》成为现代进化思想的源头，《物性论》是从拉马克到赫伯特·斯宾塞，再到查尔斯·达尔文欧洲进化论的真正渊源和理论背景。

柏格森早期对卢克莱修的研究，对奠定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1907年，柏格森发表《创造进化论》，阐述他大胆而新颖的关于进化的“生机”理论。柏格森的进化哲学影响了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泰亚尔·夏尔丹的科学目的论。从希腊原子论开始，到异教的反唯灵论者卢克莱修，到天主教的自然主义者伽桑狄和犹太—天主教徒柏格森，再到一神论者怀特海和倡导科学与基督教教义统一的教士夏尔丹，由此可以看到卢克莱修死后2000年间，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理论高度抽象的英国数学理论家，而且影响了具有创造性但偏执的法国天主教科学家。这一现象表明，卢克莱修的思想具有经久的坚韧性、适应性和价值魅力。

3. 普利尼（老）的《博物志》

在古罗马时期，以科学为主题最著名的作家是普利尼（老）（Pliny The Elder，公元 23—79），他的作品是关于对动植物的观察和解释、卷帙浩繁的自然史，但其中许多内容属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他搜集整理大量资料编成的《博物志》成书于公元77年，共二十七卷。1000多年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对自然界动、植物以及矿物、医药等最全面记述的百科全书。虽然它是欧洲古代不容置疑的文化进步的象征，但到了自然知识丰富的现代，其权威性遭到质疑。

4. 盖伦对欧洲现代生理科学的复兴做出重要贡献

古代希腊人几乎发现了实验科学的方法，但后来却逐渐消泯。除了时有个别伟大思想家出现，古希腊世界的科学曙光最终消退于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夕阳暮霭中。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包括帕加马的盖伦（Galen，129—199），盖伦被认为是欧洲古代科学史上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重要医学家，其思想对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产生深远影响达1400年，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生理科学的复兴起到重要作用。他对动物进行过活体解剖，从而推论人体的构造；对骨骼、肌肉做了细致的观察，区分了动、静脉等。

盖伦不仅是医术精湛的医生，还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亚哲学，形成其折中的哲学思想。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具有目的性。盖伦建立的完整生理学体系，是直至16世纪才被欧洲普遍接受的生理学体系。从3世纪至16世纪， 欧洲世界所拥有的整个生理学领域的知识——几乎所有的生理学概念、解剖学的大部分、 植物学的主要部分，以及关于各种生物体结构的一切思想，都被包括在盖伦的著作中。

盖伦的著作被译成许多语言，以不同形式出版。盖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造物主为了特殊目的创造出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目的论”。因为这一观点完美地契合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使盖伦成为该领域的最高权威。

四、新柏拉图主义导致科学研究误入神秘主义的迷惘

科学和科学研究在欧洲古代经历的最后一次打击，来自亚历山大城发展起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主要衍生于柏拉图哲学，但其中部分内容来自斯多亚哲学。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物质被认为是由柏拉图的理念所控制的，正如灵魂控制躯体。这种逆流导致科学研究误入神秘主义的迷惘。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只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但它却主要通过奥古斯丁的著作进入基督教哲学。随着基督教哲学的兴起，欧洲古典科学和古典哲学消失了，人们将一切智慧全部投入对神学的研究。

在整个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著述在人们记忆中复活。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宇宙结构的观点，构成整个中世纪欧洲科学再建的基础。据称亚里士多德认为，众多星辰是神圣的存在，它们能够对人类命运施加影响——这是一种比古人的占星术更为明确和系统的占星术。天体星辰以有规则的周期运行，宇宙的一切存在是完全合理的，于是一种决定论应运而生。决定论主张，一切事件完全由先前存在的原因所决定，这些原因排除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行为的可能性；一切现状是其先前状态的结果，也是随之而来的状态的原因；每一个生命的命运是在其出生时就注定的。这种宿命论在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神学理论中发展到极致。

这是欧洲文明出现严重危机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帝国的长期衰微。封建体制中不同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僧侣们在隐修院内关于信仰喋喋不休的争论，导致欧洲社会经济几近彻底崩溃。隐修院内的僧侣们是控制欧洲中世纪文化、知识的知识阶层。弗朗西斯·培根对这些隐修院内的居民有这样的评论：他们有敏锐的智慧和丰富的闲暇，但他们读书的视野狭窄，其才智被封闭在有限的几个作者（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狭小范围内。正如他们的人身被关闭在隐修院或学院中，他们既缺乏时代史也没有自然史的知识，但他们却是当时社会上最有知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