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借李商隐诗句作书名，无端而取巧。我一九八九年来美国，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弹响了第五十根弦。本书中的文章都是来美国以后三十年中所写，写的却是来美国之前五十年间时代之变迁、世事之反复、人生之聚散。
我十七岁进北大，十八岁成“右派”，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戴着“摘帽右派”这顶帽子西出阳关，在天山脚下教中学。接着遭遇“文革”，总算侥幸，得苟全性命于乱世。
一九七五年二哥从美国回苏州老家探亲，我从塞北颠回江南一聚。夏日黄昏，一家人坐在门口纳凉，父亲跟二哥说：这些年来，他（指我）吃了不少苦头，以后还少不了，让他到你们那边去吧。二哥问我的意思。我说，父亲在是不能走的。父亲说，先不要管我，你们要紧。二哥说，那就先让坦弟（宣树浩）在芝加哥申请，第五类排期很长，排到了不想去可以不去。
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一九七九年我调回苏州，一九八一年进苏州大学。同年父亲八十六岁过世。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学校里思想宽松活跃，气象一新；我工作也很顺，教授了，后来又被选作中文系主任了。移民的事，浮云一片，飘脑后了。不料一九八九年五月得通知，排期到了。走与不走，正推敲不定时，历史投了一票，于是我们八月二十九日在虹桥机场上了飞机。
到美国后，在哥哥弟弟处小住，最后落脚纽约，纽约工作机会多。先是有人介绍到一家华人印刷厂，但路太远，我又不开车，只得作罢。后来房东把我带到中国城一家衣厂，老板是他朋友，三句话一说，我就成了烫衣工了。从此，每天早晚挤地铁上下班，在地铁站买一份《世界日报》，中午吃饭时候看。《世界日报》是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它的副刊办得不错。
来美国前夕，我在上海托运（海运）了十八箱书到芝加哥。定居下来以后坦弟驾车将书送到纽约。他笑道：还带这么多中国书到美国来，笑话，哈哈！我跟他说：别笑，这是灵魂栖息处。
衣厂的工作环境很特殊，走进衣厂你会听到三种交织在一起的声音：一片咔嚓咔嚓的机车声，像阵雨扫过密叶；节奏分明的嘎嗒嘎嗒打纽扣的声音，仿佛鸟在枝头一声声啼唤；再就是烫衣服的蒸汽熨斗咝咝的喷气声，犹如间歇泉的发泄。乍听起来，声音嘈杂；听久了，觉得这三种声音相处和谐；闭上眼，甚至还能听出山林的静趣。
衣厂里总共四个烫工，和我相邻的老陈，是澳门来的老烫工，他教了我不少熨烫的技法和诀窍，烫衣服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靠熟能生巧以至得心应手。火候到了，烫衣服就像庖丁解牛，用不着耗多少脑汁了。眼到手到，一双手如池中游鱼，脑中不妨神思翩翩，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两年衣厂岁月很快熨过去了。到第三年，工作、生活进入了窄轨，很单调，也很少有朋友来往。我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两个月左右上曼哈顿逛一次庞诺书店（Barnes & Noble），消磨小半天，淘几本在我眼里很有价值的廉价书回来，准备以后读。后来我不去了，因为我突然“知天命”了，意识到我不会再读英文书了，中文书都读不过来呢，对中文萌生出孺慕之情的文化依恋。而且，我感到自己变得好怀旧了，烫衣服的时候，头脑里飞翔的尽是五十年的往事。这是不是在提示我：用依恋的汉字写怀旧的文章！于是我给《世界日报》副刊寄了第一篇稿子：《家乡的水》。那时还不用电脑，手写稿，邮寄台湾；现在这篇文章都找不到了，只知道发在一九九三年。当时“世副”有个专栏“每月话题”，悬题征稿，我每月都写。给“世副”前后撰稿达七年之久，最后一稿发在二〇〇一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高尔泰来美国，他和太太小雨曾来我家一叙。尔泰看了我在“世副”上发的一些文章后，笑眯眯地对我说：想不到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当即说，他给我联系甘肃出版社出版，还请台湾的罗青先生帮我在台湾联系出版。但当时我积聚的文章也就七万字，我觉得字数太少，不急着出。后来坦弟从芝加哥打电话给我，说他那边的台湾朋友都问他：《世界日报》副刊上写文章的宣树铮是你什么人？坦弟说：是我哥哥。于是传开了，后来坦弟搭桥，以一个文化协会的名义邀我到芝加哥去做次讲座，见见面，谈谈。我去了。 不知不觉， 我就此进入了纽约、新泽西的文人圈，走到街上经常要和人打招呼。一九九七年衣厂倒闭，原先的烫友们都转到中城的衣厂去了。太太不要我再找工作了，说，看你的书，写你的文章吧。
二〇〇一年，刘予建创办《彼岸》杂志，邀我去当总编辑。《彼岸》是本大型全彩综合性人文杂志（月刊），每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篇幅刊登文学创作。刘予建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系，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报道《万圣悲魂》。当时他和他太太在做汽车保险。刘是个理想主义者，办这本《彼岸》一不为盈利，二不为扬名，就是想为海外同胞办一本高品位的华文杂志。坚持了七年，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不得已而停刊。《彼岸》在海外华人出版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了。前些年我回国，有两个女大学生来找我，她们正合作要写一篇关于《彼岸》的论文。我很吃惊，她们居然知道《彼岸》，还要写研究论文！我感动得吃惊！找出几本以前带回国的《彼岸》送给她们，她们不胜欣喜，我茫然心酸。
《彼岸》上，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二〇〇六年七月，社科院文研所王大鹏教授（当年也是“右派”）和他太太黄文华教授来纽约，他们都是我学长，大鹏是北大中文系五五级，比我高两级，黄文华教授是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的。黄文华说她看了我在《彼岸》上的那篇《寿衣》，认为可以力逼《背影》。我说，我的文字不合时宜，和现在读者的口味有代沟，他们不见得喜欢。黄说：你错了，现在有不少人就喜欢这样的文字。她这一声“错了”给了我不少安慰。
《彼岸》是二〇〇七年停刊的。接着《侨报周末》主编刘倩约我为《侨报周末》撰稿，就此写了十三年专栏， 至二〇二〇年五月《侨报周末》停刊。
《锦瑟无端五十弦》不是回忆录，只是杂糅在一起的忆旧散文。心有所思，情有所系，意有所托，就在五十弦上弹上一曲。关于“五十弦”，《史记·封禅书》上有一段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原来“五十弦”的基调本是个“悲”，无怪《锦瑟无端五十弦》里忆及的人和事会飘散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氛。
宣树铮
二〇二一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