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梦重温
1994年某天，我外出公干，在归途火车上偶遇《齐鲁晚报》副总编辑孙培尧。他和我一样是“书虫”，旅途无事，自然就聊起了书，也聊他主持的报纸副刊。一聊聊了几个小时，火车到站，仍意犹未尽。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头，是因为主要聊的是早年读过的书—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深深印记的书，尤其是外国小说、古文和诗词，什么《别尔金小说集》了，《福尔赛世家》了，《嘉尔曼》《马背上的水手》……还有《东周列国志》、《老残游记》、陶渊明之类。分手时，孙培尧说，这些书都是永远应该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有文化断层。你在《晚报》开个专栏吧，就把我们今天聊的，特别留在你记忆里的书写一下，每篇几百字一千字都可。我说，这事儿我愿意！专栏名就叫《书梦重温》吧。如此，一写就写了五六十篇。
·射 击·
读文学史，常感慨万千。比如，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距今两千三百多年；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生于1799年，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已登上世界文学的高峰。
作为文学之父，普希金名副其实—他在所有文学体裁中都是开创者，且成绩斐然，无论诗、小说、戏剧、散文、童话还是文论。诗不必说，只说小说，在他之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然而他一起手就写出了《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这样足以传世的杰作。
普希金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少年时代迷恋文学之始，就读了肖珊译的《别尔金小说集》（别尔金是普希金的笔名），其中五篇作品，我每篇读过多遍。最合我胃口的是《射击》。故事说的是在边关驻扎的军队中，有一个每天练枪法的怪人，他年轻时曾被某贵族青年打了一耳光而决斗，当贵族青年开枪打穿了他的帽子，轮到他开枪时，他因对方丝毫不害怕而气恼，决定不打了，而对方傲慢地许诺以后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来补打这一枪。多年后，他听说贵族青年找了一位美丽的小姐，结婚了，怪人于是携枪去见新婚夫妇。这次他看到了贵族青年的恐惧和年轻夫人的跪求，他满足了，没有射击对方，只是在离开时回身随手开了一枪，子弹准确穿过墙上挂的画上原有的一个弹孔。据说他后来参加希腊起义，死在战斗中。
小说中表现的英雄主义、清高做派和传奇色彩（我从中看出了《当代英雄》的先声），深深打动了我少年的心，是不足为怪的。令我一直感慨的是，这样简单明了好看而又富精神内涵的叙事，如今很难看到了。津津乐道一颗颗蝇营狗苟的卑微心灵，已是本世纪小说的时尚。文学的崇高与神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九三年·
雨果是19世纪小说家中最擅营造戏剧冲突的。他在六十岁时构思、七十岁时动笔、七十二岁发表的《九三年》，就是这一类的杰作。
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老朗德纳克亲王率领的叛军与他的亲侄孙郭文任司令官的共和军之间发生了殊死的战争，当共和军把叛军围困在朗德纳克家族的古堡里，即将全歼时，叛军却偶然发现一条暗道。他们把人质—三个小孩锁在古堡楼上，放起大火，然后逃走了。共和军眼看悬崖上古堡的大火，束手无策，孩子的母亲在古堡下眼看骨肉被火吞没，绝望地号叫。这一幕感化了已逃走的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他毅然返回，从秘密处取出长梯，攀上悬崖，冲进古堡，救出孩子，然后束手就擒。当天夜里，共和军司令官郭文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朗德纳克无论多凶残，但凭救孩子这一义举，即可赎掉一切罪过，从恶魔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但他又想，这人唯一的善举，不过是改正了自己的罪行—大火正是他下令放的……天快亮时，郭文去监狱看望即将被砍头的朗德纳克，他把自己的斗篷披在叔祖身上，让敌人离开了监狱，而自己成为囚徒，并因此被公安委员处死。通过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雨果提出了“在革命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原则”的观点。
我年轻时读书，其中有否爱情描写，曾是重要的取舍标准，甚至认为，作为长篇小说，不含爱情故事，即不能称之为杰作。然而在1973年初春，我第一次读《九三年》，便被其题材重大和戏剧冲突所震撼，被其出人意料的情节和充满睿智的格言深深吸引，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语言的力量”，尽管整部书里没有一丝爱情描写。
假如有些书是让人读过永不忘记的，这就是其中一部了。几十年来，我津津乐道书中的几个关键情节，每次都能得到听者的共鸣。
·茶花女·
老家的小屋窗朝北，窗外不远是一堵高墙，所以房内终日昏暗。在1970年那无所事事的秋天里，我躺在小屋的床上，第一次读小说《茶花女》。读完时正是傍晚，下班人的脚步声和邻居家火炉风箱的呼呼声清晰而又遥远。我一动不动，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哀，直到母亲喊我吃饭。家人已习惯了我多思的性情，没人问我为什么默默无语。此后，足有一个星期，我郁郁寡欢。此时此情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那悲哀的因子，仍弥漫在那小屋、那幽暗的后窗、那杂草丛生的小院里，尽管我家早已搬离。
其实，我最早读《茶花女》，是一本残破不全的连环画—只有后半本，正是故事中最令人伤心的一段：阿芒的父亲用计把热恋中的一对年轻人分开，然后亲自去见玛格丽特，可怜巴巴地哀求她为了阿芒妹妹的婚姻，而与阿芒分手。善良的玛格丽特答应了老人，装作水性杨花，回到风月场中，那些纨绔子弟马上围了上来。涉世未深的阿芒在失恋的痛苦中发狂，寻找一切机会当众羞辱玛格丽特，殊不知她已重病在身，经不住一次次被阿芒折磨，终于在孤独中死去。不久，阿芒了解了事情真相，悔恨交加，到玛格丽特墓前痛哭失声……我还记得连环画最后的画面：古典墓园里，树丛和石碑间坐着瘦削而英俊的青年。
此后足足十年间，我无缘再看到这部小说。其实即使看到，也未必重读，因为连环画加文字的双重力量，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时间并没能使它痊愈。后来我终于买到的一本，香港版，封面是两朵俗气的红花（或许是茶花？如此还可接受），内文竖排繁体字，“阿芒”译作“亚芒”。我那时就认为，小仲马即使只有这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也已胜过他父亲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数十部巨著！
至今我还这样想。
·怎么办·
有时奇怪地觉得，自己的年龄好像没有长似的：今天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竟然和几十年前读的时候一样感受到震撼，而我早已过了作者写这本书的年龄了。好书远比人的寿命长，这就是一个证据。
算起来，这部小说发表已经一百五六十年了，但其中描写的“新人”形象，搁在今天仍称得上是新人。那几位年轻人，无论对工作和事业，还是对个人生活的态度，仍可给现代青年以启示—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
医学院学生罗普霍夫做薇拉的弟弟的业余家庭教师，当得知薇拉的母亲逼女儿嫁给富豪子弟，而薇拉至死不从时，便热心帮薇拉找工作，以逃脱家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产生感情，结了婚。薇拉是一位很有独立性的女子，罗普霍夫则是一位倡导妇女解放、自主的民主主义者。婚后他们各住一室，相敬如宾，只有自愿时才到一起。后来，薇拉爱上了丈夫的好友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为了尊重她的选择，制造了自杀的假象，出国了。多年后，他回到俄国，爱上另一个女子，婚后，他们和薇拉夫妇比邻而居，仍是相敬相爱的朋友。书中还有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拉赫美托夫。他更年轻，但具有刚强的意志和明确的目标，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为了锻炼自己，他从十六岁便漫游天下，干各种苦工，吃很差的饭菜，甚至尝试睡在钉子床上，弄得浑身是伤。但他并无怪癖，有很好的修养，成为公认的思想领袖。
1960年代，我第一次读的《怎么办》是1953年人民文学版，有很好的插图。我当时就发现，中国五四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解放行为，与这本书中的描写颇为相近。我佩服拉赫美托夫，甚至模仿他的苦行主义；我觉得薇拉的形象，与后来屠格涅夫笔下优秀的女子形象有相通之处。我得知，在1845年左右，确实发生过作家巴纳耶夫的妻子爱上了他的好友涅克拉索夫，后来与涅克拉索夫同居，而三人仍是好友，并且一直住在一起这样传奇的事情；我还了解到，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位先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而且都是短命的：别林斯基三十七岁去世，杜勃罗留波夫二十六岁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三十四岁起被囚禁、流放，他留下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此前完成的，然而他们的文字和人格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列宁曾在一个暑假把《怎么办》读了五遍，并热烈地为它的艺术性辩护；几乎所有俄国革命家都读过这本书，堪称革命的教科书。现在看来，这本书的价值主要在思想方面，而不是艺术方面。
·梅里美的小说·
少年时代，我曾为梅里美的两部小说着迷，一部是《嘉尔曼》，傅雷译，一部是《伊尔的美神》，黎烈文译。两部书都出版于1953年。
《嘉尔曼》在1980年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中译作《卡门》（译者郑永慧）。这是一部举世闻名的作品，描写放荡不羁而又美丽真诚的吉卜赛女郎卡门，因与同伴争吵而用刀伤人，被捕后，一位士兵救了她，并跟着她干起了走私、抢劫勾当，杀死了卡门原来的丈夫、强盗头子，士兵自己也成了闻名四方的江洋大盗。然而，后来卡门另有所爱，士兵以死威胁，她也不从，最后士兵只好杀了她，然后自首了……卡门是个野性的、蔑视一切清规的女子，是一个永远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学形象。这部小说发表于1845年，有意思的是：莱蒙托夫发表于1839年的《当代英雄》中的《贝拉》一章，和《卡门》的故事几乎同出一辙，都是写边疆军人与异域少女的爱情，都有强盗出没，甚至写作手法也有相似之处……
《卡门》发表一百七十多年来，被改编为歌剧，改编成电影，几乎世人皆知。
《伊尔的美神》在新版书中译作《伊勒的维纳斯像》，是一个恐怖故事，写的是一个富有的新郎，结婚前发掘出一尊维纳斯铜像，他向朋友夸耀获得宝藏。婚礼前，新郎打网球时，把结婚戒指摘下来，临时戴在铜像手指上，后来忘了取回。新婚之夜，铜像来到床上，抱死了新郎……
说到梅里美，我又想起他的短篇《塔芒戈》，一个法国贩卖黑奴的故事。小时候我收藏画片，有一张特别美丽、令我神往的是电影《塔曼果》（译音不一样）的剧照。一个几千字的短篇，拍成一部电影，而且成为经典！
梅里美一生只有十余个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情节离奇，用当下评论家的标准，充其量是一个文笔优美的通俗作家，不先锋，也不卡夫卡，上不了大雅之堂，全凭歌剧《卡门》的影响力，抬高了他的文化级别，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与巴尔扎克、雨果同列的人物。可对我来说，梅里美永远是一个遥远、美丽、神奇的梦。
·娜伊斯·米库兰·
恐怕较少有人知道这本书。这本书是左拉亲自编就的，那年（1884）他四十四岁。一般认为左拉是巴尔扎克式的传统作家，善于写重大社会问题，文风涩重，但这本书中的六个短篇小说却水灵灵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荒诞不经，极富浪漫情调，非常好读。如果不说，读者可能看不出是左拉的作品，正像看《沙漠里的爱情》不会以为是巴尔扎克作品一样。试看其中一篇《南塔斯》：
南塔斯是个乡下穷小子，怀着野心闯荡巴黎，梦想有朝一日发财成为人上人。一位贵族小姐，未婚而孕，为保名誉，有人出主意，物色一个男人冒充那位使她怀孕的人，与她结婚，可得一大笔嫁妆，条件是永远只能做名义上的丈夫。恰巧住在贵族庄园附近阁楼上的南塔斯被选中，他答应了，认为是天外飞来的好事。婚后十年间，他遵守诺言，没有踏进小姐闺房半步，而在事业上，靠他的聪明和勤奋，还有岳父的地位，飞黄腾达，参与国是，做到财政部部长。只要他大笔一挥，便可引起国际争端。可是内心里，他爱上了美丽高贵的“妻子”，偶尔表示爱意，可得到的都是冷漠、蔑视和屈辱—有约定在先，他没有任何权利。而且每在这时，他都要重温自己低下的出身和卑鄙的承诺，简直要发疯了。在绝望中，他收买了一位女仆，得知某晚将有男人去“妻子”屋内，便去捉奸。这男人正是当年使贵族小姐怀孕之人。但失足后，贵族小姐十分后悔，十年来拒绝与这个男人有任何来往。此次，这个男人亦买通女仆，事前把他藏在贵族小姐的床帐后面，小姐一无所知。南塔斯捉奸成功，忽然变得冷静，鞠了一躬，便退出了。他决定自杀。但在枪响的瞬间，贵族小姐冲进去推开了枪。原来她每晚在客厅听南塔斯与父亲讨论国事，臧否人物、事件，早已暗暗爱上了他，因为他是一位强者……
要知道，我是在风声鹤唳、万马齐喑的少年时代，在极左大幕下偷偷读这本书的，这遥远国度、遥远年代的故事，对我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从未认真思考过。
·盲音乐家·
这部优美如诗、如乐曲的小说，在那时，我读了好多遍。失明的小彼得，在五岁的夏夜，第一次听到长工吹的木笛曲时怎样入迷，第一次被大人带到田野上，带到河边，听着大自然中万般声响时如何惊吓……这些细节，只要读过，就不会忘。这个可怜的盲童，总是生活在个人的心灵里，他长久孤独地坐在茅草间，倾听，冥想。他依偎在长工身边，一声不响听那支笛，夜深也不愿意回到床上。他有超人的听力和声音感受。在母亲的溺爱下，神经质、任性。母亲给他买了钢琴。上学后，他有了女友。他总是从个人出发，认为世间一切都应顺从他。直到后来，舅舅让他跟随两个盲人一起到各地唱歌行乞，他才懂得了别人的苦难，人世的苦难……他结了婚，有了儿子，并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
书中到处可以看到动人心魄的描写。当幼小的彼得在河畔山岗上偶遇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看不出他是盲人，而被他的一些古怪行为吓哭并埋怨他时，他告诉她，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小姑娘呆住了，情不自禁搂住他的脖子，又大哭起来。长大后，这位美丽的姑娘成为他的妻子。当他们的儿子降生，彼得许久以来就担心孩子也会是盲人，他紧张得不敢让医生检查，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应该要孩子！然而，医生宣布，孩子是有视力的。此时，极端的激动使他身上的一切细胞都活跃起来，仿佛火花，照亮了他身体内部最后的隐秘角落……他全身颤动得好像一根上紧的琴弦被猛击，随着电光一闪，在他先天失明的眼睛前面，突然掠过一片奇异的幻影：蔚蓝的天空、明亮的太阳、清澈的小河、闪烁的繁星、寂寞凄清的月色。“你怎么了？”他的母亲惊慌地问他。“没什么。我觉得我看见了……”然后，身子一晃，失去了知觉……这样的情节不是动人心魄吗？
我不知道，这样的我曾经的“宝书”，如今的少年还会读吗？
·珍妮姑娘·
这是一本我认真读过两遍，买过两本，两本都不翼而飞的书。
第一遍读于1972年（有读书笔记为证），第二遍读于大学二年级（1980年）。
故事讲的是穷人家的少女珍妮，在给议员白兰德送洗好的衣物时，得到白兰德的赞美、同情和帮助。为了感激这位好心人，她天真地以身相许，白兰德也提出与她结婚。但婚前白兰德猝死，而珍妮已怀了他的孩子，从此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人，连父亲也不原谅她。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用尽全力照顾自己一家。为了家人，她又做了富家子弟莱斯特的情妇。莱斯特尽管对她十分爱恋，但囿于富人的逻辑，从未想到与她结婚。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果只能是他抛弃珍妮……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故事，在1972年的中国，会怎样影响我们年轻的情感，是可以想象的。我的一位同学，决定把这本书全部抄写下来，但由于书主索要得急，仅抄了一半，约十万字。这半卷手抄本，后来也被视为珍品，因为后几年这类书越来越难借到了。
1980年我买了这本书的新版，傅东华译，定价一元整。朴素的封面，浅褐色印了一幅人物画，是韩和平作的（他是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的画者，所以记得），书名是毛笔字。其实这书是旧纸型翻印的，因为仍是繁体字。教科书上说到这本书，都说是“揭露了资产者的丑恶，歌颂了劳动者的美好”，白兰德和莱斯特对珍妮的爱，不过是“肉欲”，是对女性的“玩弄”。对这种说法，以我读此书的体会，实在不能苟同。假若这样类比，是否可以说珍妮委身于二人，只是为了金钱呢？事情不至于这样简单。如果白兰德猝死是不可抗的自然法则造成了珍妮的悲剧的话，那么莱斯特和珍妮必然的分离，则是社会法则造成的悲剧。假如仅仅是玩弄和金钱，就不会感动千千万万的读者。
很长时间里，我认为本书作者德莱塞（1871—1945年）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我还读过他的两卷本《天才》、三卷本《欲望三部曲》，而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则与《红与黑》《幻灭》异曲同工，都是描写年轻的、出身底层的野心家、暴发户坎坷的命运。他还有一本《嘉莉妹妹》，与本书先后问世（1910—1911年）。
·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曼因这本小说获得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发表这部作品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二十六岁就创作出传世的、大部头的作品（译成中文五十五万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奇迹。
本书的副题是“一个家庭的没落”，写的是德国大商人、望族布登勃洛克一家四十年间从富华走向衰落的过程，在写四代人在经济竞争中失败的同时，也写了精神与道德的颓丧。书中最令人难忘的，当然是第三代中的安东妮，她一生坎坷无比，但不失本性：天真、坦率，却又骄傲自负，爱慕虚荣。她曾被当作家庭的宝贝，为了家庭的荣誉和前途，牺牲了个人的爱情，两次违心嫁人，都离异。她实在是一个弱者，是家庭这条锁链上的“环节”，当整条锁链被损毁时，最容易受伤害的，就是她。最后，她只能以夸耀过去来满足虚荣心，在旁人看来十分可怜。
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时，我便发现，它在结构和写法上与《战争与和平》有某种关联。比如，它的第一章整整用了三四万字，只写了一次晚宴，通过这次晚宴来让本书人物一个个出场；还有，全书开头就是人物对话等，凡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会发现其相似之处。后来我得知，列夫·托尔斯泰正是托马斯·曼最崇敬的文学大师，所以，他在年轻时代的作品中模仿，不足为怪。值得玩味的是，无论诺贝尔奖评委，还是一百多年来的评论家，并没有责备这种模仿，甚至置若罔闻。
德国真是一个富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度，除了以严谨、深邃的哲学著称，丢勒、门采尔、歌德、席勒、贝多芬、门德尔松这些一流艺术大师，也诞生于此，还有托马斯·曼的胞兄亨利希·曼，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代表作是《臣仆》。
以描写家族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巴尔扎克、左拉之后，几乎成为整整一代文学的主流，但能够传世的不多。在那缺书少艺的寂寞年代里，一部杰出的家族小说，正如一座宝库，令我们这些食量很大的嗜书者享用不尽，因为其中包含的东西绝非一般小说可以比拟，有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地理、文艺，最重要还有亲情、爱情……
·苦难的历程·
这部书作者整整写了二十二年，1919年至1941年，三卷，九十万字。我十六岁读《两姊妹》，二十岁读《一九一八年》，二十五岁读《阴暗的早晨》，也有十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革”中借书难。1980年在大学读书时，我买了一套，收藏至今。
十六岁时我们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为“小托尔斯泰”，以为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儿子。《两姊妹》写得颇有贵族文学气氛，家庭和恋爱是故事的核心；第二卷、第三卷，社会场景突兀地展开，显示出史诗的色彩，令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后来我知道了，他和老托尔斯泰没任何血缘关系，倒与屠格涅夫是亲戚—他的母亲是屠格涅夫侄孙女，也是一位女作家。于是我又从《两姊妹》中看到《贵族之家》《阿霞》的影子。
当我对阿·托尔斯泰有了更多了解，并且读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巨著《彼得大帝》（未完成）后，我明白了，他确实继承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当1910年老托尔斯泰去世时，他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刻画细节的功夫、抒情风格和处理重大历史事件的手法，令人惊叹。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阿·托尔斯泰能从任何一个细节展开一部宏大的叙事作品。我至今记得少女达莎发现远方的爱人突现在眼前，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倾，膝上一只梨滚落地下的细节，记得这样一些句子：“橘黄色的夕阳衬托出蓝盈盈的树枝……蔚蓝色的黄昏……灯的反光映在黑糊糊的水里……浅绿色的天空闪耀着照不出黑影的磷光。”还有，“她那浅黄色的头发，中间分着那么妩媚的处女的发路”。当然，这与朱雯的翻译有很大关系，但越是好的翻译，应当是越好地反映出原著的风采啊。“妩媚的处女的发路”，多好的描写！
现在看《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颇不匀称，第一部写得很细，后两部则是大笔落墨；第一部多描写，后两部多叙述。正因此，这部书有了独特的品格。这独特来自时代跨度（十月革命前后），来自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