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子》是齐学的代表，其中所讲的内容，正是“霸道”。“霸道”究竟代表着什么？其与“王道”的区别何在？《管子》对此做了诠释。
——编者按
从《管子》看齐学
齊學最本質的特徵，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直接給它稱爲“霸”，一個字就是“霸”，兩個字就是“霸道”，四個字就是“霸王之道”。大家都知道《孟子》裏面講過一個很著名的故事，説是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晋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和孟子這段關于齊桓、晋文的評論對話，其實是一段反映王霸——齊國的霸道和魯國的王道——根本對立的很好的對話。齊桓公、晋文公當然是霸道的典型，所以齊宣王一上來就問孟子怎麼來看待齊桓公、晋文公，其實就是一種自豪嘛！他其實是向孟子挑戰，我們齊國出過齊桓公這樣偉大的霸主，你們魯國有什麼呢？而孟子一開口就把齊人的歷史記載説成“齊東野人之語”，然後説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就是看不起齊桓公的這種霸政。他不理齊宣王那一套，仍然向他講述王天下之道，然後要讓他必須得這麼做纔能成爲賢王。而齊宣王最後也還是説，他還是要强調這個我不行，我是比較昏庸，“不能進于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意思是説我做不了你説的這個賢王，你就告訴我怎麼做霸主就行了。當然《孟子》裏面講的，表面上看齊宣王被孟子給駁得不好意思，駁倒了，衹好自稱又貪財又好色，是一個貪財好色之徒，所以實行不了王道。實際上，仔細體味齊宣王最後的話，“捨女所學而從我”，齊宣王讓孟子捨棄自己的王道來聽從自己的霸道，當然孟子是不可能捨棄王道的。這個叙事當中，以孟子的口氣説出來的，我個人覺得其實是帶有孟子的個人情緒的。其實齊宣王自稱貪財好色，就是寧願自侮也不願意去行王道，這表明了齊宣王對于霸道的自信和堅守。他就認爲齊國從齊桓公、管仲傳下的這一套霸政，纔是治理國家的最好招數。所以根本原因在于齊宣王對于齊國傳統的霸政是有自信的。
我們打開《管子》這本書，可以説《管子》這本書裏面到處都是講霸道的，最著名的就是《區言》組有一篇《霸言》，這篇文章通篇都在講霸政。在我們現在的語境下，霸權主義經常被認爲是不好的東西。其實我們知道，孔子對于管仲，雖然批評他不知禮、不懂禮，但是對于管子建立的功業，那是評價相當高的。“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可見孔子對桓管的霸政，應該説也是抱着基本肯定的態度的。但是到了孟子，他對霸是很看不起的，説王者是“以德行仁”，而霸者是“以力假仁”；王者是衷心地、心悦誠服地行仁，而霸者是假裝行仁。在孟子這裏，王道跟霸道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統一中國的策略。而在《管子》裏面，霸道其實并不是跟王道對立的，而是服從于王道的一種治理國家的策略。服從于什麼呢？其實就是服從于周文化，服從于周德。所以你看《霸言》這篇文章的開頭就説“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下面就不去念了。其中有“創制天下”四個字，看到這句話，就令我們想起晋文公的時候，晋文公的勢力很强大，有一次他到周襄王那裏去，周襄王要賞賜給他地，晋文公説這個地他不要，他就請求自己死了以後，周襄王能夠允許他用王者喪禮來發喪，或者把墳墓造得跟周王的差不多大。周襄王就説了一段話，他説你如果有能力，就去“創制天下”，你不行的話，還得服從制度。意思就是説你有能耐你把我這個王位奪走，没有能耐，你就得服從于周代的這種政治體制。其實晋文公時候的霸道，已經有點走樣了。齊桓公時候的霸道，是真正的霸道，那是不滅同姓之國的。他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尊王攘夷”，就是“存亡繼絶”。
什麼叫“尊王攘夷”“存亡繼絶”呢？尊從周天子，然後率領中原諸侯國去打敗周邊其他民族的進攻，統而言之叫“攘夷”，分而言之東方是夷人，北方是狄人，西方是戎人，南方是蠻人。所謂“存亡繼絶”，就是有些諸侯國傳不下去或者是被异族給滅了，齊桓公把他們的民衆遷到自己境内，然後給他一座城、一塊地，讓他延續下去，這叫“存亡國，繼絶世”。這本來是周天子的義務，但是因爲周天子勢力衰落了，禮崩樂壞，所以齊桓公其實是擔負起了周天子的義務，維持當時諸侯國之間的秩序，維持當時的天下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霸道的本質和齊學的特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我記得當時很多學者寫文章，都是强調《管子》這本書或者管仲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改革開放。《管子·小匡》裏記載“叁其國而伍其鄙”，叁國伍鄙不就是改革内政嘛！當時强調改革，那麼改革就强調變，直到現在很多學者也都强調齊文化的求新、變革。我覺得，齊國的霸道或者《管子》這本書裏面反映出來的齊學的特點，其實是有一個核心，它是推行霸政，不輕易去争王，它是在服從于、遵從于周文化、周天子的前提之下，再來進行一些具體的改革或者變化。它首先是尊重舊有的文化傳統，維護現有的政治體制的，這是《管子》和齊學最基本的特徵，是它區别于秦晋法家的地方。
《管子》和齊學區别于儒家和魯學的地方，則在于孔孟一味標榜王道，有點脱離現實，而《管子》和齊學是尊重王道，立足霸道，更適應現實一些。《管子輕重》諸篇有這麼幾句話，它説“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争者”與“天子之制”不同（《事語》），“霸國守分”與“王國守始”不同（《乘馬數》）。這個“守分”“守始”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王國守始”，就是一個王國承平，没什麼戰争，比較和平的時代，那麼不用管太多，衹要管好開始的環節就可以了，也就是從發展生産做起就行了。但是霸國不行，霸國除了發展生産，還要注意“守分”。什麼叫“守分”？可以簡單地説，就相當于我們現在説的二次分配，還要注意怎麼分配財富的問題。所以説“王者不奪民時”就可以了，但是霸者一定要采用“高下之策”（《匡乘馬》），也就是控制市場、掌握物價，通過物價的變化來控制市場，通過經濟手段來控制臣民，然後纔能富國强兵。可見《輕重》諸篇裏面，是自己公然地承認我就是霸國之策，我不是王國之政。用這種口氣説話應該是比較早的，它不可能是戰國中期，孟子的王霸理論通行以後不可能再有這種口氣，自居霸道而又推崇王道。你看商鞅去游説秦王的時候，他講的全是霸道，甚至比霸道還要霸道，但是他必定要拉上先王，説什麼先王也是這麼做的。
齊學的霸道主張通過經濟手段來控制臣民，其實從全書開頭幾句話就能看出來。霸道有什麼好處呢？推行霸政就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那麼如何把整個國家的力量集中起來呢？《輕重甲》裏有幾句話，就是：“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幾句話大家聽着肯定有點耳熟，我這裏引的是《輕重甲》，但《管子》第一篇《牧民》開門見山就是這幾句話，就第一句有點不一樣，後面基本上是一樣的。漢代的時候，賈誼、司馬遷等大概十來個人都引用過這段話，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衹引後面十四個字，也就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司馬遷在引用了以後，還特地加一句，説是“人富則仁義附焉”，就是人衹要富了以後自然就會講仁義的。這幾句話也是廣爲後世引用，大家都把它作爲管子重視富民的代表。其實我覺得這幾句話，得通過《國蓄》篇的説法來理解它。《國蓄》説：“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罪于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簡單地説，就是説人都得吃糧食，都得用錢，而糧食要用錢來流通。所以它主張國家或者君主通過金錢把糧食給控制起來，這樣民衆離不開國家和君主，國家和君主讓你貧就貧，讓你富就富，讓你吃得飽就吃得飽，讓你餓肚子就餓肚子，這樣一來的話，民衆誰敢不聽君主、不聽國家的話呢？可見，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是説國家的倉庫充實，它就可以通過國庫裏的財富來在民衆間分配，這樣一來，各個階層的臣民根據他的不同層次、不同地位得到國家的財富，通過這樣的辦法，君主掌握國家命脉，控制臣民。所以霸政跟王政的區别，我覺得頗有一點像現代西方經濟學界所謂自由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區别。王政相當于自由主義，所以你看孟子講的經濟理想就是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這樣的話，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自己會生産，把小日子過得很好，用不着國家去多加干涉。而《管子》是主張國家干涉的，要國家來控制整個的生産、消費、流通各個環節。大致來説，我們可以説王道其實就是自由主義，也可以説是理想主義，認爲治理國家很簡單，老百姓自己會拚命生産的，衹要國家政策好，他們自己就能富起來。而霸道其實是一種干涉主義，也可以説是一種實用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