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政治军事财政算计高手
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交相逼迫造成内忧外患的同时（十九世纪中叶），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相继变乱，回部大臣向邻近的浩罕汗国（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求援，浩罕的援军指挥官阿古柏趁势占据整个新疆回部，自称埃米尔（源自阿拉伯语，意思是“最高领导人”），从浩罕汗国独立出来，建立毕杜勒特汗国，并得到俄罗斯和英国的承认。
事实上，英、俄两个帝国当时正在欧亚大陆进行势力范围的争夺，从黑海、里海、中亚，一直到了新疆。英国率先给予阿古柏承认，并且从它在亚洲最主要的殖民地印度派出技术人员，帮助阿古柏在喀什建立军工厂，希望借阿古柏的力量，将俄国的势力扩张阻挡在天山以北。
俄国反应也很快，立即跟阿古柏签订条约，并邀请阿古柏访问圣彼得堡，安排他去见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统治者），让毕杜勒特汗国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合法地位。英国一看不对，马上加大了对阿古柏的援助，维多利亚女王亲笔致信阿古柏，双方签订“英阿条约”，并互派大使。
大清帝国当时是“同治中兴”时期，但实质上则是两宫太后跟小舅子恭亲王奕?“同治”。太平天国与捻乱才告平定，海上又生事：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于是在恭亲王奕?主导之下，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列为当务之急。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筹划在福州马尾创设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造船厂（由继任者沈葆桢完成）。但由于陕甘发生回民起义，出身湘军将领的杨岳斌无力解决，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责成平息“回乱”。
左宗棠拟定战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函谷关以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于是先肃清陕西以外的捻军残部，击败并降服陕北的汉人武力董福祥，为湘军增加了二万兵力；然后追击败退的陕西回军，进入甘肃。由于回部领袖马化龙叛而复降、降而复叛，湘军一度受到重挫，退回陕西，清廷加派李鸿章“协办陕甘军务”，肃清了陕西回民起义。李鸿章很快因天津教案调回北京担任直隶总督，然而李、左两人却是从那时候开始交恶。
陕甘回民起义随马化龙父子被杀而结束，左宗棠进驻兰州。回部领袖马占鳌投降，另一股势力白彦虎退出青海，遁入新疆依附阿古柏，马占鳌认为那是他日之患，乃对左宗棠进言“趁势收复新疆”。左宗棠盱衡情势，认为英国在新疆不是俄国对手，新疆若落入俄国人手中，必成为中国他日之患，因此上书清廷，提出收复新疆的主张。于是北京朝廷乃发生“海防论”与“塞防论”的争议，两方的领袖正是意气用事、甚至已经水火不容的李鸿章与左宗棠。
以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军事状况，实无力量“海陆并举”，可是左宗棠抓住了一个要点：慈禧太后跟恭亲王奕?的矛盾。
由于奕?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则是外朝群臣中的洋务派大将，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多半是保守派亲贵，于是左宗棠上了一道折子，大谈拱卫京师安定：大清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与陕甘以至新疆实为一整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师亦无晏眠之日。故西北“名虽为边郡，实则如腹地”，必须视为一个整体“分屯列戍，斥候遥通”，方能令外人无隙可乘。如今新疆之乱（阿古柏、白彦虎）背后，其实是俄国“狡焉思逞”，即使暂时节制兵事，也不可能打消对方的野心。不如趁列强尚未大举介入，集中兵力绥靖（安定）新疆，如此方可绝后患。这番话深得保守派之心，群起支持“塞防论”，因此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分别下诏支持左宗棠乘胜西征。
当然，“海防派”提出了各种质疑，给左宗棠“穿小鞋”。对此，左宗棠提出新的战略说法：“缓进速决”，化解了政敌的干扰。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军队整顿完成才开战。左宗棠计划用一年半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包括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一个单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或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都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同时考虑打仗必有很多意外开支，左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军机大臣沈葆桢是湘军出身，当然大力支持左宗棠，可是左宗棠呈上来的西征军费预算，金额委实太巨，只能想办法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挤”出来，可是这样肯定无法一时凑齐，有贻误戎机之虞。于是透过满人军机大臣文祥安排，左宗棠亲自去向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得到皇帝御批：“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算是解决了财源问题。
有了财源，还得有新式武器，才能跟阿古柏的军队（英国军工厂制造武器）对抗。为此，左宗棠建立“兰州制造局”，由广州、浙江调来熟练工人，在兰州制造西征所需武器，还仿德国的螺丝炮与后膛七响枪，改造中国的劈山炮和无壳抬枪。有了武器，还得被服，于是又建“甘肃织呢总局”，那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等到有钱、有兵、有粮、有被服，左宗棠的西征战略也定案：欲收伊犁，先定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也就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攻克迪化城之后，大兴屯田，以保证后勤供应不绝，此举并有“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的功效。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域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这个战略是考虑俄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所以急取迪化、缓索伊犁。
大军出征之前，左宗棠先命西征军先锋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第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张曜行军途中还有一个任务：在未来大军必经的路线上遍栽柳树，使军士得以稍缓烈日曝晒之苦。河西走廊至今仍可见“左公柳”。
此外，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走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至哈密；二是由包头经蒙古草原至新疆巴里坤；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如此复杂安排可以保证粮草接济无虞。
大军正式出发，号称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总兵力八万人，但实际开往前线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左宗棠自己坐镇兰州，主力分南北两路，到哈密会齐。行军战术则采“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方式，那是考虑西征大军是“客军深入”，避免遭遇伏击甚而被全歼的分散风险措施。好在能够顺利通过一千七百里戈壁，大军进入哈密后，军粮、补给才陆续运抵，然后刘锦棠的前锋部队迅速占领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前面是“缓进”，大军既已集结，就要“速决”。）
南北两路大军会合进攻迪化。大军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攻克迪化，白彦虎逃到托克逊（今吐鲁番市境内）；北路荡平，转攻南路，攻克托克逊，阿古柏逃往喀喇沙尔。西征大军再攻克吐鲁番，南路门户大开，阿古柏服毒自杀，两个儿子内斗，哥哥杀死弟弟，率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则率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西征军事顺利，北京的“海防派”见状，运作发出饬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降旨“收复新疆，以竟全功”。
这时候，俄罗斯跟土耳其发生战争，南路主帅金顺建议左宗棠乘虚袭取被俄国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着伊犁不打。大军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都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
左宗棠“留着伊犁不打”，不尽然是“打不过不打”，而是想寻求政治途径取回伊犁。
他先上书清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理由。一方面，设了省，就有各级政府，有税收、有驻军，必要时还能号召居民团结保乡卫国。另一方面，他建议清廷派使节跟俄国谈判让其归还伊犁，于是清廷派崇厚出使俄罗斯。可是俄国很诈，一边跟崇厚谈判，一边让白彦虎、胡里不断侵扰边境，并且恫吓崇厚“不允所求即停止谈判”，逼使昏庸的崇厚签下《里瓦几亚条约》，条文极尽屈辱之能事，崇厚因此被弹劾下狱。清廷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议约。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左宗棠跟曾纪泽商量，“若俄国一意孤行，应以武力为后盾”。于是左宗棠亲自领兵屯驻哈密，兵分三路（金顺、张曜、刘锦棠）进兵伊犁，号称四万大军。但是，对俄国人构成最大压力的却是“心战”：左宗棠将他为自己预备的棺木，从兰州运到了哈密！
俄国闻讯，一方面增兵伊犁，一方面派太平洋舰队游弋中国沿海，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纷纷报警。但事实上，俄国刚打完俄土战争，并无意在东亚再启衅端，同时评估“纵使打赢也得不偿失”（伊犁没有太大经济以及战略价值）、“万一打垮了大清，后事不可预料”，于是在谈判桌上让步。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俄国归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土地，中国赔偿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当时白银五百余万两）。
那仍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清廷跟列强其实没有签“平等条约”的空间，所以，曾纪泽与左宗棠联手，外交加武力，能够签下如此条件的条约，堪称煞费苦心。
左宗棠除了是一代名将，说他是政治、财政方面的精算大师，绝不为过。
孙子兵法印证
本书记载的名将中，左宗棠堪称最得孙武真髓。
孙武向吴王阖闾呈献兵法十三篇，目的在说服吴王出兵伐楚。而他开宗明义就说：
《始计第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立即就跟阖闾“接上了线”，因为吴王阖闾虽然怀抱雄心壮志，却对伐楚一事始终迟疑不决，根本原因就在于，楚大吴小，即使胜利也无法占领，万一败战则可能导致灭国。而孙武在十三篇中，始终贯彻“先胜后战”思维，是他消除阖闾心中疑虑的第一要素。
而左宗棠也明白，两宫太后只担心北京安危，不重视西北乱事，很容易倾向海防派。于是他提出“新疆、陕甘、蒙古、满州”一体论，新疆若不固，会影响满州龙兴之地，最终使得京师不安。这一招，确定了太后跟皇帝支持塞防派。
同时左宗棠也很清楚，朝廷最大的困难在财政，因此他预先做了最精密的计算：
《作战第二》：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孙子兵法》这一段的真义，就在于必须精算、必须节省、必须速战速决。而左宗棠在进兵新疆的战事上，确实做到了精算与速决。至于“节省”，他集结了大军，可是并未全数出动，最终没有耗尽全数一千万两。
西征先锋军驻军哈密，修水利、屯田积谷、行军途中栽植柳树，都符合《作战第二》“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的思考，尽量减少后方运输粮草到前线的费用。
对俄罗斯最终没有开火，而是外交与军事相生相济，虽然赔了款，但收回伊犁，称得上《军形第四》：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国家处处屈辱之时，左宗棠能够“立于（另类的）不败之地”，而掌握到“敌之败”（俄罗斯不想打），确实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