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宋王朝的重重危机，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宋神宗打算革除弊政，重振国威。他需要一场革新，更需要一个帮手。才华横溢的王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他网罗改革派人才，成立推动变法的相关机构，一系列新法迅速展开。不料改革愿望虽好，执行起来却弊端不断。反对派群起而攻，王安石两度罢相，坚决要求守护祖宗家法的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理智的苏东坡新旧两边都不讨好，几乎因“乌台诗案”而丧命。一群聪明正直的政治家，最终却让变法沦为一场拉锯混战，大宋王朝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吴钩，宋史研究者，畅销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讲好中国故事。著有多部宋代文明的论著，如《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CCTV“ 2018年度中国好书”）《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儒家网2019年度十大好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仁宗：共治时代》等作品，备受读者好评。

序章 半生漫仕壮心在

第一章 少年天子坐建章

第二章 还朝看拜富民侯

第三章 国柄今归王安石

第四章 风起于“青苗”之末

第五章 纷纷争执成何事

第六章 欲毕其功于一“役”

第七章 规模新处见新功

第八章 山鸟无端劝我归

第九章 官营市易以利趋

第十章 难弭朝端谤箧书

第十一章 熙丰之际多诏狱

第十二章 欲绘清明上河图

第十三章 忽忽光阴况晚年

终章 元祐谏纸今最重

结语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王安石变法

导 言 我为什么要写宋神宗与王安石

在撰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我便定下了下一部宋人传记的主角—宋神宗与王安石。

按规划，我准备给四位北宋君主—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与宋徽宗—立传，通过对这四朝君主活动的梳理，将整个北宋史串联并完整呈现出来。其中，《宋仁宗：共治时代》已于2020 年仁宗皇帝诞辰1010 周年之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选择先写宋仁宗，是因为在宋朝诸帝中，仁宗是我最赞赏的一位；而在历代王朝中，仁宗朝“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也是最开明、最接近现代价值观的政制，值得我们好好讲述。

之所以继《宋仁宗：共治时代》之后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立传，是因为在宋朝士大夫群体中，王安石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神宗也是我欣赏的宋代君主之一；而始于神宗朝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

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便已经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或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大致来说，苏轼是一流的诗人、文学家，但学术、事功略逊；司马光是一流的学问家，但在文学、事功方面则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王韶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文学与学术方面并不出色。

那王安石呢？他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

写此导言时，恰好读到《王安石年谱长编》的作者刘成国教授在访谈中引用清代学者陆心源评说王安石的一段话：“三代以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自汉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一焉。”这才发觉自己对王荆公的评价原来与陆心源所见略同，不由得有些得意。

不过，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王安石的学术（经术之学）与文学（文章之学），而是陆心源所说的“经济之学”，亦即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朝执政大臣的事功，简而言之，就是王安石变法。

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与神宗时代的“熙丰变法”是相互悖反的，你怎么会同时推崇宋仁宗与王安石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之治”也是作为一个反对“熙丰变法”的旗号在元祐年间被保守派士大夫树立起来的。“嘉祐”与“熙丰”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宋人在议政时，也常以“嘉祐”“熙丰”指代两个派系的不同政见，比如南宋人刘实甫将“熙丰之急政”与“嘉祐之缓势”对举。

但我并不认为在称赞仁宗之政的时候，就不可以赞成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在我看来，仁宗之政代表了古典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范，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神宗与王安石主观上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概念，但在客观上，变法与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方向是暗合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维度同时对仁宗之政和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正如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签下《大宪章》，意味着理论上王权受到限制；而在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却是王权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从不同的维度正面评价英国的这两个历史时刻，而完全不觉它们背后的悖反。

本书的主旨，不仅是想叙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君相相得的关系，更想着重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宋朝以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市面上可以见到的王安石传记也有好几种。为了避免与前人的叙事角度重复，我翻看了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论著与传记，包括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生前事与身后名：王安石评传》、漆侠的《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张祥浩与魏福明合著的《王安石评传》、李金水的《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叶坦的《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康震的《康震讲王安石》、易中天的《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仲伟民的《宋神宗》、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等等。

翻看下来，不难发现，今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事与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鸟瞰式的视角，以粗线条勾勒变法的大体经过与新法的大致内容，然后对变法作出或臧或否、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些臧否、褒贬的评价又多半是由作者的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并不是基于史实总结出来的。

而阅读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我们却会发现，变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和互动，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的冲突、论辩和争斗，可要比今人的鸟瞰式粗线条叙事生动得多，甚至比虚构的历史小说还精彩。为什么写王安石变法史的人不肯好好讲故事、摆事实，而急于发表意见呢？就好比，本来是剧情片的剧本，却被导演拍成了政论片。

我决定采取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这个角度其实也不新鲜，只不过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故事本身，回到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忠实地记录史实，不急于做总结陈词。

李焘的立场明显偏向司马光与保守派，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不以为然，但“长编”的体例决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因此史料价值远高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

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的基本史实，再参考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王安石变法中波澜壮阔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各异的角色。由于史实本身已具备足够的魅力，我有意大段引用史料中的人物对话，虽然是文言文，但比较晓白，阅读起来并无妨碍。我写文章，习惯见缝插针地引用文言文，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我认为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用文言文记录的，我希望今天的读者能够养成无障碍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本书的重点是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对最重要的三项新法—青苗法、募役法与市易法，将辟出专章讲述。由于神宗即位之前，王安石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仁宗朝度过的；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之后，王安石尚在人世，因此，本书在序章快速交代王安石在仁宗朝与英宗朝的活动，从中可略见王安石的性情与风采；最后，再在终章交代王安石人生的最后时光，以及新法在元祐年间被废罢的终局。

尽管本书侧重于叙述史实，但作者的史观与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本书的最后，我还专门辟出一章结语，用来表述我对王安石变法的个人评价。这个结语究竟是画蛇添足，还是画龙点睛，评判权交给读者。

但我想向读者说明，本书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史实的有感而发，其中有一部分看法甚至打破了我自己之前的成见。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评价王安石变法的短文，题目叫《王安石变戏法》，将“变法”比喻为“变戏法”，主要是想讽刺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思想：“司马光一眼就看透王安石的变法说破了就是变戏法：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但实际上，十年前，我对王安石变法并无研究，之所以批判变法，只是因为读过一点自由经济学的粗浅理论，习惯于以论证史，而不是以史证论。

在重新发现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荆公故里——江西抚州的乡贤万剑先生，他并非学术圈中人，但对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掌握得非常扎实。我们有过争论，他预言我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将会扭转—从反对转为赞成。他说对了。

我想重申，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说，我们应当忠于史实，不应囿于成见。

本书各章的标题，多取自宋诗，比如第一章“少年天子坐建章”，出自张耒《赠天启友弟》，我借来讲述神宗即位之初；第二章“还朝看拜富民侯”，出自陈造《呈章茂深安抚》，借来讲述王安石回朝辅弼神宗。有些标题为了更贴合内容，我更换了原诗句的个别字词，比如第三章“国柄今归王安石”，出自冯时行《送召客》，原句是“国柄今归谢安石”，将“谢”字改为“王”字，恰好可以用来讲述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执政。还有一部分标题是我自己杜撰的，因为在宋诗中实在找不到切题的诗句，只好用自撰的七言句子凑合着用。

章节题目的整齐形式，只是作者个人的一点文字趣味而已，对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言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我们要叙述的历史，是如何讲好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应邀到王安石的故乡做讲座，借这个时机，我拜访了抚州的王安石纪念馆，在王安石塑像前三鞠躬，表达了我对荆公的敬意。而本书完稿之时，为公元2021年，恰值王安石诞生100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荆公。

一、“宋史热”推手之一、“中国好书”作者吴钩重磅新作

二、切入角度较为独特，填补市场空白

三、双主角叙事，还原追梦搭档、默契君相真实的面貌

四、从大历史视角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细节，点明宋朝文明何以迷人

五、勾勒变法浪潮下的文官群像，说透古今改革为什么难

六、重现宋代党争起源，解析北宋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七、从王安石变法的历程，读懂古往今来改革成功的关键

八、赠送“烧脑版阅读指南”，让你在历史的细枝末节中不迷糊

第八章 第二节 唐坰狂骂王安石

继司天监亢瑛之后，熙宁五年春夏，判大名府韩琦的属官、管勾北京国子监王岩叟也上疏抨击王安石，措辞的火药味特别浓厚：

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而欺世，谈高致以要君，可谓借凤羽翰以文枭音者矣。人以为凤，臣以为枭。天下皆知陛下所存则是求治之心，而安石所为乃召乱之本。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党，据满要津。司农曰布(曾布)，强悍而险刻；中丞曰绾(邓绾)，善柔而阴谗；曰向(薛向)，剥下附上；曰起(沈起)，很深；曰绛(韩绛)，苛佞；曰绎(韩绎)、曰琥(张琥)，险回忮忌；曰定(李定)、曰秩(常秩)，藏奸包慝；曰坰(唐坰)、曰确(蔡确)，狂诞轻狡；曰惇(章惇)、曰将(许将)，阿谀辩巧；曰宦官昉(程昉)，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虽持丧家居，而中外畏之犹若在朝。其下蜮狐山鬼，夜号窟居，以恐动人者，处处皆是，不足一一为陛下道也。

王岩叟，人如其名，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旧党中人，虽然熙宁年间他的年纪并不算老。与之前韩琦、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对新法的批判相比，王岩叟对王安石的抨击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其一，一上来就是人身攻击，无限上纲上线，直接对王安石诛心；而韩琦等人对新法的批判尽管未必公允，毕竟还是“对事不对人”。

其二，首次列出一份所谓的王安石“死党”名单，将王安石诬为朋党领袖。后来王岩叟这批人得势，立刻便施展故智，弄出两份黑名单：王安石亲党、蔡确亲党，打入另册，榜之朝堂，开创了北宋时期以朋党整治政治对手的先河。

不过熙宁五年，王岩叟还人微言轻，掀不起风浪。

但八月，王安石遇到了一次疾风骤雨般的弹劾，发起者正是王安石一手提携、被王岩叟视为王氏“死党”之一的唐坰。我们以前讲过，唐坰以扬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而引起神宗与王安石的注意，之后经邓绾举荐，任御史、谏官。谁也想不到，这个唐坰知谏院才半年，居然当面捅了恩主王安石一刀。

林希《野史》对这件事有十分详细的描述：八月廿六日，百官赴垂拱殿早朝，向神宗行礼后告退，再分班上殿奏事。第一班上殿的是两府执政大臣，他们刚欲奏事，谏官唐坰突然称有重大事情需面圣奏告。从来没有一名官员会这么唐突地越次请对，所以殿中大臣皆惊诧，神宗也一脸愕然，遣门使告知唐坰，让他他日再请对。

唐坰不肯，坚请上殿。神宗指示：等与大臣议事毕，再到后殿入对。唐坰却说：“臣所言者，请与大臣面辩。”神宗让门使再三传谕，唐坰伏地不起，坚请现在就上殿。神宗无奈，只好准许他入殿。

唐坰行至御座前，徐徐从袖中抽出一卷文轴，从容展开，准备开始念，但神宗说：“疏留此，卿姑退。”

唐坰说：“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一陈之。”于是将笏插在腰带上，展开疏章，目视王安石，朗声说：“王安石近御座前听札子!”

唐坰这个架势把王安石搞蒙了，一时回不过神来，迟迟不肯走上前。唐坰便呵斥道：“陛下前犹敢如此倨慢，在外可知。”

王安石悚然，往前踏出数步。

唐坰这才大声宣读札子，内容全是对王安石及新法的严厉抨击，罗列了王安石的罪状六十余条，其大略为：“安石专作祸福，布等表里擅权，倾震中外，引用亲党，以及阿谀无行小人；布在要地，为己耳目，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知有陛下。新法烦苛，刻剥万端，天下困苦，即将危亡。今大臣外则韩琦，内则文彦博、冯京等，明知如此，惮安石不敢言。陛下深居九重，无由得知。王珪备位政府，曲事安石，无异厮仆。”

唐坰读到这里，盯着王珪看。王珪“惭惧，俯首退缩”。

唐坰继续读下去：“元绛(时任权知开封府)、薛向(时任三司使)典领省府，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台官张商英等弹奏，未尝言及安石党，此乃安石鹰犬，非陛下耳目也。”

他每念完王安石的一条罪状，就指着王安石说：“请陛下宣谕安石，臣所言虚耶，实耶？”

神宗多次出言制止，唐坰却“慷慨自若，略不退慑”。殿中侍臣、卫士皆相顾失色，如此勇猛的谏官，如此火爆的场面，他们哪曾见过？

唐坰读毕札子，又指着御座对神宗说：“陛下即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颇有恐吓的意味。说罢，便再拜而出。

退至殿庐，见到御史中丞邓绾，唐坰作揖行礼，说：“某蒙公荐引，不敢负德。”然后上马出内东门，扬长而去，至永宁院待罪。

看着唐坰离去的背影，垂拱殿内君臣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半晌，神宗才顾左右问唐坰怎么敢这样。

王安石说：“此小儿风狂，又为小人所使，不足怪也。”

后来神宗又问了一次唐坰怎么做出这种事。王安石回答：“臣待罪执政岁久，无所补助，数致人言。比已尝乞避位，未蒙许可，若臣不获辞，紊烦圣听，未有穷已。”

神宗说：“此皆朕不能调一天下，辨察小人，故致此，卿何足以此介意！朕以卿为无欲，专以生民为意，故委任卿。坰小人，何故如此，此必有说。”神宗认为背后必定有什么人教唆唐坰。

那么，为什么一贯支持变法的唐坰会突然翻脸，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攻击王安石呢？宋人有各种说法。

按林希《野史》，唐坰本就是一个轻狂之徒，就任谏职后，见邓绾等人“碌碌如庸奴”，心里很是瞧不起，欲自立门户，打响名头。所以，自三月入谏院至秋，他连上二十余疏论时事，但所言却得不到神宗与王安石的响应，这才决意在大殿上当面斥责王安石。

唐坰的勇莽做派，与唐门的家风传承不无关系。唐家三代担任言职，均以敢言著称，唐坰的祖父唐肃、父亲唐询、叔父唐介、兄长唐淑问，再加上唐坰本人，人称唐门“五豸”。豸，即獬豸，传说中的神兽，相传它能分辨是非曲直，识别善恶忠奸，古人习惯将司法官、台谏官比喻为獬豸。

昔日，唐介任御史，为抗议仁宗擢任张贵妃之叔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鼓动全台御史上殿找仁宗理论，不获批准，便上疏抨击宰相文彦博：“昨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臣累论奏，面奉德音，谓是中书进拟，以此知非陛下本意。盖彦博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仁宗见唐介把张贵妃拖入朝堂纷争，大怒，要贬窜唐介。唐介从容将奏疏读完，说：“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还质问文彦博：“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

唐介之举尽管激怒了仁宗，却一举成名，誉满天下。唐坰面斥王安石，很难说没有受唐介昔日壮举的激励。

但唐坰如此攻击王安石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唐坰本为王安石一手提拔，但后来王安石发现此人实在过于轻佻，不堪重用，便跟神宗说唐坰“别无用处”。这句话很可能泄漏出去，让唐坰知道了，因而对王安石由敬生恨。神宗便是这么怀疑的，他问王安石：“卿曾言坰别无用处，或缘此言泄漏否？”冯京却插话说：“臣素曾奏唐坰轻脱，不可用。”我也讲过这种话，为什么他没有攻击我？言外之意，问题还是出在王安石身上。

后来王安石了解到，唐坰的确是受人诳惑才如此突然发作的—有人将王安石欲调走唐坰的信息故意泄露出去，激怒唐坰。这个诳惑者正是冯京。

而按另一份宋人笔记，唐坰是受了算卦先生费孝先的蛊惑。费孝先给唐坰作卦影：“画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1唐坰看了很高兴，说：“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鸡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则我亦从而贵矣。”次日即上殿弹劾王安石。

唐坰折辱大臣，被处分是免不了的。据林希《野史》，唐坰上殿之前，向前宰相曾公亮借了三百贯钱—曾公亮是唐坰的姨丈，熙宁五年六月刚致仕，居京养老，唐坰自谓此番面折大臣，必会诛窜，便找姨丈借钱，留给妻儿，并留书与妻子诀别：“且死，即以是为生。”2看来他是抱着赴死之心弹劾王安石的。

那么，唐坰将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八月廿七日，中书向神宗进呈对唐坰的处分意见：贬唐坰为潮州别驾，韶州安置。安置，指押送某地，监视居住，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不过，王安石表示，“坰素狂，不足深责”。又说：“黜谏官非美事，止令还故官。”在获王安石提携之前，唐坰的职务是监大名府仓草场，“令还故官”即贬为监当官，属于行政处分。

于是八月廿八日，神宗下诏：“坰越次以前，率尔(轻率)求对，妄肆诬诋，邻于猖狂，殆必设奇诡以沽直，矫经常而骇俗，非所以称朕奖擢责任之意，可责授评事、监广州军资库。其论宰臣王安石疏留中。”宋人的野史说，唐坰闻诏，长叹一声：“射落之鸡，乃我也。”

唐坰因抨击大臣而被贬谪，这可把曾公亮急坏了—他非常后悔将钱借给了唐坰，赶紧叫人到唐家讨债，“督索甚急，尽得而后已”。

倒是邓绾颇讲义气，上书替唐坰求情，并自劾：“臣初但见坰文雅，推荐之，今朝廷将远行窜谪，乃臣荐举之罪，不足深责。坰清贫累重，乞圣慈宽矜之，置近地，治臣荐举不当之罪，以示中外。”但神宗没治他的罪。

神宗虽然贬黜了唐坰，却未深责。而且，他对唐坰的勇气还是很佩服的—他问奏事的薛向：“昨日唐坰所言，卿知之否？”薛向说：“臣不知其详。”神宗感叹说：“昨日前殿是何火色！”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也是在熙宁五年前后，王安石成了教坊伶人表演滑稽戏时拿来开涮的对象。宋代流行滑稽戏，表演滑稽戏的艺人经常会拿当朝高官调侃，被讽刺过的宋朝官员比比皆是，不独王安石一人。可以说，讥讽高官与时务正是宋朝滑稽戏的保留节目，是一种惯例和传统。王安石变法争议那么大，更是不可能躲过教坊伶人的毒舌。

熙宁年间，京师教坊有一个叫丁仙现的著名伶人，人称“丁大使”，特别喜欢拿王安石开涮。王安石每颁行一项新法，丁仙现总是“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

王安石虽然感到不堪，却也无可奈何。当时台谏官抨击新法，多被黜降，后来者便缄口不言，而“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所以京师有民谚曰：“台官不如伶官。”

丁仙现究竟怎么嘲讽王安石，因文献佚失，现已不得而知。不过，宋人笔记中有一则讲述丁仙现讥诮侯叔献兴水利的佚事，可作为参照。侯叔献是执行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得力干将，这一新法的措施包括引汴水淤田、疏浚汴河、引汴水入于蔡河以通舟运，等等，旧党认为这些都是劳民伤财之举。一日，教坊表演杂剧，丁仙现在剧中先饰演一名道士，自称“善出神”，能神游天外。有人问他看见了什么。答曰：“近曾出神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孰视之，乃本朝韩侍中（韩琦）也。手捧一物，窃问旁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接着，他又饰演一僧人，自称“善入定”，亦能神游天地。人又问他看到了什么。答：“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

侯工部，即侯叔献。丁仙现讽刺他兴水利以图恩赏。其时，侯叔献去世未久，丁仙现又暗讽他恶有恶报，死后下地狱。想来丁教坊使对王安石的嘲讽，也不会嘴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