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在1892—1910年开埠通商和开展“新政”期间，呈现出怎样的生机？本书作为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以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等史料为依托，通过外国人视角，展现了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丰富有趣的社会细节，如妇女“天足运动”、富商生活、马帮行旅、近代教育等，介绍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种植业、丝绸业、盐业、采矿业等，从多个角度展示晚清时期西南地区富有地域特点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让我们得以一窥西南社会和平发展的热闹景象，对全面认识晚清西南社会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屈小玲（屈超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人类学与人类学博士，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从事科研、教学。主要研究著作：《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明与文明传播》等。

前言

第一章 西南地区交通路线与商贸运输

第一节 法国人考察团队西南地区考察路线考略

第二节 陆路交通与省垣贸易

第三节 水路木船与运输状况

第二章 蒙自开埠与云南本土经济

第一节 越北红河—蒙自“与中国的新商路”

第二节 云南本土农业经济及其他

第三节 昆明拜访：官员、省城首富

第三章 四川都会乡村与本土手工业

第一节 商埠重庆与都会生活

第二节 省会成都与成都平原经济

第三节 四川手工业现状

第四章四川十年“新政”（1901—1911）

第一节 桑蚕、栏杆辫子丝业及新工业

第二节 贡院乡试与“新政”举措

第三节 妇女缠足与“天足运动”

第四节 成都“新政”改良种种

第五章 西南交通近代化进程及其他

第一节 川江客轮开启四川近代航运先声

第二节 广西中法关系及龙州铁路筹建

第三节 云南铁路建造契机及云南近代化发展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摘下“眼镜”观察晚清西南社会

学姐小玲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毓罴大师的高足，专攻明清小说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又远赴巴黎深造，广泛涉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再获人类学博士学位。以其丰厚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她在诸多领域的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2008年，她被故乡的四川师范大学特聘为教授，贡献乡梓。在川期间，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利用其熟练掌握法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的综合优势，开始了本专题的研究。小玲教授用功甚勤，广泛搜罗一切可能获得的已刊和未刊法国笔记，搜罗国内西南地区的历史资料，在充分运用中法文献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本专著。因我算是历史科班出身，学姐嘱我作序。其实我于该书所涉领域并无研究，原是不敢有所评论的。但学姐鼓励有加，又有感于她多年来孜孜不倦于史学研究，遂不自量力地应承下来。这篇文字算不得序，就作为我的一个读后感吧。

中外交往源远流长，对彼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再到准确的过程。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外之间的互相认识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说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加贴近真实的中国。

早期的西方人游华笔记，多属个人经历加道听途说性的，曾经向西方社会描绘了一个田园诗般的东方世界。而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另一面又被凸显出来，呈现出一个僵化的、虚伪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形象。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打开国门，更多的各类西方人士进入中国，他们较以往更多地深入各个地区，接触各个阶层，从而更为真实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早期浮光掠影的记述不同，近代外国人士对中国的考察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专业性，记述更加细致，也更趋准确，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本书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20年间法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笔记、相关回忆录等为基本史料。作者广泛搜集了这一时期的法国人对西南地区的各种现场观察，既包括专事考察的各种商务考察、地理探险的报告，也包括在华法国外交官的工作手记、书信笔记及回忆录，还包括法国传教士的田野考察报告与研究著述。同时，作者又花大力气发掘了有关西南地区的中文史料，利用这两类史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南社会及中法关系。这一时期正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此时距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解体，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成长起来，并酝酿着一场比以往更为剧烈的变革。我们从书中看到，西南地区虽然远离政治中枢，远离沿海，但同样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广度与深度甚至不亚于一些沿海地区。

游记和考察报告难免带有旅行者的主观色彩。钱锺书先生在评论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时曾说，英国有句老话，即所谓旅行者享有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其言谓“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意思是说游记的夸张与失真是难免的。但本书中的笔记却是相当真实的，甚少夸张和矫情。我们看到，这些观察已经摘下了最初的有色眼镜（无论这眼镜是彩色的还是灰色的）。各类考察报告细致地、务实地描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有关工商业、交通道路、旅馆客栈、各类力夫、绅士阶层、富家生活乃至吸食鸦片等各类状况的细节描述，细致地展现了西南社会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为清晰的印象。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来说，这些细节性的描写，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统计数据。

笔记呈现了考察者的真实感受，这些考察者对于他们认为美好的事物，不吝赞美；对于他们认为落后的东西，也不惜批评。笔记中不乏对中国民众勤劳品格及劳动成就的赞美。如关于红河哈尼的水稻梯田奇观的描写，“从山脚到三分之二的高处一般都是层层叠叠的稻田，一级一级，一层一层，宛如巨（硕）大无朋的楼梯，水逐级逐级往下流，在山上的水田里铺展开来，形成无数的水幕，在夕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如同零零碎碎的玻璃”，“在这里欣赏的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艺术品”，其描绘的美景令人向往。考察者记述大理城关周围的平原时写道，“全都精耕细作，没有一丝闲地”，“水田方方正正，齐齐整整，生意盎然，就像几何学家着意画出来的图案。广袤的沃野上面，村庄星罗棋布，……我们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发达的农业种植，除了将田地分割开来的小田坎，根本就没有不出产粮食的闲地”。笔记对劳动场景的描述也充满生气，有关插红旗吹笛子鼓乐助威的热烈的劳动场面，不禁让人回想起这个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农村还曾屡屡呈现的场景。

考察者对于成都的繁华景象也有很多描述。如法国记者莫里埃描写成都大街的宽阔时云“如沪上之大马路然”，描述成都街铺林立时云“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莫里埃甚至发出如此评论：“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这一评论虽有个人偏好，但亦反映出此时成都的繁华。

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并不认同的事物，即使是一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事物，他们也直言不讳地发出批评。在贵阳城郊，他们看到了一条颇为壮观的排列着18座妇女节孝坊的牌坊大道。虽然很具规模，甚至成为一景，但里昂商会考察团的笔记直言：“给人感觉不好受，随便瞥上一眼都觉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表示出强烈的不认可。当然，外人的观察有时也呈现出差异，对于同一景点，1874年上海英国领事馆随员马嘉理曾这样记载：入城“最后一里，列无数白色大理石及其他材料所建牌坊，向孝顺少女及节烈寡妇恒久致意，这一景致为风光平添鲜活”。可见，同是西方的观察者，在审美观和价值观上也存在差异。

对于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法国人也有细致的描述，并给予肯定性的评论，认为“中国人重文凭，但不滥用，这点比法国强”。考察者又由此注意到绅士阶层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文人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构成了一个强势阶层，实实在在地控制着行政、政治大权。在他们面前，官员们都不得有半点怠慢”。

同时考察者也注意到1896年四川省秋季乡试的考题中有了让考生发挥创见的时事考题，鲜明地感知到科举考试这一新的发展趋势。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西南地区兴起了创立新式学堂的热潮。作者结合法国人考察团队的以上记载，引用有关史料论述了此时陆续创办的各类中学堂、高等小学、初等小学、蒙养堂、半日学堂、女子学堂、高等学堂等。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专为贫苦做工子弟开设的一种半日学堂。这类学校的学生不分年龄，不交学费。泸州半日学堂如此用白话刊发广告：“我们讲的与从前学堂不同，不专求背诵，先与他讲些圣训，使知道孝悌，然后讲些字义，讲些算法，讲些为人处世的道理，讲些现在中国的大势，要使这些人，个个都晓得中国的事情。”可见，具有近代意义的平民教育此时已经产生。

当然，作为域外者的观察，虽然有客观之利，但有时难免有隔膜和不得要领之处。比如，对于四川当局抵制法国人建立机器缫丝厂、办理川江航运，他们依然用旧时的眼光来看待，不能体会到这背后的真实想法，而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是不难揣测的。里昂商会考察团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些抵制是因为四川官员和老百姓对有关机器的一切事物都反感，不仅行会和工人反对，“四川知识界也无动于衷”。他们认为用机器生产改变传统生产方式，是一种“经济革命”，“尚需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工作，才能最终完成这场经济革命”。

然而，此一时期的四川官民实际上并不反对机器生产，只是希望由四川人自己建立机器棉纺织厂。四川两任总督都在积极推行建立棉纺织厂的计划。而对于机轮航运，四川当局也持积极态度，努力劝导绅商，招商集股，成立川江轮船公司。为消除商人对风险的疑虑，四川当局决定加入官股，且一切纯照商规营运，并给予其“不准另立公司”办理川江航运的特权。在四川当局的积极扶持下，川江轮船公司终于在1908年成立，1910年实现“蜀通”号客运机轮首航。

作者的研究也显示出，此时的西南社会已经跨越了对机器生产的消极阶段。面对西方机器生产的冲击，人们不是一味地消极抵制，而是学会了取其所长。如机器生产的进口洋布不结实不保暖，不受四川农民欢迎，农民需要穿着结实保暖的手工织棉布，四川棉纺织小手工业者便将洋纱与土纱结合使用，创造出混纺布棉织品。它结合了洋纱和土纱各自的优势，获得市场青睐，并远销到沿江沿海一带。

从法国人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商战是中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南地区的地方官们也在尽职地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四川官员积极筹建棉纺织厂，抵制法国在四川建立机器缫丝厂的要求；自办轮船公司，抵制法国人办理川江航务的要求。书中还描写了广西提督苏元春在广西龙州铁路的筹建中，抵制法方不公正报价，拒不让步的事例。这些记述让我们看到，在晚清的中外交往中，列强既具有我们常说的强取豪夺的一面，尤其是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也有按商业规则行事的一面，在和平时期，后者更为常见。因此，学会并善于运用规则是对外交往的必备技能。

该书还记述了这一时期中法两国在若干方面的合作。广西边疆的“中法边防混合警察制”便是中法合作的一项重要行动，双方在中越边境地区建立合作机制，抑制盗匪，维护边境治安。这种中外之间的联合治安行动，以往人们甚少注意。

书中关于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广西龙州法国领事方苏雅两人关系的描述颇令人感兴趣。这两位是广西地区中法两方的重要官员，他们在若干事务上不乏交锋，但却建立了相当不错的私谊。书中关于苏元春允许方苏雅参观军事要地小连城的描述令人惊讶。小连城是一个隐藏于山谷中的边防工程和军火库，是龙州的边防指挥部，不仅严禁外国人入内，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出入。但苏元春居然给了方苏雅进入小连城的特权，方“因此绕遍这神秘的小连城的每个角落，并且将它的道路准确地标到我的地图上”。给予法国领事多次进入中方军事要地的特权，从军事角度看，无疑是不明智的，甚至有违规之嫌。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两位官员之间建立了信任度较高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情谊。在龙州铁路筹建中，两人对法国铁路公司提出的支付高额的前期工作款项这一不公正要求也有共识。足见两人之间在工作中声气相通，两人的友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两位中法官员之间的投契，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这些笔记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法之间人际交往的实况也大有助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交往是在中外关系不平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交往中外国人时时以高高在上的外来者的面目出现，中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这些笔记向我们展现了中法间日常交往或者说正常交往的一面，了解这类交往的独特视角，对全面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的基本情况无疑是有益的。

考察者在中国旅途中的境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法关系的状态。总体而言，这些考察都是在平和的状态中进行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美的云南考察之行。为修建云南铁路，杜美以旅行者身份到云南昆明—蒙自一线考察。这一考察是如此轻装简从——他只带了一个懂汉语的法国军官随行担任翻译。他们不坐官轿，也不需要云南官方举行任何接待仪式。如有需要，便临时付钱请当地人提供服务。他希望借此更方便地直接与民众接触，“我们与将来要接触的民众有一种情感交流，以便当地人将来在云南铁路建成之后，能与法国人共处”。一位位高权重的总督大员，如此随意地在云南境内行走，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状态。

这些笔记还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我们以往并不熟悉的知识，展现了一些常为我们所忽视的史实。其中有关西南地区鸦片的生产与出口的记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在越南边境老街有一名法国商人拥有替法国烟草专卖局购买云南鸦片的垄断权。西南地区的鸦片，不仅销往外省，还远销国外。据重庆英国领事伯恩的考察，通过西江百色输出的云、贵两省的鸦片收益，便足以应付通过这条路线进口的所有外国商品的花销。鸦片走私贸易是英国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50年后，竟呈现出鸦片从中国倒流国外的现象。

通观全书，作者成功地综合利用中外史料，重现了清末20年的西南社会图景。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西南已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以四川省为例，我们从作者征引的史料中看到了妇女“天足运动”、戒烟运动、废除科举后的推广新式教育运动等，甚至出现了为贫苦子弟开办“半日学校”、在乡村僻地开设识字班等现象，这些举措很多为后来者所继承。在晚清的留学浪潮中，四川是全国范围内自费留学生最多的省份。留学归来后，他们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改变了社会风貌。正如作者所言，在晚清的社会改良中，四川在若干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

清末四川爆发了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风潮”，民国初年云南成为“护国运动”的发起地，再次表明了西南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引领风气之先的地位。纵观西南地区的开放程度，并未呈现出开放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地辐射而影响随之逐次减弱的现象。

该书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如同大家所知的那样，文字的场景表现力是有限的，是难以确定的，而照片则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场景，使我们身临其境。晚清照片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书中所展现的山水、人物、帆船、水车、桥梁、寺庙、教堂、街区等等，使我们对那个远去的时代有了切实的现场体验感，有助于在读者的心目中构建起那个时代的整体图景。

利用外国人的考察笔记来研究中国，是一条值得大力提倡的研究路径。一是这些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提供了一份与我们自己的记载有所不同的历史记录，会丰富我们的记载中所忽略的东西，这种忽略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则是视角的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些记载所呈现出的人与事，又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反映出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关注这些笔记，对于我们了解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了解中国形象的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发掘和利用外国人笔记方面，做了极有意义的努力，值得肯定与提倡。

王建朗

2020年6月18日

于王府井东厂胡同近代史所

编辑推荐1

本书展现了晚清时期西南社会中丰富有趣的细节，如马帮、背夫等的行旅日常，官员的服饰，沿途景色与各族居民，富庶家庭的生活方式，商业都市的热闹街市等，还介绍了中法官员的日常交往，是一本相当贴近生活的研究著作。从考察团队兴致盎然的观察、记录，以及作者的详细考证中，读者可以一窥西南地区安宁而热闹的社会景象。

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塑造了鲜明的地域特色，长期的相对和平又使其得以向近代化平稳过渡。翻印东南地区所译“新图新书”，发展手工业、商业与近代交通运输，自开商埠，维护利权，改善城市建设，西南地区均不落人后。作者强调，本书所述历史与一般晚清史不同，尽管西南地区同样承受了来自英法等列强的压力，但当地官员和民众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最终不仅维护了自身利权，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文明洗礼之下实现良性进步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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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中，我们可以读到西南地区社会生活中丰富的细节。这些细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贴近日常生活，读来轻松有趣，将那个时代展现得更为生动。

重庆街头

重庆街头清晨就出现众多人流，“重庆居民天明即起”。时辰越晚，大街上就越聚集各式各样的人流：上班的职员“将一把扇子插在后脑勺领口处”；挑水夫在“人群中穿梭前进”；“还有肩上扛着一大叠粗布的搬运夫”；有背着小男孩或牵着小女孩溜达的贫民女人和裹脚的有点社会地位的妇人；有时大街上有小孩牵引的拉胡琴的盲人；有衣着破烂在商铺前踟蹰的穷人；也有一些头戴缀着丝质流苏帽子的官府小喽啰，还有两人抬的寒碜小轿子掺杂其中。人群推搡让道时，则是知县出巡。

红河哈尼人的水稻田奇观

红河谷哈尼人属滇南元阳直隶州管辖。奥尔良王子记载红河谷“哈尼人村庄星罗棋布”，并描述了冬季1月底在红河谷所见元阳山麓层层蓄水稻田的奇观：

“位于红河谷的一条支流河谷，山丘光秃秃的，从山脚到三分之二的高处一般都是层层叠叠的稻田，一级一级，一层一层，宛如巨(硕)大无朋的楼梯，水逐级逐级往下流，在山上的水田里铺展开来，形成无数的水幕，在夕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如同零零碎碎的玻璃。”

笔记记载探险队所观赏的元阳梯田画面，盛赞“在这里欣赏的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艺术品”，并将元阳梯田与法国非洲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稻田进行了比较，“马达加斯加的稻田全在山谷里面；这儿恰恰相反，山坡上也稻田密布”，认为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地改造，赞叹这是中国人取得的一项成就。

里昂商会考察团在云南考察期间，在省城拜访了当地首富王炽。王炽是兼营多种业务的金融巨头，主要从事的是出口贸易和开钱庄、票号，出身贫寒，却抓住了对外开放的时代机遇，最终成为当地首富。里昂商会考察团对其生活方式的记载，则体现了中西方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编者按

（云南）省城首富的住宅及生活方式

里昂商会考察团上门拜访王炽，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宅院，提供了对其家居生活的认识，“他不拘礼节地接待了我们。因此，我得以目睹了一名家产估计高达五六百万银两的中国人的内宅”。“五六百万银两”属于巨富之列，王炽的宅院却是一座简朴的住宅，“像大部分中国住宅一样大门斜开”。第一层院子里栽种了很多盆景，第三层院子是女眷的住房。考察笔记只对第二层院子做了详细描述：

第二层院子的正面堂屋是客厅。房主人就在堂屋右首的一间屋内接待我们。屋里没有任何奢华之物。只有一张带简单天盖的雕花大木床。木床白天可以当作抽大烟的大沙发。还有几把扶手椅，从木料到式样都很笨重。几何窗格的木窗上糊着薄薄一层白纸，以替代窗玻璃。窗旁安放着一张桌子。唯一两件吸引人目光的物件是一架美式座钟和一张由主人的儿子拍摄的房主人的肖像照片，……房主人的儿子是位大“秀才”，长着一张娃娃脸，肥头大耳的，会见时也在场。

王炽业务范围广泛，饶有财产，但其三层院落的住宅，摆设并不富丽堂皇。客厅里可作吸鸦片烟沙发的雕花大床、扶手椅、糊上白纸的几何窗格，都是一般稍有资产家庭的基本家具。一座美式挂钟，属进口高档商品。墙上挂着一幅主人的儿子给他拍的照片，照相机也是进口奢侈品，这两样是西方文化进入主人家庭的标志。墙上没有字画，厅堂没有屏风，表明主人不爱附庸风雅，也不讲排场。王炽家居简朴，应是与其出身贫苦靠个人努力成功创业有关。

考察富商财富和生活方式，显然从属于里昂商会考察团在西南地区的经济商务考察目的：

为此我们在想，像我们这位房主人一样富裕的中国富人究竟是怎样花销他们巨大的财富的。妻妾成群，儿女众多，亲戚无数，奴婢如影随形，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其庞大的开销。几天后，房主人在他的山庄设宴款待我们时，我们才从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主人那次宴请，是在里昂商会考察团抵达四川旅居重庆期间，参加巴县县令为重庆海关署长举行的饯行官宴时提到：

……先前在云南，主要是在那位开钱庄的富商家做客时，应该说我们是欣赏那些佳肴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们算是见识了中国人餐桌上那套怪异可笑而又灾难性的吃法：刚刚咽下了一道油淋淋的烤猪肉，随即又端来甜腻腻的蜜饯；更有甚者，逼着你灌进一大杯甜腻腻的“柑香酒”，同时又叫你咽下刚才说到的那种油水流淌的烤猪肉。……他们认为一席人一顿饭吃上十盘猪肉是很自然的事，这个数据是我们在王家得来的。

考察笔记回忆了在云南府的那天晚上里昂商会考察团受王炽邀请参加晚宴的情景，有嘲讽王炽不懂得如何高雅生活的意味，因此认为找到了部分答案：大吃大喝也是富商消费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王公兴斋府君行状》介绍，省城首富王炽虽未为官，但在中法战争期间，在云南地方政府急难时“垫军需，乐输捐款”，资助官军抗击法国侵略者。中法战争之后，清光绪十三年（1887）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王炽曾被委任为云南矿务公司总办。因其筹划振兴云南铜、锡矿业出力甚多，“叠蒙大府褒奖”，王炽获朝廷先后赐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荣誉。同时也在地方从事捐资修桥建寺，资助贫苦读书人的公益事业。王炽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3）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68岁，归葬家乡滇东弥勒。作为富商，其一方面要回报国家乡梓，另一方面要为个人及家族荣誉付出。商人为国家出力获得朝廷“诰封”恩赏，这种中国富商的传统，法国人未必能够理解。

1892年、1895年各种法国人考察团队进入云南时，已经历了20年左右战后重建和经济振兴。省城首富王炽发迹于19世纪60年代长江流域开放，并得力于云南本土经济战后重建，以及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蒙自向法属印度支那开放。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这位省城首富。或者说，是这位贫苦人出身的省城首富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选自屈小玲《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