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针对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提出宋元变革论，从宋元与明清的联系上注重对地方社会形态变化的观察。本书稿从士人命运切入，通过概述与个案，展示了宋元变革这一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南宋大盛的道学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普及于社会。地方的士人、士大夫，推行道学教化，引领地域社会。这样的地域社会与思想形态，成为超越王朝与族群的稳固存在。宋元易代，不仅没有中断社会转型，还借疆域统一之势，将发自江南的社会转型向全国扩展。明清时期的乡绅社会，正是源自宋元变革。

作者针对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提出宋元变革论，主张向下看历史。作者以靖康之变后的南宋，以及由宋入元等为时代背景，通过缕析宋元之际登科及第的士人、知识精英的命运，考察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员多阙少”、仕途升迁蹇涩的局面，探讨士人心态、职业取向等方面的观念转变、士人流向民间多元化、儒学演进等重要问题。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最终南移，宋元之际的士人、知识精英引领了社会的转型，中国历史从近世走向近代。通过概述与个案的分析，本书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之基础，勾勒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自 序

绪论：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第一编 科举改官与士人流向

第一章 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

第二章 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

第二编 士人走向民间与根植地方

第一章 “内举不避亲”

第二章 民间士人样相个案观察——杨万里集外佚文考释

第三章 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的故事

第四章 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由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切入的考察

第五章 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

第六章 管道升的世界——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

第三编 士人观念变化与社会转型

第一章 “读书不求官”——宋元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观念变化溯源

第二章 两个对立的“等贵贱”

第三章 “乡评不可掩”——时代变革中的南宋地方社会

第四章 从同年到同乡

第五章 科举取消的历史——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

第四编 宋元变革与儒学演进

第一章 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

第二章 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

第三章 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

附录：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Tim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Song-Yuan Transition

参考文献

后 记

自 序

20世纪初，日本的内藤湖南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唐宋之间的变化是“中世与近世之间的一大转换”。这一观察，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的补充完善，成为影响巨大的唐宋变革论。说影响巨大，是因为其影响溢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成为很多人文学科回溯历史背景时进行一般叙述的一个筐，或是作为理论支撑，或是作为门面标榜，统统将唐宋变革论装在里面。那么，这一理论范式，用孟子的话说，是不是可以“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呢?能否像许多论著标示的那样，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呢?

中国的历史学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学术规范，那就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详细具体地检视史料，我们会发现，唐宋变革论难以圆满地贯通解释唐代以后的全部历史走向。这一理论范式指导下的考察，甚至走到北宋末年，就举步维艰，抵牾尽现了。因此，解释中国历史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向今天的，需要转换视角，在坚实的史料支撑下，运用另外的理论范式。

这一有别于唐宋变革论的理论范式，就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倡导的宋元变革论。一位曾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的朋友，最近著文说我的宋元变革论是“批判性地发展唐宋变革论”[林少阳：《“中国近代”之孤独的探寻者：原岛春雄〈近代中国断章〉导读》，《近代中国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６页。]。这样说并无大误。我的批判在于斩断了唐宋变革论向下的历史分期，将其截止于北宋末，从南宋开启的则是宋元变革论；我的发展则在于将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视为两个互相连续的社会转型。

“变革”一词，由来已久。《礼记大传》就讲：“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不过，我觉得《礼记》这句话中的“变革”，以及古代文献中使用的“变革”，跟“改革”的意思相近，强调改变的主观意志与行为。而我们今天使用的“变革”一词，包括唐宋变革论中的“变革”，更接近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这一语义的生成，大概是明治维新以后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引进西学改造固有汉语词汇的产物。这跟“封建”“革命”“历史”等词旧瓶装新酒一样。

既然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那么变革就不是突变，而是有一个演化的时间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都不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唐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而是指长时段的社会转型。我理解的唐宋变革是指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至北宋末终止；而宋元变革则是从南宋开始，至元末终止。两个变革期都长达二百余年，都是渐进性的社会转型。

科举规模扩大化，形成士大夫政治，造成社会流动，推动全社会向学，文化水准提升，平民文化兴盛，商品经济繁荣，这是在唐宋变革期积蓄的宋元变革的内在因素。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南宋王朝在江南建立，终结了从隋唐到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二元化状态。这一历史的偶然性因素造成的政治地理变化，则是宋元变革开启的直接促因。

北宋积蓄的各种因素在新的场域背景下发酵，每年大量产出的士人由于“员多阙少”，无法学而优则仕，从而被发达的地方社会吸纳，形成流向多元化，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居乡士大夫一同着力经营地方，作为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对遭遇激烈抵抗的少数地方进行残酷屠城，对多数地域实行的是不流血征服。这就在客观上使江南的生产力与经济结构没有遭受重创。而元朝长时期停废科举，又加速了士人的地方化进程。明清乃至近代地方上乡绅阶层的强势，就是来自宋元变革的铺垫。以朱子学为主的道学，作为儒学新形态，放下身段，面向民众，以道化俗，在大量士人的推动下，不仅在南宋的江南生根开花，并且伴随着大一统形势，逐渐扩散到全域。

唐宋变革论向上看，揭示的是与中唐以前不同的新形态；宋元变革论向下看，阐述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本书绪论和最后的再阐释，关于相对陌生的宋元变革论，已有相当集中的阐述。为了让读者能够尽快了解，谨以比较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上。

本书所述，是我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积累。有旧文，有新作，作为论文，绝大部分曾陆续刊发于报章杂志。此次汇于一编，在篇次结构上，根据内容的逻辑关系，又进行了调整重构。

全书厘为四编。开头的《绪论：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是总括式的概述，通过这一章，读者对宋元变革论可以从理论上获得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一编“科举改官与士人流向”由《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和《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两章构成，试图打破金榜题名即可飞黄腾达的假象。通过爬梳文献，以文献中发掘出的大量具体例证，展示科举登第难和登第后升迁更难的士人困境，以及由此促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

第二编“走向民间与根植地方”由六章构成，均为个案考察。第一章《“内举不避亲”》，第二章《民间士人样相个案观察——杨万里集外佚文考释》，缕述作为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显宦杨万里为子嗣亲友仕途升迁改官的斡旋奔走，以及著文对乡梓布衣士人的揄扬褒奖，揭示士人的仕途艰难和士人势力的民间生长。第三章《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的故事》，则通过著名笔记《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的仕宦经历，来具体展示士人科举登第后的艰辛，以及对地方势力的借助。第四章《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由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切入的考察》，透过南宋宰相周必大笔下的曾氏家族成员的命运，来反映科举与士人及士人与地域的多重关系。第五章《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和第六章《管道升的世界——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分别通过元代的《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生平经历和宋朝皇族文人赵孟的夫人管道升的家庭生活，来透视宋元时代变革背景下疏离政治的士人与文化。

第三编“观念变化与社会转型”，由五章构成，内容均为对社会转型与观念变化互为作用的考察。第一章《“读书不求官”——宋元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观念变化溯源》，由苏轼的一句诗切入，考察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士人疏离政治的观念变化。第二章《两个对立的“等贵贱”》则是考察了原本强调贵贱分等的“等贵贱”，在社会平民化趋势下转变为诉求让贵贱平等的词义演化。第三章《“乡评不可掩”——时代变革中的南宋地方社会》，讲述的则是士大夫对地方话语权主导下的社会建构。第四章《从同年到同乡》，分析了科举士人从北宋重视同榜登第的同年结盟到南宋重视同乡关系的变化。这种地方认同意识增强的现象，正折射了社会转型。第五章《科举取消的历史——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则以没有了科举的时代为背景，广范围地考察了士人的心态与生活，借此展示南宋以来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在元代的全面铺开。

第四编“宋元变革与儒学演进”，由三章构成。南宋开始大盛的儒学新形态道学与宋元变革的关系如何?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不仅是以前的唐宋变革所未曾遭遇的思想现象，也是阐述宋元变革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本编三章就是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第一章《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是以广阔的视野对生发于江南的儒学进行的综合考察。第二章《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对于在宋元变革历史脉络中形成的朱子学，何以会成为近代以前的儒学主流，把元代作为重要的节点，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第三章《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则是从个案出发，讲述魏了翁在时代变革潮流中对道学的承前启后。

最后《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着重从学术史的视野对各种历史分期的由来进行了梳理与评说。作为对本书开头概述的延申，再次对士人流向之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加以述说，并对被漠视的元代应当加以关注进行了强调。

如上所述，本书从时代上看，上溯北宋，下至元代，对于宋元变革论的阐发，有宏观概述，有微观分析。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是根据自身对文献的挖掘，用史料说话。跟我另一个研究主题士大夫政治相关，本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引领社会转型的知识精英士人、士大夫的活动上。有对士人命运的观察，有对士人因时代影响观念变化轨迹的追寻，有对士人参与地方社会建构的考述，还有从思想史的视野对南宋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学在宋元变革中引领作用的探讨。这些内容，只能说是对宋元变革社会转型主要面相的探索，开辟草莱，无法概全，有待于深入开掘和拓宽范围的相关课题相当多。

在参考文献之前，附录有一篇2014年初我在牛津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英文演讲稿，是对宋元变革论的简要介绍，以供汉语世界以外的学者阅读参考。

宋元变革论，从学术史的背景来说，尽管有来自欧美及日本学者既有学说的启发，但毕竟是中国本土出身的学者首次力倡的重要议题。就本书所述，揭示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历程，相信可以自圆其说。不过议题涉及领域广泛，本书未能涉猎处甚多。从考察范围的扩展与内容的充实，到理论范式的构建，不仅是我个人今后的课题，也希望更多感兴趣的同道参与进来。历史的结果，由合力形成，学术积累亦然。作为文化建设，无数独创性学术的集合，便是壮观的峰巅。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劳作，必会业绩辉煌。

我期待。

王瑞来

癸卯初春于日本千叶寓所

王瑞来先生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与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官职数量减少，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涌现了大量的科举及第者，但是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却不能马上任官，不得不面对改官难、入官时“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的局面，大量仕途艰难的士人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士人们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不求官”？元朝一度停废科举，那些社会精英的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士人精英的多元流向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书一一揭晓谜底的同时，也让您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宋元社会，以及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之走向。

“超然于物表”：黄公望绝意荣势

在科举停废的元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元代士人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黄公望也未能免俗，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的大军。47岁的黄公望因受累而被捕入狱，对他的打击很大，让他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留给他的只有归隐林泉，后来皈依全真教。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艰难，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也曾经仕途艰难？

杨万里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光宗亲自为他题写“诚斋”匾额，死后赠官为从二品的光禄大夫。然而杨万里的仕途却充满了艰辛。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时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终得登第。登第后，杨万里成为最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杨万里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才能赴任。32岁的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仕途不顺的杨万里发出感慨：“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幸运地结识了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尽管在张浚推荐下脱出选海，但生活上杨万里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写下《悯旱》一诗，诗中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

“煞费苦心”提携子嗣亲属的杨万里

杨万里仕途不顺的经历，让他在官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携帮助子嗣亲属尽早脱离选海。《诚斋集》中，杨万里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荐举状的书信，或是请求关照的书信，以及求得荐举状后的感谢信函，就达100多通。对于并不太熟的人，杨万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与对方有过两三次通信往复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可见杨万里也是煞费心思。为帮助自己儿子求得荐举信，杨万里的信可谓恳切之至，不仅呼唤往事记忆，还援引苏东坡的话，说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不容对方推脱。“吾儿即公儿”是杨万里在为儿子请托时使用最频繁的一句话。性格倔强的杨万里为了儿子的前程，还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晚年的杨万里，身体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写字，就口述让儿子或女婿代笔写荐举信。以晚年带病之身，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也着实难为了杨万里。可以说，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托，几乎成了杨万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读书不求官”有何影响？

“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官，不只在宋代是主流，甚至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而东坡先生有首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五言诗，诗的开头四句却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诗的意思很直白，也就是说，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最为适意。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的意识。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比如南宋的士人余芑舒，临终之时不是对子孙交代后事，而是吟诵“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又如，元代文学家程钜夫也吟咏：“读书不求官，为乐得其真。”在商品经济繁荣、地域社会兴盛的背景之下，“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宋元士人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

从同年到同乡

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北宋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重视同一榜进士登第的同年关系，以此为纽带，在政界互相提携扶持。历史进入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合一，中央赖以支撑的地方势力强盛。科举登第难、仕途升迁难等严峻状况让士人流向多元化，不执着于向上发展，而注重在地方的横向经营。这样的宋元社会转型，使知识精英的地方认同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科举登第之际的活动，从传统的同年会转向同乡会，便折射了这一时代变化。

引言 从《朝野类要》的一条记载说起

南宋布衣士人赵升的官制小词典《朝野类要》最后一条为《同年乡会》，如是写道：

诸处士大夫同乡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学，相聚作会曰乡会。若同榜及第聚会，则曰同年会。

这条短短的记述讲了京城中的两种聚会，一是同乡会，一是同年会。

“同榜及第聚会”是后者，这是自唐代曲江宴饮雁塔题名以来的习惯。到了北宋，伴随着科举规模扩大而形成了士大夫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联系。同年关系受到分外重视。登第后的同榜聚会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的重要活动、聚会的关键词是同榜。

前者“乡会”的参与者则与同年会不同，是从同乡扩大到同一区域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以及官僚的预备队，即外舍、内舍、上舍在学的太学生。聚会的关键词是同乡。

这种聚会并不是无由头的，也与科举有关。《朝野类要》中还有一条《题名》，其中写道：“进士及第，各集乡人于佛寺，作题名乡会。此起于唐之慈恩寺塔也。若官司州县厅事，各立题名碑者，盖备遗忘尔。”这条记载的历史溯源尽管糅合了两种聚会，但还是写明了聚会的缘由与聚会地点。

一、文献的印证

不只是赵升的独家记载。在主要反映南宋后期历史事实的元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越四五日，乡人之官于朝者为乡会，以待乡中之新第者。”《钱塘遗事》强调的是乡会的主持者是在中央为官的乡人，缘由也是宴请同乡的新科进士。

关于聚会地点，除了佛寺，也有城中的酒楼。这见于南宋末周密所撰《武林旧事》记载：“丰乐楼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筹重建，宏丽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春时游人繁盛。旧为酒肆，后以学馆致争，但为朝绅同年会拜乡会之地。”

综合以上互有补充的有关同乡会的史料可知，同乡会是在新科进士登第后不久，由高官召集在朝的同乡官僚，对来自同一乡里的进士进行的宴请。宴会地点或在佛寺，或在酒楼。这既是唐代以来科举同榜进士同年会的缩小版，也是扩展版。说是缩小版，是因为仅限于同一乡梓的进士。说是扩展版，是因为除了新科进士，还有不少在朝的同乡官员参与进来。

二、同乡会习俗形成的时代

那么，这种为新科进士举办同乡会的习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尽管缺少明确记载，但从上述三种文献产生的时代还是可以作出推断的。《朝野类要》的赵升自序写在南宋后期理宗时期，《武林旧事》的撰者周密生活在由宋入元的时代，《钱塘遗事》则是署名刘一清的元代书坊杂纂南宋史料而成。就是说，这三种文献的来源都定位在南宋。

对这一习俗形成的时代认定很重要。时代很能说明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不是北宋，而是南宋？这一习俗在南宋完全形成，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

北宋科举规模扩大这一技术性的无意操作，打破了官位垄断，普通贫穷人家的子弟通过寒窗苦读，也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社会流动。由人数众多的登第进士组成的科举官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掌控，士大夫政治一统天下。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形成了新士族。

三、北宋士人重视同年关系的历史回顾

士大夫政治没有为新士族提供世袭的特权。为了家声不坠，新士族或以知识优势，让子弟读书出世这样的实力传家，或以士大夫间联姻强化家族势力，或榜下择婿挑选优秀士人作为潜力股。士大夫政治也沿袭了旧有的传统，给了新士族最大的利益维护，为官僚子弟辟有恩荫入官一途。然而，为了保证士大夫政治不会走向腐朽没落，制度设计在官僚升迁等方面，让优秀的科举官僚处于有利地位，舆论宣传也让科举出身者远较恩荫入官者荣耀。

不过，无论科举出身，还是恩荫出身，在入官后的升迁过程中，都在一个跑道上奔逐。人数众多的非科举入官者的存在，对科举出身者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压力。于是面对压力，科举出身者便产生了抱团意识。承继传统的同年会，可以强化同榜进士的同年关系，在此后的仕途上互相提携，政治上互相援助，利益上彼此共享，也成为一种义务。科举与生俱来的这种无须明言的联盟，在宋代的政治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何冠环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祁琛云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以及拙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都有很具体的揭示。

这是北宋以来同年会兴盛的主要因素。作为制度乃至传统的惯性沿袭。进入南宋以后。这种同年会依然被维持下来。同年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存世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以及《宝祐四年登科录》便是印证。不过，从北宋到南宋，历史的时空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士大夫政治，辉煌的前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奔竞于科举之途，以期实现青云直上之梦。然而，从乡试到礼部试接近千人取一的高倍率竞争，又让大量士人名落孙山，被拒于官场门外。即使是侥幸脱颖而出的登第士人，又主要囿于制度性的限制，长期滞留于被称为“选海”的仕途底层。选人升迁到中层官僚京官不仅需要年限、政绩，更需要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五人高官推荐，完全失去了自我掌控命运的能力。这种科举难、升迁难的现实，已经让多数士人黄粱梦醒，不再执着于入仕一途。这种在北宋中后期已逐渐显现出的状况，又遗留到了南宋。

四、南宋开启的社会转型

北宋在最为繁华的鼎盛时期，遭遇女真人的突袭而灭亡。女真人的压迫，让政治场发生位移，宋王朝在江南重建，南宋起步。政治场南移，形同历史的重演。气候变化，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东晋以及嗣后的宋齐梁陈立国江南，将近二百年开发的江南，成为统一后的隋唐不得不依赖的经济重心。在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之后统一的北宋，跟隋唐一样，维持了政治、经济重心的二元化格局。靖康之变开启历史大变局，南宋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重心重归于一，政治、经济支撑下的文化也不再处于分散状态。在帝系与制度同一的表面形态之下，北宋积蓄的诸多因素发酵，继唐宋变革之后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发轫，这就是宋元变革。

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全社会的向学，提升了平民文化水准。被认为是唐宋变革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社会平民化趋势，在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下走得更远。其中造纸技术改良后新媒体印刷业的繁荣也是重要的推手。南宋领土仅及北宋三分之二，官僚机构减缩，科举却是照常举行，北宋以来科举难、改官难的状况愈发严峻。这种状况让每年产生近万人的士人流向变得多元化，入仕做官已经不是士人唯一的选项。

五、地域崛起伴随的地方认同意识增强

经济依附的地方日益强盛，紧张的宋金对峙，大量国防养兵，中央政府也必须仰赖地方经济的支撑。知识精英不再执着地谋求走出乡里，向上发展，而注重于在地方的横向经营。入幕、为吏、教书、经商等众多职业，为士人活跃于地方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士人来说，赖以生存的地方，是最为值得重视的。生存于地方，经营于地方，人际网络也构筑于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方认同意识，无论是在官的士大夫，还是在野的士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就是他们承载利益的根系所在。

为了增强地方的凝聚力，在乡的士大夫、士人也进行了种种建构。在这个时代里，原来的先贤崇拜也逐渐转换为乡贤崇拜。入官的士大夫，无论走出多远，地位多高，故乡的一方土地一群人，也永远是他们值得信赖的后援。因此，联系朝野，入仕的士大夫要把从家乡走出进入仕途的士人笼络在一起，抱成一团，不只为嘘寒取暖，还为发光发热。

正是在这样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同乡会的活动蔚然成风，获得空前的重视。我们看《朝野类要》那条“同年乡会”，首先讲的就是聚集了所有在京城同乡的乡会，然后才顺便提了一笔传统的同年会，显然是将重点落在了时代变化后的当下。而前面所述《朝野类要》的另一条“题名”，不仅记述了在京城的乡会，还记述了在当地的官衙也立碑题名，用这种形式把每一榜进士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固化。这一切都表明，在这样的时代变革的背景之下，知识精英人际网络的建构乃至维系，无疑已由过去的同年转变为同乡。

《朝野类要》的点校本是我整理的，日本东洋文库《朝野类要译注》研究班的“同年乡会”一条也是我承担译注的。在整理和译注之际，我曾有过迷惑不解，何以会在建立同榜进士交谊的聚会中加入同乡因素?这样的疑问，如果从宋元变革论的视角加以观察，便会恍然大悟、迎刃而解了。

结语 地方意识的影响

同年乡会是在同乡有地位的士大夫主持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社会联盟团体，联系着中央与地方。与原始的血缘关系最为接近的就是地缘关系，同一乡梓的亲切乡情就是结盟的最好理由。宋元变革下的社会转型所强化的地方认同意识，成为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最为强势的精神力量之一。我们看近代以来在异乡或京城设置的同乡会馆，我们看近代史上的各省自保，无一不是地方意识在起作用。而在外部刺激的特别情势之下，由故乡到故国，地方意识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爱国情怀。

——选自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