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弗洛伊德

序言/前言/后记

序言

诺曼·霍姆斯·皮尔逊[ 诺曼·霍姆斯·皮尔逊（Norman Holmes Pearson，1909—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编者所加。]

“那段过往，跟伦敦大轰炸一起，被实实在在地炸入我的意识之中。”H. D. 如是说。她于1944年首次书写的弗洛伊德为她精神分析的经历，就属于这过往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面前，在书桌上、墙上满是各种象征着历史的小摆设的咨询室里，她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她婚姻的破裂、孩子的出生，回到哥哥在法国服役期间的死亡、紧随其后令她震惊的父亲的死亡，以及她与伦敦文学圈的关系破裂—其中包括奥尔丁顿、庞德和劳伦斯，所有人都分道扬镳。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维也纳，随着这些事件投下的阴影越来越长，她开始将这些属于自己的历史碎片拼凑起来。面对一场新的战争，知道它即将到来，她就像恐惧上一场战争一样恐惧它。

弗洛伊德帮助她回忆，并且帮助她理解这些回忆。当《墙上的文字》（Writting on the Wall）结集成册，以《致敬弗洛伊德》（Tribute to Freud）为题出版之际，战争已经到来。毁灭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成为一种现实。经验就是一张复写羊皮纸[ 由于羊皮纸成本高昂，非常珍贵，因此会重复使用。使用方式是用小刀把之前的字迹刮去，重新书写。所以一张羊皮纸上或有不同时期写下的文字，人们有时能从中辨认出下层的字迹。此处也暗指H. D. 作品《复写羊皮纸》（Palimpsest，1926）。]。她再次意识到，对她而言，持续地回忆是如此重要。回忆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因为回忆他也就意味着回

忆自己曾同他一起回忆起的那些东西。“对我而言，它是如此重要，”她又写了一遍，“它是如此重要，我自己的传奇。是的，我自己的传奇。接下来，我要从中痊愈，然后重新创造它。”她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传奇”这个词—指称故事、历史、叙述、阅读的材料、她自己的神话。H. D. 的战争年代为她重新带来了惊人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沉寂多年的她突然间写出了自己的战争三部曲、几部小说，以及数篇短篇，这些作品至今还未刊行。还有《在埃文河边》（By Avon River）的文本，《让我活下去》（Bid Meto Live）的草稿，以及《致敬弗洛伊德》。这些作品都是再创作。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如此。

《致敬弗洛伊德》的早期版本在美国已经绝版。作为那位杰出精神分析学家的非正式肖像，这本书一直都有着好的名声和魅力。在过去的两年里，英文版、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相继面世，不久之后还会有德文版。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英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官方传记作者，曾任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在1956年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为这本书定下了基调。他说：“这本书及其再合适不过的标题，无疑是迄今为止能够评述弗洛伊德人格的，最悦人、最珍贵的文字。只有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它就像一朵娇花，使科学家不忍用粗糙的笔触去描绘，以免玷污了它。我只能说，我嫉妒每一个尚未读过此书的人，它将作为弗洛伊德传记文学中最迷人的一笔而永存。”H. D. 很高兴。倘若她还在世，也会对最近的赞誉感到高兴；诺曼·霍兰德[ 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1927—2017），美国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每个人的诗歌》（Poems in Persons，1973）、《精神分析与莎士比亚》（Psychoanalysis and Shakespeare，1975）、《文学与大脑》（Literature and the Brain，2009）等。]在他关于诗歌创作和感受的精神分析研究《每个人的诗歌》中写道：“据我所知，没有哪个被分析者的记录能比这本书更详尽地描述弗洛伊德，包括他的技术，以及与他一起进行精神分析的体验。”而这本扩充版的《致敬弗洛伊德》包含的内容只多不少。

正如H. D. 在作者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墙上的文字》“未参考1933年春在维也纳时做的笔记”。当时那些笔记被留在了瑞士。直到战后，她回到洛桑找到那些笔记，才开始写作“《圣临》，《墙上的文字》的续写或者序章”。《墙上的文字》是一种冥想，《圣临》则是它的注解。初版的《墙上的文字》没有收录《圣临》这一包含更多私人细节的部分，而现在，将它收入本书的第二部分再合适不过了。在当中，她为《墙上的文字》做评注，并对她自身以及自我之重要性进行了拓展。《圣临》即是见证。

她在《圣临》中写道：“我恰巧处在我父亲的科学与我母亲的艺术之光的边缘或半影中—那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哲学。我必须寻找一些新词，就像教授寻找或创造新词来解释某些尚未被记录过的心理或存在状态。”之前当然已有记录存在，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或类似奥托·兰克[ 奥托·兰克（Otto Rank，1884—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长期研究合作者之一，曾经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报》的主编。在《英雄诞生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1909）中，他提出“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概念，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释了神话中诸英雄神奇的诞生经历。]的《英雄诞生的神话》。后者是她向弗洛伊德讲述自己关于埃及公主以及漂浮在芦苇丛中的婴儿的梦时，弗洛伊德特意推荐给她的。但弗洛伊德的确能—用H. D. 的话来说—“跟上我富创造力的思维”。弗洛伊德知道她需要自己进行记录，没有人可以代劳。弗洛伊德热切关注着艺术的个体发生学。而神智学家范德莱乌[ J. J. 范德莱乌（Jacobus Johannes van der Leeuw，1893—1934），荷兰理论家、作家。他在1933曾经频繁前往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并因此认识了H. D.。]与H. D. 在伯格街的会面也绝非偶然。

她在1932年写道：“我开始大量地阅读精神分析的期刊、书籍，并开始研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与别人讨论前往维也纳与弗洛伊德本人见面的可能性。”讨论对象是在柏林认识的弗洛伊德的杰出的学生，同时也是她所在文学圈的成员汉斯·萨克斯[ 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1881—1947），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好友，曾经参与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实验。]医生，他为H. D. 做过精神分析。在稍早的1931年，H. D. 进行过一些不甚满意的精神分析，那是在伦敦的玛丽·查德威克处，一共二十四次，因为彼时她一个朋友的崩溃使她本人也面临崩溃。在更早的时候，一战行将结束时，她曾与哈夫洛克·霭理士[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性心理学家、思想家、作家，著有《性心理学》《性心理学研究》等。]在布里克斯顿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精神分析。后来在1920年，H. D. 与他以及布赖尔[ 布赖尔（Bryher，1894—1983），原名安妮·威妮弗雷德·埃勒曼（Annie Winifred Ellerman），英国历史小说家，其笔名“布赖尔”出自英国西南部锡利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名。布赖尔出身船商家庭，家境富有，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了包括乔伊斯在内的许多作家。1918年，布赖尔与H. D. 相识，开始了一段长久的开放式关系。]一同乘船前往马耳他和希腊，但这次同行似乎没有在他们任何一个人心中产生难忘的影响。H. D. 因他对《关于思考与幻象的笔记》（Notes on Thought and Vision）的冷漠态度而感到失望，她用诺曼·道格拉斯[ 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英国作家。]的一句隽语

来概括自己对他的主要印象：“他只是盲人国里的独眼人罢了。”

在弗洛伊德更完整的视野中，她同时找到了刺激与鼓励。在《圣临》和《墙上的文字》完成多年后，她又一次回到了对他的回忆中。她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在因髋骨骨折而入院治疗时，她写道：“当然，正如教授所说，‘总有一些事物有待发现’。我感到他说的就是他自己（这句话是在一个非正式的时刻说出的，那时我正要离开）。仿佛我所说的东西是什么新的事物，他甚至觉得我对他而言是一种新的体验。他一定也这么看其他人，但我却感受到了他那私人的喜悦，因为我是新的。每个人都是新的，每个梦与梦之间的联系都是新的。即便在年复一年细致、艰辛的研究之后，这一切仍然都是新的。”

新鲜感产生于弗洛伊德的那些小摆件与H. D. 的回忆之间，那时它们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总是在重新创造历史。当她身处弗洛伊德的咨询室，被他那些珍宝环绕，回忆起童年的细节时，她是在重新定义她的童年以及这些小摆件。她记录过一个梦：“‘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哭着，猛烈地抽泣，流泪，流泪，流泪。”H. D. 的母亲是摩拉维亚教会[ 摩拉维亚教（Moravian），新教宗派之一，起源16世纪的波希米亚宗教改革，得名于18世纪的摩拉维亚新教徒流亡运动。]

的教徒，非常热衷于密仪和爱筵。她会作画，是一位音乐家，并且对弟弟，即H. D. 的舅舅J. 弗雷德·沃利（J. Fred Wolle）进行了音乐启蒙。沃利于H. D. 童年时期曾在摩拉维亚教会担任管风琴师，之后又在慕尼黑学习了管风琴与复调音乐。正是他创立了迄今已经七十五周年的巴赫音乐节，这使得伯利恒闻名遐迩。H. D. 的祖父（文中的“爸爸利”），弗朗西斯·沃利牧师，是《美国的鼓藻》（Desmid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4）、《美国的淡水藻》（Freshwater Algae of the United States，1887），以及《北美的硅藻》（Diatomaceae of North America，1890）的作者。他会使用显微镜，但对他的家庭而言更重要的是，直到1881年退休，他担任摩拉维亚教会神学院院长长达二十年。H. D. 一直身处摩拉维亚教的氛围之中。

H. D. 的父亲年纪比较大，并且正如她一直推测的那样，是一个“外来者”，而她是这个再婚的鳏夫的孩子。他是中西部地区的新英格兰人，教授数学，是一个天文学家，会在夜里描绘星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我一生中从未收到过他的信。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出远门时，母亲会和我们分享他的来信。他有时会写一些古怪的韵文。”

她觉得自己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而母亲最喜欢哥哥。“但母亲是缪斯，是造物主，于我而言尤其如此，因为我母亲的名字是海伦。”她在《圣临》中写道：“很明显，这些都是我继承来的。这种想象的能力，继承自我那音乐家、画家母亲。”但这种继承关系并不简单。“‘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哭着……”正如她在其他作品中写到的：“她只觉得自己令父亲感到失望，而在母亲眼中是一只古怪的小鸭子。”

查尔斯·杜利特尔生于1843年。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66年的密歇根，第二次婚姻在1882年，与海伦·沃利。H. D. 出生时，他四十三岁，在里海大学担任数学与天文学教授。1895—191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天文学教授，同时是位于费城市郊上达比镇的花卉天文观测台的主管。他是一位拥有荣誉学位的科学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天顶仪观测结果的专著，以及《实用天文学在航海中的应用》（Practical Astronomy as Applied to Geodesy and

Navigation，1885）。他的儿子埃里克·杜利特尔（Eric Doolittle，1869—1920）继承了他的教职以及主管职位。

H. D. 小时候有时会将威廉·莫里斯[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设计师、小说家、诗人。他设计、监制或亲手制造的家具、纺织品、花窗玻璃、壁纸以及其他各类装饰品引发了工艺美术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味。]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他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教父……直到十六岁之前（就像我所说的）我都对他所知甚少。我那时正在戈登女士学校[ 戈登女士学校（Miss Gordon’s school）是H. D. 在进入贵格会中央学校（Friends’ Central School）之前就读的学校，她在那里学习了古典学和外语。参Snodgrass, Mary Ellen, Cliffs Notes on American Poets of the 20th Centur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36。]上学，皮彻女士给了我一本他的书；在那之后不久，埃兹拉·庞德为我读诗。皮彻女士给的那本书是关于家具的，也许只是一些古怪的介绍而已。但我父亲曾经依照威廉·莫里斯的设计，为我的房间打造了一把长椅，还在楼下打造了一些书柜。父亲小时候做过木匠学徒。这个‘威廉·莫里斯’父亲也许会将我送去一所艺术学校，但那位天文学和数学教授坚持要我去大学。他希望最终（他甚至这样说过）将我塑造成一个数学家，一个研究员或科学家，（他甚至这样说过）像居里夫人那样。他的确将我塑造成了一个研究员，但完全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我很晚才发现威廉·莫里斯，并且完全事出偶然，尽管我们被告知‘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我必须在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我的人生全取决于此。在大学坚持到第二年，我经历了一场轻微的崩溃，然后计划与埃兹拉·庞德订婚。”

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父母不认可这个女婿。她离开了布林莫尔，离开费城前往纽约，之后又离开纽约前往伦敦。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孤身一人。她希望得到母亲的爱，也同样渴望父亲的爱。他们都出现在了她的“传奇”中。她的诗《致敬天使》（“Tribute to the Angels”）与《墙上的文字》写于同一年。其中她问道：

这母亲–父亲究竟为何

撕扯着我们的五脏六腑？

这令人不满的对偶究竟为何

让你永远无法满足？

她在《圣临》中写道：“房子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依赖于父亲–母亲。在整合或更新的节点上，丝毫没有关于那种矛盾的忠诚感的冲突。”这是她所追求的整合，这时她终于能理解自己的记忆，并说出：“我拥有我自己。”然而，逃离对她而言是必要的一步。她在1950年回顾过去时，曾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认为我之所以不喜欢布林莫尔大学并不是因为它。大学的第二年被我与E. P. [ 即埃兹拉·庞德。H. D. 十五岁时与庞德相识并成为恋人，大学时订婚，但在庞德1909年前往英国之后，两人的婚事不了了之。1911年H. D. 在庞德的劝说下前往英国。1912年庞德将H. D. 的诗作作为意象主义的典型推介出去，H. D.从此步入诗坛。]的恋情闯入了，甚至可以说被拦腰斩断。毕竟在当时，他为我的逃离提供了一个刺激或冲动—这在那时至关重要。我当时正感到自己仿佛从两张凳子间掉落，一边是母亲的音乐圈子，一边是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星光！但我确实找到了自己的路—这部分要感谢E. P.，也感谢R.A. [ 即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英国诗人、小说家。1913年与H. D. 结婚，二人于1937年离婚。]和劳伦斯，以及其他人。”

但她后来与理查德·奥尔丁顿分居，并最终离婚。这正是她在《让我活下去》一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奥尔丁顿在《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中讲述了他的版本。这也是约翰·库诺斯（John Cournos）的《米兰达大师们》（Miranda Masters）的主题。D. H. 劳伦斯也在《亚伦的神杖》（Aaron’s Rod）中简略地涉及过这个故事，但几乎没有什么详细的情节。

劳伦斯在《致敬弗洛伊德》中频繁出现，尤其提到了他的《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1929），D. H. 劳伦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原名《逃跑的公鸡》（The Escaped Cock），以寓言的形式重新阐释了基督教义。]。在《让我活下去》中，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拥有着荣耀[ 原文为法语“gloire”。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用“gloire”指代一种超越性别界限的写作能力，类似于伍尔夫的“雌雄同体”（androgynous）。]。然而，《圣临》里描述的那场告别却显得费解：“‘我希望与你永不相见。’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也许这与H. D. 在看了哈利·莫尔撰写的劳伦斯传记之后对自己的评价有关。她说：“我已经读完了这本书最后的三分之二。我事无巨细地回顾了自己的感受，并发现自己的某些问题得到了确认，比如关于弗洛伊德的一些事情。劳伦斯本能地反感弗洛伊德，弗里达[ 即弗里达·约翰娜·里希霍芬（Frieda Johanna Richthofe，1879—1956），德国作家。1914年与D. H. 劳伦斯结婚。她被认为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原型之一，并且成功推动了该书的舞台化。]却更为明智地支持他。而早在我‘来到’弗洛伊德身边之前，弗里达就已经同我谈论了‘爱’，那是在马德里加尔的客厅里（据《让我活下去》），但那天的谈话并没有进入到我的浪漫幻想中。当时，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和弗里达两个人，弗里达说她曾经有一个朋友，一个年长的男人，他对她说：‘如果爱是自由的，那么一切都会是自由的。’而就在前一个晚上，或是之前不久，劳伦斯说过弗里达会永远在他右边，而我也会永远在那里—在他的左边。弗里达在和我独处时说：‘但劳伦斯对女人其实并不上心，他只对男人上心。希尔达，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庞德对弗洛伊德激烈的反对使得他与H. D. 的友谊开始降温，尽管在庞德于圣伊丽莎白医院[ 这里指的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庞德曾长期在这里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们的关系又逐渐回暖。他在一封未曾发表的1954年写给H. D. 的信中表达了对于弗洛伊德的不满：“我不可能痛打他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已感受到/那卑鄙的弗洛伊德的无稽之谈/但愚蠢的姐妹们早已将所有的好作家埋葬/……而不是继续阅读那但丁留下的清单/……你已经误入歧途，我亲爱的[ 原文为法语。]。但如今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引自Pound to H. D. ? 1974 by the Estate of Ezra Pound。—原注]

其他人的地位远没有这三人重要。斯蒂芬·黑登-格斯特[ 斯蒂芬·黑登-格斯特（Stephen Haden-Guest，1902—1974），第二代埃塞克斯郡黑登-格斯特勋爵（Baron Haden-Guest），曾任美国地理学会的顾问。]更像是一位泛泛之交。阿瑟·戴维·韦利[ 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翻译家，译有大量中国诗歌，以及《金瓶梅》和选译本《西游记》。]至多是一位熟人。布赖尔的丈夫肯尼斯·麦克弗森[ 肯尼思·麦克弗森（Kenneth Macpherson，1902—1971），苏格兰小说家，在布赖尔与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离婚的同年与布赖尔结婚。]则与H. D. 更亲近一些，H. D. 喜欢他的小说和陪伴。正是由于他电影导演的身份，使得她能在《边界线》（Borderline）中与保罗·罗伯森同台表演。而在他担任编辑的《特写》（Close-Up）杂志上，她也撰写了一些关于电影的文章。但他们中没有人拥有荣耀。弗洛伊德是个例外。

J. J. 范德莱乌更像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人。事实上，除了《致敬弗洛伊德》中关于他的两个片段之外，H. D. 对他所知甚少，直到1957年我才有机会向她讲述更多并寄给她一些他的作品。他的书经常被再版，包括《被流放的上帝》（Gods in Exile）、《创世的火焰》（The Fire of Creation）、《幻象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Illusion），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戏剧性历史》（The Dramatic History of the Cristian Faith）。他出生于1893年，1914年加入了神智学会，在1930—1931年间担任荷兰分会的总干事。他创办了针对年轻人的实用观念论者协会（Practical Idealist Association），并且组建了新教育联盟（New Education Felloship）。他在澳大利亚短暂居住过。至于他是如何来到伯格街的，目前尚未有公开的记录。H. D. 在回忆中经常想起他：“我曾经记录了关于J. J. 范德莱乌的事情，也记录了1933年听闻他过世之后自己遭遇的病痛与崩溃。我把他与我哥哥，以及我在待产中无法‘接受’的哥哥在法国身亡的事实联系了起来—之后，我把父亲的死亡也和他联系在了一起。死亡与我们如影随形。”

“死亡和诞生—伟大的体验。”H. D. 如是说。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总是谈论死亡，而H. D. 对两者都青睐有加—她也谈论重生。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卓越的女性；H. D. 则更具女性气质一些。我们能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感受到她经验的丰富性，也能感受到弗洛伊德的回应中那娴熟的温情。她会记住某个人或某段话并与弗洛伊德分享，而他也会从桌子上拿起与之对应的艺术品或是象征物。对此，她直到1955年寓居屈斯纳赫特时仍旧印象深刻。她写道：“沙发靠着的墙面上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成堆的书籍、手稿和信件，教授坐在他的桌前。他身后有许多书，桌子上有一些书和纸张，以及他喜欢与珍藏的雕像，也许（尽管我没有辨认出来）还有那件他曾放到我手心里的来自埃及的奥西里斯的雕像。‘这就是应答者，’他说，‘因为奥西里斯会回答人们的问题。’”

墙上的文字提出了问题。奥西里斯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向她指明了通往答案的道路。就像H. D. 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所言—“梦中的图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梦中，人类仿佛回到时间之初，说着共同的语言，对无意识或潜意识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人，拥有理解力的人，将会拯救人类。”至少，人可以书写。

纽黑文，康涅狄格

1973年7月

精彩预览

墙上的文字

纳粹进驻维也纳

在维也纳，影子拉长，潮水上涨。然而，灰暗岁月即将到来，其迹象以奇特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时不时会有一些艳俗的五彩纸屑在空中飘洒，金箔纸做成的万字符和窄条印刷纸漫天飞舞，和我们从圣诞糖果中抽出来的东西很像。那种有趣的圣诞小礼物被美国孩子叫作“纸炮”，在英国则叫作“拉炮”。派对已经开始，也许这是一场生日会或婚礼的筹备工作。一天早晨，在离开雷吉娜酒店的时候，我弯下腰，从地上捞起了一把像五彩纸屑一样的纸券。常见的长方形薄纸上印着东西，像极了人们在派对上玩的纸炮中掉出来的那种小纸条；我们把它们叫作箴言。眼前这些箴言都格外简明扼要。入门级德语也能读懂，“希特勒给面包”“希特勒给工作”，如此等等。我想，或许该把这些小纸条夹在信中寄给我在伦敦的朋友，不知是该寄给我最早认识的朋友，还是在那之后才认识的一位。我想象着恶作剧成功的场面—纸屑像雨一样愉快地飘洒在肯辛顿和骑士桥的地毯上，或者落在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工作室光洁的地板上。那将会是一个绝妙的玩笑。这些小纸片干净簇新，上面的涂金就像达那厄[ 达那厄（Danae），希腊神话中珀耳修斯的生母。宙斯曾化作黄金雨与达那厄相会。]的黄金雨那样灿烂，充满了生日蛋糕、蜡烛或新买的圣诞树装饰的味道。然而，这金色不会保持很久，纸片也不会保持簇新，因为人们在自由广场，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时，会毫不在意地踩在这达那厄的黄金雨上。难道我是全维也纳唯一一个弯腰去捡拾这些纸券的人吗？似乎是的。酒店的一位门房拿着一把长柄扫帚走了出来，有条不紊地清扫着人行道上的纸片。看到他时，我将那把纸片丢进了排水沟。

还有其他的万字符。现在，有人用粉笔把它们画得满街都是；我跟着它们走过伯格街，就好像它们在给我指路一样。万字符领着我走到教授门前—或许它们一路延伸到另一条街上，直到另外一家人的门前，但我没有走更远去看。没人刷掉它们。在人行道上擦去粉笔画的骷髅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麻烦之外，这么做也比把金箔纸扫进排水沟更加引人注目。而且那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

后来街上有了步枪。它们被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立在街角的临时宿营地上。应该是一个周末，我有些记不清了。我可以查看当时的笔记，核实它们出现的具体日期。但是对我们来说，总体上的印象比历史或政治事件的序列要重要得多。它们不是德国枪 —又或许是的；无论如何，那些士兵都是奥地利人。整齐排列的步枪给街道带来了一种整洁、完竣的效果，就好像一件1860年的印刷品。步枪似乎是老式的，士兵也都显得十分老派；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们的南北战争的熟悉场面。他们似乎也在打一场内战。没人愿意为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过酒店门房，他平时颇为健谈，却在那时面露难色。好吧，我总不能强迫他与我讨论，引导他发表什么危险意见，于是我出去了。附近有一些人，士兵们看上去就像刚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照片或者电影中走出来似的。他们并不令人生畏。当时是下午或傍晚，我原打算去看场歌剧。如果不去剧院，我要么就在房间里百无聊赖，要么就徘徊在酒店附近，一边观察一边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还不如去看歌剧，如果仍然有歌剧上演的话。走在一条主干道上的时候，我被人拦住问话。我用我那不太像样的德语简单答道，我是来维也纳旅行的游客；在酒店里，他们称呼我为“英国女士”，所以我说我来自英国，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我在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看歌剧，如果我没有打扰或妨碍到他们的话。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拖着脚步走来走去。我尴尬地发觉，自己已经引起了几位军官的注意。最后，他们几乎派了一个仪仗队的士兵护送我去歌剧院。歌剧院门口有更多的步枪、更多的士兵，他们或坐在剧院门口的台阶上，或立正站在人行道上。看来，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歌剧上演。我看了一会儿演出—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戏了—就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没再遇到什么麻烦。

后来，周围变得安静，酒店大堂看起来空荡得奇怪。连门房都不在他的桌子后面了。也许这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无论如何，那天有例行的会面，我应该去伯格街赴约。小女仆葆拉从门缝里往外看了看，犹豫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将我招呼进去。她没有戴那顶漂亮的帽子，也没有穿配套的围裙，显然没料到我会来。“但是—但是今天还没人来过；也没人出去。”好吧，她能否替我解释两句，以防教授不想见我？她把等候室的门打开，我像往常一样进去等待。房间里有圆桌，有旧报纸、旧杂志等等零碎的东西，墙上如常挂着几个人的镶框照片：其中，哈夫洛克·霭理士医生和汉斯·萨克斯医生在墙上向我问好。教授早年收到的一份荣誉证书也挂在这里，那是规模不大的新英格兰大学颁给他的。另外还有一幅古怪的印刷品或版画，内容是“活埋”之类的，充满丢勒式象征性细节，噩梦一般恐怖。窗户上挂着长长的蕾丝窗帘，活像戏剧和电影中才会出现的一个“维也纳的房间”。

片刻之后，教授从里面打开了门。我进去坐在沙发上。教授问道：“但是你为什么会来呢？今天没有任何人来这里。没有人来。外面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要出门？”

我说：“外面很安静。街上似乎一个人也没有。酒店里也很安静。除此之外，几乎与平常没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会来？”他问道。似乎这让他十分困惑，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驱使我来这里。

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

他曾说，曾大胆宣布，梦具有解读的价值。并且，具有解读价值的不仅仅是法老和法老侍从的梦、以色列那个最受宠爱的孩子的梦、约瑟的梦、雅各关于天梯的梦、意大利库迈的女先知的梦、古希腊德尔斐女祭司的梦，还有普天之下每一个人的梦。他大胆宣布，梦来自人类意识最深处那片未经探索的领域。这片领域就像地下的一股巨大溪流或一片大海，而从约瑟的时代直到如今，其广度和深度始终如一。它从我们小小的意识中洋溢而出，有时带来灵感、疯狂和创造力，有时则带来精神震荡和精神疾病的可怖症状。他大胆宣布，全人类的意识深处是同一片深海。另外，虽然没有大篇幅的阐述，他也曾大胆暗示，全人类在意识深处的海洋中归为同一；分属于各个国家、种族的人们，最终都会在共通的梦的世界中相遇；他还大胆宣布，我们可以诠释梦的符号；梦的语言、意象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共通的—不仅仅是活着的人，还包括千万年来的死者。梦中的图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梦中，人类仿佛回到时间之初，说着共同的语言，对无意识或潜意识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人，拥有理解力的人，将会拯救人类。

犹太人对于分辨出一般中的特殊、客观或普遍中的个别、抽象中的质料具有一种独特的直觉。带着这种直觉，他大胆投身未被探索的深渊。首先是他自己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存在。他打捞自己的梦作为理论样本，将其作为重大发现公诸于世。他的发现基于事实，有因有果，有头有尾。他常常能从最为琐碎的梦的序列中解读出投射它们的强大而深刻的印象。他从做梦之前的那个白天—他称之为“做梦当天”—中挑出事件，从混乱和缠绕的生活日常事件中抽出那根特殊的线—它曾被持续织进心灵实体，织进深埋的、沉睡的心灵，织进潜意识或无意识心灵中。那根线很快被认定为模式的一部分，醒时生活中一些普通、复杂或私密的事情的一部分。有时，就在它们被认出的时候—在展露出其明亮或黯淡的梦之实质的时候，它们旋即消失。沉睡的心灵并非一个整体，它的一部分是醒着的。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一部分无意识会变成意识，而当我们做梦时，这一部分心灵—被他称为“检查者”—为观察者设下陷阱或骗局，或关上梦的大门，或拆散由梦的序列编织好的挂毯。它是地下世界的“守卫者”，就像地狱之犬刻耳柏洛斯[ 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的三头狗，把守着冥府的门。]。

对梦的研究既如天堂也如地狱。他不仅亲自体验了天堂与地狱的滋味，还带上了第一批被他的著作轻微撼动并激起强烈好奇心的读者与他一起。他没有放过自己，没有放过后来越来越广的受众，但放过了其他人。他会中断一段最为引人入胜的关于梦的叙述，然后解释说，一些他自己并不关心的私事在这里搅了进来。认识你自己，这道德尔斐神谕其实颇具反讽意味。构思这句话的那位智者或者祭司清楚，完全地认识自己就是要认识所有人。认识你自己

，教授说道，然后一次次投入其中，直到收集到那些令人钦佩的著作中自我揭露的材料。然而，认识你自己这一阐述知识的方式不仅遭到世界各地的高级医师、心理学家、科学家和其他公认的知识分子暴风雨般的谩骂，甚至还使他的名字被文盲挂在嘴边，沦为不礼貌的笑话、通用的调侃。

也许他会被那些笑话逗笑吧，我不知道。他优美的嘴唇似乎总在微笑，尽管眼中不露笑意。他两只眼睛稍微有点不对称，眼窝深陷在饱满的前额（深深的抬头纹像是用凿子刻上去的一般）之下。他的双眼没有向我传达任何信息，我甚至看不出其中是否透露着悲哀。如果是在忧虑不安的时刻—比如我去拜访他的那天，维也纳的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街道上也空无一人—我们偶尔会陷入沉默，在觉察我内心不堪忍受的焦虑和紧张时，他会用一种颇为老派的亲切问候来打破我们之间的这种魔咒。他会问我一些问题：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有没有在他小姨子推荐的那个图书馆里找到我想要的那几本书？当然，如果我在任何时候想读他的任何书都可以找他借；我是否有再收到布赖尔或我女儿的什么消息？最近有收到美国那边的消息吗？

我会把我手中的沙漏倒过来放在桌上，让他几乎流失殆尽的生命像沙漏一样倒转过来，让他再次拥有逝去的时间。或者我会悄悄溜进一扇秘密的门—只有我有权这么做—然后向那个仁慈的存在真诚地恳求。（这事只有我能做，因为我的天赋必然与他人不同。）我愿意把我余下的寿命转赠给他；或许即便如此他的寿命还是会比我期望中要短，但至少会带来些许不同。没准我的沙漏里还剩下二三十年呢。“看呀，”我会向那个仁慈的存在恳求，“你架子上的那两个沙漏—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它们就好了。用H. D. 来替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吧（即便这样，我还尚有几年时间去了结我那些不甚重要的事务）。这个请求并不过分，对你来说轻而易举。有人在戏剧中做过这样的事，或者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一部希腊戏剧，不是吗？一个女人 —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 —提出要用她余下的寿命—跟某人交换—什么东西。是哪一部戏剧来着？我记得，剧中有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Herakles），希腊神话中的半神英雄。]与死神的搏斗。这出戏是叫《阿尔刻提斯》[ 在希腊神话中，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为了救自己的丈夫，自愿代丈夫就死。赫拉克勒斯听说后去冥府打败了死神，救回了阿尔刻提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著有同名戏剧。]吗？我不确定。当然，作者一定是那三个人之一—他们的雕像被放在教授的柜子上面，就在通往内室的敞开着的双扉门的右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其中谁是《阿尔刻提斯》的作者？其实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因为这出戏正在上演—无论如何，老教授与我就正在戏中。老教授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他是与死神搏斗的赫拉克勒斯，也是那位将死的被爱之人。此外，他还以自己的方式复活了死者，从活人的坟墓中召唤出许多亡人和垂死的孩童。”

初见弗洛伊德

我说过，必须是由这些印象来引领我，而不是由我去引领这些印象。最初的印象将我带回起点，带回与教授的第一次会面。葆拉打开了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漂亮的维也纳小女仆叫葆拉）。她帮我脱下外套，对我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我却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当时我在用英语想着事情，无法对其他语言做出反应。她领我走进等候室，房间里的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墙上挂着一些名人的镶框照片，其中有几位与我有私交；哈夫洛克·霭理士医生和汉斯·萨克斯医生注视着我，经由玻璃的折射，他们熟悉的面容有点走样。还有那张我后来细细端详过的荣誉文凭，那是规模不大的新英格兰大学颁发给教授的，它看上去十分朴素，但明显受到主人珍视，被镶在相框里。还有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细的丢勒风格象征画，画的是“活埋”之类的主题。我在房间里等待着。我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会打开面向我的那扇门。尽管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并且已经为此番考验做了几个月的准备，但当门被打开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措手不及，甚至感到震惊。在一阵等待之后，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显得太突然了。

我不自觉地走进那扇门。门关上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没有说话，他在等我开口，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环顾四周。作为希腊艺术的爱好者，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打量房间里的摆设。左右两侧的架子上陈列着众多迷人的无价之宝。有人向我介绍过教授、他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我知道一些一般读者所不知道的个人轶事。我听说，崇拜者亲切地批评他，敌人严厉地指责他。我知道，他在大约五年前重疾复发，那是一种特别恶性的口腔癌或者舌癌，复发后他又动了一次手术，并奇迹般地康复了（维也纳的专家们也都十分惊讶）。说来奇怪，我们似乎都是因为某种目的而“奇迹般地获救”。但这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是某种我能意识到或察觉到，却无法付诸思想或语言的东西。我就算当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不会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我当然知道，能够到教授这里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之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萨克斯医生向教授写信引荐了我。萨克斯医生常亲切地与我说起教授，有时他还会半开玩笑地说到“可怜的教授夫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他的房间里摆满了珍宝。我即将与海中的那位老人见面，但谁也不曾告诉我，他拥有这么多从深海打捞出来的宝藏。

这里是他的家。他是这些珍宝的一部分。我远道而来，两手空空。他有自己的家庭，继承了从未中断的家族传统，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古老核心，乃至更远的那片圣地。

啊，普绪喀[ 普绪喀（Psyche），罗马神话中的灵魂女神。爱神厄洛斯（Eros）为普绪喀的美貌倾倒，最终娶她为妻。“Psyche”在希腊语中有灵魂之意，是“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的词根。]，你来自圣地，

那片天国净土！[ 出自爱伦·坡《致海伦》第三节。]

他是一个无限古老的象征，用天平称量人们的灵魂—普绪喀。灵魂在穿过生命之门进入永恒殿堂之时，是否会向守门人问好？大概会的。我原以为，在门槛内等候的守门人会主动问候到访的颤抖灵魂。但教授没有。不过，在意识到我无话可说之后，教授开口了。他说—我觉得他有点黯然—“你是唯一一个进了这个房间后先看房间里的东

西再看我的人。”

但更糟的还在后头。一只狮子似的小动物轻快地朝我跑来—事实上，是一只长得像狮子的小母狗。她要么是从内室里跑出来，要么是从沙发底下或者后面冒出来的，反正此刻正在地毯上跑动。我局促、害羞、不知所措，弯下腰来想跟这只小动物打个招呼，教授却说，“别碰她—她会咬人—她在陌生人面前很难对付。”陌生人？对于守门人来说，跨过门槛而来的灵魂是陌生人吗？似乎如此。但我虽然不是位公认的爱狗人士，却也挺喜欢它们的，而它们有时也会出乎意料地很“待见”我。就算她是一个例外，我也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没有被吓到，但对教授称得上冷峻的态度感到难过，于是不仅继续此前的手势，还顺势蹲在了地板上，如果她想攻击我，大可随意。约菲—她的名字叫约菲—用鼻子蹭了蹭我的手，然后温柔地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肩膀。

因此，我又可以说，教授并不总是对的。的确，他的判断往往正确，但我的直觉会在瞬间发挥作用，有时甚至比他还要快上一毫秒（在精神世界中，一毫秒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某些更依赖直觉的情况中，我的反应速度要更快一些。如果说他的判断力是伟大的、为所有人共享的知识之树的巨大主根，那么我的直觉便是细若发丝、几近无形的触须，有时一条小须根反而能在土里扎得更深。它能颤动地发出警告，或为我解决问题。比如，在听到“陌

生人”一词之后，我无形的直觉须根发出反驳的声音：“我们要让他瞧瞧”；想法尚未形成时，“爱屋及乌”[ 英语习语，直译为“爱我，爱我的狗”。]这句话便提示了我。“他会看到我是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尽管没有诉诸语言，我的情绪反驳道。那土壤中尽可能细小的须根向我发出指令：“如果他是那么智慧，那么聪明，你也要向他展现自己也是智慧和聪明的，让他看到你有自己查探人心的方法，而不是只会以貌取人。”虽然没有明说，我的直觉已经向教授发起了挑战。这种直觉难以全然转化为语言，但如果一定要诉诸语言，它大概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先看向你呢？你钟爱的东西包含了你。如果你要责怪我在看向你之前首先观察了房间里的东西，那好吧，我还是会继续这么做。其中之一是这只金色毛发的小狗。她会咬人，是吗？你说我是陌生人，是吗？好吧，让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不是陌生人；第二，就算两秒前我是，现在也不再是了。况且，对于金色的小约菲来说，我从来都不是陌生人。”

我的无声挑战还在继续：“你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我局促难安，不知所措，又羞又怕，像个个头过高而行动笨拙的女学生。但是你且听好。你是个男人。约菲是只狗。我是个女人。如果这只狗与这个女人相互‘待见’，这将证明，在你含蓄却苛刻的批评之外—如果那的确是批评的话—还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另一套因与果，另一套问与答。”毫无疑问，教授十分重视新来的精神分析对象或者病人的第一反应，而我恰恰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不过，假如我有所准备，情况只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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