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包括《爱的权利》《夏》《去远方》《无雪的冬天》《白罂粟》《红罂粟》《流行病》《斜厦》《何以解忧》《鸟善走还是善飞》《北京的金山上》《干涸》等。作者依据自己的知青经历，站在当下重新发现“过去”，在对比中摒弃单纯的价值判断，用她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了文本空缺、真相与当代历史、叙事哲学之间的关联，沉潜到人性深处，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苦难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至2020年受聘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八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作品百余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及“《上海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等。

爱的权利 001

白罂粟 034

夏 056

火的精灵 083

去远方 112

无雪的冬天 136

水下，空中 162

红罂粟 190

睡神在太阳岛 226

黄罂粟 260

流行病 277

斜厦 293

何以解忧 313

面果子树 331

鸟善走还是善飞 353

去维多利亚 375

北京的金山上 402

干涸 426

跋 447

自序

很久以前，在炎热的夏夜，我常常看见小小的萤火虫，闪着幽绿的微光，从眼前一闪而过。它掠过潮湿的空气，穿透浓稠的夜色，燃起尾灯，在黑暗中起起伏伏，或是匍匐于低矮的草丛里忽明忽闪。

它似乎并不打算照亮周围的黑暗，它只点亮自己。

从我少年时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心里总有晶莹的光斑在跳跃。

那星星般、火焰般的亮光，闪烁着移向远方，引领我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五十年中，我写下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精选成这部三百万字的十卷文集。

文集是一部生命的史诗，文集是一次对自己严格的拷问与检验。

偶然间，从百十部旧作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1972年幼稚的小小说《灯》、1981年的中篇小说《北极光》，一直到2016年的中篇小说《把灯光调亮》——我对“光”似乎特别敏感。回望我的文学路，大半生的写作，始终被微弱或是宏阔的光亮吸引着。

阳光炽烈、圆月皓洁、星空邈远。我是一个心里有光的人！

为了寻光，我用文字把雾霾拨散；为了迎光，我用语言把黑暗撕开。

人类的进化和变异，从骨骼开始。骨骼支撑着生命，使人能够站立起来。当生命的血肉之躯不复存在，最后留下了坚硬的骨骼。作品的内涵与思想，正如骨骼一样。骨骼是一支烛台、一只灯架、一座灯塔，让光束高高、灼灼地挥洒和传播，成为江河湖海的淼淼烟波中鲜明的标识。

当然，还有灵魂。灵魂飘飞出窍，升天入地，灵魂就是永恒的光。

编选这部文集的过程中，审视五十年来的旧作，我常常纠缠在截然相反的复杂心情中。有时我会惊叹：那时我写得多么好啊，那些流畅有趣的句子、独特的人物，新文体的尝试；那时的我，文思喷涌，认知超前……有时我也会沮丧懊恼：早期的文字太粗浅简陋了，细节不够讲究……更多的时候，我会深深感慨：我应该写得更好些，我完全可以写得更好。

可惜，年过七旬，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了。

已落笔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篇每一部，都是生命留下的真实印记。是用书页压缩、凝聚而成的人生和历史。

写作的人在写作中享受寂寞。书籍和文学都是寂寞的产物。

寂寞中，我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扬。

在我大半生的写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写什么”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写”是价值观实现的方式，用文学表达对自身、人性及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写作”。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叩问自己，杂糅的思绪渐渐清晰：少年时，文学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青年时，写作是为了排遣苦闷；中年时，写作是为了精神的坚韧与丰厚；进入晚年，写作是为了抗拒人生巨大的虚无感。一生写作，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种种疑惑、困惑，可惜始终未能达至不惑。

我已与文学相伴半个世纪。于我而言，身前的赞誉非我所欲，身后的文名亦非我所求，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作中不断成长——成熟，在文学中日臻完美，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写作者、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近年来，我留意到萤火虫已越来越少，它们被污染的环境和滥用的农药灭杀了。我心黯淡进而悲凉。我梦想着变成一只萤火虫，让我书中的每一个字，能在暗夜里发光，孤光自照。

是为序。

张抗抗

2022年3月2日

张抗抗以短篇小说《爱的权利》而蜚声文坛。作品充溢尖锐的文化批判意识，具有强烈的审美震撼力。她的创作个性与审美风貌，既柔情似水又急流湍涌；既脉脉温馨又冷峻凝重；既细语低吟又慷慨激越；既婉约雅致又昂扬抗争。

——顾骧

张抗抗在21世纪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我有一点共同之感，是对于人性中孤独的诠释深度……故事都是传奇的，人物行为都是非常态的；透过这些，我看到一种人性的底子。在《面果子树》中，此种维系可以延续一个人的整整一生；在《何以解忧》中，它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止庵

作家张抗抗文学成就斐然，其创作题材所涉范围甚广，表现手法丰富。从描摹时代的集体记忆到女性心理和个体经验的表达，从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到现代主义创作的抽象，作者有意识地审视、探究人性的复杂本质，呈现出真实深刻的生活经验和时代感知，而其中当代性和历史性的完美融合，使作品更具精神力量。

面果子树

那个想法我始终就没对周围的人说出来。十几天的时间里，我拼命地抑制着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开了口，事情就会复杂化。我真的不想对任何人提到小杨子那个人。

情况从一开始就有点儿让人为难。人们都以为我是那种怀旧的老知青，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到农场来闲逛，顺便寻找青春的豪迈与昔日的辉煌。北大荒人每年都会慷慨地接待一些远道而来的访问者，然后大伙儿一起趴在丰盛的酒桌上喝得烂醉。

我也许是一个例外，是一只在秋天从南方启程飞回北方的大雁。反季节飞行的大雁，早晚是要冻死在雪地里的。我用自己疲惫的脚爪，使劲地翻捡着寒霜下的土疙，祈盼能找到一丁点儿同小杨子有关的记忆。一个人在走了五十多年的路之后，那些年轻时心里珍藏的往事，就像枯黄的头发那样，正在一根一根无声无息地脱落，你若是偶尔扒到了其中的半星游丝，它立马会在你的脚趾下发出惊天动地的断裂声。

那是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到老到死，那些可以被称作秘密的事情，有一些被解密了，有一些永远不会。我不能向人们打听小杨子的去处，作为唯一遗落在大杨树农场的一个杭州知青，谁不知道她在哪个生产队呢？我不愿意开口，只不过因为在我看来，一开口就意味着泄密，也破坏了我和小杨子之间多年的默契。我确实想为自己在这个秋季悄然返回北大荒农场，保留心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私人色彩。

其实我知道，这几十年时间里，她一直就住在那儿——在离开公路主干线很远的地方，靠近松花江支流的一条河汊边上，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翻过低缓的丘陵，老远就能望见坡下那一片茂密的沙果树林，春天开花时节，沙果花就像一片片粉色的云从天而降。自从她找到了她所谓的父亲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那个只有几间草房的畜牧业作业点。在60年代后期，大杨树由劳改农场改为知青农场之后，那儿曾是一个专门喂养病马弱马的破马厩。安置着几个劳改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老弱病残分子，知青们管那地方叫“病号队”。

小杨子就是在这个离分场场部十几里地，偏僻而破烂不堪的“病号队”，奇迹般地遇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她居然对那个老杨头自称是她亲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且在当天傍晚天还未黑尽时，便急不可待地向我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一刻我感觉从隔江的苏联领空，倏地发过来一枚重量级的氢弹，将我在瞬间击成齑粉。而那个细眉细眼细腰细辫儿的小杨子，竟然从漫天黑灰色的烟幕与雾霰中，挥洒着喜极而喷的泪水，变成了一个拇指姑娘一般矜贵、精灵一般娇嫩的小女儿，真是让我惊诧万分痛心万分。

我近于恶毒地对她说：“不可能！他不是你的父亲！这个人百分百是个骗子！”

她拼命地反向拧着自己的手指，淤血的指尖在暮色中一截截变得深紫，她低着头反驳我：“不，你不晓得，你有很多事情不晓得的。老杨头真是我父亲。他姓杨，我也姓杨；我的户口簿上填的祖籍是浙江萧山，你听他的口音，萧山腔很重呢；我是1951年出生的，他1952年出的事，刚好来得及把我生下……”

我打断她：“这个世界上姓杨的老头多了，可是你杨红樱只能有一个爹呀。”

“我有证据，真的。你不相信，我早晚会给你看的。”她的声音轻下去，却透着一种拼死抵抗的执拗。

我冷冷地说：“你最好还是把你妈从杭州叫来，同这个爸认一认，就不会错了。”

一提到她妈，红樱顿时就蔫了下去，把脊背转过去冲着我。

我一直觉得杨红樱决定到北大荒来寻父的事情，是有点儿荒唐的。

这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肯定只有一个。那个人若是丢失了，岂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吗？何况杨红樱的那个父亲，既不是一条显赫的河，更不是一座雄伟的山，而只是一粒被扫帚追打的灰尘。

当飞驶的车轮确已把古旧的杭州城留在了身后，她怀揣着那个巨大的秘密，在车厢的过道上跌跌撞撞地不断走来走去。她的目光始终跟踪着我头上摇晃的两把刷子辫，到了暮色暧昧时分，她在车厢的连接处，气喘咻咻地将我截住，我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只鼓胀的气球，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即将弹破爆炸了。她是这样开场的：“哎，我告诉你算啦，你肯定猜不到的，我报名去下乡，原因和目的都和别人不一样，我去北大荒，是为了找我的爸爸。”

我万分惊喜地问：

“你爸是58年的转业官兵吧？起码是个师长？”

“不……是。”

“哪怕是个团长，也够厉害的啦！”

“也不……是。”

“那……难道只是一个连长吗？总不会是个排长吧……”

她把身子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折篷缝缝里，忽然伏在我肩头嘤嘤地哭了起来。在她混乱的叙述与啜泣声中，我大概听明白，她的爸爸连个排长也不是，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原国民党留用人员，高级会计，“三反五反”后期被查出挪用公款，1952年被捕后判刑，1955年送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尽管他挪用公款是为了给妻子买一件价格昂贵的海芙绒大衣，事发后，红樱的妈仍是很快就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在1965年刑满释放后，因杭州城里无人接收，萧山老家也无直系亲属，只好调到大杨树农场留场就业。有人曾把这个消息带给她的妈妈。她妈就对红樱说：“你不是要下乡嘛，那正好，你上北大荒去跟着他过吧。”

在那一列昼夜兼程开往东北平原的晃晃荡荡的火车上，在沿途经过的城市火车站欢迎欢送的人群和口号声中，红樱对我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身世。红樱说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关于父亲的印象，哪怕是气味和声音，全都像透明的空气一样，你明知它在，可就是触摸不到。她觉得那个所谓的父亲，很像月光下的一个影子，只要乌云一涌上来，地上的影子就倏地不见了。她说她如果不赶紧去找父亲，这个父亲也许就永远找不到了；她不敢想象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就算父亲的成分再不好，等找到了，再同他划清界限也是来得及的。哪怕到最后只寻到一座父亲的坟墓，她也不会白白去了北大荒一回……她那种口无遮拦的坦率，令我隐隐地怀疑，似乎从未有人教给她，哪些话是不该对初次相识的陌生人说的。她的故事泡在劣质饼干的气味与厕所的尿味中，被无数次的原因不明的临时停车切割得支离破碎，但我已被她那样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动得一塌糊涂。想想吧，这压得铁轨都矮下半截去了的成千上万北上反修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滚滚洪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杨红樱身上，竟然就可以如此地与众不同——她怀揣着与我们不同的志向，她去北大荒是为了去同她的父亲会合，同她的父亲团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秘密啊！我怎么可能不为如此绝密的动向守口如瓶呢？尽管那个父亲的身份确实不够光彩，但她要的仅仅是一个父亲，就像每个知青上火车前都得领取御寒的棉靴棉帽棉大衣一样。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错，也许，正因为她有可能会错，这秘密才显出了不寻常的意义。虽然我无法认同她脑子里那些散乱而荒谬的逻辑，我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疑虑都一口口咽回去。

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在月台上下人群汹涌的哭声中，我和她仅仅是偶尔目光相接，竟如电光火石猛然撞击——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眼泪，这在哀号四起的车厢中是两个稀有的例外：这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心潮澎湃，是以为前方有文学在等待；而十七岁的杨红樱，眉眼中都是欢笑，只因她望尽前方的万水千山，一眼看见了千百次由梦里回来亲吻她的父亲，正抱着她在金色的麦田里翻滚……

她和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快乐，快乐注定了要产生友谊，我和红樱从此无话不谈。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岁月就像那些破旧不堪的车厢，一旦被那冒着白色蒸汽的火车头拽上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

八月的漫岗，如今是铺到天边绿得浓稠的大豆地，不见一丝儿麦黄。

我明明知道小杨子就待在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后来这三十多年，她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住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说服她放弃那个父亲，就像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父亲一样。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越来越离奇古怪了，但在70年代，没人懂得或是没人有钱到医院去做“亲子鉴定”，我对此更是毫无办法——我越是反对她就越发来劲，我越是赞同她便越发身陷其中不可自拔。以我十九岁自以为是的肤浅智力，想要说服杨红樱自然是十分困难的。我每次到马号去找她，只能可怜巴巴地高举着一面生锈的小圆镜，跟在她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你照照呀照一照吧！你看看老杨头长得什么样儿，你长得什么样儿？你的眼睛抹上狗屎啦？你哪哪儿都是细细的，眉毛牙齿眼皮儿，是柳叶儿那样的；你再看看老杨头，肩膀头额角头鼻头哪哪儿都是方方的，方方的人，怎么能生出长长的、圆圆的人来呢？你见过一只猫生出一条蛇来吗？见过一条带鱼生出一只刺猬吗？我向伟大领袖保证，老杨头不是你爸！千真万确，这是一个阴谋……”

小杨子夺下我的镜子，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凶巴巴地叱我说：“你知道个啥，我从小就长得像我妈……”

杨红樱被人叫成小杨子，是在到了大杨树农场之后。她似乎对小杨子这个称呼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但在我看来，当她被人叫成小杨子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东北妞。东北妞的小杨子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杭州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时，有几个人“阿ying阿ying”地叫着送她。但我不知道那个读音ying的字是哪一个。火车开动了，窗前还有人塞进来一个笔记本儿，我看见了“送给革命战友杨红樱”那几个字。我心里是希望她叫红樱的，我想象着对面这个瘦弱的女孩，极有可能出生于一个樱花烂漫的早春，或是红樱桃成熟的初夏季节。然而，我的目光落在她扁平的胸前别着的知青证上，那上面竟然写着“杨红鹰”三个大字。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红英红樱还是红鹰？听起来一样，写起来是不一样的。她冲着我羞涩地一笑，把那张知青证翘起来给我看，说：“从现在起，火车一开，我就是杨红鹰了！天高任鸟飞啦！”

红樱娇艳的花瓣与芳香，被急速的车轮碾得粉碎，一片一片地随风飘逝。我被风呛了一口，愤愤地发表意见说，“我觉得你的名字改得太多也太乱了，何况红鹰那样一种红色的大鸟，看上去一定很吓人。你听听，斜对面那个男孩改名叫‘反修’，窗口那个女孩改名叫‘咏梅’，还有叫‘革命’‘奋斗’什么的，光秃秃的都没有姓氏，很多知青都把姓改掉了，那样才干脆彻底。你干吗还叫个杨红鹰，真是难听得要死。”

红鹰的面孔，忽而变得苍白透明，像一只中弹后流尽了鲜血，从空中栽下来的雏鹰。

那一夜漫长的车轮声中，我们困倦无聊地相偎相拥窃窃私语，红鹰的呢喃与呻吟，随着口腔里扑来的热气，一阵阵萦绕并围困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肃然变脸的江北平原的荒凉中醒来，我听清了她絮叨半夜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她是绝对不会把那个“杨”字改掉的。那个“杨”字，是她和父亲之间唯一的联系，如果她把姓改了，她从此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她也注定会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能预见到整个事情的结局，或者，至少能及时发现杨红鹰寻父在本质上的某种荒诞性，然后及早加以阻止与引导，那么小杨子就不会至今还留在北大荒的某个农场连队，成为一个远离都市文明、拖家带口的邋遢农妇了。假如我在1969年6月到达大杨树农场的当天起，就能把杨红鹰脑子里那样冥顽不化的寻父情结，刨根究底地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三十多年后的这个秋天，我也用不着如此费劲费神地来寻找小杨子了。我的迟钝或者说软弱，使得我当年仅仅只是一次次反复地向红鹰揭露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父亲不会是这样一个衰老而窝囊、俗气又丑陋的老头儿。我不断地为红鹰设想着她的亲生父亲，即便在恶劣环境中仍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模样，然后把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杨头贬损得一无是处。我唯一有点儿心虚的是：我只能说他不是，我却无法证明他不是。

1969年刚满十九岁的我，把她在黑暗的车厢里透露给我的北大荒寻父计划，看成是我们之间无私的合谋与钢铁同盟，我对此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好奇感与更为强烈的热情。在我看来，寻找父亲是一个温暖而温馨的旅程，带有感伤的浪漫色彩，伴随着眼泪与思念。只有在苦涩和忧郁的尽头，才是圆满和甜蜜。尤其因为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流放者”，而不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种正面人物，因此带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罪恶感，愈发地生出灼人的刺激。最初的日子，我在暗中不动声色地寻访，最热衷于“排除法”：把每一个进入我们视线、年龄在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凡是带有浓重或是可疑的浙江萧山口音的刑满留场就业分子，统统地不断剔除出去。只有把每一个可疑人选都彻底否定，才有利于我们把寻父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假如一旦对某人有所肯定，就意味着这项工作的完结，我内心绝不希望寻父的工作那么轻易地结束。其实，以我们的知青身份，所能够接触到的“二劳改”人数是极其有限的。我和杨红鹰一开始被分在菜园队干活，那里仅有的几个“二劳改”，很快就被我们剔除了。然后我要求调去砖瓦厂，因为烧窑的技术工人，大多是“二劳改”。那段时间杨红鹰曾幸运地被点名去学开拖拉机，但她说机耕队全是知青，没有“二劳改”的地方，她是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的。她三天两头神出鬼没地出入于菜窖、仓库和场院，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耗子，与“二劳改”们私下里窃窃交谈。假装在无意间问起他们的属相和祖籍什么的……那个时刻，她的细眉细眼会突然膨胀壮大，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肮脏老头们残存于风中的呜呜尾音，贪婪咽下并反复咀嚼过滤。

但我们那样心怀叵测漫无目标偷偷摸摸的寻找，几乎像大海捞针一般毫无成效。我很快就感到了厌烦。我对杨红鹰沮丧地嚷嚷：

“我算是明白了，天下没有比北大荒更大的地方了。可这才是一个大杨树农场啊。”

“一个大杨树肯定够了。”她安慰我，“天大地大，不如我的眼睛大。”

迹象其实早已昭显。所有的蛛丝马迹，一切能说明杨红鹰即将走火入魔的迹象，其实都已浮出地表。假如我能更早些发现她身上那种近于疯狂的固执，我还会帮着她去完成这一悲壮的使命吗？

那年冬天我被派往野外作业的水利队增援，那是一个东北知青和浙江知青混杂的连队，用镐头刨冻土的土方量定额，重得能把人累吐血。于是我帮小杨子寻父的计划，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那个冬天野外的帐篷里，却从分场不断地传来有关小杨子的消息，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心惊肉跳。有人说杨红鹰的行为十分反常，她总往“二劳改”住的地窨子跑，她给“二劳改”织毛衣，还同“二劳改”一起喝酒；有人怀疑她与某个“二劳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人怀疑她被阶级敌人利用或是摧残了；还有人对她的阶级立场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人说她政治上有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苏修派遣的特务，否则为什么别的知青每年春节都急着回老家探亲，她却一次次放弃总也没有回去过……关于她的传说越来越离谱，其中比较有人情味的说法是她得了一种怪病——她只要一听到有人说到“爸爸”两个字，就会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有个宁波女知青每天要给父母写一封信，而每天也会同时收到宁波父母的一封信。红鹰偷看她父母的来信，然后把信悄悄撕掉。有个男生买了一瓶“北大荒”老白干，又省下零花钱到佳木斯城里买了一支红参，泡在白酒里。那天他无意对人说一句：我爸风湿腰疼，叫我买人参浸酒，带回家去给他补一补……红鹰一听，当时就晕倒在地上。据说她醒来后，到处向人打听怎么自杀比较省钱又省事儿。我住的那个帐篷里，那些与她无关的人，背后的议论就渐渐刻毒起来了：有人说天知道她究竟是想爸，还是想男人，想爸哪有这么个想法儿的？革命青年变成个花痴实在太给咱丢脸啦……红鹰浑身的羽毛被那些闲言碎语一片片撕扯下来，裸露着瘦骨嶙峋的青紫色胸脯，叫我阵阵心疼。但我救不了她，我为她挖空心思保守秘密，她却擅自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父亲究竟在哪里。其实，就连我，说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萧山会计“二劳改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些日子，水利队一直大会战不放假。我只得托连队的通讯员，带了一张纸条给她。上面这么写：自杀最便当的方法是找一棵沙果树上吊。但是那样的话，你就永远见不着你爸了。

我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见到小杨子的。我不向任何人打听她，我自己认得路。穿过白桦树林间的泥泞小道，在翠绿、墨绿、金黄和雪白，那么多颜色在各个季节轮流交替着的原野深处，我一闭上眼就能想起那个地方。我甚至能闻到沙果树开花时醉人的甜香。三十多年过去，她最后还是留在了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那村儿可真小，三间茅草房两个草垛一眼机井，最后装下了小杨子的全部幸福。

那年春天呼啸的狂风中，我回到原来的连队。人们告诉我说小杨子已经搬到马号去住了。她的疯狂与乖戾竟然使得连长生出恻隐之心，已经批准了她到“病号队”工作的申请。没人肯跟我多说什么，对于那样一个动不动就以自杀相胁的人，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也暂时失灵。我的脊背冒出凉气，那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病号队”的那些“二劳改”，瘸子烂眼驼背，基本上全是妖魔鬼怪。以前出工时路过那地方，我和小杨子大气儿不敢出，连呼吸都要屏住的，她如今竟然久闻不知其臭了吗？那个该死的水利队，趁着我几个月不在小杨子的身边，把一切战略部署都搞乱了。

可我不能对小杨子撒手不管啊。

那个傍晚，西天铺满了红海洋般的火烧云，田垄上刚刚返青的一簇簇嫩草，在夕阳下如鲜艳的玫瑰花一路引领着我。离老远我就望见了谷地里飘来的白色烟雾，袅袅地贴着屋檐升上树梢。然后我看见了房子外面空场上砌的一只灶台，大锅正冒着腾腾热气，飘来一阵阵略带煳焦的香味。锅台前蹲着一个老头，伸手举着一只炉钩子，从炉膛里往外扒拉着什么。我看不清他的模样，只记得他的门牙好长，都露在嘴唇外面了，像一个狼外婆。后来他的炉钩子戳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很兴奋地站起来大声地喊着红鹰红鹰。当我终于弄明白那原来是一只煨熟的土豆，只见从红鹰从屋里冲出来，用手掌捧住土豆，一边跳脚说好香好香啊，一边娇嗔地抱怨说烫死啦……那老头笑眯眯望着她说，等等我来给你剥皮，喏，这里有我擀好的细盐末子，不蘸着点儿盐吃烀土豆，烧心呢……

我见到红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幅木已成舟、舐犊情深的幸福图景。无论我怎样地痛心疾首，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了。三十多年后，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红鹰当时那副眉开眼笑欢天喜地的样子。她把剥了皮的烀土豆塞给我，揪着那老头的帽带儿说：“你看，我现在相信世界上是有奇迹的，千真万确，这就是我要找的爸！”

天色倏然暗下来，遥远的那一抹胭红完全沉入地下，半个月亮从天穹的另一端升起。空气似乎有一点儿发蓝，澄亮而干爽，四处洋溢着一股暖烘烘的马粪与干草的气息。我无奈地倚在马棚的土墙上，一言不发。热乎乎的土豆在我手掌间慢慢凉下去，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后来我冷不丁地大声尖叫起来——我的耳根一阵痒痒，有一个什么湿湿的软软的东西，正在舔我的脖子。我惊恐地跳起来，大步跳开去，然后哆嗦着回过头——我看见一个轮廓分明的黑影，在温柔而苍凉的月光下，如一幅生动而清晰的剪影缓缓移动。那是一匹半人高的小马驹子，在马圈的门边上一步一步地蹭来蹭去，朝着一匹母马迟迟疑疑地靠拢过去，它短而细巧的马蹄轻轻踢着地面，为那幅黑色的剪影增添了造型的动感。少顷，那匹母马扬起了修长的尾巴，轻轻地拂过小马驹光滑的脊背——小马驹幸福地打了一个响鼻，“扑哧”——像一声山摇地动的喊声：姆妈！

那一刻我的眼泪流得稀里哗啦，脸上已是一片汪洋大海。我紧紧地死死地抱住了红鹰，和她哭成一团。那会儿我已经彻底丧失了思维的能力，我想只要红鹰能有一个爸，管他这个爸是谁呢。

小杨子的所谓父亲，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天晚上我和小杨子睡一个被窝，小杨子对我复述她认亲的过程，竟然是出奇得简练，就像拿着对号入座的电影票，只管坐下就是了。她说去年冬天大会战，知青在雪地里抢割豆子。有一天，老杨头来找他走丢的马，老远就冲着知青大声嚷嚷，牙都龇出来了，那个凶样，好像谁偷了他的马似的。别人都听不懂他的口音，但小杨子听懂了，他那浑浊的萧山口音是在警告知青：无论干活怎么口渴，千万别抓地里的雪吃。黄豆棵子上有黑线鼠寄生的螨虫，落在雪地里，人吃了雪就会染上出血热，高烧呕吐腋下皮肤上有针头大出血点直至翘辫子……他这一嚷嚷，吓得知青们一个个蹲在地头就往外呕酸水。小杨子傻呆呆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脖颈里露出一角看不清颜色的方格子围巾——全部的记忆就在这一刻彻底复活，她说她忽然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当年她爸就是戴着这样一条围巾，在她脸颊上轻吻一下后，一去不回头的……

她的叙述敷衍了事，几乎是在胡乱应付我。难道她一岁就记事了吗？然而没等我找出更多的破绽和疑问来进一步核实，小杨子已酣然入梦。

第二天清晨，当我在马号的热炕上清醒过来，一种明确的直觉就一遍一遍告诫我说：这个留有浓重的萧山口音的长牙老杨头，是个冒牌货。他不是杨红鹰的爸爸，绝对不是！他如果真是小杨子的爸，他就会真的爱小杨子。要是真爱小杨子，为小杨子考虑，以他那样的身份和处境，他是绝对不敢也不会认小杨子的呀！

我开始想方设法给他找别扭。尚在70年代，我就已经无师自通地拥有了一件战无不胜的“人体炸弹”——从身高、体重、肤色、发质、五官、神态等诸多“生物”特性上，寻找父女间致命的差别。有时候我会暗暗惊讶，这个老杨头究竟是用了什么绝招，让小杨子对他如此心悦诚服鬼迷心窍？小杨子好像已经完全被他控制于股掌之中，对我列举的种种事实，竟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我故意极其夸张地数落着老杨头的种种不是，例如他的丑陋、他的土气、他的假模假式故作殷勤……她偶尔被我对老杨头的恶意贬斥惹恼了，不仅不同我争辩，反而好像是专门为了同我作对，为了向我挑战，故意去讨好老杨头，偏偏一口一个“爸”“爸”地叫得亲热，洗衣、补衣、做饭、盛饭，样样亲自动手，不仅把个脏兮兮的老杨头，拾掇得浑身上下有模有样，还把那盏马灯擦得锃亮，在灯下同他嘻嘻哈哈地玩起了扑克牌，笑声飞出好几里地远去。自从来到大杨树农场，杨红鹰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其实我心里早有预感，红鹰寻到了父亲的那一天，将是我们友谊结束的日子。就冲这一点，我也不愿轻易让她得逞。像我这样一个从小不缺父爱的人，实在很不理解，就这么一个真假难辨的爸爸，咋就让杨红鹰如此轻易地背叛了我，随意改写了我们在黑暗的车厢里坚定的誓约呢？！我真的又生气又嫉妒。

那个老杨头很快就显示出他作为父亲的权威与手段来了。他对小杨子最常用的鼓励话是：“你看你，跟你妈一个模子刻的！”他开始明目张胆地运用“物质刺激”那一套，对我和小杨子大肆进行收买与拉拢。小河开化之后，他会割些柳条编成鱼晾子，在小河湾里“守株待鱼”，每天都能逮到几条大小不等的鲫瓜子或是鲇鱼什么的，用豆秸架了火，给我们烤着吃。他会用捡来的废电线，弯成个曲别针的形状，叫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把额头上直溜溜的刘海儿卷上，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把那电线卷儿松开再梳一梳，额头上的刘海儿曲曲弯弯的就像真的烫过一样。他偷偷摸摸地把上头配给马号的精饲料中的黑豆和玉米馇子，一粒粒细心地挑拣出来，和大米掺在一起，给我们煮香喷喷的“腊八”粥。喂马的豆饼掰碎了泡透，再用豆油和辣椒反反复复地炒，变成了香喷喷的一盘菜。他还在水泡子边上捡来野鸭蛋，用盐水把蛋黄腌得油汪汪的，煮熟了一切对半，给我们俩就稀饭吃。每逢这样的幸福时刻，小杨子就会冲着我不计前嫌地挥舞着筷子，塞满东西的嘴巴含糊不清地嘟哝说：“哎哎，你看，还是有个爸好吧！”

那种情况下，我会迅速丧失立场，拼命点头附和。我们贪婪的面庞被热粥的雾气熏得白里透红；我先前对老杨头的种种疑虑和警惕，逐渐地淹没在鲜美而黏稠的鱼汤里；我稚嫩的脑袋瓜，在接受了无数次实实在在的食物贿赂之后，最后变成了一锅是非不分的糨糊。

然而我确实无法抵御和拒绝如此温馨的“家”的感觉。俗话说吃人嘴软，真是至理名言啊。那一整年从春到秋冬，我一得空就溜到马号去“看望”小杨子，顺便也分享了她的父爱。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那一段日子，心里充满了愧疚之感，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从来没有真的把老杨头当成小杨子的爸。我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以父爱的名义混吃混喝，我不仅利用了老杨头，也充分利用了小杨子。

偶尔遇上我清醒的时刻，我会翻脸不认人，对小杨子连损带挖苦。我说：“老杨头不是你爸！你只不过是心里想有个爸！你认下这个爸，以后怎么办？你还能把他带回杭州去？”

小杨子咬着嘴唇不吭声。我便愈发恼火，语言也愈加恶毒：“你一开始在火车上跟我说来北大荒找爸，我当你只是跟我一个人说呢，现在倒是好，闹得全场的人都知道了，你家的啥事儿都让人知道了，看你怎么收场？老杨头欺骗知识青年，弄不好会再判他一次刑……”

红鹰的脸惨白了一阵子，竟然站起来，像江姐那样掠掠头发，视死如归地回答我说：

“没错呀，我就是为了找爸才到北大荒来的。所以，我如果找不到爸，不是白来了吗？再说，他为什么就不可以真的是我爸呢？我，我有证据在手里呢……”

红鹰如此言之凿凿，旁人还能怎样深究呢？蹊跷的是，她的那个所谓证据，却一次也没有向我出示过。一直到我离开大杨树农场，我也没有见到能证明她和老杨头确是父女关系的任何材料或实物。倒是总场突然派下来一个神秘的工作组，在分场部与马号分别驻守了几天，不知在秘密地调查什么事情。工作组撤了以后，又派来了一个医疗小分队，说是要给女知青做例行体检，以便鉴别申请病退回城的人选。那次检查的具体经过，让所有的女知青感到十分难堪。事后小心翼翼的私下交谈中，才明白如此地兴师动众，竟然只是为了搞清楚在这荒天野地，女知青中是否有人不再是处女。当然，杨红鹰是重点的重点。不久后，有个女生在背后痛骂杨红鹰以及杨红鹰的爹，说小杨子是鬼迷心窍认贼作父——此话被小杨子亲耳听到，才明白此事的性质严重，原来差点搞出个阶级敌人奸污知青的典型。幸亏小杨子的处女膜保持完好，老杨头才就此保住一条小命。小杨子星夜赶回马号，倒在老杨头怀里大哭一场，尖利哀怨的哭声如长剑穿透原野的冷雾，像一条受伤的母狼在月下长嚎不止……那一夜我听见长长短短的哭号，每一声似乎都只有两个音节“爸爸——”；在那个漆黑的夜晚，荒野上每一片战栗的草尖上，都哆嗦着吐出“爸爸——”两个字。从此，我再也不敢不相信：这个老杨头，确实真是小杨子的父亲。

医疗队撤走后不久，我就调到总场宣传队去了，然后是分局的借调。一年后等到我抽了个空儿回农场看看，再颠簸几十里地到连队，却听说小杨子已经结婚了。那男人是邻近分场的一个就业工人子弟，瓦匠。小杨子的新房就设在马号，新郎入赘，老杨头与小杨子两口子，一家三人同住。

我哑然。

那是一个初秋的清晨，一夜不眠的我，像一个飘荡的幽灵，掠过雾气迷茫的原野。我看见马号的山坡下新栽了一片沙果林，一人多高的树苗，长得挺壮实，每棵小树上，都挂着乒乓球大小的几十个果子，红红绿绿的煞是好看。有个皂衣黑裤的老头，打着绑腿，青筋绽出的双手背在身后，腆着胸仰着脸，在果园的垄沟里来来回回地走。他伸出手掰下枝条，小心地摘下一个果子，咔嚓咬一口，酸得咧嘴，啐了；又找下一棵树上的果子，又啐——

那会儿他抬起头，看见我，眯着眼，见怪不怪地说：“回来了？杨子还没起呢，别叫她，让她多睡会儿。”

“我等着。”我没好气儿地答道。

“来，你帮我尝尝这果子。”老杨头伸出手递过一个沙果来，“我不要脆的酸的，就选这一棵又甜又面的好品种，给杨子留着，等她老了，没牙的时候吃。”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涩了。

“好果树不用多，一棵树就够她吃的了……”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那个苍老的声音依然盘旋在苇荡和沼泽的草尖上，就像初秋树上的沙果一般新鲜如初。也许就是为了老杨头当年的这句话，我必得回来寻找小杨子。为了老杨头刻意选下的那棵面果子树，这么多年来我对老杨头的贬损，是不是该从此一笔勾销呢？

几十年的时间，长得让人心烦心焦，可要是写出来，几句话就说完——红鹰结婚后不久，我就被招工离开了农场，后来又上了大学。不知为什么，我与小杨子之间从未通过一封信。听那些返城的杭州知青陆陆续续告诉我，红鹰成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她男人后来下了小煤窑，前几年煤矿塌方，孩子他爹被压死在里头，连个尸体也没找回来。她一直和她的那个“爸”住在一起，老杨头七老八十的人，病病歪歪的。80年代落实政策，可老家没人没房，也回不去了。总算有小杨子陪着，里里外外地伺候，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只是白瞎了杨红鹰，认下这个爸之后，她不得不从此扎根在北大荒……

由于我坚持自己一个人独自出行，当我摸索着寻到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已是中午时分，我有点儿饿了，蹚过茂密的柳茅丛中荒芜的小路，一抬头，望见一棵粗壮的沙果树，缀着满满一树的红果儿。

离果树不远的灌木丛边上，飘过来一阵若有若无的烟尘，地上洒落着一片片白色的纸钱。林间的空地上，显眼地立着一座简陋的新坟。坟前摆放着一些供果和点心，一块精致的石刻墓碑，显得与土坟很不协调，上书：先父杨思杨之墓。

那墓前长久地跪着一个妇人与两个青年男子。我在他们身后悄悄站了一会儿。当他们终于站起来的时候，我轻轻叫了一声小杨子。

小杨子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布满皱纹的面孔、粗粝的双手和肿眼泡，黝黑的皮肤和略略花白的头发。如果走在场部的农贸市场上，我会把她当成一个卖菜的农妇。那曾经清秀姣好的眉眼间，再也找不到一丝杭州知青的影子。

她散乱而迟钝的目光从我脸上飞快地扫过，停下了脚步。她又看了我一眼，把脸转开了，侧着身子说：“啊，你来了，其实我心里知道，你早晚会回来看我的……”

慌乱中，我结结巴巴回答说：“是的，我来得有点儿晚，你知道，这些年一直都是很忙的……再说，也搞不清你到底住在哪里……没想到，正赶上老杨头，哦不，你爸过世了，我来看看……”我说着就往土坟那边走，我该给老杨头跪拜叩头的。

她猛然一把拽住了我。她的手那么有劲儿，差点儿把我拽一个跟头。

“你拉倒吧。”她粗鲁地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是我骗了你。老杨头根本不是我爸。”

我在极度的惊骇与震动中，思维几乎一片空白。

“……你还记得我说过，要给你看一个证据吗？”小杨子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实际上，当时我没法给你看。因为正是这件所谓的证据，让我明白了，他不是我的爸爸。他一直说他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他和我的关系。有一天，他终于从破箱子里拿出了一块旧手帕，那块手帕上用红线绣着一只张开翅膀飞翔着的红鹰，我一眼就看出来，那块手帕是旧的，但那只红色的鹰，是刚刚绣上去的。他说，这块手帕，就是他离开家的时候，我妈妈塞给他，让他留作纪念的，说是将来女儿长大了，也好以此相认。那个时刻我浑身直冒冷汗，我知道他在撒谎，在骗我——因为，你晓得，当年他离家的时候，一岁的我大名叫红樱，小名儿叫阿英，如果真有什么手帕，上面绣的应该是一朵红樱花，或是一串红樱桃吧。至于红鹰的鹰，你知道，是我下乡前才改的名儿啊……”

我傻傻地呆立着。好一会儿才想起来问：

“这么说，你心里早就知道老杨头不是你爸？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认他呢？还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似的，这不是把你自己给害了吗……”

小杨子低下头想了想，迟疑着说：“也不为什么，我心里就是太想有个爸了。见到那块手帕后，我一宿没睡着觉。我想，这么大个北大荒，我上哪儿去找我真的爸呢？也许他早就死了呢。反正我也找不着真的爸了，那么，谁当我爸还不都一样？！……再说，再说，老杨头孤单单的一个人，也太可怜了，他真的想有个女儿啊……”

“那你当时可以想办法，弄一张老杨头的照片寄回杭州去，让你妈认一认的……”

“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去了北大荒之后不久，我妈就跟我断了来往。”

我无言，慢慢挽起小杨子的胳膊，朝着房屋那边儿走。后来我试着对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我说你那么多年都过来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老杨头。现在老杨头过世了，你也该考虑自己后半生的出路，是带着孩子回杭州去，还是再找个老伴儿成个家……

她突然打断我，低低冷笑了一声：“你啥也别说了，脚上的泡，都是我自个儿心甘情愿走的……只不过，我不会再给孩子们找爸了。你看看，我这两个没爸的孩子，比谁家孩子都懂事儿。有时我也真是纳闷，那会儿，我咋就那么犯浑，非要给自己找个爸呢？”

一个小伙从我们身后噔噔赶上来，用手心捧着一捧红艳艳的沙果，往我的衣兜里塞。他说姨呀你饿了吧，你尝尝这果子，又面又甜……小杨子伸过手来一把抓过去，往身后使劲儿一扬，笑着说：“得了，留给老杨头自个儿吃去吧。走，回家，我给你切西瓜吃。”

沙果小而酸涩，像青色红色的台球滚落一地。说实话，我有点儿心疼。

这年秋天我在北大荒走了许多地方，再也没见到一棵沙果树。知青时代的农场曾让人垂涎的水果，如今的农家大多已不屑种了。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