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骈文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考察路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骈文文体研究”结项心得
内容摘要：宋代骈文拥有独特的风格面貌与个性气质，与六朝隋唐骈文存在显著不同。对宋代骈文展开研究，应凭借当代学术话语鲜明揭示其个性气质，并解释造就这种个性气质的内在原因，形成对宋代骈文既准确又生动的立体认知。为实现这一目的，需从文体角度切入，回归历史语境，保持动态观照的视角，对宋代骈文文体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作细致观察及综合把握。
关键词：宋代骈文；文体研究；应用场域；书写方式
伴随着《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出版，我对于宋代骈文的研究得以告一段落。自进入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以来，我与这一题目相伴相随将近十年。在这十年的研究中，我有烦恼，有煎熬，也有成长，有收获。在此谨记下自己一路走来的些许心得体会，与同道分享交流，亦祈请师友批评指正。
最初选定宋代骈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对宋文的研究加深自己对宋代思想文化、文学生态的理解，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此前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对象是宋代诗歌，对宋文领域涉猎不多。不过我深知宋文的世界极其宽广，是深入宋代文学研究的必经之路。在对作家作品的研读中，我强烈感受到骈文在宋人创作中的重要性及独特性。宋人称骈文为“四六”“偶俪之文”，把骈文写作视为重要的技能。宋人别集中往往有四六文，一些别集甚至以四六文为主、以“四六”名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散文家，同时也是宋代首屈一指的骈文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骈文作品。随着古文运动的完成，骈文日渐在制、表、启等特定文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散文形成二水分流的格局：“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宋〕吴奂然《〈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叶蕡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王宠王阳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第1213册，196页上。“著述”与“适用”的分途，散文与骈文各行其道，体现着文学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发展趋向，也展现了宋代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带着这样的阅读感受，我开始爬梳现代以来的宋代骈文研究。二十世纪上半期曾涌现一批有关骈文的通史性著述，如谢无量《骈文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版)、金秬香《骈文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钱基博《骈文通义》(大华书局1934年版)、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版)、刘麟生《骈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对宋代骈文的基本特点已做了颇为精准的概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称“宋代文学作风，率趋于散文化，不仅骈文为然，特骈文其尤甚者耳”；又归纳宋代骈文特色为六条：一曰散行气势于骈句中见之，二曰用虚字以行气，三曰用典而仍重气势，四曰用成语以行气势，五曰喜用长联，六曰多用议论以使气。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八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3页。二十世纪下半期及新世纪前十年的相关研究，大体仍遵循这些基本判断，而在作者的分析与作品的解读方面更为细化，骈文文论、骈文文献等方面的研究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颇为坚实的基础。
在浏览前人研究之后，我的总体感受是，尽管前人研究对宋代骈文的特色有简明精到的概括，有提纲挈领之力，但同时也相对扁平，缺一点立体感与真切感。我们很难通过这样的概括去想象宋人写作骈文时所处的语境、所抱持的心情，也不容易体会宋代骈文在艺术上的进境与创获。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宋代骈文的面貌是极具个性的，跟六朝骈文的风格气质有显著的不同。六朝骈文给人的印象是风流倜傥的，浸染着名士风度与世族华彩。而宋代骈文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儒雅端方的，体现为士大夫的知性雅致与沉稳节制。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形式技巧、表述方式的差异，更有着思想性格与文化意蕴上的差异。古人给予宋代骈文以“宋四六”的专名，正是认识到了其与六朝及隋唐骈文的重要区别，只是未必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述罢了。我希望能够凭借当代学术研究的话语，把这样的个性气质鲜明总结出来，并解释造就这种个性气质的内在原因，以形成对宋代骈文既准确又生动的立体认知。
想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骈文与散文虽然是不一样的语体，但认识二者的方式实有相同之处。我们对宋代散文成就的高度认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古文运动这一历史语境的基本认识。与此相似，如果能够对宋代骈文的书写、应用及评价的整体语境有较为真切的理解，自然能够给予宋代骈文更为准确的判断。
因此我认为首先需要了解宋人对骈文的基本看法。宋人如何看待骈文？骈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宋人会从怎样的角度评价骈文的高下？评价的基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厘清，将有助于还原宋代骈文的历史语境。唯有理解了宋人对骈文的看法，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具体做法。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得以关注到宋代骈文批评中的“应用”问题，这也是后来书中第一章集中探讨的问题。为何骈文在宋代被称为“应用”？“应用”的含义是什么，“应用”的具体领域是哪些？为何宋人同时有着“有用”与“无用”这样两极分化的判断？伴随着这些问题的思索，我们认识到，宋代骈文具有极为突出的应用属性，宋代“应用”文字与其他文字的分流，其实质是骈散两种行文方式的区分，骈散两种语体得以各行其道，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挥作用。这不但有助于理解宋代骈文的基本语境，而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古文运动及宋代散文的认识。
值得重视的是，宋代骈文并未因“应用”而失掉了对文学性的追求。如果说“应用”是宋人从社会功能角度对骈文的基本定位，那么从文学书写的角度而言，宋人对骈文还有着另一定位，即才学之文。这一方面的认识鲜明体现了宋人对骈文写作技巧的思考、对骈文审美形式的讲究。相较于六朝以来的骈文，宋人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博学富文”“雄才奥学”以及在礼乐刑政、典章文物方面的拓展，被认为是宋代骈文的新成就。评价标准的变迁，印证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宋代骈文领域涌现出来的新风格、新技巧，也根源于新的评价标准与审美取向。这部分考察形成了我书中第二章的主体内容。
在理解了宋人对骈文的基本看法与总体定位之后，为了更进一步地探讨宋代骈文的相关问题，我把研究重心落在了文体上。文体是古人尤其重视的问题，也是文章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正所谓“文章以体制为先”《辞学指南》卷二引倪正父语，见《玉海》卷二〇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692页上。，每一种文体的形成都源于特定的需求，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并以相应的书写规则呼应其功能。文体特性直接制约着作者的创作方向和作品的风格倾向。近年来文体学方兴未艾，为宋代骈文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示范。文体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体察文学生态，进而回避单纯作家介绍、作品解读的平面化、模式化，获得更立体、更生动的文学发展面貌。
事实上，随着宋人视骈文为“应用”的观念发展，采用骈文的文体与采用散文的文体在表现形式上有了更为显著的区分，文体功能与语体选择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结。这是宋代骈文采用文体研究的可能性，同时也是采用文体研究的必要性。制、表、启等文体成为宋代骈文的主要载体，这些文体的具体功能不尽相同，文风也存在差异。唯有通过文体研究的方式，才能从根源上解释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
宋代骈文研究需从文体切入，从学理上说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却走了一些弯路。在选定文体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之后，我自然把关注点落在了文体功能与文体形态上：这种文体承载的功能是什么？为实现这种功能，该文体采取了怎样的形态？我对制诏王言、表文、启文等文体的功能与形态作了梳理，虽然有一些发现，但却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经过反思，我得到了两点启示：第一，这些文体在历朝历代多有应用，就文体最基本的功能和最核心的形态而言，是大体稳定的，想要准确揭示宋代所特有的东西，一定要避免静态研究，而代之以动态的眼光，在宋代具体的应用语境中进行再现。第二，文体研究并非我最终的目的。我的研究目标是真切立体地展现宋代骈文艺术世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因此，在对具体文体展开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必须保持动态的观照视角，既关注“怎么写”，又关注“怎么用”，更关注“怎么写”与“怎么用”之间的互动关系。通盘考虑后，我认为我应当对宋代骈文文体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作细致观察及综合把握。
首先，我选择了“应用场域”作为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应用性文体总是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并应用于特定的场域。应用场域并非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该文体在使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关系呼唤着相应的文体。君主任命重臣，需要制文以彰天威；臣子向君主剖陈衷肠，需要表文以表忠诚；士大夫之间的往来酬酢，需要启文以示郑重。与此同时，应用场域中存在着多样化的主体，其身份及相互关系，制约着文体的基本形态与风格倾向。由此出发，可以观察到应用场域内部的丰富多彩及作者书写方式的细密呼应。比如宋代上梁文，依据上梁建筑的不同性质，我们能看到三种不同的类型：为中央级别建筑而作的上梁文往往具备奉天承运的宏大叙事与对君主德政的极力颂赞；为地方级别建筑而作的上梁文更乐意展示当地的历史地理与风俗形胜，彰显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的功绩；为私人建筑而作的上梁文则对心志品格的表露和对居处生活的想象拓展了抒怀言志与精细摹写的层次。此外，应用场域还动态地存在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时代的社会体制与思想观念运作于其间，这些应用场域的底色也值得注意。
其次，应用场域向文体提出功能诉求，而实现这些诉求的则是书写方式。为此，“书写方式”成为了我研究的另一个关键词。所谓书写方式，包括文体的结构形态、叙述模式、修辞技巧、风格倾向等方面。它是众多作者面对应用场域作出的选择，折射着作者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书写方式一方面呼应着应用场域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对应用场域进行强化乃至一定程度的重塑。如南宋士人宴饮中的致语，既源于官场交际的需求，又以知识文采推动着这一应用场域的雅化，不但参与着士人交际的过程，而且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折射着南宋士人特有的价值体系。
最后，以“应用场域”“书写方式”两大关键词为基础，我系统考察了宋代应用最广泛、地位最重要的制诏王言、表文和启文，以及文学成就颇高、能够展现宋代骈文特色的上梁文与致语。针对制诏王言，探讨其在宋代皇权政治中承载的功能与目的，以及由此滋长的书写模式与风格取向。针对表文，观照宋代君臣交流场域中的表文如何在君与臣、公与私的夹缝中辗转反侧，发展出精深幽细又明畅自然的风格。针对启文，关注其在宋代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独特功能，以及由此带来的礼仪属性和应酬趋势。针对上梁文，依据应用场域的细微区别，将宋代上梁文分为中央型、地方型、私人型三大类别，梳理三类上梁文的书写选择及脉络变迁。针对南宋致语，在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中总结致语的话语方式和风格特色，并探究其内部的士人意识与价值取向。以上讨论分别形成了我书中的第三至第七章。凭借对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的考察，大体呈现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宋代骈文图景，也让我更加理解宋代作者应对时代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触碰到骈文折射的作者心灵世界。
在对这些文体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宋代骈文背后深刻的礼仪属性与身份意识得以揭明。这是书中第八章的核心内容。历经诸多研究后终于得出结论：宋代骈文彰显着士人阶层的身份意识，投射出文官社会的礼仪诉求，可以将内在的君子人格外化为雄才奥学与文化气象，焕发为博雅典丽的黼黻之美。
此刻回头梳理我对宋代骈文的研究过程，看似顺流而下，但实际上几经迂回、经历了数次大的思路调整。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我拈出的视角是“实用与审美的交汇”。宋代骈文当然是非常典型的应用性美文，这一角度的选取，固然有助于梳理宋代骈文的风格特色，但纵深性不够，也不易揭示宋代骈文发展流变的具体细节及独特风貌的生成机理。
尽管出站报告存在许多不足，但毕竟提供了研究的雏形。到了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时，我已有了许多新的思考，故而以“宋代骈文文体研究”为题，将重心落在文体研究的领域，而弱化了出站报告中对骈文发展史的梳理、语言学的考察等。从研究范围来说，出站报告主要涉及的是三大类型：制诏王言、表文和启文，立项后我又增加了对上梁文与致语这两种文体的讨论。如此一来，对宋代士人的骈文创作状况能有更全面的展现。
此后几年中，经过进一步的沉淀与反复思索，最终提炼为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互动的考察思路。在明确了这一基本思路后，此前的诸多积累得以条分缕析、各安其位，从此真正走进宋代士人创作的立体语境，看到文学书写在应用场域中的动态展开，理解宋人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角度和应对方式，从而深入宋代骈文的内在肌理与核心特质。
按当下的眼光来看，我的骈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因为许多问题都需要放置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解释明白。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给自己这样的定位，也谈不上明晰的交叉研究的意识。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其实容易滑向文化的一端，而忽略了文学的一端。因此我没有为自己的研究刻意指定所谓的交叉研究法。我的出发点与着眼点，其实始终是骈文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我最关心的，仍然是宋代骈文的文学个性与审美气质。书中附录的《节奏的新变：宋代骈文独特风貌的语言学阐释》，或许可以印证这一点。在研究过程中，我对宋代骈文节奏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骈文拥有非常鲜明的语言形式感，尽管骈文的演变涉及方方面面因素，但最终都会反映到语言形式上来。所以我尝试从语言学角度来剖析宋代骈文节奏的创新性与独特性，完成了这篇文章。从研究思路上说，这并不属于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的考察范围，之所以列入附录，也是为了保持正文思路的统一性。不过这篇文章的存在，印证着我关注文学性的初心。总而言之，之所以选择从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的互动展开考察，是为了解答我所关注的宋代骈文艺术发展新变的问题。围绕解答问题的需要来调整研究角度、调动研究方法，而非抱定某种方法去验证，这或许是我在骈文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收获，也是我在未来研究中将会继续保持的做法。
限于学力与时间，我的研究也存在许多缺憾。我的研究偏重整体性考察，力求突出每一文体的总体特色、凸显宋代骈文的整体气质，对文体内部的历时变迁展示不足，也未及对诸多有代表性作家作品展开专门考察。又因发表论文的需要，许多章节是依照单篇论文的规制来撰写，虽然合为一书后有所调整，但整体行文难免不够从容舒展。不仅如此，在亲身经历了文章研究之后，我越发认识到古代文学的博大和自己知识面的狭隘。文章研究需要特别宽广的阅读面和纵横通贯的视野，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容易导向错误的判断和片面的结论。我知道自己的研究难免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在未来的时日中，我将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纵然道阻且长，亦当迎难而上。
作者简介：
周剑之，1984年生，广西全州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