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是一部关于近年来活跃于散文界的青海女作家李万华散文创作的专论。作者马钧既为评论家也是散文家的双重身份,让他既能走入评论对象的文字世界,也能将自己的评论置于整个文学世界的语境中。本书采用书信体和日记兼容的形式,用类似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来广泛、灵活地展开话题,讨论李万华在散文创作上的美学风格,以及这些风格的生活来源和传统文脉。这些思考与阐释对当代散文创作、散文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马钧,1964年生人,中国作协会员。1985年开始在《青年散文家》《美文》《小说评论》《名作欣赏》《天涯》等十多家文学期刊发表散文、随笔、评论作品;出版有《越界的蝴蝶》《文学的郊野》《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与杨廷成共同主编、出版诗集《高大陆上的吟唱》;与李向宁、唐涓合著报告文学《天路之魂——青藏铁路通车五年纪行》。先后获多种青海省级文学奖。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卯时 001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亥时 013
2020年4月28日?星期二
亥时 025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
辰时 034
2020年5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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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卯时 062
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卯时 070
2020年5月6日?星期三
卯时 087
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亥时 102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
酉时 106
后记 111
历尽艰辛仍觉不虚此行
李万华是我们此间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我的老朋友马钧兄看好她,给她作评论,竟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下去,直写成一本数万字的书。现在这本书要出版面世,老朋友嘱我看看,我点开书稿文档,单看目次,就把我吓住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新颖别致的目录形式,也从未见过如此涉猎广泛、汹涌澎湃的博引旁征。据说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打通古今中外诗心文心,又不能被归入任何学术体例的奇书。我倒是早就慕名买了,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一直没有勇气仔细研读,搁在书架的最上层。我知道马钧兄是钱先生的拥趸,长久以来研究钱锺书而且深有心得,对钱先生推崇备至,我想,《嘤鸣友声》应是致敬《管锥编》之作。
我努力地读下去,就像攀登一座插入云峰的高山。虽然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却看到了奇特而美丽的风景。我看到了灵感的光华处处闪现。这部书的结构和立意多是创造性思维瞬间突发的产物,奇峰突兀,天外飞来,不免让我们这些思维平庸的人拍案惊奇;我也看到了知识海洋的广阔浩渺。本雅明曾经说过,用引言可以写成一本书。要统计马钧兄在此书中引用的语录、人物、流派和著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作业。
“我像乡下的媳妇用许多色调不一的碎布头缝制出好看的布包一样,我以我的目光,飞针走线地缀补一篇篇你的文字,我便在某日,一下子就获得了一种直觉性的确定感——到目前为止,我所能搜罗到的、有关你的所有文字给予我的一团阅读印象。稍做概括,姑且名之曰古灵精怪。”整部书稿由十篇构成,以“古、灵、精、怪”为关键词。在“古”与“灵”之间,还论述了李万华散文的“诗”性、散文的“文”性,“笔记性”“随笔性”。勾勒和梳理了李万华创作中的“原生性精神资源”。“四气”论述当然是整篇论文的主干,其中以“灵气”最为精短,计4500字。本篇中先后被“引用”的人物有刘勰(《文心雕龙》)、卡尔维诺、钟嵘、庄子(《庄子?田子方》)、袁中道(《心律》)、钱锺书(《围城》人物赵辛楣、方鸿渐)、阿尔伯特?吉尔吉(雕塑作品《忧郁》)、钱锺书(《宋词选注》)、维科、彼得?潘。仲尼、杨万里、安德烈?波切利是被引用者引出的人物。马钧从刘勰引起,迅速“兑换”成卡尔维诺,没有任何过渡,钟嵘和庄子就站在我们身后。孔子“目击而道存”的话音未落,印度因明学和佛学概念便登堂入室,还有一把日本人翻译的梯子立在我们无法预料的墙角。接着到来的是《易经》《焦氏易林》和青海人舌尖上的方言俗语。人物和典籍之间切换自如,打通了时间和地域的隔墙,他们就像是等在某个路口,随时听从评论家穿越时空的召唤。大量、紧密的引用,聚焦于李万华的第二个品相“灵气”,最终形成“灵气”同样属于“文学的一种价值、一种特质和品格”这样的论断。在密集的引用形成的逻辑链条中,评论家不时插入形象生动的点评和概括,譬如:“你的这些造句和比喻,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旧有的表达,用旧的比喻、用旧的造句,就像火柴盒擦皮被火柴头擦秃了,就擦不出火了。你是时时更新你的语言的擦皮,以保证随时随地的闪念都能擦出闪亮的火花,匪夷所思的火花,而不是仅仅擦出一股火柴头上的硫烟。”多年前,我在马钧兄一组题为《芸窗碎锦》的随笔里写道:“意象迭出、气象万千,在关于日常生活漫不经心的叙述之下,重新审视了逻辑与观念的秩序。看似随意,实际上用心深、用意奇、用词绝。在他独门所创的意境之下,生活、语词、时代都不过是材料而已。”这些特质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
“在文学批评中,应当推崇公正典范、努力保持独立而自由的批评者尊严。”这是马钧兄曾给我的一篇评论的编前语中的一句,当为中肯、恳切之言。读马钧兄多年,品马钧兄多年,除了作为铺垫、说明、印证的“引用”部分,如果要勾勒出他的文学评论的轮廓和范式,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从理清或曲折或复杂或潜伏的情节开始,以全视角的文化镜头扫描,使用技术和经验的手术刀,解剖、解析、评价这些文字和情节,给我们提供读懂它的可能。接着分析上述的情节,挖掘它们包含的独特的思想或哲学,然后用一定的价值系统匡正评价这些思想。最后,将分析评价的作者和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艺术进步的历程中,估价其所发挥或即将发挥的作用。马钧兄幽微烛照,处心积虑,在文学研究中,已然建立起一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机制,让读者透过他的评论,从文字的“表象”看到“内脏”,从情节的“血液”看到“经络”,从思想的“骨骼”看到“肌理”。“它以微观的幽深、繁密、娴雅、隐秘,缔造世界的精微与生机,缔造世界的曲径分岔,缔造世界的殊途同归。”李万华的创作如是,马钧兄的文学评论亦复如是。
书简写到李万华《焰火息壤?柳湾彩陶》时,马钧兄说:“但你已经把自己深深浸入到那些文物里,以沉浸式的体验,像巫者一般,穿越于远去的时空。你的‘仙家法术’既不玄虚,也不神秘,你最为拿手的功夫,恰恰是为玄虚、神秘、古奥的知识祛魅。方法就是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唤醒早年的记忆。你不用小心地求证,你只知道大着胆子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记忆去合理想象,去进行一次次文学化的情景再现。”读到此,我更想知道像他这样渊博而率性的评论家,在这种偏于严肃和严谨的文种中,会不会、有没有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改变文本整体的氛围?果然,在论述到《丙申年》结尾的文脉和词气时,他笔锋一转:“结合整个文章,尤其是最末一段的语境,再细细品味一下,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古今语境的混搭,还真有些‘穿帮’。转换一下我的意思,这文末的‘词’,如同新植的牙齿,它再怎么按照原本的模样嵌在空缺的地方,也会因为没有经过恰切而周到的磨合,多多少少让舌头和咬合肌感到一些异样和不自在……”这不再是一本正经引经据典的马钧,而是牙痛的马钧,趣味的马钧,随心所欲的马钧,浮想联翩的马钧。看起来,他新植的牙齿有点水土不服。他想,要把它写到文章里,于是,就将它写到文章里。
李万华在《金色河谷?回声》中写到缠线的技艺:“爷爷的手并不灵巧,但是捻出来的毛线匀细而有弹性。我缠线团渐渐得出技巧,如果线团绕得过紧,毛线会失去弹性,我便以手做轴心,给线团留下空隙,这样绕出来的毛线团又柔软又蓬松。”马钧兄在任何“松散、宽舒,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地方,都可以做“切口”,以期求得“不相关地相关着”。果然不出意料,他将“缠线法”蝶变为“文字章法”:“这岂止是在缠线。这里你所呈现的缠线之法,完全适用于文章这种织体。文章的起承转合,不也同样需要时时给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留下‘空隙’,既不能绕得过紧,也不能绕得过松,松紧之间要保持‘又柔软又蓬松’的弹性。”如果到此结束,就不是我们熟知的马钧。他快速“切换”:“只保留文脉的内在指向和趋向,是书法上的笔断意连——我忽然发现我们书法的布局节奏,行笔走势,完全是笔记性的随性随意。”
当年蔡元培先生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由此推测,大学者也应该如此。马钧兄熟谙典籍,信手拈来,惊人的学识直将这部书累积成百科全书,他庶几符合大学者的定义了。我还看到了想象的层出不穷、语言的缤纷多彩和行文的纵横捭阖,这些瑰丽的景象,在本来比较枯燥的文学评论里稀罕看到。凡此种种,都让我有历尽艰辛仍不虚此行的感觉。艺高人胆大。没有灵感、渊博和想象,没有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和娴熟驾驭,就不可能有丰沛的创作动力,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书。不仅于此,马钧兄还说:“我肚子里还真垫了几根大梁般的‘理论支持’。”正是文学和美学的理论大梁,撑起了这部内容庞杂、结构繁复之书的圆顶。我想,这部书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初衷。马钧兄说:“秘密炼制时代的稀有物质,在精神的作坊聚集心光,织就心锦。”与其说这是对李万华女士作品的评论,不如说是夫子自道。他用“古灵精怪”概括李万华女士的文学特征,而马钧兄这部书的精神气质也与此完全一致。朋友们只要开卷阅读,方知我所言非虚。
我还记得小学教室墙上挂着的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也相信这句话揭橥的真理。作为马钧兄多年的朋友,我可以证明,他在这部书里表现的才华,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而是许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马钧兄推崇“万人如海一身藏”,热爱《归园田居》,喜欢“默存”,熟悉青海文坛的系列“隐身人”,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在一个众语喧哗、甚嚣尘上的时代里,马钧兄一如他反复提到的齐奥朗:退回孤独,远离名利场,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他向往这种逆着“世风”的生活,而且把理想变成了现实,他努力地栽培和浇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是幸运和幸福之人。
马海轶
2022年1月11日 西宁海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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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钧这本书结构形式很奇特,有独创之处。李万华是在自由、安宁的退隐状态中用心写作,草木含情,语言简洁。马钧是一位学养深厚、见解深刻的学者型作家,比李万华年长,却对她创作的散文格外欣赏。我认为,是一颗推崇和珍惜之心推动他,以书信体的形式,写下这些灵动的诗性评论文字。这也是两位作家的心灵之间的互动和互鉴。
——树才
马钧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文体融汇的出色实践,更在于对科技异化人性潮流的反动。科技在给人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机器或手机控,从而阻碍或锐减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流。马钧在其系列近作中着力激活对话与书信这些深度精神交流方式,灵活兼容,真诚亲切,有助于维护或张扬科技时代的健全人性。
——程一身
马钧之于李万华文章的注视、倾听和理解,恰如在郊野的舞台上,两个灵魂的遇合、交流和酬唱。其间,主体观念、情思模式、场所感知,移形换位,颇有“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的感发和感动。
——郭建强
马钧先生的李万华研究或曰给散文家的十封信,让我想起罗兰?巴特的《米什莱》,这种新颖的写法并不是专人专论,就事论事,而是纵横捭阖,气韵生动地说开去。论述对象也许只是一小块林间空地,整本书却是一座层层叠叠的话语森林,其间高见迭出,辞章畅达,读后真是令人感佩难忘。
——张光昕
梁启超为蒋百里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了5万多字的序言传为文坛佳话。马钧为李万华11万多字的散文集写出近8万字的评论,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论者对作者可谓知人论文,剖析如解牛,点评似核磁,发掘出许多作者都未必意识到的文本特点。如诗性、文性、笔记性,灵气、怪气、精气等见解,可谓切中肯綮,发幽阐微,见人之所未见。此文不但评论精当,行文也颇有古雅之气,以书信体写来更显得亲切温馨,体贴入微,真的是兄长对小妹的谆谆教诲。引文繁多,信手拈来,足见作者的博学多识。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卯时
说来也怪,原本我打算用惯见的论文模样来开始我对你的个案研究。我的建筑工地甚至已经搬来了一些桁架,甚至备好了一些胡墼。那些从你的书中拷贝过来的或长或短的文字,俨然我在通天河流域藏族村寨里叩访过的那些构筑成石砌房屋的石头,它们大小不一、凹凸不平,但在匠人高超的手艺里,却实现了错落与整饬的完美结合——一种石造的榫卯智慧。我录进电脑的文字也已过万。按照预先的模糊设想,它会显示出类似园林绿植被修剪、被刻意梳理过的、予人好感的模样(也就是符合学术杂志上的论文范式)。可就在今天早上,我忽然改变了主意,像一个孩子歘的一下,推倒了他刚刚摆出模样的积木。现在,这孩子渴望摆出一种新的构型,以满足他活蹦乱跳的兴头。
我不想说太多采用书信来谈艺衡文的理论——不瞒你说,我肚子里还真垫了几根大梁般的“理论支持”。但我同样忽然间不想让它们呲在言说之先,虚张声势地唬人。我只说两点浅显的理由:一个是便于我信马由缰,一个是出于对书信文体久违了的好感。据说,在后疫情时代,人们会越来越疏于交流。即便在微信上人们时时刻刻相互留言,但多数文字俨然新时代敷衍一气的新八股。甚至等而下之,懒得组词造句,直接点一些一目了然、双目不然的表情包,仿佛重回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结绳时代。我自己时或也会偷懒给微信圈里的文友们发几个表情包,或者点一个跷起大拇指的“赞”。发完了,马上厌恨自己的懒惰、敷衍、贫乏、毫无情趣。暗暗在心里抽自己:你装什么呀,故弄玄虚,玩不立文字的禅啊。可要我一一无微不至地“宠信”一下圈里的众人,我又犯难发怵,怨恨自己没能耐长出观音菩萨的千只手来。可是,难道就因为应接不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丢掉待人接物起码的厚道和真挚?
我选择如流水与清风、明月与望眼似的交流与对话。
书信正规的套式里,有称谓、问候语、祝颂语和最后的署名,我都秉承奥卡姆剃刀的简约原则,一律删免——我是个不爱说车轱辘话的人;一个词、一个意思重复出现的时候,我立马会不由得脸红害羞(一回经眼一回妍、喜欢得不得了的词句除外)。王羲之写那么多同样的字而自觉到“避复”,我看《管锥编》一下子便记下了钱锺书先生的珍贵札记,何延之《兰亭始末记》:“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字,变转悉异,遂无同者。……余旧睹米芾《多景楼诗》墨迹,‘楼’字先后三见,皆各构别体。胥羲之之遗教也。”不但书法需要“避复”,言说也当如是。我拿重复或不重复来检测我记性的好坏,才气的厚薄。一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反反复复绕着一句话来回盘旋,那我就可以料定自己的小脑已经萎缩如同枯萎的核桃仁,如同一架老式唱盘机上不断在声盘纹道上颤颤巍巍滑轨的唱针。
现在,我只保留下书信文体里最有用的部分。意到了,笔就无须去尾随,搞得像屁颠屁颠贴身的秘书和保镖。
顺带说明一下,如此省简亲切的方法,稍微受了些《傅雷家书》的启发。
是不是我这个“起调、过门”有些啰唆?我知道,急性子的人看碟,看到节奏缓慢的情节推进,特别发闷的地方,绝对会选择快进键。而你,应该是个缓性子的人。不然怎么能耐下性子,一帧一帧地看完贝拉?塔尔的电影《都灵之马》——我们周围,包括我自己,没几个人能把魂吸走了似的沉浸于那缓慢的光影闪烁。何况你还喜欢拿不断反刍的音乐来研磨时光。倩女离魂,哪里只是一个传奇,它是一种心灵秘术。如今它只是萤火似的亮闪在个别人身上。其濒临失传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后工业时代愈发转快的时间齿轮,完全把我们役使于那种分分秒秒的羁勒和齿轮的咬合,恍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的表演,恍如被人家提提拽拽的木偶——我忽然记起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耍的一个游戏。游戏的时候,孩童们会唱诵似的如此念念有词:我们都是小小的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许多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工作的构成,庞大机器的构件,一颗反复被拧紧的螺丝,是信息大道上越来越疲于奔命的罗拉快跑——人家红发罗拉,还有着为爱情抢险的冲动和激情,有爱的意志,爱着另一个人的目标和方向。你应该读到过杨志军的一个小说,我记得篇名就叫《你根本不存在》,他写下基于爱的绝望而“徒劳”的奔跑:是一只母狼在遇见自己的狼崽被人高高地挂在树上,它既无法爬到树上去营救它的孩子,也没法寻见那个歹毒的施刑者,它只能在树下延展开去的广阔土地上,一遍遍地疯跑。纯然的疯跑,纯然的走向心力衰竭的疯跑,无济于事的疯跑,好像疯跑到某个由量变转到质变的时刻,它的孩子就会翩然落地,毫发无损地“完璧归赵”。
你一定记得,去年的12月17日,青海省作协和海东市文联在海东市,为你的散文《丙申年》获得第18届“百花文学奖”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会后,一向“深居简出”的你(加引号是因为你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宅女,你经常跑向野外赏花观鸟,如庄周游于濠上,孔子沂水春风),又邀约一大帮文友雅集。也是这次见面,我跟你有了搭上话茬的机会。虽然在那样一个“多频道立体声”的会饮场合,我们无法在嘈嘈切切的场域中畅聊,但我们还是三言两语地聊了几句,我还借机玩了一回你的姓名测字游戏。老实说,我也不会测字,我只是借着片刻的机缘,玩索一下名字里隐然暗设的机关。
释名之前,还是先来说说你的“藏身术”。
我30年前读杨绛的《将饮茶》,读到这本薄书的后记《隐身衣》,杨老太太给世人透露了一回她的处世法术:“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杨绛、钱锺书、钱媛这一家子,是我见识到的现代大隐,一辈子藏在人海里,建成各自不朽的精神殿堂。你现在也穿着“隐身衣”,修炼着“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法术。你是我们身边我所见识过的一个现代隐士。这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的事情。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制约因素。许多人在主观上就隐不下去,连在名利场上被边缘化一点,都会觉得是在人生里遇到了重创和要命的耻辱。更何况很多人心里舍不得各种功名利禄,舍不得人情应酬里的热闹和随时回馈的人气红利,圈子里“汝搔吾背、吾搔汝背”的互惠互利。客观上,更多的人没条件“退出公共生活”——比如放弃工作。450年前,38岁的蒙田卖掉他在法国波尔多的官职,于次年在他的书房入口处,钉上这么一段铭文:“米歇尔?德?蒙田,长期以来已经厌倦议会的苦差役和公众职务。趁着还有精力的时候,隐退到缪斯的怀抱里,在平静、安稳当中,度过所剩无几的余生,它的大部分已经流逝。希望命运让他把这所住宅变得尽善尽美,这个祖先遗下的温馨隐舍。他把它贡献给他的自由、安宁和闲暇生活。”蒙田的口吻和习性格调,简直跟先他而生的陶潜一样。你会比我会更深切地体验到靖节先生《归园田居》里的感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们都是选择离开充满“俗韵”的生活,回归到一种由自己选择和营造的隐居生活。你也是。你当过教师,后来因为身体有恙,一直养病在家,因祸得福地得以回返到自己想要的“隐居生活”里。
恐怕在现今的作家群里,能够如你一样退隐到“自由、安宁和闲暇生活”里的作家,不会多到蔚为壮观的程度。如我一般也特别渴望如此生活的人,可能很多很多,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达成如此生活的客观条件。你有客观条件的助佑,更有内心的理性规划。你很清楚你想要什么,你能成为什么。于是,在现代社会,你实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选择性远离。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存选择,本质上也成就了你在写作上的非凡的专注力,和由这种专注力转化出的沉静书写风格。在《丙申年》的第五小节里你说过:“现在明白,太过驳杂的讯息没必要得到,经验也是,与他人共享的喜悦并不存在多少,面对困难,已经习惯闷声不语。有时候,也会有选择性远离,因为不需要过多东西,赞誉、附和或者认同。接受、倾听和勉励之外,如果不能彼此照耀,使之澄澈清明,那将是一池暗水与另一池暗水叠加,如若那样,便是深渊。一场风暴相遇另一场风暴,不过是更大的风暴,不如自处,彼此平复。”你还在你的音乐札记里有两处自我坦白:“我愿意去揣测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将来,也许会更少……”“小心谨慎,内向克制,与一些圈子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我总认为我便是这样 ,而勃拉姆斯亦如此。”
这其实也是你家族的一种禀性气质。在《西风消息》里,你就透露过你的父亲向来孤僻,朋友不多,习惯独自消遣时光。这种遗传一经转化,既成了你的处世哲学和你的写作诗学,又是你的思维哲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对你的写作的“思维哲学”的评判不以为然,甚至会觉得我的口吻里有拔高、溢美之嫌,或者有谀的成分——如庄子所言: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那我就让这些怀揣腹诽的家伙们仔细听听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讲辞》中的一段演讲:“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个在200年前,身为哲学亚圣的黑格尔馈赠给我们今人的哲学观察,原本是对日耳曼民族的脉诊,现在放在我们这些华夏子民身上,照旧精准得让人咋舌(尤其是我用黑体标示的这一部分意思)。黑格尔在演讲中还说:“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相比之下,我们面对的当下情形正好与此相反:我们的“现实潮流的重负”日甚一日,隔三岔五不是被各种大有来头、催命鬼般催着的、纷至沓来的琐事所消磨,就是被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程序所耗损,剩下那么一点点可怜兮兮的时间,还要失身、失心于乍生乍灭的手机泡沫短信的扰攘——每天仅是刷屏,不知要刷走多少镶着金箔的光阴,哪还有什么精力施施然回到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已经在不经意之间,成了一位和平庸、烦乱、焦虑的时代痼疾较劲死磕的角斗士。你不叱咤风云,不刀光剑影,你只回到细心护持的安静的时刻,平静的内心,你在那里,秘密炼制时代的稀有物质,在精神的作坊聚集心光,织就心锦。在你那里,让时间开始了安详、优美的剪辑;而在很多人身上,要么时钟走停,要么表盘失去指针,要么滞重的事物压住了精密的机芯,仿佛把他的一切连同生命,琥珀在那里。
在青海作家群里,有一份不曾被人提及的“隐身人”名单。你是继昌耀、杨志军、万玛才旦、古岳、耿占坤、阿甲、江洋才让等作家之后的一位更加纯粹的“隐身人”。我所说的这个概念,主要意思是说在现代城市生活里,你们共同选择了“寡交游”的生活方式,绝对远离泛泛的社交应酬;即便到了稠人广众的场合,也宁愿选择一处引不起人注意的地方。众人喧哗的时候,你们选择沉默不语;在众人的追风里,你们不但不会跟风,还要常常选择逆风而行。我从你们这些人身上,从没见识过、听说过你们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情况——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除外。你们和钱锺书所取的字里的“默存”二字,不期然而心有戚戚焉。什么是“默存”?就是形不动而神游,就是默默地存录下美好的事物。仅从这个性质上说,你们的精神特质里都具有强大的阴性力量,是月亮神的扈从,是月夜下的对影、阴壑灵籁、月林清影。你的文字里沾满月亮魂魄的表述可以随手俯拾,我就不再举例。昌耀先生,我只举一例,他发明过“影物质”一词。更不要说他迟暮之年还是个“睡眠剥夺症”患者,是个夜游的吟者。你可能就此马上联想到昌耀心存崇敬的老师鲁迅先生,他不也是一个夜游的吟者和思想者吗?你们胸前统统都佩戴着一枚鲁迅当年设计的猫头鹰图案胸针。
忘了在什么地方复制粘贴的,现在这段话拷录在我手机的记事本里,不用删减,直接拿来当一个脚注:直面孤独,拒绝名利场,隐居底层,不求虚名,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这是齐奥朗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终其一生所尊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在他看来,孤独可以使人远离追名逐利的喧哗,净化心灵,潜入冥思,深刻反思和求索,杜绝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提出独特的创见。他的格言告诉我们说:“孤独不是教你踽踽独行,而是教你成为一个独特的达人。”换成我们的古典语境,你的“选择性远离”,正是钟惺在《诗归序》里说过的这么一层蕴含:“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赶紧扽回我的逸思。我那次在雅集上说,你的名字包含着你的写作配方和写作疆域。自然界里最具生机与活力的三个元素都出现在你的名字里。现在不妨依次道来——
你姓里的“李”字,是种古老的植物,《诗经》里就有过“投桃报李”的表述。最耐人寻味的是,你写过你在少年时期的一个梦——像是对李姓的一个潜意识溯源:“梦中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混沌当初的模样。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看不见自己,但我感觉到自己存在。也许我只剩一双眼睛,染着混沌的色彩。后来我看到一棵开花的李子树,出现在混沌中心。李子树的出现极其诡异,不带任何征兆。它的所有枝条向着一个方向倾斜,显得柔软修长,枝上的花朵碎小,却繁复,白到仿佛那就是一些堆砌的碎骨头。瞬间,花瓣向着高处飘飞,轻盈,仿佛一些小令,一瓣瓣,然后一团团,飞到高处,最终形成大朵白云。” (《西风消息》)那朵李子树上的花,最后幻化成为“大朵白云”。这朵白云你或许想不到关联到了什么。要我说,我就说它关联到了鲁迅的《好的故事》。文学先贤的梦,也是牵涉上了云朵:“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鲁迅《野草》)连水中倒影的边缘轮廓,鲁迅先生都要拿“夏云头”来作比,可见这故事美在虚涵万物,美在灵动的荡漾,美在“石头的软性堆积”(昌耀写云境的妙句)。这是在指示这个故事的性质具有开放性和不断的生成性。转一个层面来理解,它具有后现代书写的未完成性和草稿性。如此,你正在书写的,正是时光中留下的“好的故事”。你的文本的开放性和不断的生成性,实际上就是你用过的“息壤”一词。你在第二本书的书名里,已经嵌入过这个词语——《焰火息壤?柳湾彩陶》。你真会选词。但我要向你说明的一点是,在你之前,在青海的作家群里,第一个使用这个词语的作家是诗人昌耀。他在1984年创作的组诗《青藏高原的形体》里,具体来说,在《圣迹》这首诗里,我们方才和这个遗忘了很久的词语邂逅:“他们叠好携自故乡河源的一片植毛的息壤。/他们蓝黑的皮肤具有钢氧化膜般蓝黑的光泽。/
他们的脚掌沾满荒漠漆。”“息壤”的意思是土之能生长者,宋代的罗泌在《路史》里有过“息生之土,长而不穷”的记载。注意,这息壤有着很深厚的土地性。南北文化,概括到最细微的部分,也就是“水”“土”二字,而且,南有南的水性文化和土性文化,北有北的水性文化和土性文化,水土分布不同,文化质地、文化性情随之也不同。昌耀的厉害在于,他在原生意义上进行意义的移植和增值。
你名字里的“万”字,打回原形,属于虫类。夏朝人造的“万”字就是一只蝎子,甲骨、彝器上沿袭了写成蝎子形的“万”字。诗人兼学者流沙河讲过“万”字为数量之巨。周朝宴聚娱宾,节目里有“万舞”,跳的就是蝎子舞。蝎子遇敌,高举双钳,曲翘尾刺,行进踏着节拍,威仪逼人。陈独秀也说过“万舞人众也”。陕西岐山县有位叫李辛儒的学者——看照片,就是个乡野上的农民知识分子,你身为画匠的父亲,与他同类。奇了怪了,他也姓李。李辛儒说“万舞”一词在《诗经》中屡有出现,例如《诗?邶风?简兮》中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硕人俣俣,公庭万舞”,《鲁颂?閟宫》里说“万舞洋洋,孝孙有庆”。程俊英的注释里,引用了朱熹《诗集传》里较为详细的解释:“万者,舞之总名。武用干戚(盾与板斧),文用羽籥(雉与和籥)也。”蝎子在民间民俗文化里,又是具有驱禳意义的“五毒”之一。李辛儒说:“毒在中国古代并不专门表示有害的事物,它含有化育的意思。唐代的文书碑记中还保留着毒为化育的古义。”(李辛儒《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我注意到“万”字里还隐含着音乐的元素——这可是构成你文本的重要筋脉。
你名字里的“华”字,依据陈独秀的训诂,在古陶器、毛公鼎上,它表示全枝之花,北魏以后始作花。(《小学识字
教本》)
三个字,透露出你的文化DNA,也透露出你核心的文学母题:生长,繁育,生命;“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细细一想,摩诘居士写人间草木的诗句,是不是藏着你名字和你写作的一大半名物和意象?
突发一个奇想,你的已经书写和将要书写的,在某种层面上,是不是很像一个现代版的《归去来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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