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和1934年，作者先后两次赴罗布泊（又名罗布淖尔）考察，本书为其考察报告。全书分本文与图版两部分，本文分四篇，第一篇为绪论，综论罗布泊水道之变迁及楼兰国历史与文化。第二篇为工作概况，详述作者考察石器遗址、湖畔古冢、古代遗址过程及考古所得。第三篇为器物图说，分石、陶、铜、铁、漆、木、草、骨、织品、杂类共十章。第四篇为汉简考释，分释官、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释古籍、杂释及简书制度，共九章。此外，本书还附有大量出土器物图版、交通路线图、剖面图和复原图，图文并茂，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黄文弼（1893—196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先后四次到新疆进行科研考察。著有《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等。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与沙漠之移徙 2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2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4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6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15

五、附论：河源问题 19

第二章 楼兰国历史略述 30

一、鄯善国之初起及最盛时期 31

二、楼兰故地之复活与最后之放弃 34

三、鄯善与中原王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37

附论：鄯善与楼兰国都问题 39

四、吐谷浑之侵入与隋唐之经营 43

五、康艳典东来与吐蕃之侵入 45

六、罗布区域之荒废及罗布驿站 48

七、清之改县 51

第三章 楼兰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52

一、两汉至魏晋之南北道及新道 52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浑道 59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与南道 62

四、明清时之嘉峪关道 68

第四章 楼兰文化与汉代之经营 72

一、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72

二、汉代对于西域之经营 77

三、汉文明之输入 88

第五章 佛教之传入与其文明 95

一、佛教之传入 95

二、西方文化之输入 105

第二篇 工作概况

第一章 石器遗址 119

一、英都尔库什 119

二、罗布淖尔北岸 120

第二章 湖畔古冢 128

第三章 古代遗址 141

一、汉烽燧亭遗址 141

二、汉代古道及住宅 147

第三篇 器物图说

第一章 石器类 158

…………

第四篇 木简考释

…………

自 叙

余于民国二十年《高昌砖集》出版时，附印赘言，略述在新疆考古报告编次之程序：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库车，次和阗，次佉沙六集。余甚幸运，余于民国二十二年秋，承中美庚款会协助经费，《高昌陶集》继续出版。依次当继续编辑蒲昌即罗布淖尔考古报告。适奉教育部令派赴新疆视察，并注意文化，在赴迪途中遭遇兵乱，余得乘机再至罗布淖尔工作，又有不少之收获。二十三年秋返平，着手编辑罗布淖尔即蒲昌海。综合第一、二两次所获，分类整理编次，并以研究所得，发表短篇论文，供献于学术界。二十四年冬，余又奉中央古物保管会之命，驻西安整理碑林。西北科学考察团亦因余故，在西安设研究分所，继续编纂工作。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碑林监修委员会事务颇繁，但余每日必抽出数小时作余之罗布淖尔考古报告。尤其晚间全部时间均为余有，故尚能顺利进行。在两年之中，完成余之初稿，所有器物之摄影画图，亦均次第完竣，按类编次成册。二十六年夏，因中美庚款会补助费用完，经费来源断绝，又适抗战军兴，一部分采集品因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之便即存南京。后西安时受空袭，又将存陕之采集品，由于清华大学梅校长之协助移存汉口，而余之工作遂完全入于停止状态矣。二十七年春，碑林工程告竣，余遂赴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其年秋又接受中英庚款会协助，赴成都借四川大学工作。二十八年夏，川大迁峨嵋，余亦随校赴峨眉，静居山中，重理旧稿，图版重编次，论文重删订。其年年底全部完成，以较旧稿，则此稿详密多矣。二十九年春，又受西北大学之聘，赴城固讲学，秋返川，迁居川西崇庆县，补充绪言七万余字，至本年年底完成，即本书之第一篇也。六年工作，至此遂告一段落。抗战期中，印刷困难，此稿藏之笥中者，已三年于兹矣。胜利后，余辞去西大教职，去夏来平，接受北平研究院之聘，得有暇日重审订旧稿，又承教育部、中美基金会之补助，工作得以继续推进，此稿亦于今春交北大出版部付印，日夜雠校，历数月之久。十余年之苦心研究，终得与世人相见，何幸如之。

本书分本文与图版两部分，本文分四篇，第一篇为《绪论》。分五章，综论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楼兰国历史与文化。由于余前后两次在罗布淖尔考古之发现，并参考东西学者实地研究之成绩，参以记载，作有系统之叙述。第一章明水道，根据民国十九年，第一次发现海水复故道之事实，再就考古之发现及记载，推论移徙之时代与原因，东西学者，关于罗布淖尔之争论，从此可得一结论也。末附河源问题，亦为中国两千年来所议论不决之问题，亦根据记载与地形，依次有所叙述。第二章述楼兰国历史，自《汉书》首立《西域传》，历代史书踵其成规，率有叙述。然传文简略，未能窥见楼兰区域之全貌。余此章根据出土遗物，参合记载，自两汉以迄近代，作一有系统之叙述。西域与汉文化之关系，亦由此可得其大凡也。第三章论交通。楼兰在西域交通线上，夙居重要地位。但世人仅知《汉书》所述之南北二道。南道起自鄯善，北道起自车师，但此两道皆宣元以后事，而汉初通西域之情形，及其路线为何，历来东西学者，考古之发现，未能证明。自余在古烽燧台，检拾汉宣帝时，黄龙元年之木简及古道遗迹，而汉初通西域之情形，由此可以确知也。第四章乃阐述汉代对于西域之经营，及文化之传播。第五章阐述佛教东来与文明。盖罗布淖尔居东西交通之咽喉，接近汉土，当然受汉文化较深，同时又为西域门户，西方文化东来，亦路经于此，则此地有西方文化之遗留，亦系事实。乃近来东西人士往新疆考察者，率同声一词，谓西域人文化原甚优秀，绝不受东方文化之影响，中国学者之未亲往考察者，亦随声附和其说，似若中国在西域毫无所建树者。关于此种谬误，余于《高昌陶集》出版时，已明切非之。今此书出版，复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及古物之发现，重复阐明。读者于此，关于东西文化混杂之现象，可益臻明确也。

第二篇为《工作概况》。余赴罗布淖尔考察，前后凡二次。第一次在二十三年春季。第二次在一九三四年秋季。工作时间虽有先后，而工作区域则大概相同，而采集什物之性质亦大体一致。故综合两次所获，分类说明，内分三章。第一章为石器遗址。包括英都尔库什及罗布淖尔所采集者，分别叙述，并推论相关之点。第二章为湖畔古冢。余一、二两次在罗布淖尔所检查之古冢，均在孔雀河北岸。由其埋葬之方式及出土之遗物，可分两种现象。一具衣冠葬，一为赤身葬，前者为受汉文化之影响，而后者则仍为本地人之遗俗也。第三章为古代遗址。包括古烽燧亭及人民住宅与河渠而言。尤其在古烽燧亭之发现，至为重要。除有汉简可决定其时代，并由此可知历代在西域之政治及军事之设施。而同时并出之铜、铁、漆、木器及丝织品，皆可表现汉代工艺之一斑。中国古代艺术品，内地流传者甚少。今因边陲气候干燥之故，两千年遗物尚能保存至今，殊可贵也。其他如柳堤古渠等等，汉人对于西域经营之情形及屯田政策之推展，皆由此可得其仿佛也。唯人民住宅，若LT地所发现之遗物，则表现人民生活之简陋而已。

第三篇为《器物图说》。内分石、陶、铜、铁、漆、木、草、骨、织品、杂类十章。余前后两次在罗布淖尔所采获之遗物，凡一千八百余件，就其精要者，约三百九十余件，摄影入图依类排比，而图说亦按图次叙述。每一名物，必详其形态，著其尺度，考其源流，与应用之方法。由其并存之关系，藉以推论其年代。每于一物之考订，一事之论述，尝苦心焦思，累十余日而不能写一字。或今日以为是，明日又改，往返删削，历七八次。每改一次，必留其底稿，而稿已盈箧矣。盖余在罗布淖尔所采集之物品，品质复杂，范围亦广，自金石以至草木，自军事文化以及日用饮食诸品，莫不备具。时值抗战期间，参考书既缺乏，又无法觅取师承，皆由余一人之思考，坚苦探求，其不免于简陋，固意中事也。然亦尽力之所能矣。

第四篇为《木简考释》，分为释官、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释古籍、杂释八章。又总论简书制度为一章，共九章。余所获汉简，残整约七十余件，皆一、二两次在罗布淖尔北岸古烽燧亭遗址中获得者。因其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适在宣、元、成之际。此时楼兰国已南迁，而楼兰故墟情形如何，中国史书甚少记载。今有此简之证明，则汉通西域以后，在西域之军事政治情形，由此可得其大略也。在余之前，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在楼兰遗址均发现木简。由有咸熙、泰始年号，可证其为魏晋时西域长史之故墟。较余所觅得之遗址，由汉简作证明，当迟二百七十年也。故欲研究汉初罗布北部之情形，余简适为良好之资料矣。故余整理时，每简必详加考释，推论其在军事及政治上之关系，盖以补史书之缺遗。唯简文书写，多属草隶，且多漶漫，颇难读识。故此七十余简，虽经多人审校，删增削改至十数次之多，然未释出者，仍不在少数。拟俟余再版时，当加以修正或补充也。现影本、摹本均已付印，载之本篇，读者自可按原本研讨，而余之所释，不过粗示其轮廓而已。

其次述及图版。本书所附各图，分为三种。其一为设计图。例如第一篇第一章所附之罗布淖尔水道变迁之推测各图，皆根据旧时记载，参合现代地形，设计绘图，取便省览。第三章所附之西域交通路线图，其义亦同。其理论解释，均详于本文。但亦有本文所不及说明者，亦附注其出处，拟俟将来补述，附之后篇。其二为实测图，例如第二篇所附之第一次、第二次考察路线图与工作图皆是。盖余等第一次之赴新疆考察也，由团中之指示，凡所经行之地必有路线图，以记里程，同时有笔记、日记，以记工作。而余之旅行蒙新，第一次凡三年又六月。所工作踏查之地，遍南疆各地。所绘之路线图及工作图，约百余幅，照片千余帧，日记、笔记十余册。今所发表者，不过十九年春季三个月之工作，而地域仅限于罗布淖尔一带。其余皆藏之笥中，均待整理也。其三为器物图版及插图，共三十六版，为图三百九十三帧，插图一百零八图，内着色者，三十四图。余均为剖面图及复原图。余所采集各物，本非一地，本应以地为纲，依次排比。但各器物大小多少不一，种类亦杂，排比不易。故本篇以类为纲，分类排列，便于形态学之研究，而排比亦易于着手。在《工作概况》之中，则以地为纲，详其土层及并存之关系。再附一《器物分布总表》，以地为纲，下注类别，以便检查。附于本文之末。至图版与原物之比率，请参考《图版索引》与第三篇《器物图说》，读者可按图索骥也。至于木简图版，因原简黝暗，制版后更不清晰，乃根据原简临摹，附于照片印行，借以增加读者研究之兴趣也。

以上皆就本书编纂之大略，及工作概要，略为叙述，以为本书之叙例。其详仍请参阅本文。总之，此书编纂，适在抗战期中，流离转徙，生活既不安定，参考书又缺乏，而敌机之轰炸，住址之累迁，又时时足以危害余之生命，震憾其意志，然卒能完成余之大业，俾此书得与世人相见，亦尝私自庆幸者也。

余于此书之编纂，荏苒六载，经历时间既久，则与所发生之关系者亦多。关于余个人之经过，已略述如上。其次与本书有关之机关及参加之工作人员，亦应有所胪列。盖此书之材料，乃由一、二两次，在新疆所采获者，综合编辑而成。整个在新疆考察时间，前后凡五载，虽累经兵乱，而余之工作，仍照常进行，卒能完成余之使命。故余对过去之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将军、金树仁将军、盛世才将军，表示敬意。尤其余所经过之处，各地方官吏，特别协助，使余之工作顺利进行，不受丝毫障碍，尤为余所感念不忘者也。其次为教育部，当余等初赴新疆考察，承教育部多方维护。余第二次赴新，又系奉教育部之命。返京后，又由教育部补助个人津贴，以研究所采集之材料，至三年之久。此次复员，恢复工作，又承补助工作费及此书之印刷费，使此书得以出版。故余对于前任大学院长蔡孑民先生，前任教育部长王雪艇先生，现任教育部长朱骝先先生，及历任各部长，均表示谢意。其次为北平各学术机关，自本团之组织，及赴西北考察，始终由北平各学术机关之支持与维护。尤其北京大学对本团之一切进行，特别关怀，余第一次赴新疆考察，亦由北大派往参加，及十九年返平，北大又给余生活费及工作地址。此书出版，亦由北大承印，所助实多。此次复员返平，又承北平研究院协助一切，借用院址，并给与个人研究员之薪资，得以整理旧稿，陆续付印。故余对于北大胡校长及研究院李院长，特别表示谢忱。至于经费方面，本团初由新疆返平，即由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助工作费用，得以出版《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及编辑此书之初稿。此次本书出版，又承补助一部分印刷费。又中英文教董事会，在抗战期中补助余个人生活费二年，藉以完成此书之编纂。故余对于中美中英各位董事，特别感谢。至于协助工作方面，余最感谢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诸位理事之热心倡导。对于工作之进行，多方策励。尤其马叔平先生、徐旭生先生、袁希渊先生、袁守和先生，对余之工作，特别关怀。此稿初成，马叔平先生为余校审汉简文字。袁希渊先生为余校定石器名称及质料。此次付印，又承徐旭生先生审校第一篇《绪论》及第四篇《木简考释》，均多所指正。其次为李济之、冯汉骥、贺昌群、容希白、徐中舒，及已故之滕若渠诸先生，时与检讨，多承匡正。而北平图书馆袁守和先生对于余等工作，始终热心维护，并借与西文参考书籍，均此致谢。至参加此书之工作人员，前者有张寅、耿振德抄录稿件，陈执中、梁荣秀、李国祥诸君绘器物图，及地形图；白万玉修理破损。校印此书时，又由汪纯明、陈执中、高兰轩君参加绘图工作，高准君及汤桂仙女士检校原书，清写稿件；高君并摹拟汉简，均深著劳绩，特此一一题名致谢。至此书之一切规划，属文述事，编排设计，主持一切工作之进行，余愿独任其责，不愿使助余者代余受过也。

中华民国卅七年九月十八日

黄文弼叙于北平研究院

黄文弼先后四次赴新疆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发现了大量的各类遗迹和遗物。他根据这些资料，并结合历史、地理、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史料，竭尽毕生精力整理刊布考古报告，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收成果。

——孟凡人

作为出生在中国革命时代的唯一一位考古学家，作为与斯坦因、斯文?赫定考古工作的见证者、正确的解说者、修订者，黄文弼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井上靖

研究西域关系时，除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著作外，无论如何也要把黄文弼的著作放在手边。

——[日]宫川寅雄

1930年代，黄文弼两次进入罗布泊调查发掘，是第一位深入罗布荒漠的中国考古学者，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是关于罗布泊的首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考古报告。

第二章 湖畔古冢

一、Lㄋ古冢

当余之赴罗布考察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阻于水，不得达。而余之助手早舍弃其渡河计划，转从事于探古之工作矣。在四月十五日之暮，小侯拾一美丽之蓝黄色残衿归。称距此西北约六七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试掘之，出女人头骨，髻发尚存，额前乱纸覆之，旁陈残绢帛及毛绳麻布之类，似为死者头部之饰物也。余于十七日复偕小侯往视其遗址，抵土阜旁，阜高百余英尺，宽约相当，长三百余英尺。阜中倾陷若沟渠，宽十英尺许，深亦十英尺许，长百余英尺。死者即藏于此倾陷处，覆以芦苇，以未经修凿之木料支持之。土阜上层为黄土，厚六七英尺，或十余英尺，下为干沙，凝结坚固死者即埋藏于沙土层内，衣衿骨络，几与干沙胶结为一。掘现木把杯二，在头部旁（图版一七，图8、9）。又有羊骨二枚，以木板承之，木板形如芭蕉叶，说者谓蒙古风俗如此，然不必仅蒙古人始然也。死者衣服，均为丝织，约有五袭，衫、襌、纱、纩均备。袖口宽尺许，指骨外露。其颜色有谷黄及紫绛等色，惜迎风而碎，未能取出以飨读者为憾耳。又死者右手第四指，戴有戒指一，以薄铅为质，上刻环圈五，状类梅花（图版一○，图56）。衣衿中，藏铁刀一，柄已碎断。综合观察，极类似一贵妇人之墓，惜无文字以为佐证耳。又左侧亦有古冢一，掘现木把杯及几各一件，形式略同于前。在此阜南半里许戈壁上，有木橛一行，环栽土中，复露出地面尺许，说者亦指此为古时冢墓之故居也。在其西南约七八里许。枯胡桐林中，时露古时陶片，则为当时居民居住之所，而埋其死者于山边耳。（参考《第一次考察路线图 Lㄋ》）

二、Lㄈ古冢

在余等方工作Lㄎ古坟时，余之毛拉等则四出探寻古迹。据称：在东约十余里许，有古房及古冢遗址，乃决计东征。当日晚大风，次日仍未息，尘沙弥漫，白昼昏黑，石子飞扬如雨，不能张目。故决定休息一日。据余之猎户云，此地多大风，风多作西南向，每五日或十日必有一次。据此，是沙碛之迁移与海水之变迁，与风沙不无因果关系也。四月二十日，虽风力稍杀，而酷冷如严冬。吾人均衣老羊皮袍，犹不足以保温暖，沙漠天气转换之剧烈如此。余等于上午七时出发，向东北行，遵来时旧道。九点转东行，时有溢水。十一点东行微偏南，抵河岸。河宽约百余步，两岸枯胡桐横陈。沿河而进，溢水载道，时阻予之行程。十二点转东偏北行，抵古房遗址。在一大土阜上，顶颇平整，长约五六十步，宽约二三十步不等，遗址即在土阜之洼陷处。叠咸块为墙，芦苇覆之，方径丈许，有房十余间，羊粪骨角，散布地表。检亦无他物。余等即驻于其南傍水之平滩上，并在其附近作古物之探寻也。（附图一一）在余住处西北有一土阜，前后宽广，中腰颇狭，形间葫芦。阜上坦平，面覆枯胡桐树六株，即为古坟井口所在。循迹发掘，深四尺许，发现尸骨四具，重叠而葬，衣服已腐朽矣。头部有漆木桶状杯，及木把杯（图版一三，图3；图版一七，图10），圆底木俎（图版一六，图1、2）之类。又有残块铜镜（图版八，图7）及耳饰等，由铜镜之边缘，可决定其为汉物无疑也。是此冢亦为两千年前后之遗址矣。又在土阜附近，拾铜三棱镞，及石矢镞之类，及土阜上红陶片内含灰陶，想与此墓中人之时代相距或不甚远。但四尸骨重叠于一穴为可异耳。（参考《第一次考察路线图Lㄈ》）

三、L万古冢

在余住处之南约里许，四周积水，有风化层之土阜一座，屹立中洲，上栽立木杆为标帜（附图一二）。发掘其下，有石柱作长方形，长约三尺许，直立穴中，或用以支持土块为墓室之架梁者。尸骨均已搅乱。同时墓中发现草篓一具（图版二六，图L），以藤为经，再以劲草编织之。两旁有耳，系绳之痕犹存。圆底豁口，形状椭圆。疑为死者生时盛食物之具，死后即以此殉葬焉。又有漆木桶状把杯一件（图版三，图2），外涂朱漆，但彩色已毁，形式与Lㄈ冢中把杯相同。又有骨器六件（图版二八，图1—6），均作锥形。图1—4各器，一端尖锐，疑为古人搔发之簪。图6一端作柄状，用意不明，然以3、4两图言之，疑为女人头上饰物。疑冢中死者，或为一女人也。

又有玉、石、骨等件（图版三○）与之同时出土。其中有玉耳饰二枚（同版，图1、2），作椭圆形，中空。又有方形者，有圆粒形者，有薄叶状者，无疑的皆为耳上之饰物。又骨粒一串，形同冠缨（同版，图20）。又一长方石块（同版，图27），三面磨制甚光，一面为天然石状，底凿一横槽，用意不明。但亦疑为本地人装饰之具也。（参考《图说》第十章《杂类》）

四、Lㄇ古冢

当余之工作Lㄎ古冢也。余之助手毛拉告余云：在此地之西土阜上有一古冢，尸骨尚未腐化，采归草篓二枚为证，余甚异之。及余移驻于L万也，急使导余往观。累越高仰层之土阜，至一三面有水之三角洲。其高阜，四周风化，显露其泥层绉折之迹。在沙土岩处，有木桩一（附图一三），犹以为偶置之也。审视其沙土倾陷处，露毛织品之一角。余乃大异，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锋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五尺，宽三尺许，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端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次揭去木板，即显露以毛织物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十英寸，上形尖锐，帽系骨粒帽缨六七股，垂络唇颚。毡帽内，尚有红毛索编成之里帽，冠戴不正。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眉间，有红绿色所绘之横纹三道，极类本地女人之画眉。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痕，以备系耳珠之用。两眼微陷，两颧耸起，鼻陷而唇斜，似负痛苦以死，而表现忧戚之容者。在其头部，有草篓二个，一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图版二六、图2、3）。次除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身体，经盐硝之浸炙，皮肉坚结，尚保存其原形，毫未腐化。两手下垂，下围以棕黑色毛线织成之长带，带绥下垂至足，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坚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直立转侧皆可如意。头长二五厘米，额宽一○厘米，面宽一一厘米，下腮突出，显现尖削之状，通高一六○厘米（附图一四）。据医学家言，凡腊尸皆由盐水之浸炙，积久遂成腊形，永久不坏。然非有两千年之浸炙，不能成功也。据其所述，参合此处有水之时代，及同时发现之遗物，当亦在两千年前后。盖以后海水南徙，当无此腊尸之造成。头部之草篓与L万冢中之草篓形式质料相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L万同时发现之骨器、漆、木器，余已订为两千年前后之故物，彼此互证，则此腊尸有两千年历史之说益可信也。

其次言及死者种型问题。余对于人种学，毫无研究。且亦未加科学测量。但以由死者埋葬之方式及其殉葬物品，推测死者确为本地人，与汉通西域时之楼兰国人，或为一致。盖其所表现，完全为游牧人及渔猎人之生活，与中原人久孕育于东方文明者，决然不同。故吾人在第一编第四章中，已略有论述。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补述末意，以备参考。斯坦因氏在 L.F.4古冢中，发现死者头畔衣襟中，系二小口袋，中盛小麦粒，及其他细枝。纳恩德博士（Dr.A.B.Rendle）认此细枝为在西藏至波斯一带繁殖的胡麻，据伯格曼君称印度跋希人（Parsees）现仍用麻黄细枝代替能产生浩玛或所玛（Haoma or soma）之某种植物。（所谓浩玛或所玛，在古印度、伊兰人祭祀中，曾占重要地位。）余在Lㄈ古冢中，发现纻麻质口袋一，亦有同样盛物，但当时不注意，遂致遗失。在此地僵尸中则未之见也。但以麻黄细枝为殉葬品，确可代表此一带一部分墓葬之习俗。换言之，即为本地人墓葬之习俗。若然，则楼兰人，或即与印度跋希人，有密切之关系也。至此，余当另引中国记载所述一事，以助研究之兴趣。按斯坦因氏所述之跋希，与中国记载所述之白题西音相近似。杜氏《通典?西戎传》云：“且末国，汉时通焉。北接尉犁丁零。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诸果。人皆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按《通典》所述与《梁书?末国传》字句微异。如云：“末国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按此处均有脱误。其云“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义意不可通。波斯在葱岭西，如何可接。故此处当云：“东与白题西接，西接精绝。”波斯疑为白题西之小注，表明其为波斯人。后人遂将小注录为正文，而又删去“西接”二字，义意遂不明了。《太平寰宇记》，引作“东接白题，西接波斯精绝”，错落同上。盖波斯仍当为白题西下之小注也。使余之解释不误，则且末东为白题西人，即波斯种人所占据也。又据中国史书所记，且末在三国时，已为鄯善所并。故《通典》所云且末人，亦当即汉时之鄯善人。所述之且末人之习俗，亦当即鄯善国人之习俗。剪发着毡帽，小袖衣，开颈而缝前，且末人既如此，则汉时鄯善国人亦当如此。由余等所发现僵尸之形态，即其剪发戴毡帽事，更可证明其然也。彼此互证，则汉时楼兰人种型不难推知，或即属于印度伊兰人种型也。现昆仑山中，有操伊兰语之噶尔喀族人（Galca），或为其遗种欤。以上皆为余第一次所考察湖畔古冢之经过也。第二次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适值战乱，且准备未充实，不能尽量考察。但亦略有所见，兹略述如次。

当余等于五月初间，由鲁戈斯特南抵孔雀河畔也，由余一驼病足，放置于此。即率其余驼东行，沿一干河岔，枯桐红柳，迤逦如带，时有土阜间之，阻余行程。傍晚驻一咸滩中，一面派毛拉赴辛吉尔购办米面，余等则作古坟之探查。在余等驻地旁有一风蚀土阜，上竖枯胡桐三株，作交叉状。以余等第一次探查之经验，凡类此者上必有古人墓室，即攀登察看：上颇平坦，作椭圆形，有井穴二，南北对峙，穴口有枯胡桐六株，长丈许，骈比横陈，二穴相同。余等掘其南穴，深至三尺许，发现见棺一，作长方形，四围板壁已遗失，仅存底部。冢中土层搅乱殊甚，出木几二，已腐朽倒置其中，又几足四，作屈腿状，显系早为他人盗掘，而留其遗弃物于冢中。故余亦不欲尽取之。八日转东行，在戈壁上见一地室，屋架犹存，以枯胡桐作檩条，覆以芦苇，涂以泥浆。据本地人称述，在室中曾发现古棺木数具，现已无存。复东行戈壁上，时见以木桩栽立之椭圆形建筑，数冢相连，组合为群，据猎户云，此亦为死者之居室。其栽立之木桩，长二尺许，一端尖锐，入土不深。因余忙于行路，未加工作，殊可惜耳。

五、Lㄖ古冢

当余等于古烽燧亭工作完后，五月十四日复返西行，路遇毛拉于途，并携米面而归。庆幸之余，复谈及往西约十余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衣巾外露，乃使导之前往。试作发掘，出小头骨一，黄发尚存，作黄金色，审视为七八岁之姣童，所谓黄发小儿是也。冢中绸绢衣巾，尚未腐朽，有枕头一，四方形，头枕之迹犹存。手帕一，亦为长方块，一端具带，疑为缀系于衣巾之用。袖口缥骧，均崭然如新。一袖口黄绢为底，绿绸为边缘。图版（二一、二二）虽属小儿，亦副戴满身文明，供吾人之鉴赏，与裸体葬者，有文野之别矣。（参考《第二次考查路线图 Lㄖ》）

综上一二两次所获，由其埋葬方武，及装殓物，显有两种不同之现象：前者为赤身葬，后者为衣冠葬。在汉通西域以前，楼兰人民之生活如何，吾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不难窥其一二。《西域传》云：“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遂水草，有驴马，多槖驼，能作兵，与婼羌同俗。”又云：“自且末以西，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能作兵，略与汉同。”是楼兰本为行国，不事耕作，至为显然。及楼兰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鄯善，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楼兰至是始有田作。然皆在汉通西域以后，田作者亦多为汉人，非本地人也。据此，楼兰文化，可分两阶段，即汉末通西域，在纪元前一世纪以前，为前期，完全为本地土著文化；自一世纪以后为后期，盖受东方文化之影响，渐变其习俗也。前在《石器遗址》章中，已由石器部分略有阐述。今据湖滨古冢，其情形亦大抵相同。由余之Lㄇ冢言之，露体埋葬，断发文面，革履、裹毡，皆非东方之习俗。而东方文明，以丝绸为大宗。凡在西域之被汉化者，莫不锦绣珠玉。而此冢除毛革二种外，不着衣裳，十足表现为畜牧，或渔猎生活状况。其殉葬物品，除草篓外，再无他物。而此物质料，又大概为本地所出，亦显未受东方文明之影响也。惜余所工作只此一冢，而斯坦因在楼兰附近，柏格孟在阿德克一带，所工作之古冢，其情形与此近似者甚多。阿德克之D1冢，与余Lㄇ尤为接近。然其殉葬之物品，不出毛织、皮革、树枝、木条之类，与余所拾大致相同。而余Lㄇ冢中不见树枝，毡帽上不盘红索，及饰鼬鼠皮，较为稍异耳。但此为繁简之别，而于人民生活状况初无有异也。又其埋葬仪式，露体裹毡，凿木为棺，覆以牛皮，冢后树一木杆，则所有古冢皆同。此与较进化之埋葬法，已大异矣，此可注意者也。其次说到后者，柏格孟在阿德克另一区域，发现三座小坟地，在EI冢中发现之僵尸，为一年高有德之绅士，白须面窄，确为典型长头种人。衣黄绢外衣，边缘镶以红绸。CI冢中为一妇女骨骸，衣绸外衣，镶棕、红、绿三色边缘，袖长过手，袖绣各色条纹。并副带铁镜一，覆以红绸。又有皮质及丝织小口袋。又铁剪一把，挂在腰际。颈上再挂有白色骨质佩饰一串。复次，再北行，将近库鲁克河南岸又发现A冢，内尚保存颇完整的黄绢外衣，缘领露胸，系结于内，袖长而小，还有毡袜、高靴、皮裤之类。

凡此诸冢，虽各个微有差异，但有一共相，即均用丝织物装殓，全幅带着东方文明，则此类古冢，必在汉通西域以后，无可疑也。至是否为汉人，则有待于人种学之研究矣。又此项小坟群，均在库鲁克河以南，及渐近于库鲁克河一带，与余发现之文明冢，相距虽有数十里之遥，但均在库鲁克河流域也。例如余之Lㄋ、Lㄈ、L万，其埋葬方式，与柏格孟E、C等冢大致相同，即同具衣冠葬者。不过余冢中所发现之殉葬物品，较为丰富，而表现文明，更为明确耳。尤其L万、Lㄈ之铜镜碎片，及漆木把杯与簪栉之类，与Lㄇ之殉葬物品，确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无疑的，一为土著，一已接受外来文明，生活遂有优劣之别耳。但余所发现之冢，均在库鲁克河北岸，正当汉通西域路线孔道。援鱼豢《魏略》所述，西汉通西域路线中道经居卢仓，西北行，过龙堆，到故楼兰，即余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地。再西行，沿库鲁克河，直诣龟兹，此为径道。而余所检查之文明冢，完全在大道两旁，其受汉文明影响，毫无可疑。虽Lㄇ亦在大道附近，犹留着本地土著之风尚，然余所发现仅此一冢，且亦不如阿德克古坟中之纯土著化。由此吾人所述汉通西域后，本地人已远徙，或渐被同化。因此一带已被汉人视为军事政治之重要区域，其柔土处或为屯田之地带，本地游牧生活已无可用其力也。反之阿德克在库鲁克河南约七十余里，不当西行孔道。故本地土著人民，尚仍然保存其旧生活，游牧渔猎。如现今之罗布里克人，在生活上甚少改变，可为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