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评（增订本）》为已故诗人昌耀的评论性传记。该书以时代风云和青海地理山河为背景，综合昌耀生前所提供的家世文书、重要信件、手稿资料，及其与本人交往的丰富信息，还原了昌耀传奇性的一生。增订本主要根据新的资料，在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昌耀在河北荣军学校从事诗歌创作伊始，与河北省文联及《河北文艺》的来往信息，该书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者亲历的现场信息、史论结合的学术视野、知人论事式的深度评述，展示了诗人昌耀最终命运走向的端倪。

燎原，生于1956年，本名唐燎原。当代诗歌批评家，著有中国西部诗歌专论《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诗集《高大陆》，批评随笔集《地图与背景》，以及《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等专著多部。主编《二十一世纪十年中国独立诗人诗选》《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昌耀诗文选》等。

一

“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 003

1.空城堡中的幼主 003

2.宗祠私塾的读书郎 011

3.从县立中学到投笔从戎 017

二

朝鲜战场 020

1.战火中的少年 020

2.《人桥》与最初的写作 027

三

河北荣军学校 033

1.背景：王氏家族的衰败 033

2.从桃源到北京的家族迁徙 038

3.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 045

4.蓬勃的青春渴望爱情 058

5.到远方去 062

四

初到青海 067

1.“寂壁乡山” 067

2.那时节，“我的诗运是亨通的” 076

3.进入青海省文联 081

4.第一部书：《花儿与少年》 085

5.《最初的歌》与初到青海的歌 095

6.渐进中的民俗学气质与民谣风 102

五

头戴荆冠 110

1.以诗罹祸 110

2.家书中的“问题少年” 125

3.栽入“右派”罗网 145

六

流寓边关的诗人 159

1.日月山下的放逐 159

2.炼钢炉前无产者诗人的梦幻 170

七

大山的囚徒 185

1.藏龙卧虎的八宝农场 185

2.新垦地上的磨镰人 204

3.“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216

4.“这样寒冷的夜……” 223

5.天籁萦回的风景写生小品 233

八

申诉之路 247

1.落魄青海的精英者群 247

2.投向北京求助的信鸽 256

九

走出祁连山 269

1.土伯特的女儿们 269

2.八宝农场焚书的大火 287

十

流徙新哲农场 290

1.沙尘暴统治的荒原 290

2.北国天骄的义子 308

3.“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 315

4.西羌雪域的五口之家 323

5.告别荒原 336

十一

否极泰来的1979 346

1.“归来者”峥嵘亮相 346

2.寒春中裹着冰甲的红梅 359

3.被改写的旧作 374

4.流放四部曲 397

十二

“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410

1.清寒之家的苦乐 410

2.“赞美：在新的风景线” 417

十三

西部大时空的史记 425

1.“所思：在西部高原” 425

2.西部，“更是一种文学气质” 432

3.“亚当型巨匠”的金字塔建造 438

十四

荒诞生存中的百年焦虑 451

1.“你的一页电报摊开，早被强意奸淫” 451

2.诗集出版反复受挫 458

3.“昴哀窕岛冈桑” 468

十五

来自外省的致意 478

1.“读你的诗，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 478

2.各地青年诗人们的造访 488

3.“太阳城”投来的光束 497

十六

听候召唤：赶路 504

1.“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 504

2.落日中矗立的《哈拉库图》 516

十七

婚变：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528

1.夫妻关系中的裂纹 528

2.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 532

3.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541

十八

无家可归的大街看守 564

1.解除婚约 564

2.“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572

3.H，西岭雪山诗会上的风景 583

4.入赘穆斯林平民院落 594

十九

“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 598

1.鲁迅《野草》的投影 598

2.底层世界的超凡众生 605

二十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 617

1.世纪末涛声中驶向深海 617

2.在俄罗斯，灵魂与肉体的浸礼 628

二十一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650

1.音乐路 650

2.身患绝症与《昌耀诗文总集》 662

3.在桂冠与情义的潮水中 674

4.太阳说：来，朝前走 700

二十二

补记 708

第三版说明

燎 原

《昌耀评传》首版本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个版本《昌耀评传》（最新修订版），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了版次表达一目了然，这个增订本定名为《昌耀评传》（第三版）。

现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在此书的第二个版本中，我曾分别撰写了《修订本说明》和《修订本后记》，为避免信息繁杂，此次全部删除。对于其中的重要信息，则抽取原文移植于此。

1. 《修订本后记》中的如下文字：

这是我继《海子评传》之后，第二部中国当代诗人的评传。但与第一部不同的是，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昌耀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

这段文字，援引自此书的首版本《后记》，表达了我书写这部评传的缘起与初衷，故特别保留于此。

2.《修订本说明》中涉及与此书相关的两位重要人物，这里必须再次提及。

第一位是刘启增。

《昌耀评传》出版不久，在我要将样书寄给一位重要的当事人——青海民族学院的刘启增教授时，却从其亲属处获知，他已去世。这个信息让我顿时心生惊骇和“后怕”，刘启增曾与昌耀一起落难于祁连山及新哲农场等流放地，没有他陪同我采访并提供资料，昌耀漫长流放生涯中的诸多经历，都将成为谜团。那么，精神矍铄而又顽劣的刘老头，该是一位特意等待我的使者，为我进入他们那代人共同的命运腹地而带路，一旦使命完成，便倏然隐遁？这使我再次醒悟到，这个世界内部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清算机制，该受报应和该得偿还的，一定都会各得其所！正如历史把荣耀还归昌耀。

第二位为韩作荣。

在《昌耀评传》写作期间曾给我以同样重要的帮助，并为此书撰写了序言的韩作荣先生，转眼间也已成为“故人”，于2013年11月离世。韩作荣是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和编辑家，也是昌耀少有的知音和挚友。早在1979年，昌耀以无名者的身份复出诗坛之初，时任《诗刊》编辑的他，就似已看清了一个未来的昌耀，由此一路扶持陪护，直至昌耀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而将韩作荣先生的序言重置于这个“修订本”，既是向他的致敬，更因为这篇序言的不可替代。

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第三版仍保留了韩作荣的序言。

二、第三版的增订情况说明。此次增订的重点，是对昌耀的早期写作，亦即他在河北荣军学校时期和初到青海时期，大量写作信息的增补。包括他发表诗作的刊物、详细的作品篇目、他在《河北文艺》所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该刊对他的重点推介、相关人士之于他的评价等等。这些信息显示，昌耀初出茅庐便恍若一颗新星自带格局，而他最终的气象，则在此时即可找到依据。但这些信息，无论在昌耀生前自己编选的诗文集，还是这部评传的前两个版本中，都仅有蛛丝马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李文钢博士，在其《昌耀与〈河北文艺〉——昌耀早期佚稿发现记》一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但有趣的是，据李文钢表述，他是“根据燎原先生在2008年出版的《昌耀评传》一书所提供的昌耀生平信息，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电子文献搜索技术，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昌耀先生的早期佚稿”。现在，当我又据此进行第三版的增补时，还是想对他说声谢谢。

也正是由于插入了这些信息，原版本的相关章节便显得臃肿，所以，此番特做了局部的技术调整。诸如第三章内《蓬勃的青春渴望爱情》、第四章内《渐进中的民俗学气质与民谣风》这新增设的两节，原先都统辖在各自的上一节。此番则按相应的内容归类从中断开，另起一节。

是的，在诗歌史不动声色的大规模淘汰中，我亲眼见证了昌耀“逆袭”式的持续走高。在他去世之后，随着其若干诗歌选本的相继出版，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又出版了由我选编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昌耀诗文选》。一位诗人的生命，正遵循着文学史上那类经典性作品的传递模式而延续。愿这部第三版的评传，能为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昌耀而助力。

2021年4月20日

写于威海蓝波湾

诚然，喜爱昌耀诗的人颇多，有识见的对诗有透析能力的人也为数不少，但真正理解昌耀、熟悉其人及其生境，并与昌耀有共同地域生存体验、被昌耀信赖，又同时具备前者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燎原。对于昌耀的研究，这部《昌耀评传》颇为难得，它将与昌耀的作品一起留诸后世。

—韩作荣

燎原用独立、客观的学术良知体悟复杂幽微的诗歌经验，并用恢弘的气度、丰沛的内容以及小说般的悬念，精准、明晰、严谨地叙述和评介了诗人昌耀。他独特的文化关注和阅读选择，赋予诗歌评论以“开放性”，实现了语言和生命的组合与互通。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没有寻求真相的疼痛与苦楚，是很难写出有思想和力度的诗评来的，燎原是这个时代诗歌的痛感神经。

——《星星》诗刊2016年度诗歌评论家奖授奖词

《昌耀评传》既有宏观理性的理论叙述，也有感性微观的人生传达，视野开阔、触角敏锐，充满思辨的激情及才华，是近年来诗人评传中独树一帜之作。

——首届西部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授奖词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海子是一个传奇，昌耀则是另一个传奇。为两个当代传奇诗人写评传，燎原是唯一的一个人。比这更重要的，是燎原在这两部评传中展示出的对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和剖析——宏观把握的大局观和微观探悉的精确性。这两部评传让我再次意识到，只有捍卫诗歌尊严的诗评家才是有价值的诗评家。

——王夫刚

有许多人可以写昌耀评传，但最佳人选非燎原莫属。他用这部专著充分证明了他没有辜负昌耀的嘱托，向昌耀的在天之灵和广大读者献上了这部满含卓见浸透深情的心血之作。由于作者对青海和昌耀的稔熟，加之自身的才情，故而对传主的生活经历叙述得简要而清晰，在克制的叙述中蕴含褒贬爱憎；对昌耀作品的评价敏锐而独到，真挚而深刻。通读全书使读者不得不承认昌耀确实是当代中国的一位大诗人。

“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

1．空城堡中的幼主

昌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一再谈到命运对于人的捉弄。我想这其中最具捉弄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他度过了生命中黄金年华的流放营地相对应，他的故乡，竟然是以人间仙境桃花源而得名的湖南省桃源县——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关于美好生活范式的最高想象模型。如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为“避秦时乱”而进入这一“世外桃源”的部族，就是当年秦国的民众，那么，事情就显得更加幽默：西北的秦人为避战乱而“躲进”了桃源的洞天福地，身为桃源人的昌耀却缘自对于边地异域风情的诗意憧憬，竟双脚陷入了西北的流放营地。这一方位和命运的大对转，可真合了那句以感慨系之的声调说出的小品台词：缘分呐！

并且，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诗人中，当昌耀事实上就是苦难、坎坷、清寒、孤独等的代名词时，他身后遥远的童年，却是一幅豪门盛宴的图景。

昌耀于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城关大西门内育婴街17号，而其家族的老宅，则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村。此时，昌耀的祖父王明皆作为三阳地区有名的地主，整个的王家坪村几乎就是王氏家族的产业之一 。

关于这个家族，我们能够上溯的尽头，是昌耀的曾祖父王成九恍惚的身影。对于这位老人，我们无法获知更多的信息，但仅仅从他作为一名晚清秀才的这一身份，当可感受到他在这个家族血缘传递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当我们从昌耀，以及昌耀的五叔（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为代表的父辈们身上，体察到了一条赓续的文脉而往上追溯时，首先在他的曾祖父这里，即已找到了源流。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这位老秀才，在自己的家庭中设堂开馆，对他这支根系上成串的子子孙孙，进行私塾发蒙形式上心血与知识的亲炙。

但祖父王明皆则是这棵大树上一只变异的果实。他没有延续其父亲的文化路径，却以自己精明务实的雄心和智力，使王氏家族的家业，在自己的手中走向一个鼎盛时期。到了昌耀出生的1936年前后，王明皆这个老秀才的儿子，已经完成了传统意义上一个中国乡间地主的原始财富积累，不但大跨步地朝着现代商业资本运作的方向上挺进，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经营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进而构成了一个以王家坪的老宅为基地，由三阳镇而桃源县，由桃源县而常德市的资本循环扩张网络。这一网络的核心，就是房地产业加商铺运营。

昌耀所出生的常德育婴街，在当时是一个商铺林立的商业街。这条街上的一大片房产和一部分店铺，就属于王家坪的地主王明皆。不仅如此，这条商业街上其他一些业主的店铺，还是从王明皆那里租赁而来。而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城，王家的产业也以同样的模式铺展开来。这样，仅桃源和常德两地的房租，就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更何况这其中还有王家自己的商铺利润。

产业如此之大，王明皆显然难以悉数打理。于是便对它们进行了条块分割，分给自己的五子二女。然而，这又是一个大致的产业分割，所有的产权仍属王明皆，各条块的生意由其雇佣的人员经营，其子女的责任和权利，则是就近监督照看并提取部分利润，以此壮大各自的家资。常德育婴街这份王氏家族最大的产业，按照上述的分切方式，王明皆就把它划给了自己的次子——昌耀的父亲王其桂。

那么，为什么是划给了自己的次子而不是长子呢？因为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令王明皆遗恨终生的事情。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先对王明皆的五子二女，按昌耀的辈分称呼做一简略介绍：

（1）大姑：名字不详。一直在桃源老家。

（2）大伯：王其梅。1931年入北平私立弘达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1935年成为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时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1943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起，先后任18军副政委、西藏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18军西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西藏军区副政委、川藏公路筑路总指挥。1955年获少将军衔，1961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等职。

（3）父亲：王其桂。1934年前后入北平私立弘达中学读书，1937年在山西抗日决死队从事指导员一类的职务。之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回桃源，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任书记。解放初以“叛变革命罪”被判刑2年。“文革”中在东北兴凯湖农场去世。

（4）三叔：王其棻。一直在桃源老家，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民事官司被桃源县官府处死。

（5）四叔：王其楝。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当文化教员，50年代在四川峨眉安家。

（6）五叔：王其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从南京大学毕业，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不久，调往北京，任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私人秘书。后在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7）七姑：王其榛。1950年曾寄居其北京五弟王其榘处，后随女儿一同居住外地。

从上面的简介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明皆的长子王其梅此后在这个家族中的分量。并且可以想见这个此后的职业革命者，青少年时代就必然具有的主见和个性，以及在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与其父亲不可避免的冲突。然而，这个冲突似乎出现得更早一些：1929年，也就是王其梅在常德育婴街附近的隽新中学读二年级时，王明皆不顾时年仅16岁的王其梅的激烈反对，为这位长子在桃源县包办了一门亲事，并逼迫其结婚。王其梅坚决不从，但地主父亲的威严和意志不容违拗。事情发展到王其梅以吞食鸦片自杀的方式进行反抗而仍无效果时，他终而于1930年毅然离家出走，前住北平求学，继而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一去不再回头。

所以，常德育婴街的王家产业就托付给了次子王其桂。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934年，已经结婚成家的王其桂，也循着大哥的道路离开家乡到北平求学，起初几年尚还逢假回家探亲，及至1937年学业完成后，去山西参加了抗日决死队，便突然与老家失去了联系。

1938年，王明皆病危，预感到来日不多的他，便派人去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以期临终前与两个儿子见最后一面。然而，他最终并未能够如愿。作为桃源乡间一个受人仰视的成功人士，雄厚的家资给他带来了荣耀、自信，也养成了他固执、刚愎的个性。当他怀着遗恨离开人世时，不知他是否感觉到，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失败？

1936年，昌耀出生。这是王明皆家族的第三代中，第一个来到人世的男孩。这里之所以强调“第一个男孩”，是因为在昌耀之前，他的母亲还生有一个女婴，但由于头胎缺少生养经验，女婴窒息而死（这让我想到了诗人海子类似的身世。在海子出生之前，其母亲生育的两个女婴竟都先后夭亡。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那就是这个男孩“命硬”，是家族中某个性命的克星）。这样一来，昌耀既成了其父母的长子，更成了祖父王明皆的长孙。对于王明皆来说，长子离家出走在他心中引发的恼怒、感伤，次子远方求学造成的落寞，第一个孙女夭折投下的心理阴影，此刻都随着昌耀的出生而得到最大程度的宽释。不知这位拥有雄厚家资的老财东，是否还曾在那么一个瞬间，想到了自己家族的旺盛香火，在这个长孙身上的传承光大？1955年，五叔王其榘在给侄子昌耀的一封信中，曾做过这样确凿的见证：“你幼时深得祖父的喜爱。”

能为此做出佐证的，是驻留在昌耀记忆中这样一个朦胧的镜头：他被一位妇人抱在膝头，坐在一部小汽车的后座，在一个车站接受检票。此后“我也几次听到母亲向人谈及武汉跑马厅如何如何之类”这个镜头，无疑与1938年王明皆派人去武汉寻找其长子与次子有关。这位夫人，自然是昌耀的母亲。也就是说，时年2岁的昌耀，也被祖父安排为寻人小组的成员前往武汉。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应该有祖父因疼爱昌耀，而让其借机出远门开阔眼界的意思；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王明皆将这位长孙视作自己“特使”的更为深远的用心。

家族中威严的祖父尚且如此，那么，家族中的其他女性：昌耀的祖母、母亲及其两个姑姑呢？在昌耀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幅画面：

“我与一位夫人沿着一部宽敞的红漆木楼梯拾级而上，我的右手扶住旁边的护栏，夫人拽紧我的左手。我不断受到她的鼓励。而我也乐于完成这样艰难的作业。那夫人是谁？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祖母？她那样的慈祥，那样地爱我……”

那位夫人究竟是谁呢？我想这既是他的母亲，无疑也应有他的祖母，乃至两个姑姑的身影。她们当时都会因不到两岁的昌耀而从桃源来到常德小住，并带着昌耀学步。当然，还有一个他叫“二姑儿”的远房本家姑姑，昌耀是由她和自己的母亲一起，从出生直到带大。而从那部宽敞的红漆木楼梯，我们还可以想见这座小楼大致的格局和气派。

就是在这样一座小楼里，昌耀度过了被女性长辈们悉心呵护的最初的人生时光。两年之后的1938年，已经爆发的抗日战争，使常德的这片宅居毁于日本战机的轰炸之中。昌耀遂与母亲回到桃源乡下的王家坪老宅。

关于王家坪的这座老宅，它在昌耀的笔下是以“城堡”这样一个语词来表述的。这个城堡的规模，占了整个王家坪全村建筑面积的一半。而在这个村庄另一半居住的村民，则基本上是王家的佃户。所以，这个城堡式的老宅事实上就是王家坪村的主体。而这样大的一座城堡，它的正门则常年由一根插在门道两侧洞臼中的门杠严实把关。当你朝正门纵深三进的堂屋望过去，便会看到横梁与立柱上挂着的许多楹联牌匾，正中神龛前的钟磬、香炉、烛台以及软融的红烛油和香灰——这种仪式化的设施，是由春秋时代的孔圣人传递给豪门宅第的标志性格局，但在它的空气中，似乎还能嗅到上一代主人王成九老秀才的气息。而除此之外更广大的功能性区域，则是其现时主人王明皆气息的物化——与耳门相近的东院是生活区，在这里，你可看到一片城堡中的田园：荷花掩映的巨大鱼池，以及被各种果树包围着的菜地。接下来，则是这个城堡的后勤区域，敦实可靠的谷仓群，敦实可靠的佣工、厨子，以及曾经有恩于王家祖上的老人曹老伯，邓大妈之类。

然而，如此庞大的一个城堡，在1938年之后随着它的老主人们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男主人们的浪迹江湖，却成了只为两三个年轻女主人——昌耀的母亲、四婶——以及家丁用人们留守的空城堡。而从家族血脉的意义上说，此时这座城堡的真正主人只有一位，这就是年仅2岁的王氏家族的传人——王昌耀。

那些个日夜，当与这座老宅遥遥相对的火焰岗佛寺，飘来隔世的钟声；当铜盆大的月亮，在万籁俱寂中印入空城堡中这位懵懂幼主的心室，他于某个突然的瞬间体悟到了怎样的人生滋味？50多年后，在他面对青海高原上另外一座名为哈拉库图的空城堡时，终于发出一声长长的太息，“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2．宗祠私塾的读书郎

1941年，5岁的昌耀进入距家四五里之遥的王家宗祠的私塾上学。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的桃源是一个教育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创建于1912年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校址就在桃源县城。它的功能，是用于招收湖南省西部5府29县的考生，因此是当时湘西地区的最高学府。著名作家丁玲女士，当年便就读于这所学校。

在中国近代史上，桃源曾出现过两位著名人物，其一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的宋教仁。其二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教授的翦伯赞。翦伯赞是出生在桃源县城附近的“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的维吾尔族人。这支维吾尔族人源自元明时期，先是由起兵于西域的一位将军及其所部因战功在元朝为官；到明朝初年，将军的后裔又被派往南方平定叛乱，而最终定居于此地。

一位著名人物的出现，总是有着地域生成学意义上的因素；反过来，这位人物又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以自己的示范效应，加重这种因素。这就如同中国历史上粤闽出商人、江浙出文人的地域群生效应一样。

而作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宋教仁、翦伯赞的地域生成因素之一，便是来自桃源乡风崇尚中发达的私塾教育。据资料记载，从清朝初期开始，私塾便是桃源县内进行初级教育的主要场所和形式。其功能大体上为两类：其一是以扫盲为目的，学生皆为穷人家的子弟，他们在读完《三字经》《杂字》《百家姓》后即结束学业；其二是以教育发蒙为目的，学生基本上是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其课文先学《幼学琼林》、“四书”，再学“五经”等国故。从入学第四年起，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至于私塾的场所，则相机而定，有在塾师或学生家里设馆，也有借宗祠家庙设馆。每所私塾一般有学生10名左右，实行个别教学。

昌耀的父辈们，就是在这样的学堂，接受了自己祖父王成九的私塾启蒙。

现在，又轮到了昌耀。

昌耀入学的这所王氏家祠私塾，此时只有四五位学生，年龄最小的王昌耀被独自安排在另外一张书桌上，开始了毛笔描红的写字和古文启蒙。就是在这个学堂上，昌耀见证了私塾这种古老的教育形式，并迅即迎来了它的终结。第二年，学堂有了现代教育形式上的初小班，并更名为尚忠小学。非王姓家族的子弟也可入学。于是，空城堡中长昌耀数岁的佃户的女儿曹娥儿，便成了与昌耀一同上学、回家的同学。关于这位女同学，使昌耀终生难忘的，是她教给自己诸多的乡间儿歌俚谣：“牛角尖，飞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烂，好买饭。饭又软，好买碗。碗又深，好买针。针又尖，飞上天……”这种以颇为规范的“顶真”修辞方式编出的、车轱辘话式的语言游戏，不但给了童年的昌耀以嘴皮子上的快活，也给这位此后外表拘谨而内心放纵的诗人，在简约的诗歌语境中突然刻意饶舌，或在古奥的意绪氛围中，以对俚谣儿歌的改头换面来设置语言圈套，提供了私密的资源支持。

昌耀对自己初入学堂的表现感觉不错。他的举例说明是，有一次竟发现先生在黑板上书写某个字时，缺少了一画的笔误，随即以一个孩子不怕挨板子的代价，得意地向先生指出，事后竟受到了夸奖。

我们似乎由此可以感觉到昌耀童年的机灵，或者说，是从空城堡中寂寞的“蔫”与“闷”中反弹出来的“嘎”——“一次次我撑臂跃过竞技的木马/那位同龄女孩儿不断喝彩：小嘎儿跳得好！”（《一天》1993年）这应是他童年体育课上又一个得意的记忆。但第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的，当是昌耀对于文字的敏感。

昌耀入学的第二年，虽然王氏宗祠的私塾改成了尚忠小学，但私塾“四书”“五经”之类主要的课程设置仍在延续，古文国故仍是主体。对如他这样一个于文字有着超常敏悟力的孩子，这不但初步奠定了他文化构成中的古文底座，同时更为他指示了一条领悟中国语言文字神奇魅力的路径。若干年后一个关联性的事件便颇能说明问题。那是在“文革”初期，他已沦为囚徒的祁连山流放营地，劳教队按上级的要求收缴并焚烧“封、资、修、大、洋、古”之类的个人藏书。昌耀开始时百般搪塞，而作为劳教队小组长的刘启增不执行就没法交差，便与昌耀讨价还价：你这么多的书，总得拿出来烧一些，一本都不烧你能说得过去吗？接着从昌耀的藏书中挑出一本《文心雕龙》曰：这本书以后肯定能买到，不行的话将来我负责赔你。昌耀当时气得就差跺脚。一边气哼哼地斥责刘：你根本不懂！一边无奈地看着刘将书收去投入火中。而昌耀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文心雕龙》传达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从私塾时代的“四书”“五经”开始，他整个文化摄取中的这一古文路径，基本上不曾中断过。进一步地说，昌耀如果没有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和典籍神奇魅力的心领神会，这条路径便不可能对他形成恒久的磁力牵引。几十年后，当我们对没有接受过现今意义上高等教育的昌耀，却在他的诗作中那样娴熟地使用古汉语，乃至在中国诗坛形成了一种唯他独有的语言景观而疑惑时，答案应该就在这里。

当然，昌耀此后的人生艺术取向和儿时的文化储备，还与另外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他的父亲王其桂。由于此后成为国家政权的专政对象，父亲王其桂的形象，在昌耀的一些自叙文字中基本上是暧昧而含混的。或者说，关于王其桂的具体人生线条，昌耀知道得并不十分清楚。譬如这位曾先后就读于北京私立弘达中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还曾有过可谓光辉的一页，并因此而进入《桃源县志》这一“史册”。1991年编纂，1995年出版的《桃源县志》，在《党派群团?共产党》这一章中，对王其桂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39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的桃源籍学员王其桂、姚中雄等共产党员回县，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王其桂任书记，有党员11名”。关于父亲的这段历史，未曾见诸昌耀的任何回忆文字，可见他直到去世时都不知道。

但综合一些相关资料来看，王其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性人物，倒更像是偏重于文化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有着高雅趣味，甚至是好玩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做过的这样三件事情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其一是1941年，亦即从延安回来的两年之后，在王家坪距老宅约10分钟路程的一个名叫金城湾的丘陵坡地上，王其桂修建了一座格局上类似北京四合院，但又融入了洋式风格的宅院，将家人从空城堡中迁出单独居住。但饶有趣味的是，他不但给这座宅院起了一个“金城湾别宅”的名号，还竟然如同范仲淹之于《岳阳楼记》般的，写了一篇记叙宅院修建过程及周遭景色的《金城湾记》，刊刻在石碑上，立于宅院门前。

其二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王其桂带着家人从金城湾迁居常德，因常德时而有飞机轰炸，又从常德移居到桃源县城，借居在昌耀的七姑家里。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两家各住一半，王其桂在楼下购进了一套从纺纱到织布的全套设备，雇人开了一个织布作坊，而上面的二楼，却被他开了一个图书阅览室。除了自己阅读外，还供外人借阅。昌耀此后所说的，他20世纪40年代在父亲的书架上得以翻阅《猫城记》《阿Q正传》《夜店》《重庆客》《豆腐西施》《马凡陀的山歌》《浮士德》等文学作品，以及来自香港等地诸如《西风》《文萃》《生活周刊》《世界知识》等进步文化报刊，指的便正是这个图书阅览室。

通过这些书刊，我们无疑可以看到王其桂的性格旨趣，以及他的文化品位。这些书对于昌耀更是至关重要的，它由此为昌耀开启了一扇连接现代文学现场的大门，并潜在地诱发了他不久之后即开始的文学写作冲动。

其三，王其桂本人还真的曾经就是一位诗人。昌耀在自己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叙：“我父亲喜读文史、政治、时评。我还见他整理过一本他自己的手抄本旧体诗集。”只不过，那仅是他个人一种闲情逸致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曾有过职业写作意识罢了。

但如果我们遵循“诗歌是一种命名”这一说法，那么，王其桂在“金城湾别宅”和《金城湾记》上表现出的对于命名的兴致和对于文墨的热衷，则与昌耀此后的选择诗歌写作之间，显然有着一种隐秘的血缘联系。

当然，还与昌耀的母亲相关。昌耀的母亲吴先誉，曾是常德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一个女性拥有这样的学历，在那个时代并不太多。这是一位既有着读书女性的优雅旨趣，又有着大家族主妇的眼界见地，以及传统女性的善良和韧性的母亲。在丈夫王其桂时而做江湖之飘的许多个日月中，昌耀基本上是独自跟随着母亲成长到4岁。1940年后，昌耀的大弟王昌煜，以及再往下4个弟弟妹妹相继出生，而他们，大致上都是跟随着母亲度过童年的。

母亲是昌耀一生最热爱的人。这是一种深及骨头乃至骨灰程度的爱。2000年3月，昌耀在青海去世前立下遗嘱，若干天之后，他的骨灰千里迢迢回到故里，和暌违了整整50年的母亲安葬在一起。

而昌耀童年最早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并非父亲书架上的《阿Q正传》之类，而是母亲的梳妆台上，一册木版印刷的《梁祝》唱词。

3．从县立中学到投笔从戎

1946年，10岁的昌耀在尚忠小学读完初小，随之告别了老家王家坪的乡间生活，随全家迁回他的出生地常德，进入常德的隽新小学读高小。而在这所学校旁边的隽新中学，他的伯父王其梅、父亲王其桂、四叔王其楝、五叔王其榘，都是从那里先后远走高飞的。1948年，昌耀从隽新小学高小毕业。但是，他并未能顺势进入父辈曾就读过的隽新中学。临近解放长沙之际的常德，部队云集，许多校舍都做了临时军营，因此无处升学。耽搁了一年后，昌耀于1949年秋考入桃源县立中学。不久，以常德一所教会院落为临时校舍的湘西军政干校招生，昌耀报考并被录取。不料，这位堂堂的军政干校生，并未能在身份突然转换的一夜之间，摆脱一个少年儿童的陋习——他因自小怕鬼不敢起夜，而仍在军政干校学生宿舍的大通铺上尿床。没过多久，他便被自己的这几泡尿，又冲回到了桃源县立中学。

昌耀自小怕鬼，但他自己却人小鬼大。一个13岁的少年考入一所县立中学，这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所走的常规道路，但他为何要放弃这所县立中学，而报考设在常德的军政干校呢？如果将昌耀及其父辈性格中的某些共性因素抽离出来加以综合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家族的男人们，人生位置提早前移的共同现象。昌耀的父辈们都是在少年时代便告别了家乡，把自己置身于同代人和时代的前沿。至于昌耀，也许还有这样一种盲目的心理趋向，这就是对于远方不明缘由的向往。而此时，设在常德的这所湘西军政干校，不但为他昭示了一个比距桃源的实际距离要远得多的远方，同时，还为他朦胧地昭示了一种迥异于寂寞沉闷的旧式家族氛围，由青年学子火热的青春和简朴军装组成的富有刺激性的红色生活。对于他，这种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很快的，他又迎来了一次机会，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114师政治部在当地吸收青年学生入伍。但这一次，却与报考湘西军政干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所涉及的，不是对哪所学校更好的选择，而是对于学校的彻底放弃。而年龄尚在13周岁的他要做出这种选择，父母会同意吗？昌耀本人也许更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干脆自作主张，瞒着家人去报考——结果，他又被录取了，并由此而成为114师文工队的一名队员。

就在部队即将开拔的前几天，已有两个多月未见到儿子的母亲几经打听，找到了部队驻扎的一座临街小阁楼，当昌耀得知这一消息想要躲藏时，母亲的脚步声已经从楼梯上传来。于是，无处逃遁的他赶紧跑回房间的床铺上，立时睡成大梦沉沉的模样，任凭憋出的一头闷汗在母亲慈爱的蒲扇下久拂不散，就是沉睡不醒……终于，母亲无声地走了，并把那把蒲扇留在了床头。她知道儿子所玩的小小的把戏，但却不愿让儿子继续难堪。她当然还知道儿子这一去就意味着什么，但她愿意听任儿子自己的选择。

当战友在身边告诉昌耀他母亲走了时，他一个鲤鱼挺身蹦了起来。在阁楼的窗口，他看见了母亲即将消失的背影——这是母亲最后的背影。由此一别，他再也不曾见到伴随自己成长到13岁的母亲。

关于自己的少儿时代，昌耀此后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在小小年纪就是一个闯入到社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