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跨学科观点对书籍史进行讨论，植根于历史、文学研究和文献目录三个主要学科中，回顾了书籍史的经典研究著作和有关学者的观点，试图解释相关研究的主题来源、核心观点及其被吸收采用的情况，指出文本和书籍随时都在改变，读者最终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创造书籍。作者用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为该领域学科边界和跨学科张力提供方向，将对书籍和印刷文化的研究映射到北美和欧洲学术界的学科结构中，为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的研究提供发展方向和跨学科思考。

莱斯莉·豪萨姆，1946年生，英国温莎大学历史系教授，书籍史专家。出版专著十余本。研究方向为史学史、历史编纂学以及学术思想史等。

编者序/1

前言/1

第一章 学科边界和跨学科机遇/7

第二章 描绘跨学科图景/27

第三章 历史中书籍位置的几种模式/47

第四章 历史中书籍在哪里？/72

第五章 跨学科观察：文本、印刷和阅读的易变性 / 100

参考资料/118

前　言

《旧书新史》旨在形成一个方向，一种现场指导，来确认并理解书籍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三种主要学术方法。这些方法是通过文学研究、目录学以及历史学来完成的；这些学科有着非常不同且有时相冲突的问题，但都聚焦于一种同时表现为书面文本、物质对象以及文化交易的现象——书籍。这本书主要写给两类读者，他们肯定会采取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读它。我希望，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在该领域耕耘的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沿着互相竞争和重叠的学科分界线来组织和描绘旧有的或者创新的理论方法，以及该领域迅速增多的作品，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许多学生正通过一个又一个自觉地采用“学科间”或“跨学科”视角的讨论会被介绍到该领域中来。本书试图为他们提供一些基础，向他们展示这个主题的由来，并解释他们的老师或指定阅读材料的作者可能无意间采纳了哪些观点。我为所有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书籍和文章，都围绕着我对学科的重要性的看法展开，但每本书、每篇文章都值得依其自身而被探究。

本书篇幅不长，也无意于博大。每一位读过的人都建议增加一些内容，通常是从他们自身的学科视角提出的。囿于我自己的经验和学养，此处被考察历史的书籍都属西洋书籍，而且除了偶有的例外，都是当代印刷书籍。同时，即便本书的学科视角是文学或目录学的，其立场仍然是历史学的。我希望有人能从其他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当代书籍文化，拙著斗胆为从历史学视角考察书籍史作殷切的辩护。

每本书都有各自的历史，而这本书开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同时取得了两个发现。第一个是欣喜地认识到，书籍史作为一种通往过去的方法，尤其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已经重返历史学科，从奔忙于书籍和期

刊编辑的工作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第二个则要痛苦得多，因为纠结随之而来：就在我得知为这门跨学科之学科撰稿的都是历史学家（比如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伊丽莎

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而且还都非常杰出时，我发现，即便是一些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也不认为书籍史是一个必须涵盖的亚学科。我的同事和朋友组成了多伦多目录学小组（Toronto Bibliography Group），也是我非正式的书籍史研讨会；我们共同阅读的第一本书是D. F. 麦肯齐（D. F. McKenzie）的《目录学和文本社会学》（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待我1990年代初进入学术界，我已经学会称自己为“文化史学者”，因为书籍史仍然显得过于生硬、过于物质取向，或者文学色彩过于浓厚，以至许多院系都难以涵容。但自1993年以来，我在温莎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为历史学家中的一员，并以全新的热情投入书籍史的研究与教学中去。

但学科界限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1995年，我给加拿大目录学会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过了五年，作者、阅读和出版史学会为纪念古腾堡诞辰（推测）周年而在美因茨举行会议，我在会上提交了另外一篇论文。爱丁堡大学图书中心的比尔·贝尔（Bill Bell）组织了一个小组，我以历史学家身份滥厕四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书籍史在哪里？”我们原本计划将彼此不同学科视角的论文裒辑成书，但因其他任务的压力使得这个构想未能如愿。而今，那本想写的书（设想要写的书远比写成的多）中我那部分的稿子经过修订和增补，成为这本《旧书新史》。

在简要介绍了书籍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及其三个核心学科后，第一章《学科边界和跨学科机遇》，绘制了一个三角形，每个角代表一个学术领域。第二章《描绘跨学科图景》，在三角形中填入了文献例证。第三章《历史中书籍位置的几种模式》引用、讨论和批评了由罗伯特·达恩顿、托马斯·R. 亚当斯（Thomas R. Adams）和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以及彼得·麦克唐纳（PeterMacDonald）提出的图式和其他理论，并从詹姆斯·A. 西科德（James A. Secord）的书籍史和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引出了一种新方法。

第四章《历史中书籍在哪里？》从学科三角转向历史学科本身，提出并回答了动因和过去文化中的交流的史学问题，关注书籍沿时空维度发挥作用并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最后，第五章《跨学科观察：文本、印刷和阅读的易变性》得出结论，从所有三个学科的角度来看，书籍和印刷品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文本会变，书籍易变，而读者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

关于注释我要提一句，我始终注意保持文本的平衡，避免因出现大段引用作品的内容，或者过多纠缠于专家感兴趣的问题，致使某一小节被压垮。此类材料已被整合在注释中，这构成了麦肯齐曾说的“名副其实的子文本”。

杰奎琳·默里（Jacqueline Murray）和詹姆斯·雷文（James Raven）令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教我认识到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什么意思。其次是我在此项目上的研究助理尼克拉斯·霍姆伯格（Niklas

Holmberg），他投入大量精力与智慧，来发现可能被我忽略了的书籍史研究模式和理论方法。大量学界同仁慷慨施援，逐字审阅了原稿：杰曼·沃肯廷（GermaineWarkentin）、扬妮克·波特布瓦（Yannick Portebois）、

希瑟·杰克逊（Heather Jackson）、盖尔·切斯特（Gail Chester）、谢莉·比尔（Shelley Beal），以及珍妮弗·康纳（Jennifer Connor）。这份手稿由戴维·霍尔（David Hall，蒙他慷慨垂告尊名）、一位匿名审稿人，以及论文审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为多伦多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审读。这九位读者的评论意见都被吸收进了书中，裨益良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吉尔·麦康基（Jill McConkey）从一开始就是本书坚定的支持者。这里我还要感谢威廉·阿克雷斯（William Acres）、尼古拉斯·巴克、比尔·贝尔、菲奥娜·布莱克（Fiona Black）、皮埃尔·布洛斯（Pierre Boulos）、琼·巴尔杰（Joan Bulger）、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帕特里西娅·弗莱明（Patricia Fleming）、珍妮特·弗里斯克尼（Janet Friskney）、朱丽叶·加德纳（Juliet Gardiner）、斯科特·格林（Scott Green）、罗斯玛丽·哈尔福德（Rosemary Halford）、T. H. 霍华德–希尔（T. H. Howard-Hill）、菲诺拉·赫尔利（Finola Hurley）、伊万·拉蒙德（Yvan Lamonde）、马里·卢·麦克唐纳（Mary Lu MacDonald）、苏珊娜·马西森（Suzanne Matheson）、凯瑟琳·麦克伦（Kathleen McCrone）、戴维·麦基特里克（David McKitterick）、雅克·米琼（Jacques Michon）、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克里斯滕·佩德森-丘（Kristen PedersonChew）、芭芭拉·波特（Barbara Porter）、巴里·拉特克利夫（Barrie Ratcliffe）、乔纳森·托珀姆（Jonathan Topham）、布鲁斯·塔克（Bruce Tucker）、戴维·文森特（David Vincent）、伊恩·威利森（Ian Willison），另外，还有温莎大学里参加我的书籍史课程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们，学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助。

最后，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是勇气和洞察力的源泉，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真正的普通读者。我写的任何东西，他都是第一个读者，最后一个读者，也是最好的读者。

2006年于温莎

不知从何时起，跨学科研究便是一副“新潮与混乱齐备”的形象，而阅读史的构成又极为复杂，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似都可放进这个筐里：出版史、书业史、接受理论、读者身份研究……而本书就是一份足够好用的学科导览，作者并未纠缠于单个历史事件的细节或理论家们的往来辩论，而是将一系列前人研究填入学科结构，让学科边界和跨学科张力自动浮现出来，使读者在自由探索这个有趣、缜密且充满活力的领域时不致迷失了方向。

罗伯特·达恩顿：传播循环模式（1982）

在许多大学的书籍史或印刷文化研究课程中，指定的入门阅读材料是达恩顿的《书籍史是什么？》（“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这篇文章于1982年首次发表，此后多次重印，作者没有修订，但时被编辑删节。[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重印于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亦重印于Cathy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略微删节版参见Finkelstein and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达恩顿回答了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不是通过定义“书籍”或“史”，而是通过提示这个“重要的新学科……甚至可能被称为印刷传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因为它的目的是了解思想是怎样通过印刷传递的，以及在过去五百年里，接触印刷文字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怎样被影响的”。不单是被印刷影响：手稿和其他形式也包含其中，而且达恩顿的主要关注点是展示印刷文本体现的思想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传播，从作者到出版商和印刷商（以及图书业界中的其他人），到书商和其他分销商，最后到读者；他们对作者的影响有助于“完成循环”，并确保“书籍不仅讲述历史，还制造历史”。达恩顿勾画了这个被他确认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潜力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该领域“（似乎）能够跻身学术科目经典，与科学史和艺术史等领域并驾齐驱”。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18世纪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扩展案例来支撑他被广泛引用的模式的（见图3），因为用达恩顿的话来说：“模式有办法把人挤出历史。”[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108, 111, 135, 113.]

达恩顿对书籍史领域中意识形态的起点、学科的和方法论的假设的巨大差异表示担忧，这早已被人提及。他表示，它已经开始“越发不像一片耕地而是一片热带雨林……其中塞满了这么多附属学科，人们不再能看出它的整体轮廓”。达恩顿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和混乱的跨学科性保持一定距离，并把这个主题视为一个整体，提炼出一个分析书籍产生及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的普遍模式将有所助益”。[ Ibid., 110.]为了规避这种跨学科性的喧嚣，达恩顿提出了他的传播循环模式。他绘制该模式是为了展示“如果书籍史想避免被分割成各不相干的生僻专业，避免因晦涩难懂的技术和相互的误解而彼此隔绝，有必要以某种整体性视角来看待书籍，将其视为一种人类传播手段”。传播循环“从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承运商、书商和读者。读者完成整个循环，因为他在创作行为前后都会影响作者”[ Ibid., 111.]。循环线路中的每个节点都与各种因素相联系，尤其是社会中的其他因素。达恩顿将这些相关因素置于图表的中心：经济与社会形势，思想影响与知名度，政治与法律保障。

与电子循环线路——闭合、触发、连接——的类比特别引人注目。达恩顿的模式是一种关于传播、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但不是依靠他们共同阅读的文本，而是在特定时间、地点进行的图书贸易行为。他的书籍既是一种物质制品，也是对那些被调整的关系的抽象代表。

这种方法将达恩顿置于法国大学所实践的“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的学术传统中。[ 有关“书籍史”在法国的实践，参见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研究可以追溯到1958年，当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的《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由阿尔班·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之后于1976年译为英语出版（The Coming of the Book）。第一本目前正在成为全球图书馆馆藏的国家书籍史是费弗尔和夏蒂埃所编《法国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1982—1986）。]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的导言中，他将自己和这种方法更直接地联系了起来。他呼吁将法国的社会–历史方法与英美的目录分析传统融合起来。尽管担心会造成相互误解，他仍然因为在善本室里进行了一组对比而不经意地惹怒了一些目录学者：房间里挤满了“品玩装帧的狂热爱好者，端详水印的模仿者，研究奥斯汀著作的各种版本的博学者；但你不会遇到任何一位普通的、主流的历史学家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形成对比的是历史学通才和目录学专才的作品：“一位通才可以在珍本室里从专才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可以教他细细筛查他们的财富，触摸到在他们期刊里贯穿的信息脉络。”达恩顿声称当时法国的研究忽视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希望“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广义社会史的关切”的结合能够产生“书籍史的原创融合”。[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2–3.]过去二十年里的大量工作确实受到了达恩顿思想的启发，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许多受此启发的灵感都反对了书籍作为“传播循环”的观念。

达恩顿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托马斯·坦瑟勒的批评，后者为同样的英美分析目录传统提供了出色的辩护。坦瑟勒对传播循环的观念不予置评，但他责备达恩顿把目录学和历史学区别开来。他也不愿意接受，前一个领域的研究是偏僻和次要的，可以被后一个领域的实践者发掘利用。相反，坦瑟勒强烈坚持认为，目录学是“历史学本身的一个成熟分支”。[ Tanselle, “From Bibliography to Histoire totale”, 647.]

坦瑟勒的主张对他自己所在学科的许多实践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专业历史学家听来则颇为刺耳。在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大学中，历史学专业的主要分支通常是指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一些目前蓬勃发展的新分支是妇女史和性别史，民族、种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以及文化史。达恩顿的历史学同事从来没想要接受目录学是历史学分支的观念，但他们愿意相信目录学作为一种从同类学科借用的方法是有价值的。尽管本书第五章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法，但历史学家对目录学价值的信心归根结底都将取决于大量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那些关注书籍问题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动因，对历史语境中的传播，对作为一种“交易”的书籍——“公开披露的书面文字”得以被创造、传播、接收和改造——和达恩顿有着同样的理解。[ Howsam, “Book History Unbound”, 73–74.]例如，詹姆斯·雷文呼吁书籍史“要足够宽广，使传播史和社会政治转型史这些超越书籍的直接创作和接受问题的门类成为可能”[ Raven, London Booksellers, 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