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为自己心心相印的异国友人甘地所著的传记，其独特之处在于用词典雅，摄义深广。更为罕见的是，传记作者罗曼?罗兰与传主甘地都是时代激流中涌现出来的具备类似品质的一世之雄杰，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支持尽在书中，这是其他的甘地传所没有的。

1869年10月2日，甘地诞生于印度一个殷实的家庭。他出生时，印度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早已丧失了它的辉煌与尊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是甘地一生奋斗的重要背景。为了印度的独立，他先后在南非、印度教导民众，以其特有的“消极”方式与英国人的枪、刺刀和铁棒抗争。为传播并实践他的非暴力思想，甘地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一次又一次濒临生命的绝境，最后遭遇暗杀使自己的生命成为绝响……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约翰?克里斯朵夫》《母与子》等长篇小说。他撰写了一系列人物传记，包括《贝

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等。他撰写的印度三贤传（《罗摩克里希纳传》《辨喜传》《甘地传》），更是举世公认的权威之作，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高勍，印度文化思想研究者，法国语言文学和英语翻译双学位。现居福州。

闻中，中印古典思想研习者，哲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

目?录

第一部分

一\003

二\005

三\009

四\014

五\019

六\028

七\032

八\040

第二部分

一\051

二\056

三\062

四\068

五\075

六\077

第三部分

一\101

二\106

三\114

四\121

五\127

译后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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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导论

一

甘地的传记于汉语界已有不少，但是，罗曼?罗兰所撰写的此部经典的篇章，还是颇值得吾人推荐的。它非但用词典雅，摄义深广；而且还因为，罗曼?罗兰与传主甘地是心心相印的异国友人，是那个时代激流当中涌现出来具备类似品质的一世之雄杰；加之，罗曼?罗兰写作该书的时候，甘地的非暴力运动还在低谷之中进行，一切晦暗未明。所以，它里面的一些判断也带给我们许多震惊，看到了罗曼?罗兰先知一般的预知力。而最近，由友人高勍领衔，我们一起将该书译成了汉语，与罗曼?罗兰的另外两部杰出传记《辨喜传》《罗摩克里希纳传》一起，贡献给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在世俗的风云当中常常匮乏于勇气与力量者、匮乏于智慧与爱者。

何出此言？因为——若非如是，文化其实是不需要的，宗教是不需要的，圣者的教示与人生的纯粹教材，也是不需要的，让它永处在寂寞之中也就是了。但是，世道的结构何其复杂、生活的河流又何其悲伤。故而，既已入此人世，吾人便永远需要，只因为人世永远匮乏。

在生命无穷尽的旅途当中，长亭短亭，谁没有遇上过黑夜？那些偶像的溃败，那些心灵的低谷，那时代的种种沉沦和迷惘的兆相，谁没有遇上过？面对繁花过后的凋零之局，谁不曾遭遇过疼痛？而那些最能够慰藉吾人的伟大精魂，却偏偏又藏在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是光芒万丈的闪电，然毕竟永在一隅呼喊、搏斗，不为人知。罗曼?罗兰发下大愿，为他们立传，越过了时间的墙壁，摧毁空间的种种障碍与阻隔，寻找出所有的那些奋斗者，他的名字取得真好，唤作《巨人传》！而且，通过这些传记，我们就会看见，这些传主，他们自己都是孤独的，甚而是沉痛的、悲苦的，而与我们常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孤独中永不自弃，而是始终往精神的高地不懈攀行，用心灵的力量战胜一切的内外之敌，把不灭的理想托举起来。而这种写作，也让这些理想的孤独者形成一个庞大的系谱，让他们有了一个机会相聚一堂，感觉温暖。

最后，我们则会发现，曾经敬奉于高台的无数石头所建的丰碑都已坍塌、破碎，被时代的动荡夷为了平地，而罗曼?罗兰树起的精神丰碑却挺过了时间风雨，穿过了唇枪舌剑，傲然屹立。于是，就这样安慰了后来者，安慰了我们，他在《米开朗琪罗传》中说：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这就是那些巨人给到整体人类的意义，因为世道的困厄与艰难。而罗曼?罗兰的作品，就是人们趋于强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个变数复杂的人世上，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都可以到此处寻求各自的慰藉。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思想家之一，又是法国文学当中罕见的神秘主义者，罗曼?罗兰不仅仅代表着正义与良心，而且还代表卓越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时代的，也是永恒的，是天人共在的见证。

二

古老的印度文明深沟巨壑，偏又宗教林立、智慧奥藏，几千年下来，一直以其高昂而雄峻的灵性精神在启示、教育着整个世界。但是，它近代以来的命运，却凶险异常，最后，国家的治理权几乎全然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中，成了大英帝国的一个庞大的行省，加尔各答也成为亚洲的伦敦。于是，出现了斯瓦米?辨喜、提拉克、阿罗频多与甘地等英雄人物，唤醒国民之意志，呼吁印度之独立。后来的历史之发展，更是把甘地和甘地的追随者，与印度的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他们也被誉为“圣雄”，圣雄者，弘扬真理、传播真道之使徒也。

然亦不免遭受各种批评，甚至无数的误解与非议。譬如当代的著名作家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有过分析，他以为造成印度落后局面的原因，甘地主义就是其一：

一方面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印度宗教那种强调心灵解脱而安于生命现状的指导，让印度大量低种姓的平民能耽于苦难而不求现状的改变；

一方面则是作为国父的甘地，虽然反对不可接触贱民（Pariahs）的陋习，但没有打破种姓制度，并且，要命的正是“甘地主义”，让印度形成农村自然自治的政治生态，回归于古老的传统，“这在殖民时期，印度地广，组织落后，而要采取非暴力（Ahimsa）不合作以对抗英国是上好的方案，但是，一旦印度独立，这种政治生态却无法有效地将民族国家的意识真正树立，并形成全国上下一条心的合力”。

而奉甘地如神明、复如父亲的尼赫鲁，在其自传中如是云：

从本质上说，甘地的态度是苦行者的态度，他不正视尘世，否定人生，并视人生为邪恶。对苦行者而言，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但如果要一般珍爱人生、努力使人产生极大意义的世间男女也接受这种态度，似乎勉为其难了。甘地为了避免一种邪恶，容忍了许多更严重的邪恶。

就印度的历史与现状而论，甘地的许多政治与哲学理念确实会有一些叫人难以认同处，这看似是一个与时代错位的圣者，披着鹿皮，拄着拐杖，走出了森林，而无意当中走进了后工业的机器文明里面，面面相觑，彼此错愕。

因为甘地的主张，印度开始了反对工业化，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对英国人带来的一切现代性的工业成果。他主张恢复传统乡村的手工劳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手工纺织业，所以才有了那些他自己手摇纺车的照片，而且到处宣传。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科技文明存有许多层面的恐惧，此中亦不无洞见。不过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有时不切实际，有时则必定有害。社会不公，或过度发展，显然不应以借着拒绝文明之公器而守着贫穷来解决。

著名诗人泰戈尔是甘地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印度第一个奉甘地为“圣雄”者，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也是甘地的严厉批评者，是一位伟大的诤友，彼此存有若干歧见，或公开或私下，皆展开过激烈的论辩。这一点在罗曼?罗兰这一部书中有着详细的分析。

相比甘地而言，泰戈尔显然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具有新时代的开明与雍容，他敬重甘地的崇高人格，然亦抨击甘地的某些政治见解，例如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西方文明，及焚毁外国衣服与一切舶来品。泰戈尔说：“我宁可将这些衣服送给那些赤身裸体的人，而不是拒绝。”

然而，这些歧见并未严重到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赏识。或许，我们应该谨记的是，真正的诗人们通常比较能够明辨是非，我们对某些圣人却不能如此论断。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评断甘地，因为圣人不是供人们评断的，而是让人敬仰的。这是墨西哥诗人帕斯在他的《印度札记》里面专门提醒过我们的。一个开明的诗人与一个保守的圣人之间的对话，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一个诗人在说话前，先聆听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所使用的语言，既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诗歌是一种秘密的信仰，话语中的信息却偏偏是普世的，但一个圣人则不然，他或与神对谈，或与自己交谈，所属的语言却都是渊默之音。

当然，甘地的保守不无理由，他有各种各样对时代日益趋于堕落的警惕，他曾说过毁灭人类的七种事：1. 没有劳动的财富；2. 没有良知的快乐；3.没有是非的知识；4. 没有道德的商业；5.没有人性的科学；6.没有牺牲的崇拜；7. 没有原则的政治。

如今思来，甘地的那一次向全球化以来的印度第一先知辨喜尊者的晚年朝圣，未能兑为现实，对印度社会的现代化与文明化，真可谓是失之交臂，而跌入谷底，令人沉痛扼腕。我们要知道，辨喜所呼吁的，其实正是普世主义，是全球化的理想与真精神，那也是克利希纳霹雳一般的声音：“阿周那，请站起来，准备战斗吧！”

三

整部传记在罗曼?罗兰的叙述中，其语气是客观的、庄重的，尤其在论及甘地因非暴力精神而遭受自己的友军误解，而且还导致了人身劫难、被审判入狱之时，则如同歌剧里面之高潮阶段的咏叹，充满悲剧色彩，但确乎是崇高的，令人生出了大敬意。

彼时，一边，是甘地承担了整个不合作运动当中发生的所有暴力的责任，以一人治罪，赎清了万人，他在道院的祈祷与静坐，耐心等待逮捕者的到来，罗曼?罗兰说，此像极了客西马尼园之夜的祷告。一边，是有同情心的法官给出的审判，他希望正义具有永恒性的启示，在人间法律的有限范围内，逼近无限，从而照顾到了这个受难的人类的儿子，为他尽了最大可能的救赎之力。

虽然，时代还在风起云涌，但是，罗曼?罗兰在传记当中，也涉及崭新的印度灵魂如何缔造，涉及教育的最高理想。我们说了，甘地显然是保守的，他所要唤醒的也只是印度的，甚至是只是传统印度的；他以为，自立自为的印度，灵魂也必当是自足的，这就回到了印度古老的修道院（Ashram）传统。

关于Ashram一词，我们在书里面已经有了相关的译者注，此处再加上一种解释。即，“Ashram”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除了“生命整体成长的道院”含义之外，“A”还意味着一种否定，“shram”即不平静，内心有深浅不一的愚昧激情在涌动，而世外的Ashram，即消除诸般心念的不纯正，可以供给人们一种平静或平衡的存在方式。故早年的国内学人译之为“静修林”，大体不诬，这正是甘地的一种精神理想。时至今日，印度还有不少的Ashram，包括甘地的修道院。

人们对非暴力的误解是致命的。其实，与辨喜一样，甚至与近代以来所有雄赳赳、气昂昂走向了断头台的印度英雄一样，甘地继承的也是《薄伽梵歌》的战斗精神，“起来吧，王子！请抛弃怯懦，抛弃软弱！站起来，去战斗！”（《薄伽梵歌》2∶3）

但很多时候，我们把宽容和非暴力解释为软弱和怯懦，正如一位乞丐的弃绝没有任何价值，一位懦夫的非暴力也毫无意义。辨喜说过，“一个人若能够给出重拳，却选择容忍，其中就具有美德；如果一个人可以得到却选择放弃，其中就有美德。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是由于懒惰和怯懦而放弃了斗争，又试图催眠自己的大脑以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勇敢的”。这才是甘地所要防备的。而一旦有了无畏、有了巨大的力量与勇气，甘地遵循的就是印度森林圣者的精神法则。他们明白“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损益之道，深谙“因剑而得，必因剑而失”之无常，故服膺于难度极大的心灵维度之冶铸。甘地一再地告诫自己的人们：只有当人们获得反抗的力量时，不反抗才是一条道路。否则，反抗，甚至暴力的反抗也是可行的，不能将柔弱与放弃当成了非暴力，那只是阿周那一时生起来的对责任之逃避。换言之，甘地的精神，乃是“不以暴力”反抗，而绝不是“不反抗”。甘地说：

“在坚忍的非暴力中行动，即意味着有觉知地、有意识地去经受苦难……我已经将邃古以来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与受难的法则，大胆地摆放在了印度人民的面前。在暴力的丛林当中，那发掘出非暴力法则的印度之先哲们（Rishis），是比牛顿还要伟大的精神天才，是比惠灵顿将军（General wellington）还要伟大的无畏勇士。

“他们在已经明了武器功用的同时，也意识到武器与暴力的局限与无用之处，他们借此启示出了救赎一个无望的世界，并不需要依靠暴力，而是要借助非暴力的手段……非暴力的宗教，不单单对哲人和圣人有价值，它对普通大众同样有巨大的利益。非暴力是人性的法则，而暴力则是禽兽的律法。人的尊严，要求我们顺从一种更高尚的法——一种通向精神性力量的法……我希望印度是带着力量与权柄的觉知，来推行它的非暴力的法则。我希望印度能够意识到她有永不朽坏的灵魂之力量，她能战胜一切肉体上的软弱，并藐视这个世界上一切肉体的联盟。”

于是，当有人问甘地，为什么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艰难，还不能得到印度的独立时，甘地的回答斩钉截铁，十分坚定：

“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

就这一点而言，罗曼?罗兰是深深地理解了甘地的。他们知道，作为时代之子，如何靠近永恒之道，他们所身体力行的正是克利希纳在《薄伽梵歌》里面传达的行动瑜伽之精神，其目标所指，未必是成功与必胜，而必是忠于信仰；他们可以放弃结果，但绝不放弃行动。在罗曼?罗兰的一部部辉煌闪光的传记当中，他自己也探寻了人类内心深处跌宕多变的激情，观照个体的痛苦与顽强不息的挣扎，而不灭的理想却牢牢擎住了，成为精神世界明亮的火把。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跨越了国别与民族之限，在无数的读者心中点燃了高尚的人性之光，并成为他们汲取人生哲思的无尽源泉，他们用自身的生命与苦难抗争的不屈姿态，也永远留在了纷繁芜杂的历史记忆之中，汩汩清泉，流进了不朽之生命海。

四

罗曼?罗兰的著作是经过高温熔炉冶炼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伟大的行动者。他在欧战期间，以一篇雄文《超越混战》的声音，激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很快，他就被自己的国家孤立了，也借此孤立，越过了自己的时代与家国，与一切时代、一切国域的真理握住了双手，他说：

“一个被战争攻击的伟大国家，不但要保卫自己的边疆，并且要保卫自己清明的见识。它必须保卫自己，不被这燹祸引起的种种妄想、愚蠢和不正义的行动所侵害，必须各尽其责；军队得捍卫祖国的土地，思想家得捍卫它的思想。

“如果他们让思想受制于他们民族的狂热，那他们很可能成为这种狂热之有用的工具。可是这样，他们就有背叛民族精神的危险，这种精神在一个民族的遗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每一个交战国加以判断；它会衡量它们的错误、谎言和各种可憎的蠢事的程度。让我们来尝试，使我们的罪行在它面前减轻些吧！

“古典教育使他们能超越种族的分歧，看到我们文明的根源和共同的发展。艺术使他们热爱一个民族天才的深邃的源泉。科学使他们相信理智的一致性。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显示出他们周围所有的工人阶级在有组织地努力，在企图打破国界的希望和斗争中团结自己的力量。大地上最灿烂的天才，如惠特曼和托尔斯泰，在欢乐和苦难中高唱世界大同。

“不然就像我们拉丁民族的智者，用他们的批判刺破那些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互相隔阂的憎恨和愚昧的偏见。我和当代所有的人一样，是被这些思想教养成长的；轮到我的时候，我也曾设法把这些生命的面包分送一份给比我年轻或不幸的兄弟们。”

是的，这就是罗曼?罗兰，他的心胸里面，常常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神圣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具精致的小提琴，既能弹奏出无限的温柔与和谐，嫩如天婴一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庞大乐队中，合奏出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时代之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着整个欧洲的战争风暴当中，居然岿然不动。

而在此一书中，就着心灵的力量，罗曼?罗兰也借着诗人泰戈尔的话说明了，“事实上，心灵的力量比肉体的力量更加强大，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将会证明这一点。生命的演化进程也表明，在令人生畏的保护性盔甲、硬壳，以及硕大的肌肉构成的庞然大物之族群退化之后，征服蛮力的人类才得以出现。会有那么一天的，那柔弱高贵，但绝对手无寸铁的人，将会见证是温柔的人承受了地土。身体羸弱、别无一物的圣雄甘地会证明，隐藏在印度人民心中那温柔与谦卑的力量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即使历经困苦、饱受磨难。……人类的历史必须被高举，要把它从物质斗争的纷乱山谷，举到灵性互竞的洁净高原之上”。

故而，罗曼?罗兰也就对印度的精神同道甘地有了如此深刻的信任，他也成了对印度现代的历史命运最早的、最准确的预言：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甘地的精神，要么高奏凯歌，得胜而返；要么再度重现，就像几个世纪之前的耶稣和佛陀（Buddha）形象，他们如半人半神一般地降临到人间，他们都是完美生命的最好化身，引领着新人，踏上了新的路途。”

五

而今天，把这样的一部传记作品，再次译成了汉语，希望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历史的，更应是精神的、意志的，甚或信仰的。罗曼?罗兰的其他传记，已经影响了很多的中国人，不分年龄与性别，但是，他的这几部涉及印度精神的传记，皆是第一次译成汉语，故尤为特殊。

因为，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以来的命运之坎坷，丝毫不亚于印度。故甘地的精神：那种深沉的，深入了宇宙灵魂深处；那种传统的，几千年逶迤而来，浸润过各个时代最优秀的人心而久垂不废的；它的永恒性，直接植入存在界的普遍性土壤当中。于是，出现甘地式人格的印度，对于我们的启示便拥有了极强劲的理由。

20世纪的中国文化气运翻转之际，很多人愿意把梁漱溟比作中国的甘地，作为传统精神的代表，一个行动的儒家，尤其是儒学在心学意义上的重新开出。梁漱溟的一段著名的话是“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并有“以苍生为己念”的悲愿，入了这个世界来努力。或许，两人确实有一些相似，譬如，20世纪太虚大师于1940年出访印度，就会晤了甘地，时在2月13日，两人在甘地的纺纱声中交谈良久，彼时，太虚感叹道：“中国现在进行抵抗外来的侵略，并已渐得胜利的把握；唯建成现代的，或胜进的国家，前途尚远。同时，也有人提倡乡村建设的运动，与甘地先生此间所提倡者略同。”显然，“提倡乡村建设的运动”就是指梁漱溟的举动。

最后，我们用一个甘地的小故事来结尾，看看一位波澜壮阔的圣者之心灵，究竟又是如何细腻：

一次，甘地坐火车外出，踏上车门的一瞬间，火车刚好启动，他的一只鞋子不小心掉到了车门外，甘地麻利地脱下了另一只鞋，朝着第一只鞋子掉下的方向使劲扔去；看到了这一幕的人甚是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甘地说：如果有人正好从铁路旁边经过，他就可以捡到一双鞋，这或许对他就是一个收获！

是的，这就是甘地，他给了自己扔鞋子的选择，也给了别人捡鞋子的机会，而大多数人都只会抱着没有用的鞋子，两头懊丧。

闻中

己亥年中秋古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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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感谢甘地给了印度一个机会，来证明她仍然相信人的精神里面确实有最神圣的一面，而且鲜活如初。

——泰戈尔

他不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他的态度是平和安定的，特别吸引那些有智慧的阶层。他的平静使得被讨论的议题得到最明亮的智慧光照。他讲话的语调并没有变化，但内容热切真诚。他也从没有做什么演讲的手势，实际上，他的手指头一动都不动。但他的意思清楚明晰，表达出来的句子简明扼要，足以使人信服。在没有把一个议题说得极清楚之前，他是绝对不会把它放过的。

——约瑟夫?J.杜克

一次，甘地坐火车外出，踏上车门的一瞬间，火车刚好启动，他的一只鞋子不小心掉到了车门外，甘地麻利地脱下了另一只鞋，朝着第一只鞋子掉下的方向使劲扔去；看到了这一幕的人甚是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甘地说：如果有人正好从铁路旁边经过，他就可以捡到一双鞋，这或许对他就是一个收获！

是的，这就是甘地，他给了自己扔鞋子的选择，也给了别人捡鞋子的机会，而大多数人都只会抱着没有用的鞋子，两头懊丧。

——闻中

每与事实相违，无论谬误再小，甘地也绝不容忍。

——C.F.安德鲁斯

罗曼?罗兰的传记，不注重个人的资料罗列，而着重于传主的心灵发展以及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因而读罗曼?罗兰的传记文学，不仅使读者深入了解传主的思想境界的了解，更使读者欣赏到那种因思想碰撞而激发的诗意的文学魅力。通过这部《甘地传》，读者能对甘地提倡的著名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和实践有更深切的了解，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有理性的认知。

二

他的原名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于博尔本德尔（Porbandar），阿曼海滨的“白色之城”，这是一座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半独立的小城邦。他出生于一个热情洋溢且积极进取的种姓，时至今日，该邦的种姓内部仍是分立、割裂，甘地所属的种姓则讲求实际，且深谙经商之道，创建了从亚丁（Aden）到桑给巴尔（Zanzibar）所有的贸易通道。甘地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人的商业领袖，他们因追求城邦独立而被迫远走他乡，生活经常动荡不安。甘地的家族经济富足，是属于有教养的社会阶层，但不算是高级种姓。

他的双亲都是印度的耆那教支派的信徒，信奉“不杀害”——亚希米萨（Ahimsha） 为他们的基本教义之一。这也是甘地将要向全世界夸胜的教义。耆那教相信，通向神的道路是爱而非智慧。甘地的父亲视钱财和物质为身外之物，几乎倾其所有乐善捐助，却没有给自己的家庭留下多少财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敬虔的妇人，经常斋戒，周济穷人并看护病患，如同印度的圣伊丽莎白（Saint Elizabeth） 。甘地一家也经常诵读印度教的圣典《罗摩衍那》（Ramayana）。他的启蒙老师则是一位婆罗门，教他诵读毗湿奴（Vishnu）神的训章。在后来的岁月，甘地也曾后悔自己未能成为一名更好的梵文学者，他对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教育制度有诸多不满，其中之一，就是使印度人遗失了自己语言中最独特隽永的宝藏。虽然《吠陀本集》（Veda-samhita）与《奥义书》（Upanishads）等，他读的是译文，但他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印度的神圣经典。

甘地在孩提时代，曾经历过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好几次被印度人拜偶像时的种种仪规所震骇，以至于他变成——或者说他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为了证明宗教对自己毫无益处，他甚至和几个朋友去食肉，印度教认为吃肉是对神可怕的亵渎和不敬。为此，他因呕吐和坏疽几乎丧了性命。 甘地八岁订婚，十三岁结婚。 十九岁时，他又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院完成他的学业。在他离开印度之前，他的母亲为他订立了三条耆那教的戒律：戒酒、戒荤和戒色。

甘地于1888年9月抵达伦敦，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漂游不定和光怪陆离的生活之后，他自己也说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试着成为一个英国人，他开始专心致志，努力做事，严格地规律化自己的整个生活。一些朋友送给他影印本的《圣经》，但是领悟它的时日还未到来。也就是在羁留伦敦期间，他第一次领略到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的美。他被深深地感染了。这是漂泊在外的印度旅人一直在追寻的精神的亮光，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信仰。他意识到自己只有在印度教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1891年，甘地回到了印度，这是一次相当悲伤的归家之旅，因为他的母亲刚刚离世，母亲的死讯一直隐瞒到他回来。没有多久，他在孟买的最高法院当上了律师。几年以后，由于看到其中的种种不义与堕落，他放弃了这里大好的律师生涯。但即使在他的执业过程中，他也常常明确地说，如果他自己认定了所辩护的案子是不公正的，他会保留放弃为这个案子辩护的权利。

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职业生涯中，他也隐隐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的使命。彼时，有两位人物对他影响至深：一位是当时“孟买的无冕之王”帕西人达达巴伊先生（Parsi Dadabhai）；另一位则是戈卡尔教授（Gokhale）。戈卡尔教授是印度著名的政治人物，是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的第一人；而达达巴伊先生，据甘地说，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的创始人。这两人都身具最高层次的智慧与学识，同时又是绝顶的质朴与和蔼。

正是达达巴伊先生，他尽力磨炼甘地年轻的锐气，在1892年教导他“亚希米萨”的第一真义：英雄式的，加上非暴力的忍耐——假使这两个词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要想在政治生活中打败邪恶，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用爱来降服。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神奇的词汇“亚希米萨”，这应该也是印度带给全世界至高无上的福音了。

三

甘地的活动可以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3年到1914年在南非，第二个时期从1914年到1922年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引领了二十多年的群众运动，欧洲世界并没有给予任何特别的关注与评论，这也足以证明了我们的政坛领袖、历史学家、思想家与信仰家们的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因为甘地所谱写的灵魂史诗，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它不单蕴含了恒久而极致的牺牲精神，而且胜利的凯歌最终必将为它而奏响。

在1890年至1891年之间，有十五万印度移民侨居在南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家安在了纳塔尔城（Natal）。白种人仇恨他们的到来，政府也鼓吹排外主义，颁布了一系列压迫性的措施，限制亚洲移民迁入的同时，又绝不允许已经定居在南非的移民离开。印籍移民饱受迫害，税赋奇高，生活也难以为继，他们忍受着最歧视人的警察条令与层出不穷的掠夺，他们的商店和产业不仅受到侵害和损毁，他们的身体也常常经受私刑的拷问，凡此种种，却都披着“白种人”文明的外衣。

1893年，甘地受委托，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去处理一件要案。他尚不熟稔南非的情况，但他到达伊始的经历让他大跌眼镜。他在印度也算是不低的种姓，在英国和欧洲还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他也一直把白种人当成自己想当然的朋友。可是在南非，却突然遭受最为粗暴的冒犯与侮辱。在纳塔尔，他被人从旅馆和火车里拖拽出来，辱骂、击打与踢踹。要不是有一年法律约定的困缚，他恨不得马上就返回到印度去。他每一个月都得练习自我控制之术，他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自己的合同快点到期，这样就可以启程回国了。

但就在要离开的最后关头，他得知南非政府正在酝酿一份议案，以褫夺印度移民的选举权。在南非的印度移民绝望而无助，无法自我保护，完全陷入了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的境地。他们缺乏领袖，也无人指引。甘地觉得自己必须责无旁贷地为他们辩护，离开他们是错误的、是懦弱的。失去权利的印度侨民的事业，就这样成为他自己的事业，他将自己委身于此，长留南非。

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方具有精神力量，而另一方政府的强权却要粗暴地凌驾于他们之上。作为一名律师，甘地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证明“驱亚法案”是非法的，尽管对手强大，并充满恶意，最终却是他赢得了诉讼。

他请人联名签署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请愿书，在纳塔尔成立了印度人联合大会，并组织一个有关印度教育的社团。随后他还创办了一份报纸《印度舆论》（India Opinion），用英语和三种不同的印度语言发行。事情发展到了最后，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他在南非的同胞，他决定居留下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本来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开设了一家利润可观的事务所（戈卡尔教授说过，甘地那时的年收入有五六千英镑）。他与圣弗朗西斯一样，舍弃了资财，与贫困为伴。他摒绝了一切牵绊，过着与印度移民一样窘迫的生活，共同品尝他们的患难。他教导印度人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他们觉得光荣，更有尊严。1904年，他在德班（Durban）附近的凤凰城（Phoenix）定居点，依循托尔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农庄。 他召集自己的同胞，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庄严地立下安贫的誓言。他自己也承担着最卑微的体力劳作。

年复一年，这个农庄静默地抗衡着政府。它从城市里吸引了很多人归向它，国家的工业慢慢瘫痪，它也像一次宗教意义上的罢工，让暴力——让所有的暴力，都归为乌有，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要摧毁初期的基督徒信仰时一样的无能为力。然而第一代基督徒很少会秉持爱和恕道去帮助危难中的逼迫者，而甘地却更加精进，以其善道而行之。一旦南非国家政府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甘地就会取消印度移民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禁令，以提供援助。1899年布尔战争期间，他组织了一个印度红十字医疗队，在战火中表现颇为英勇，两次受到了提名嘉奖。1904年，约翰内斯堡瘟疫横行，甘地又组建了一个临时医院。1906年，纳塔尔的祖鲁人（Zulus）爆发了起义，甘地又组织起担架队，并亲自在队伍的最前头来服役，纳塔尔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向他致谢。

但是，这些纯洁无私的帮助并没有消除白种人的傲慢与仇恨。甘地经常被捕、被囚禁， 官方刚刚表彰他在战时的贡献和服务，他随后就被判处入监狱，做了苦役，他被暴徒鞭打，以至于别人以为他死了才离开。 但是没有任何凌辱和迫害，能让甘地放弃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此相反，他的信仰，因着这些试炼而愈加坚定。他对在南非所受的暴力给出的唯一回应，便是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印度自治》，此一册子于1909年发表。这本关于印度自治的小册子不啻为宣扬英雄主义大爱的福音书。

这场斗争持续了二十年，1907年到1914年是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1906年，南非政府不顾那些最睿智、最开明的英国人的反对，轻率地通过一项新的排亚法案。这直接促使甘地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不抵抗运动。

1906年9月，约翰内斯堡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集结起来的印度人都庄严地立下誓言，将不抵抗运动进行到底，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加入到了印度人的队伍当中，所有的亚籍移民，不分种族、信仰、种姓和贫富，都以同样的热忱和克制精神，投身到这场运动当中。数以千计的人身陷囹圄，由于监狱的牢房不足以容下这么多人，以至于很多人不得已被囚入了矿坑当中。好像监牢对他们有着魔幻般的吸引力，他们的压迫者史莫茨将军（Smuts）也称他们为“一批有良知的反对者”。甘地三次被捕，在这期间也有人像勇士一样地壮烈牺牲。 不抵抗运动，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1913年，席卷了德兰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全地。大规模的罢工潮和群众集会屡屡爆发，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展开了全境游行，亚非两洲的公共舆论深受鼓动和感染。全印度的人民群情激奋，时任印度总督的哈定伯爵（Lord Hardinge）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向南非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甘地那坚韧不屈的“伟大的灵魂”散发出奇迹般的魅力，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暴力不得不向英雄式的美德屈服。 那位最仇视印度人的史莫茨将军曾在1909年说过永不取消歧视印度人的法令，然而在五年之后的1914年，他不得不收回，承认要废除它。大英帝国的一个委员会支持了甘地的所有主张。1914年，南非政府颁布法令，取消了每人三英镑的人头税，同时又批准纳塔尔向所有愿意来定居的印度人开放，并且赋予工作的自由。历经二十年的牺牲、忍耐，不抵抗运动终获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