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四〇后”的时代记忆

图书目录

自序

燕园留痕

情系北大——写在北大百年校庆

参加湖北江陵“四清”

在北京延庆参加农村“社教”

戴橘红色校徽的日子

我的同窗好友刘蓓蓓

塞北苦乐年华

在草原钢城包头的那些岁月

难忘的记忆不变的情怀——写在包钢一中建校50周年

南国岁月如歌

教育部部长们在广西师大

在党委书记、校长任上

我信奉的工作理念与处世原则

无怨无悔的选择

广西首个中文博士点——广西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

王城校区的一段往事

我与干训部首届学员的缘分

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喝彩助威

缅怀学术前辈

感念恩师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

一生为学术的语言学家王泗原先生

学者典范、编辑楷模周振甫先生

古代文学界的一代宗师傅璇琮先生

我与古典文学专家裴斐教授的交往

追忆良师益友

令我崇敬和感动的田家炳先生

马保之先生晚年在广西师大执教

著名翻译家、诗人贺祥麟教授

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钟文典教授

德高望重的系主任林宝全教授

天妒英才——痛悼杰出的建筑设计师黄伟

亲恩似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永远怀念父亲张知辛

百年芳华——母亲何蕴之的传奇人生

我的父母亲

往事拾零

依依故乡情

威海的世外桃源生活

古稀之年的自驾旅程

序跋评论

黄修己《我的“三角地”》序

李翰《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序

秦焕艺《漓水吟怀》序

《古典诗词百首鉴赏》后记

《唐音论薮》后记

何开粹《桂林赋》评赏

附录

黄介山：虚怀若谷，心系家国

美丽师者——记广西高校教学名师张明非

序言/前言/后记

自序

黄介山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对“四〇后”的时代记忆》，是我与妻子张明非合写的一本回忆录。

之所以取这样一个书名，一是我俩同出生于1943年，对1940到1949十年间出生的这代人，当下流行的叫法是“四〇后”。二是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历和命运，“四〇后”也不例外。我们这代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呱呱坠地，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成长。从学生时代开始，先后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参加过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到中年才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如今大都已经退休，进入人生的暮年。综观“四〇后”，不论个人际遇如何，处境怎样，都普遍亲历并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变化。国家的风云变幻在这代人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四〇后”中有一特殊的群体，就是“老五届”，指的是1961至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我俩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一总数将近70万人的群体，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无疑是同代人中的幸运儿和佼佼者。然而，始料未及的十年动乱极大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毕业分配时按照“面向边疆、工矿、农村、基层”的政策，大多分到偏远地区的工矿企业、军垦农场、县城或乡镇中学，在社会底层经受了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炼。“文革”结束后，不少人虽已进入中年却不甘平庸，奋起与命运抗争，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可以说，老五届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曲折坎坷的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使这一群体多少染上了悲壮的色彩。照理说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境遇，容易演绎出精彩生动的人生故事，然而迄今为止，记录并反映“老五届”这一庞大群体经历的文字并不多见。这未免有些遗憾。

几十年来，我俩忙于各自的工作，也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退休以后，少了工作的压力，多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才逐渐萌生写写回忆文章的想法。加之退休之前我俩也应约在一些书刊上发表过一些回忆文章，算是有了一定积累。念头一旦产生，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件件亲历的往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跨越时空从记忆深处浮现到眼前，使我们有了欲罢不能的冲动，于是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追忆过往便成为我们退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日积月累，集腋成裘，遂有了这本小书。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回顾、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而且通过回忆、梳理、思考、写作，亦会萌生一些新的感悟。这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人生作一个小结，给后人一个交代，也是履行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悠悠几十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我们在人生价值观方面诸如理想、信念、追求乃至对待事业、家庭、情感的态度，与当今的年轻人确有许多不同，也许可以视为别样的人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命运和际遇乃至思想意识自有差异。即便是同代人，各自的经历也并非一样。每个人的一生都似万花筒，变换出不同的色彩。相同或不同时代的人尽可通过交流，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评判世间的是非曲直。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县新开乡（今南通市经济开发区）一个农民家庭。12岁考入市里的崇敬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进省级重点——南通中学，中学6年一直是住校生。尽管学习紧张、生活清苦，但总的说来比较单纯，所以无忧无虑、勤奋而快乐。

除了学习，其间也参加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一入初中就参加了“大炼钢铁”。操场上筑起了炼铁“小高炉”，教室里堆着拳头大的铁矿石，同学们课余时间戴着手套、拿着小榔头乒乒乓乓地把它敲成小块。有时睡到半夜里会被叫醒，去到河边卸载木船运来的焦炭或矿石。当看到喷着火苗的小高炉里流出通红的铁水，冷却后凝成一块块“铁疙瘩”，我们便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抬到市政府去报喜。

报纸、广播三天两头“捷报”频传，粮食产量不断放“卫星”，高产纪录一次次被打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不绝于耳。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文艺作品连篇累牍。我们在作文课上也欣然命笔，而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类高扬“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歌，便是学习的样板。

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办起了集体食堂。我清楚地记得周末从城里回家吃食堂的情景。队里食堂摆着三张桌子，流水席，吃饭不要钱，坐满一桌就开餐。菜是两大盘雪里蕻煮黄豆和炒青菜，白米饭则随便添，管饱。乡邻们围坐一起，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好不热闹。可惜好景不长，个把月以后我再回家，食堂已经停办了。队长说，这么放开肚皮吃，粮食消耗太快，时间长了受不了。

我读初三时赶上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奇缺，不少人食不饱腹。尽管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优惠政策，每天有1斤口粮，但因缺少油水，时常感到饥饿。于是星期天从家里带来的胡萝卜、炒黄豆之类就成了充饥的宝贝。

明非的情况与我有些不同。她生于重庆，长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困难时期也尝到过吃不饱的滋味。中学6年她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女八中，校址为 “京师女子学堂”旧址，因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执教，现已改名“鲁迅中学”。明非中学时代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每年的“3?18”，学校都要为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到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纪念活动。她经历的社会实践比我少些，除每年五一、十一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大军”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便是到近郊帮农民干点捡麦穗或拾花生的农活。

1962年我们同时考入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有语言、古典文献、文学3个专业，我俩都分在文学专业，成了同班同学。那一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总数为44.1万，高校招生人数是10.7万，入学率仅有24.3%，北大中文系又是全国高校文科录取分数线最高的。能够进入最高学府的王牌系，可想而知年轻的学子们是怎样的兴奋和自豪，一个个雄心勃勃，志向高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光明。

北大文科是五年制，但中央出于“反修防修”“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从大三开始我们年级就被安排到农村参加政治运动。1964年10月，作为“工作队员”，我们被派往湖北江陵（今属湖北荆州）搞了10个月的 “四清”；1965年11月，又到北京远郊延庆县（今北京市延庆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6年6月奉命返回校园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北大是“文革”的前沿阵地，广大师生顷刻之间被卷入风暴的旋涡。我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运动。先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首当其冲的是校系两级领导、各系知名专家教授，他们不由分说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爪牙” “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统统靠边站甚至被打倒。昔日宁静美丽的校园，到处是硝烟弥漫的现场批斗会。到后来，“红卫兵”队伍因观点对立分成两派，北大又变成了派性斗争的战场。两派群众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彼此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甚至多年同窗好友也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那时候，互相谩骂攻击的高音喇叭整日回响在学校上空，校园没有片刻安宁。派性斗争越演越烈，最后竟至于发展到武斗。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斗争形式不断升级，从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发展到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局面越来越失控。那些日子每天校园里都会传播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小道消息”，常常是互相矛盾或模棱两可，使人莫衷一是。面对这一切，我和同学们越来越感到迷茫，难道这就是我们参加这场运动的初衷？由困惑不解进而产生厌倦、消极情绪，以至于天天盼着毕业分配，巴不得赶快离开这片让人心痛和伤心的是非之地。

1968年夏，延迟了一年的毕业分配方案终于姗姗来迟，但与往届毕业生大都分到大城市、大机关、大单位的方案截然不同。按照“四个面向”的指导思想，全年级90人，无一人可以留京，我的老家江苏也只有一个扬中县的名额。最后我们绝大部分都被分去了边远地区，我俩所在的文学专业五十来人，有11人分到山西省，报到后再下到9个县，不少人分到乡镇中学。我们班有同学分到平陆县一所中学，在崇山峻岭之中，据他说出门便可打猎。另有3名语言专业的同学，分别是上海、江苏、江西人，却分到了广西，而且是偏僻的巴马山区，10多年后才先后调离那里。他们当初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生活多年的穷乡僻壤，改革开放以后竟成了闻名遐迩的“长寿之乡”和旅游热门景点，引来大批游客到此治病、养生。我想这几位老同学，曾经在这里沾过多年巴马山水的灵气，想必也一定会健康长寿。

感谢系里老师和分配小组的关照，我俩一起分配到包头钢铁公司。包头是城市，包钢又是大企业，一共只有7个名额，我们占了2个，相比不少分到县里的同学算是很幸运的了。但考虑到包钢下属还有白云鄂博等矿区，我和明非担心会被分到两地，所以一拿到毕业证就马上去领了结婚证。当时，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近乎关门，大批干部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各类学校长期停课，教师无事可做。在大学生并不吃香的情况下，包钢居然一次性要了400多名应届毕业生，而且绝大多数来自全国重点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富有远见的大手笔。分来的工科学生都去了工厂。其余近200名文理科生则分到包钢10来所子弟中学教书，大大充实并优化了教师队伍。比如有10多名北大、北师大、华东师大等名校的老五届毕业生加盟的包钢一中，后来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高考成绩一直名列全区前茅，不是偶然的。

包钢是我们工作的第一站，也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尽管我俩在包钢工作的10多年生活十分艰苦，把青春年华献给了这座草原钢城，但在精神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是在包钢经受的考验和磨炼，增强了我们应对各种困难的意志和能力；也是在这里，我们初步形成了影响后半生的一些人生理念，学会了如何工作，如何做人。同时，由于包钢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我俩较早走上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有了更快更好成长的机会。此外在包钢这个汇聚了五湖四海成员的大家庭里，我们有机会交往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淳朴善良的工人师傅，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直至5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同事、朋友和我们保持着联系。10多年的包钢生涯使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9年明非考回母校攻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除了想继续学习提高自己，当然也抱有通过读研回北京的希望。可临到毕业分配却遇到很大的难题。一则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制造新的两地生活”，二来进京的户口指标非常少。那些日子，在师友们的帮助下，她顶着炎炎烈日在京城东奔西走，四处联系，却每每失望而归。考虑到即使有单位接收，我和两个孩子也很难进京，于是下决心放弃北京。几经周折，一家4口最终来到秀甲天下的桂林，在历史悠久的广西师范大学开始了又一段人生旅程。寒来暑往，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近40个春秋。

如果说当初下决心放弃北京难免有不得已的遗憾，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无怨无悔甚至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桂林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和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得天独厚的美丽山水，而且为高校对外学术交流与校际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我俩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我们到桂林的80年代初，正值国家改革开放风生水起，为人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使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俩兢兢业业工作，正正派派做人，事业顺利，各有所成。生活上也逐步告别物质匮乏、经济窘迫的困境，迈上“小康”的台阶。在广西师大度过的岁月，我们既有“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的愉悦体验，又有“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良好氛围，留下许多值得回味的记忆，收获了不少同事朋友的珍贵友谊，令我们对这所南国学府怀有深厚的感情。

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既有丰富独特的人生体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挫折和教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我们人生的历练和财富。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习惯于听话和服从，循规蹈矩，谨言慎行，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但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非同寻常的社会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社会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走过了坎坷的道路，眼观时代沧桑，目睹历史曲折，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大有长进，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各种见解。少了一些偏颇和盲从，多了不少理性和自信，也逐渐养成了观察、处理问题的习惯：不赞成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随意整人的极左行为；看不惯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庸俗作风；不喜欢背离实效、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不爱听也不想说大话、空话、套话。这也许是我们这代人较为普遍的处事原则和人格特征。

抚今思昔，我们由衷感念母校北大，正是她赋予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对信念和理想的追求与坚守。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牢记切莫辜负母校的培养与期望，这既是动力也是鞭策。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和明非退休已有10多年。这辈子，我俩志同道合，相濡以沫。逆境中，相互扶持，同甘共苦；顺境中，互相促进，齐心协力。不论是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我俩都比较一致，都把家庭幸福与事业有成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如今我俩已牵手走过54个春秋。古代命学有“六同”之说，指的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地生。我俩戏称也有“六同”，即同年、同月、同姓（我随母姓，父亲姓张）、同学、同事、同步。如果说前几同是巧合，而最后一同——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工作态度乃至生活习惯的同步，则是我们大半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家庭稳定和谐的基础。我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缘分，也充分享受到同步带给我们的安乐。2008年7月是我俩结婚40周年纪念，明非有感赋诗一首，或可概括我俩的大半生与心路历程：

燕园同窗一世缘，相知相伴四十年。

曾经塞北传薪火，复植岭南桃李妍。

往事追怀无怨悔，沧桑历尽亦欣然。

而今更重桑榆景，漓水东流正潺湲。

岁月悠悠，时光如流。如今我俩已从青春华年到年近耄耋，当年两口人的小家已成为拥有老少三代十口人的大家庭。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俩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的心力，已获得丰厚的回报。儿子一新和更新不论到哪里工作都恪尽职守、正派做人，是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儿媳李欣和徐翀妤也都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最令我们感到满足的是4个孙辈相继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家庭增添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陪伴他们成长又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如今大孙子九思已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大孙女可思即将从山东大学英语系毕业，并已确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小孙女易思刚进入中学，聪明好学，兴趣广泛，是班里的“学霸”；最小的孙子未思是一年级小学生，天真可爱，活泼好动，是全家的开心果。每逢节假日全家团聚，或一起出外旅游，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

退休以后，我们没有半点失落和怠惰，依然保持着健康有序的生活方式：读书、写作、走路、游泳。通过微信同天南地北的亲朋好友保持着联系，经常与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小聚。不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每年7至9月到威海避暑更是我们15年来雷打不动的生活方式。

退休前后陆陆续续写就的这些文字到此也该告一段落，画上句号了。在此做一说明，本书是记事、记人的散文汇集，不同于系统撰写人生经历的“自传”。其中梳理了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古稀之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大致脉络，记述了一些难忘的往事，追忆了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并给予我们深刻影响的前辈或友人。它并不全面，但从中可以窥见我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由衷感谢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心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承蒙国内著名出版家刘硕良先生厚爱，书中部分文章曾发表于《广西文史》；本书责编余慧敏工作尽心尽力，精益求精，在此一并致谢！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尚祈各位不吝赐教。

（写于2021年夏，2022年秋修订）

编辑推荐

? 本书是“老五届”（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大学生）这一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性回忆录。这一群体经历特殊，命运大起大落，鲜为人知。有人将这一群体的命运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作为“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本书作者夫妇所回忆的大半生经历为这一群体真实而鲜活的个案代表。

? 书中聚集和展现了作者交往过的一批大师级学者、优秀学人、慈善家等的风采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如革命文人张知辛（作者父亲），古典文学研究界重要学者陈贻焮、傅璇琮、裴斐，语言学家王泗原，编辑学家周振甫，教育家马保之，历史学家钟文典，翻译家贺祥麟，慈善家田家炳等。

? 黄介山，广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张明非，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夫妇二人为同学、同事，于196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包钢教育部门工作十几年后入职广西师大，工作至退休。两人在广西师大的行政管理和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成绩和贡献，是广西师大受人尊敬的老领导、老专家。

? 作为教育工作者，同时作为广西师范大学曾经的校领导和学科建设带头人，两位作者在书中回忆了在内蒙古包钢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工作经历，忠实记录了广西师范大学及师大文学院八九十年代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既是珍贵的校史，也是两位知识分子夫妇在事业上互相扶持，扎根西部，为发展西部教育做出贡献的真实写照。

精彩预览

情系北大

——写在北大百年校庆

◆ 张明非

今年的“五四”，不仅是北大这所百年老校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每一个北大学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页。远在他乡的游子们不论身在何处，不论离开燕园多么久远，在这一天都将心系母校，分享母校百年华诞的喜庆和欢乐。

这个日子，对于60年代的北大人来说，尤其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经历了 “文革”之后，在30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走出校门 “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四个面向”的分配政策，把我们这几届毕业生少有、例外地送到远离大城市的边疆、基层、工矿、农村。从此，大家天各一方，消息隔绝，直到今天我们年级还有几个同学虽经多方打听仍下落不明。30年的漫长岁月，将风华正茂的青年带进两鬓染霜的中年，也冲淡了历史造成的许多是非恩怨。特别是近些年，也许是“老冉冉其将至”的缘故，怀旧之情总是不期而然地袭上心头，于是怀念母校，怀念老师，怀念同窗，怀念自己生命中抹不去的那一段，便成了同学邂逅谈论最多的话题。尤其是我们一个班25人竟已有3名同学相继撒手人寰，这一残酷现实警醒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生命之于我们并非想象的那般恒久，重聚的紧迫感因而变得愈来愈强烈。母校的百年庆典为我们提供了极难得的机遇，没有比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重聚燕园更有意义的了，于是，为了促成毕业30年之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在京的同学主动承担起组织者的责任，早在数月之前就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相约在百年校庆的信函，带着全年级同学的期盼，飞越山山水水，送到每一个能够寻找到的同学手中。

阔别30年之后的重逢，自是十分感人的，同时也充满了戏剧性。“同学相见不相识，笑问对方是何人”，是不少人见面时的情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唐人的这两句诗，虽早已背得烂熟，这一次才身临其境。短暂的几天里，当我们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重新聚集在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美丽校园，漫步在我们魂牵梦萦的未名湖畔，对如烟往事的追忆和物是人非的感慨是难以言喻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年级没有一个同学留在母校工作，相比之下，我与北大的缘分算是比较深的。因为在我22年的学生生涯中，就有9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的青春和爱情，我的理想和事业，都同北大这片热土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北大在我生命历程中打上的印记是那样深刻，那样难以磨灭。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30年中，不论我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岁月，遭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曲折，都不曾动摇我在北大这块土地上培养起来的信念，也不曾改变我对北大的感情——尽管她带给我的不尽是欢乐，也有刻骨铭心的痛苦。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情结——我的北大情结。

我第一次走进北大是在1962年。62级在北大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性。那时候，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家的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又红又专”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为无数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途。北大敞开她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学子，而不问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父母的历史如何。在中文系举行的入学典礼上，我们为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一些大师级学者而激动不已，游国恩、王力先生代表中文系教授发表迎新讲话，称赞这届同学“年纪又轻，学问又好”，勉励我们在北大优越的学习环境里好好读书，不要入宝山而空归。当时，北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是全国高校文科中最高的，可想而知，能够进入这座知识圣殿的天之骄子们，是何等年少气盛、踌躇满志。除入学成绩优秀外，与同时在校的几个年级相比，62级同学的多才多艺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当中有全校顶尖的女高音歌唱家，有朗诵比赛的冠军，有打破首都高校女子百米纪录的运动健将。我们还拥有学校话剧团的几位台柱子，因此我们年级曾有过在学校公演《夺印》《箭杆河边》等多幕话剧的骄人成绩。

如果说学子们为到图书馆或教室占座位步履匆匆，是北大校园永远不变的人文景观的话，活跃的文学社团便是中文系独特亮丽的一道风景。设有诗歌、散文、小说三个组的“五四文学社”，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新同学报名参加。我和同班女同学刘蓓蓓就参加了散文组。蓓蓓毕业于师大女附中，是有名的才女，曾以高考作文98分的优异成绩一入学就吸引了很多人艳羡的目光。散文组除了交流各自的习作，还组织了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中山公园跟“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座谈。可惜，由于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从头到尾都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系学生会还定期出版名为《炼钢炉》的墙报，各班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园地。我们班办的墙报取名《红杏》，用淡蓝色的纸做底，用白色的信笺抄写，清新淡雅，别具一格，一出现在饭厅的墙壁上，便吸引了不少端着饭盆用餐的读者。创刊号上还荣幸地刊载了王力先生应邀就刊名题写的一首七绝，因年代久远，只记得后面两句：“莫讶入冬春意闹，如今四季有东风。”当年，我们的同学哪一个不是抱着对文学的热爱、怀着当作家的梦想走进北大中文系的？但30多年过去了，与学兄学姐特别是70年代以后的学弟学妹相比，6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出的作家是比较少的。这自然不是说这几届缺少才子、才女，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们一入学就被告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更主要的是，在那个高扬集体主义的年代，谁给报纸杂志投稿谁便有成名成家、追求个人名利之嫌，有的同学写了文章也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当今文坛知名作家中少有我们的同学，文学作品也很少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除了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当年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思想改造运动了。在接踵而至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中，我们曾经为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流下泪水，也曾经为自己浪费一滴水、一度电而愧疚忏悔，我们是那么自觉地反省自己，那么坦率地互相批评。谈心被视作思想改造的一种有益方式被提倡，于是，未名湖畔的小路、五四运动场的跑道，不知留下多少同学谈心的足迹。今天看来不免幼稚甚至可笑的一些言行，在当时却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并无矫饰做作的成分。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是高考前不久归国的“洋小姐”，在爱国热情的驱使和同学们的感染下，没过多久，便“改造”得“面目一新”：白边眼镜，黑色带袢布鞋，原来的运动式短发别上了发卡，从头到脚彻底实现了“革命化”。那时候，我们唱得最多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这一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类革命歌曲，精神风貌也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记得有一次参加北京市高校举行的文艺会演，集体朗诵我们系同学创作的长诗——《让青春闪光》，演出在中央民族学院礼堂引起轰动。当300人的声音汇成一个声音，充满激情地朗诵：“穿过风啊穿过雨，父兄的旗帜多明丽：穿过雨啊穿过风，父兄的脚步多坚定……”神圣的使命感使我们每一个人激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62级又是有着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最多经历的年级之一，从1964年秋到1966年春先后参加过两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一次是到湖北江陵县，历时8个月；后一次是1965年9月到1966年6月，与北京直属机关的干部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混合编队，参加京郊延庆县的“四清”，我们班所在的大观头公社的工作队负责人就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累计一年半的农村工作自然大大占去了我们在校的读书时间，但回想起来，这一段人生经历也非全无收获。且不说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就同学们社会阅历的丰富尤其是活动能力的加强而言，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如今我们年级有为数不少的同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其中一些还是相当出色的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说与这一特殊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1966年6月1日，是60年代的北大师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革”的序幕。几天以后，我们奉命返校，同学们怀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念和决心一路高唱《国际歌》，完全预料不到这场“革命”会给我们国家、民族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什么，也全然不会想到我们原本5年而实质不过3年多的读书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此后的若干年，对陷于政治旋涡难以自拔的北大人来说，不啻一场无法摆脱的灾难。刺耳的高音喇叭代替了琅琅的读书声，美丽的校园成为无休止的打派仗的战场，昔日的师生、同学、朋友只因观点不同便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北大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变得让人心痛。那时候，我是多么急切地盼望快一点离开北大啊！好容易熬到1968年7月毕业分配方案下达，我和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同班同学黄介山一起被分配到包钢。当我们怀揣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明，离开我曾经那么热爱的燕园，离开我自幼长大视为故乡的北京，踏上西去的列车，心中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有的只是从噩梦中醒来、从痛苦中解脱的轻松。

再次走进燕园，已经是离开她11年之后。在草原钢城当过钳工、也当过中学教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我，1979年重回母校攻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陈贻焮教授研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78、79级研究生中60年代本科毕业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我就读的中文系79级8位研究生中就有7位属于这几届，而且都是从北大毕业的。我们的年龄大都接近不惑，有的甚至还要大些。所以单从外表有时很难分辨出在阅览室里看书的是教师还是研究生。也许是饱经沧桑的经历使这一代人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校园里到处可见研究生们惜阴如金努力拼搏的身影。我和我的师妹、原来63级的同学葛晓音每天同行同止，形影不离。一早就到图书馆等开门，直到闭馆才离开，几乎是我们3年学习期间雷打不动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图书馆暖气不那么充足的冬天，或者阅览室有时闷热异常的夏天，都不曾使这一生活规律稍有改变。

3年的研究生学习，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为我后来从事古典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最使我感到幸运的是三年中听了不少中文系的名家名课。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老师们怀着对新时期的极大热情，纷纷走上讲台。许多课都是听众爆满，气氛热烈，有时连地上都坐满了人，其中不仅有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系学生。我和师妹晓音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不放过任何一个听课的机会，其中既有老教授开的传统课，如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阴法鲁先生的古代文化常识、吴小如先生的唐宋词欣赏和陈贻焮先生的“三李”研究，也有一些中年学者开设的新课，如袁行霈先生的诗歌艺术欣赏、金开诚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胡经之先生的文艺美学等。听课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大大弥补了读本科时未来得及听到这些名教授讲课的遗憾，对北大作为最高学府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也因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如今，有的先生年事已高，有的先生已不幸故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讲课时的风采仍鲜活地浮现我的记忆里，当年听课的笔记也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陈贻焮教授。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谒他的情景。当时的我，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不很明确，对搞研究、写论文更是缺少自信。是先生的热情教诲和严格要求使我战胜了许多困难，走上治学之路。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岂止是知识，更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对古典文学专业的执着与热爱。尽管无数事实和自己的实践都证明做学问的道路充满了艰辛，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牺牲许多常人的乐趣，我却至今为这一选择无怨无悔。

毕业以后不久，我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第二年，我的丈夫携孩子也随调桂林，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光阴荏苒，不知不觉15年过去了，桂林已经成为我们的又一个故乡。尽管我们离母校更远了，但我们从未忘记过培育我们成长的北大，也从未忘记过身为北大人所应肩负的责任。北大——这个永远闪光的名字，对于我们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无愧于北大人，既是我们生活的信念，也是我们的座右铭。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北大永远是我们心中不褪色的梦，北大所给予的一切都是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此生何幸？身为北大人！

（收入谢冕、胡的清主编《北大遗事》，青岛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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