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文化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文化一旦产生，就必然交流，这种交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由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能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才能形成今天世界上万紫千红的文化繁荣现象。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亦然，并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中国与东盟许多国家地理相接，山水相连，不少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着跨居、通婚现象，这为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地理与人文基础。其次，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交通条件。
中国与东盟诸多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民族进行思想与文化对话，自然离不开翻译。翻译活动一般又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类。有史记载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口译活动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但笔译活动则出现在明代，至今已逾五百年的历史。
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东盟国家大量地译介了中国的文化作品，其中不少已经融入到本国的文化中去。中国译介东盟国家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以文字为载体的相互译介活动，更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推上了更高的层次。
2013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与东盟携手开创了合作的“黄金十年”。他呼吁中国与东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新的“钻石十年”。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于是，把中华文化的经典译介至东盟国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还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所谓交流，自然包括“迎来送往”，《礼记》有言：“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中国与东盟国家一样，既翻译和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同时也把本国文化的精髓部分推介出去。作为中国最具人文思想的出版社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构想《东方智慧丛书》，并付诸实践，不仅是中国翻译学界、人文学界的大事，更是中国与东盟进行良好沟通、增进相互了解的必然选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作为翻译工作的主要承担方，都是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拥有东盟语言文字的翻译优势。三个单位的合作将能够擦出更多的火花，向东盟国家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认为，“文化交流是新的全球化现象”。 我们希望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与时代趋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是为序。
刘志强
2015年1月25日
前言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产生的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046年），下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500年），历时五百多年。它产生的地域主要在黄河流域，但远及江汉流域。
《诗经》的编撰结集，有采诗、献诗、删诗三种说法。周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到民间采诗，目的是通过这些诗了解施政的得失和各地的风俗；当时大量的民歌和贵族的诗篇，就是依靠采诗献诗制度得以保存下来的；周代有乐官，这些乐官不但保管诗，且负担教授诗、乐的任务，诗都有乐调，诗乐不分，这些加工编辑工作，可能就是由乐官太师完成的。
《诗经》收录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关于它的分类标准，后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按音乐分类。古人所谓“风”，即指声调而言，有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有大雅、小雅。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这地方的乐调，被称为中原正音。有商颂、周颂、鲁颂。颂即古代的“容”字，就是表演的意思。颂不但配合乐器，用朝廷声调歌唱，而且是兼有扮演、舞蹈的艺术。古人将风、雅、颂和《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并称为“诗之六义”。
《诗经》思想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风诗，多为抒写人们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也有的反映人民劳动生产，还有部分诗作表现反对剥削压迫、揭露讽刺统治者丑行以及战争；雅诗中还有叙述周人开国的诗篇，被后人称为“史诗”；颂诗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和雅诗中歌颂统治阶级和祭神祭祖的诗一样歌颂祖先、神明。
《诗经》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艺术上也取得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各个方面描写了我国两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其次是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所谓“赋”，指的是一种铺陈直叙的表现方法。所谓“比”，即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所谓“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再次是重章叠句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诗经》中的诗句，基本上是四言句式，少量诗句能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现参差错落之美。最后是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大量使用双声字、叠韵字、重叠字，丰富多彩、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也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尊先祖、隆礼乐、崇道德、尚中和。中国文化是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形成的，农业文明重视经验，易于形成恒久的观念，培养起祖先崇拜的情怀。他们认为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状态有影响。因此有祭祀祖先以祈求福报、叙述先民艰辛以表彰功业的传统。《周颂》是周人祭祀、赞美祖先的诗歌，《商颂》是祭祀商朝祖先的诗作。这些崇拜祖宗和祭祀先祖的传统绵延至今。
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视礼乐。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隆礼是期待尊卑长幼有序，隆乐是希望人们关系和谐。《诗经》对礼乐的宣扬，有反映恋爱、婚姻的轻松乐曲，也有反映统治者违背礼乐的歌乐，但最显著的是事神、祭祖的典仪，这些赞颂祖先和神明的乐歌大多庄重肃穆。
殷人尊天事鬼，周人代殷后，强调以德配天，以德服众，追求君子人格。《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周人的德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周文王。他修明德行、施行仁政、亲睦诸侯，为西周大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组成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有机联系的和谐生命统一体，事物内部贯通、和合、平衡才能发展，视“和”为宇宙的本然和内在精神。这种思想形成了中国人重视整体、讲求调和、崇尚中庸的思维方式。《诗经》尚中和思想较多表现为情感表达的“温柔敦厚”，有部分诗歌在情感表达上大胆直露、忿激怨怼，但许多诗作表达情感均能恰如其分、淳正平和，即使怨愤之情，也多用理性来化解，达到和谐淳美之境。
本书选录《诗经》有代表性的诗100句（章），原文以《毛诗正义》为据，进行释析、翻译，以期能反映这部经典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