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中国中、东部大省，在现代化进程中，广西及其现代干部群体的健康成长面临着一个严峻挑战——如何超脱省际、区域之间的历史成见或古代的文化偏见，进而在全中国塑造并树立起现代广西机关及其干部群体的时代新形象！
因为，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经济落后、习俗野蛮、衙门腐败、官员乱政等，是岭外人士书写、评价古代广西的主调，相承日久，历遭简约化和抽象化之后，最终又自然长成一个抛之不去的“广西镜像”。其中，壮乡瑶寨“土司”“寨老”的劣习俗规，唐宋岭南“谪宦”“贬官”的变态心曲，明清边疆“流官”的流言蜚语，新旧桂系官场的沆瀣一气……一直都是“他者”形塑、丑化广西机关及其“官僚”形象的方便性“合理资源”。
尤其是，那些片面性的文学“代答”（如《岭外代答》），那些残缺不全的士人“录异”（如《岭表录异》），以及诸多不谨的“丛笑”（如《溪蛮丛笑》）……日积月累，既渐次演变成一件件“铁证”，坐实了古代广西的“南蛮”外像，持续地增进外省“鄙夷”观念的长期膨胀；又进一步侵入粤西大地，损毁自身，一点一滴地“内化”成为后代年轻干部群体成长壮大进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潜观念”——落后、野蛮、腐败与乱政，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一种可怕且致命的“理论预置”，深深潜入古代个体生命之中，“日用而不知”地改写着大众的心智模式，让广西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那份由外来批判话语建构而成的生存状态！
社会认知和大众心态发展到这一步，有了落后、野蛮、腐败和乱政这4个不堪承受的精神重负，瞬息不停地起作用于八桂，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多数广西干部再也难于、更不敢于去自觉发现本土的力量，再也不能充满自信地维系一份稳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象征，再也不能满怀激情地在故土上用心培植、绽放出那朵可贵的生命之花——归属本土、眷恋乡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强烈自信。
相反，基于古人“北胜于南”“南败于北”的观念史，南北文化亦建构出“强弱之别”。在历史上多数人的政治观念和文化逻辑中，只有让北国的道德风尚进驻广西，才是合理的选择——汉魏清官文化、隋唐贬官文化、中原科举文化、明清移民文化及其外来商帮文化等，虽然形态各异，但无疑都是北“德”南传史的真材实料，哪里还有什么“广西道德文化”和本土德育方法论！于是，广西各类各级机关建构现代政治文化的“最佳”路径，遵其逻辑，就是“取有余以补不足”——吸收中原本位的“强文化”，以其丰富厚重的政治文明和政治遗产去补济岭南“弱文化”的先天缺陷；中原“先进”文化输入西南边疆，消歇了“南蛮”野气之后，接着才好去重构德治西南的现代样式。
在这样一种不健康的认知背景下，八桂大地已然生发诸多“文化病”：既然经济发展在他乡，先进文化在他乡，清正衙门亦在他乡，那么，走出广西，回避广西，逃离南疆，就自然长成当下广西本土精英和青年志士的第一考量！也必然就是今日广西诸多家庭子女教育中矢志坚守和衷心信奉的第一选择！于是，最终的剧目就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巨资引进省外精英加盟广西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本土社会又对于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的巨大流失，束手无策！
同样，受此种观念背景催生的诸多战略构想，多半也近似于以一种“弱文化”的羞答自卑姿态，先让自己毕恭毕敬地扮演成“小学生”，去机械性地借鉴、移植、搬运、复制或批量输入省外“学长们”或“师长们”的若干“强文化”发展模式。长此以往，广西最终也就只能是一个外省成功发展经验的“再版”货！其中，失去了交流对话的平等性前提，广西机关及其干部的成长之路，只怕也总归是一幅东施效颦的可怜画卷。
不过，历史一再提醒着后人不要遗忘广西：明代台州人王士性（1547—1598年）任职广西承宣布政副使兼参议时，宦游八桂，洞悉山川地理人情，匠心独运地提出了一个针对我国历史发展大势的“新猜想”——唐宋以降，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南迁江浙之后，还将继续转向西南，走入黔粤，实现第二次迁移。他这样一种“江南→西南”的古代预测学上的超凡见识，恰好与今日中国和广西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基于此愿景，若单就现已启动且针对西部地区的诸多国家战略而论，发展广西目前最大的瓶颈，既非物质财源的不充足，亦非东部支持的不大方，而是西部民众意识层面的觉醒之迟。可以说，在今人“江南—西南”的二元对比和认知格局中，“不思进取”仍旧是多数江南人士眼中的西南新外像！这一判断虽则过于激烈，不过，它实有助于当头棒喝，促使西南进一步醒悟：“认识你自己！”只有来一次醍醐灌顶的自我认识，只有重建一份刻骨铭心的在地意识，只有强化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秉性，“王士性猜想”才会真的付诸实践。
要之，培育、重建、增进广西机关及其现代干部群体的本土观念及其文化自信心，决计不能单靠外在的宣传和鼓动。降生于本土，自信于本土，立足于本土，让广西首先成为“广西人自己的广西”，这才是现代广西机关干部开展道德建设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