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辐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抓住党建就是抓住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有利于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取得举目抓纲、迎刃而解的功效。本书稿研究认为,党的领导融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起着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同样,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和办法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要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建设;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索执政规律,以期达到“善治”的功效。
桁林,1968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初探》,主要著作有《跨越新经济鸿沟》等。
进一步拓展党建理论创新的研究视野 1
党员监督权利实现条件、问题与对策 14
创新民主监督模式 推动民主政治建设
——河北省党建国情调研报告 38
重公开、讲程序、促和谐
——河南农村以公开推动农村党建国情调研报告 81
推进源头治理腐败 尽快实行财产申报制度 106
权力牵制的得失与借鉴 113
如何看待民主 153
基层群众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思考 189
毛泽东的党风建设思想 207
执政党建设与分配正义 233
廉政建设的理论创新 251
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党风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280
面向未来党建工程理论研讨会纪实 297
后记 377
附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项目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纪实 379
进一步拓展党建理论创新的研究视野
作者介绍:桁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进一步拓展党建理论创新的研究视野,需要有大历史观,要在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上做大文章,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因密码,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建功能,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
一、在重大社会转型过程中把握百年来变与不变的基本规律
近代史意味着重大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折,为千百年来所未见。纵观各个国家的近代化史,就其本质而言,莫不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原指罗马城附近的一条峡谷。公元前321年,萨姆尼人在盖尤斯·庞提乌斯(Gaius Pontius)领导下在此设计打败强大的罗马共和国军队,迫使战俘从长矛架设的轭门底下穿过,以示羞辱,让那些视荣誉如生命的贵族颜面扫地,夹着尾巴逃跑。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卡夫丁峡谷被用来形象地比喻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是一条很难穿过的狭窄甬道,它与其说是峡谷,不如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参阅1881年查苏利奇的2月来信和马克思的3月回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269页。
尽管资本主义是五种社会形态的重要一环,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单辟一章讲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即第24章),但是历史上真正顺利地、直接地跨过去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英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在所有人都还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为何物时,就先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轻松地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包括初始资本和劳动力,从而迅速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起飞。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偷偷摸摸干成的。当年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互相攻讦,分别把对方说成“小偷”和“强盗”——辉格党在英格兰语、托利党在爱尔语中就有这层贬义,最后双方都将对方扔来的臭鸡蛋当作对自己的犒赏。说好听点是英国式幽默,说难听点是十足的无耻,以为换身马甲就不为人知。揭示其绰号真相,尽是那些见不得人的黑历史、黑材料,可谓罄竹难书。
后续国家的现代化在经历同样阶段时,就没那么“走运”了,各国无产阶级已经觉悟,愚弄和欺骗的手法已经不灵了。众目紧盯之下戏法难做,唯有诉诸铁腕手段和强行命令。例如近代史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政府就非常强势,不惜动用武力,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用荷枪实弹来支持和维护容克地主的利益。其最终结果,是把普鲁士绑到了军国主义战车上,而且是一条路走到黑。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铆足了劲想拼命闯过现代化这一关,如果闯不过去,其结局就会跟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样悲惨。可问题在于,闯过去之后还是没命,前方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战争死亡地带。取而代之的,是魏玛共和国。之后的德国,虽然有了更加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却更深地陷入现代化的沼泽地里,引来更大规模的战争与毁灭。
历史表明,能够顺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是例外,不能顺利完成乃至于完不成的才是常态。前有俄国的例子,后有拉美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多是中途翻车。美国是除英国之外的第二个例外,它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靠的是侵占大片殖民地——另一形式的“圈地运动”,这对于北美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来说,有如从天而降的灭顶之灾。印第安人的血泪铸就了美国发迹史。殖民者进入北美大陆以前,原住民有1千万人,到19世纪末只剩下25万人,即便不算人口增长率,起码也有五分之四的人口被消灭。留地不留人,这就是殖民主义者的主张。
跨不过去中途翻车,摔下来会很惨。末代沙皇就处于这种情形,使得存续了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套用《资本论》描述“商品的价值实现”中的一句话,这是最为“惊险的一跃”,如果没有跃过去,“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这里当然不是商品和商品所有者,而是国家和君主——国家可能还在,但是君临天下的封建王朝及其辉煌时代就要永远翻篇了。有的甚至连国家都可能被肢解。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种境地,面临被列强瓜分、失去“球籍”的危险。它是整个帝国主义链条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比俄国还要弱。
俄国很早就主动积极现代化,彼得一世(1672—1725)力主欧化早在17世纪,即1697年,彼得一世就派遣了庞大的使团到西欧学习先进技术,自己还以普通下士身份混杂其中。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康熙(1654—1722)对于技术进步就没那么上心,尽管他有这方面知识,但并不妨碍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鄙视。即使百年之后的1793年,英国乔治三世为探明有关古老东方传统的虚实,主动派遣百人团访华来给乾隆祝寿,由见过世面、经验老到的马嘎尔尼带队,乾隆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搪塞过去,虚晃一枪。结果则是众所周知,不出五十年就被打得满地找牙。当然,俄国再怎么欧化,数十年间也只有西部靠近欧洲的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广大内陆地区仍然我行我素。这些地区之所以是封建势力的堡垒,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依赖于新科技、新生产方式,所有兼并来的土地还是租给失地农民耕种,因此,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落后与旧贵族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国在之后一百多年时间里先后实行了两轮土地改革(1861年和1906年),手段也是很强硬的,造成农村土地兼并,出现大量失地农民,一时间哀鸿遍野。尽管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先决条件——初始资本和劳动力,但是大量兼并来的土地并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生产,仍是租给失地农民耕种,还是原有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还要交纳地租,造成更大的两极分化。事实证明,这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俄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则是被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的,按照清王朝固有的逻辑,还想偏安一隅,但是这样的美梦很快就成了泡影,西半球的隆隆机器声早已响彻云霄,全球化浪潮已经拍打到了东方的海岸。列强拖它进来,是用来充当商品输出的市场、海外殖民地的,并不是为了它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块头实在太大,一时吞不下,各个列强又不能独吞,只能相互掣肘,中国就此由独立的封建王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奇特的社会形态游离于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之外,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正因为普遍存在着“跨不过去”现象,我们才知道这个阶段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对象绝不是所谓“廉价的”轻资产,而是“很贵的”重资产,它所要瓜分的正是人类社会继承下来的最优良的资产。所谓“原始”,就表明这些资产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就能获得的,而是钻了政策法律不完备的空子——最初根本就没有任何限制,采取障眼法蒙混过关,等到所有人幡然醒悟,这个时候资本原始积累还怎么实现?变戏法被盯紧了也就施展不开了,当无产阶级觉悟并组织起来时,资本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资本原始积累都完成不了,又何谈资本主义道路?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尚且没有跨过卡夫丁峡谷,而是跌入万丈深渊,中国1840年之后才搞洋务运动、办实业,能有多大作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制约,民族资本能有多大起色?俄国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转“危”为“机”。所以,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俄国就成了效仿对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别无其他出路。
二、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方法,阐明“共产党为什么能”
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负起历史性跨越的重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真理,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方向,对于今天来说同样具有指导价值。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四个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地位和受压迫程度,由此提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由于它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如何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对此,《共产党宣言》给出了确切的答案,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那么,无产阶级能不能先解放自己再来解放其他人?根据日常经验,很显然,如果连自己都受束缚不得解放,还怎么解放别人?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这是所谓常识的谬见。乍听之下似乎有理,但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已,仔细推敲就难以成立。最先爬上岸的人很难再去救第二个人,因为他知道其中的艰险,因此,这种“先解放自己再去解放别人”的承诺是完全靠不住的。历次农民起义,一部分农民解放了自己,这些人坐上龙椅,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大部分农民还是得不到解放。
这种事例比比皆是。我们总见过公交车或地铁拥挤时的场面,但凡叫得最响的都是没挤上车的,催着往里挤,不要堵在车门口;反观每一个侥幸上车的,却很少有主动往里挪的,更倾向于保持里外失衡状态。此类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所谓“先解放自己再去解放别人”是空头支票,是不足信的。政党选举也是如此行径,上台之前的各种承诺都会打折,甚至完全不兑现。美国政治史上的分肥制更是臭名昭著,庆功论赏,肥缺美差总是就着沾亲带故的人来,反之,人一走茶就凉。古今中外这种政治周期律很难被打破。
无产阶级从中吸取到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处境决定了无产阶级作为解放者,要自觉地成为最后的被解放者,不被各种政治势力诱惑,才能最终获得解放。无产阶级绝没有可能首先解放自己,不能对此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或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天上掉馅饼,或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也宣称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自己,并开展这项运动,那它跟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在已有的固化了的社会分层结构里打转,革命是不可能彻底的,最终结果是一小部分新贵获利,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是有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深,整个无产阶级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蛋糕”(社会资源)怎么分才算公正合理?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各自的标准以及预设结果,难以让所有人满意。千百年来如此这般地争来争去,对于分配结果却毫无改善,反倒鼓励人们抢占先机,甚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么,到底有没有公正合理的机制呢?日常生活当中倒是能经常看到公正合理的规则的运用,只是它从未作为正式制度列入政治议题并被认真执行过,根源就在于缺少像无产阶级这样的合格人选。怎么切蛋糕最公平合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掌刀的人分得最后一份,那么所有争执顷刻间便化为乌有,而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世界级难题,无任何身份差别,谁来掌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这种机制设计,既实现了对他人的监督,也保证了自我监督。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认为公职人员能够而且必须充当公正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角色。儒家文化着重强调培养读书人的理想抱负,也是基于同一原理,而实行的结果同样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但是,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做到呢?由于缺少有效的约束机制,因而是不可行的,完全是编织起来的美丽幻想。马克思对这个结论的否定就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这也是他写作这一手稿的基本出发点。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内核,即必须要有人充当这样的角色,但它显然不是公职人员。马克思最终找到的是无产阶级。唯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何谓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就是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以及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认识到只有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自身才能最终得到解放。这就是历史辩证法对无产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无产阶级既是解放者,又是最后被解放者。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这样一种领导力量,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在消除了各种幻想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得到锤炼,淬炼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大公无私的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的根本精神:第一,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第二,所有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废除旧官吏的高薪和享有的一切特权。马克思称赞“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办事”。
是故《共产党宣言》以恢弘的气势发出最庄严的承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是跟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最大的区别。“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言之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位置多高、权力多大,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无论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无产阶级政党都不能背离上述原理和原则去行事,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私心杂念都会背离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要说背离这些原则。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谋取特殊利益,背弃党的性质和宗旨,既不能给无产阶级谋利益,也不能给全人类谋利益,注定要被人民所抛弃。
三、进一步拓展党建理论创新的研究视野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都是首要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离开了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革命难以成功,建设也要遭受挫折。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只能是空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的权力越大,意味着肩上的责任越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
明白了共产党人的担当和使命,就要自觉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筑牢思想防线,守住纪律底线,时刻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始终保持“赶考”时的清醒,时刻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即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铸就了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才具有这种自觉性、纯洁性和先进性,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权力为谁所用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心存私念贪图享乐,就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权力之所以被“围猎”,是因为其中的“含金量”,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有可能价值化、资本化,从而使权力变质、变色、变味,脱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党必须带头进行自我革命,从根本上铲除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对此,若没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没有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手段,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原则,很难清除滋生蔓延的“毒瘤”,维护党的肌体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断崖式、塌方式腐败案件还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令世人惊愕。
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是关键,首先要自身过硬,经得起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四、结语
近代史已经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启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满怀自信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昂首挺进。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根本保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特征,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学说的重要补充,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能够实现的,关键是在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依托党的建设来实现,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都是克敌制胜、面对挑战、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最重要法宝。只有把党建设成为特别有远见、特别能担当、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才有根本保证。
对于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4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来说,面对新时代的目标任务和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为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制度上严格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加强政治建设,把好这个总开关。
(2022年7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组领衔国情研究,深入基层,细致考察,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着手调研,形成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党建、民主政治建设、程序正义、正常执政与分配正义、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等等。指出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以适应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党的建设要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来抓。党建研究必须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紧贴中国实际。
主如何看待民主
作者介绍:谭扬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创新办负责人。
一、从保障自由视角看托克维尔的民主观
本文从如何保障自由的视角,辩证地分析了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剖析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内涵的规定和对民主制度的褒扬,同时也指出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尽管托克维尔赞扬和批判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汲取民主问题先驱分析家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某些合理因素,对于我们更加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理念,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托克维尔视阈中的民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已成为传世经典。他在该书中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在民主时代,民主和平等为自由提供正义的基础,现代自由必须与民主相结合,但民主也容易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和个人主义,必须时刻警惕自由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称赞《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托克维尔作为民主问题的先驱分析家之一的地位”。重新发掘民主问题先驱分析家托克维尔对民主分析的合理之处,对于我们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意义不可小觑。
民主(democracy)是一个意义有很大分歧的概念。英国学者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倡议——全世界具有领导地位的学者与思想家应召集在一起,为了根除对民主意义普遍的误解与混淆——对这个问题做一彻底的解决。那么托克维尔是怎么界定民主的呢?
在托克维尔笔下,民主内涵相当丰富,但大致可以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两个层面来理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多数的统治。他把美国的民主的最根本的特征归结为多数的统治。他认为:“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一切权力的根源都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在他看来,多数的统治就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人人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政治体制。托克维尔对于现代民主的研究在当时而言具有重大突破,他对于民主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学范畴和概念,也不仅仅将其看作一种政体形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尤其是现代民主,同时是社会、文化、习俗、个人思维方式乃至基本心理状况的一个范畴,它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状况,民主包括社会结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个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观念、情感和心态等。因此,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既然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民主化的过程也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制度领域,而是一场从政治、法律、民情、社会构成,直至个人的思想、情感、文化等几乎一切领域内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显然,托克维尔是从“社会”和“政治”双重视角来考察民主的。
(二)盛赞民主的优点
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态度颇为复杂,在理性上他是爱好民主的,但在兴趣上他确实推崇某些贵族的价值。不过,托克维尔为民主做了出色的辩护,为指出民主政治的优点所使用的方式,他甚至比最热心的民主主义者还激进。在考察研究现代民主时,托克维尔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他欣喜地发现,在美国多数统治带来的种种神奇的社会活力与传统欧洲的贵族社会截然不同,尽管这股活力隐藏在纷纷扰扰的社会现象的背后。那么,他发现了民主的哪些活力,或者说哪些优点呢?
1.民主有利于带来良好的法治
从立法的目的看,民主立法比贵族立法的重心要低,对普通民众更有利。民主的法制趋向于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法律本身产生于公民之中的大多数的意见。从法律的实施看,与贵族社会相比,法治的推行在民主制度中更为顺利。民主下的法律符合大众意志而能够被自觉服从,虽然多数人的意志也有可能犯错误,但人们绝不会与自身利益对立。
“虽然民主的法律并不总是值得尊重的,但却几乎总是受到尊重的,因为一般来说,打算违法的人,还不能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并对他有利的法律,而且即使从违法中可能获利的公民,也要考虑自己的人格和地位而去服从立法者的任何一项决定。”从合法选举的结果看,在民主政治中,经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公务人员,总体上说没有同被统治的大众的利益相反或不同的利益,即使部分有,人民也能很快纠正这种趋向。拥有权利的公务员一旦行使权利,就能促进公共精神,整个社会的法律与政策似乎都跟自己制定的一样。法律的普遍性以及对法律的尊奉也是从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民主从总体上、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它客观上有助于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2.民主有利于形成集体荣誉感
政府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并由此培育出持久的集体荣誉感。现代民主建立了平等优先和个人利益优先的新法则,其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但是,这种权利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却能够把单独的个人提升到一个更加一般性的地位上,其义务观念也会相应提升。重要的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被授予权利,并在实践中得到执行。这种权利不是某些人的特质,而是一种普遍性的个人权利。拥有这种权利导致一种权衡意识,那就是,别人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这样自己的权利才不会孤立或者受挫。“成年人把权利看得很高,因为他们都有政治权利;为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他们也不攻击别人的这项权利。”这种权衡意识推而广之便形成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培育了一种集体成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行使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从而造就一种新型的爱国心和集体荣誉感。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就能激励人们事事为他人着想,就能放大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快乐。只要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就有可能持久获得这种集体荣誉感。
3.民主有利于培育新型个人,赋予社会活力
民主社会培育出了新型的现代个人。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这种新型个人投以赞赏的目光,例如他看到权利的平等使美国人不卑不亢,既没有特权者的任性,也没有无权者的奴性。他们在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时不傲慢,在正直地表示服从时没有显得奴颜婢膝。这种新型的个人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承认他人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相信人人都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
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奉行的“开明的自利”,亦称“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也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他认为在民主时代要求人们做忘我的牺牲只会带来伪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忘我牺牲,作为争夺权力的政治、调节利益冲突的法律、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便都是多余的。既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忘我,那无权无势者却被迫忘我,另一部分人便可以利用他人忘我之际,去争权、去夺利,结果注定是部分人的无辜牺牲和全面的道德沦丧。“开明的自利”原则认为每个人都只是自己的目的,不是他人目的的手段。他必须为自己而生存,既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要他人为自己牺牲。追求自己那份合理的自利和幸福是个人生活的最高道德目标。只有理性的利己者,一个具有自尊的人,才有爱的能力,因为,只有他才能有能力具备坚定的、不妥协的和不背弃的价值。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会珍视他人或他事。“开明的自利”原则视实现自我为责任。它既不使自我成为别人肩上的重担,也不要求他人为自己牺牲。简言之,这种自我是自治、自律的。现代民主政治正是以这种自我观为人格基石的。民治的前提是公民自治,即每个公民承担其对自己的责任。若公民无“自”可治,就不会有自治的公民,也就不会有民治的社会。我们怎能指望忘了“我”、丢了“魂”的人来当家作主呢?“开明的自利”原则切合人性的弱点,虽说仅凭这个原则还不足以造就真正的有德之人,但它可以使大多数人养成自我克制、温和稳健和深谋远虑的习惯。“开明的自利”原则认为自我是人性中唯一稳定的因素,关心自己的福祉则是人性中不变的因素。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发现将有助于其他情操的展现(如审慎、远见、利他),而且总是自愿的。理性的社会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做出自我牺牲。有发展个人才干的愿望不是坏事,渴望自立、自主的人才是自由人。美好的社会是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自己的幸福的社会。
托克维尔还十分赞赏由这种新型个人组成的美国社会处处洋溢的自治和自助精神,使社会焕发出不竭动力和活力。民主赋予市民社会以持久的活力。人民普遍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就有可能踊跃组织社团、举办活动,力图做好种种与自己利害相关的事情。美国的情形正是如此,在民间,民主让社会积攒着不竭的动力和充沛的活力:“社会在民主制度下,蔚为大观的壮举并不是由公家完成的,而是由私人自力完成的。民主并不给予人民以最精明能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往往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这就是民主的真正好处。”总之,在托克维尔看来,一旦民主不仅仅体现在选举政府官员,而是演变为一种社会精神和社会运行机制时,它就能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和不竭的活力。
(三)警惕民主的潜在危险
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民主所潜在的那种“盲目的本能”,即现代民主有可能在社会秩序和个体精神自由两个层面上造成扭曲。
1.在社会秩序方面可能造成扭曲
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民主社会所具有的最大危险在于对平等的追求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从而忽视甚或侵犯个体公民乃至少数群体的权益。托克维尔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这一类型的扭曲产生的原因与趋势。现代民主在社会秩序层面的扭曲产生于大多数人误以为“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的才智大”,政府又是由多数公民以平等的权利自由地选出来的,那么公民在平等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可以得到更加有才智的意见与指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能解决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通病——每个人既希望平等地享有自由,又希望得到指导。为了治疗这种病态心理,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制度形式,能够在两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通常认为,将权力交给由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就可以在这两种需求之间寻得平衡。正是这样一种错误认知造成了现代民主在社会秩序层面的扭曲。人们追求平等及其所带来的一致性结果,反过来又以多数人的一致性来胁迫少数人放弃自己独立的立场或意见,造成事实上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
人们对于不平等所造成的压制会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却往往容易忽视平等带来的压制。由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政府是由多数公民以平等的权利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因此人们总是理直气壮地相信多数带来的幸福,而忽视了平等带来的压制。
托克维尔认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是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在美国,多数的力量无比强大,“多数的统治极为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果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这种多数的无上权威,构成了一种新的奴役方式。“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以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这比之等级制时代的奴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等级社会中的暴政并不针对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奴役虽然是残酷的,却是有一定范围的。而现代意义上的多数奴役尽管方法很温柔,但是范围却很大,使人消沉,结果更可怕。因为大多数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为这种现代意义上多数奴役的受害者,而继续满足于对平等的追求。这就是现代民主平等原则的残酷之处,“社会舆论以多数人的认同为后盾,完成了对个人思想实施专断性控制的暴政”。就这样,民主社会的人民,出于对平等的追求和对多数的无限信任,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事情交与全能的政府,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交付的危险性。而单个的、平等的却又由于这种平等而相似的个体公民,直接地暴露于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的权力之下。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状态的潜在危害,因此他说:“我所以要把平等给人的独立造成的危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是因为我坚信这种危害是未来的隐患中最可怕的。”
2.在个体精神自由方面可能造成扭曲
而这一层面上的扭曲同样源于现代民主社会对平等和一致性的追求。托克维尔留给现代世界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以身份平等为主导的民主是“势所必然,理所必至”。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传统社会等级制的解体,带来的是身份的平等以及个人平等意识的觉醒。身份的平等使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地位和处境。因此这就有可能将公民引导到更加关心自身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上去,从而产生一种普遍的个人主义倾向。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时,人们就会只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无视他人的价值和权利。极端个人主义者不仅忘记祖先,而且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再关心,直至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这种孤独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自己的看法经常摇摆于骄傲与自卑之间,这种精神状态或使人封闭自己,或使人崇拜多数,而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保持自由。这种心理状态还会妨碍人精神上的成长。过于相信自己的正确将使人自我封闭,无法矫正自己的错误;同样,过于怀疑他人,将使人的精神处于无休无止的忙乱状态,并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或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毕竟人生非常短促,而且人的精力有限,没时间对生活中的每个事实和真理进行个人理性的检验。总有一天,个人会对自己的独立感到惊恐,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回答生活中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将使人的内心陷入动荡不安,意志变得萎靡不振,或者干脆自暴自弃。由于缺乏精神上的确信,民主社会中的个人容易听命于偶然的一时兴起,或者将自己交由欲望和感觉支配,或者使自己听从多数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社会的个人又是软弱无力的。托克维尔预见到未来的民主社会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孤独的漫步者,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使公民之间的社会与政治联系变得松散而薄弱,而觊觎权力的专制者恰恰最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人心的孤独与冷漠和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正好有利于他窃取权力。疏远了的公民之间彼此相似却又孤立无援,就如同原子化的个体,构成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图景。
当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走向拜金主义时,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就会完全被致富和享乐的激情占据。当一个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割裂,必然导致道德沦丧、精神失落、人性异化、个人与社会失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危险趋向。拜金主义者会把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热烈地追求物质福利,这无疑将限制他的视野并降低他的趣味,久而久之将使他对美、崇高、神圣和其他精神性的享受不再有感受力,使他的灵魂再无可能迸发出古代公民的英雄主义和基督徒的对神的敬畏精神。这样的人,即便在拥有巨额财富后仍然会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也会醉心于小小的粗鄙乐趣。托克维尔担心,由于自由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实惠,追求和保持政治自由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将使那些只注重实利的人轻视自由,甚至乐意用自由换取物质福利。而当人们不爱好自由时,自由是难以争取或维持的。
总之,民主社会是一个没有独立的中间团体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二元结构,这使得中央集权的扩张缺少有效的制约力量,加之民主社会的个人扭曲,使得民主社会的自由面临严重的潜在威胁。当然,由一个全能国家监护着无数整天忙于追求小小的庸俗享乐的个人的新型专制并不是民主社会的必然命运,至少美国就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厄运。不过,托克维尔并不认为美国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厄运,只要民主社会存在,它潜在的危险就不会消失,因而警惕这种危险的发生是建设民主政治的任务之一。
怎样才能防止民主社会滑入托克维尔预见到的危险境地呢?既然重返贵族社会既不可能也不正义,那就只能教育民主社会中的个人担当起保卫自由的历史责任。
(四)如何保障自由
托克维尔指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是民主时代自由的最大威胁,他们是平等主义的不经意的后果。托克维尔看到,民主革命非但没有摧毁中央集权,反而摧毁了以往一切有碍于集权的地方自治。托克维尔担心社会冲突可能消失,因为国家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没有其他权力团体足以与之抗衡。没有支撑竞争的社会基础,不再有政治竞争者。他还担心共识在大众社会也可能受到损害。如果不参加政治上重要的社会团体,原子化的分散个人不会被理会,也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或会完全接受统治。政治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冷漠损害了共识,冷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态度。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时代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人民如何保障自由,理解并应用自由。那么,托克维尔是否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呢?
1.保持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合理张力
为了维护自由,为了推进民主,托克维尔主张从教育、实践经验、合理的保守主义、宗教、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公共精神、结社自由、尊重法律、给予各个阶级的大量机会等方面来抵消民主的潜在危险。实际上,保持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合理张力是托克维尔整个政治哲学中最关心的问题,他最担心的就是平等与专制的结合。“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因此,在他看来,民主时代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人民理解并应用自由,在建立民主与维护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的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人。我还可以预见,如果我们不及时建立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我们迟早要陷于独夫的无限淫威之下。”托克维尔的目的在于对民主加以引导,使之符合自由的原则,他真正要做的是以平等的自由对抗平等的奴役。“假如我们最后必然完全变得平等,那末,让自由把我们拉平不是比让一个暴君把我们拉平更好吗?”
2.恢复公共生活,强化公民结社
所谓“公共生活”就是不同背景、利益、兴趣的人们彼此在一起的生活,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和出发点,尊重每个人从他自己的位置上看世界的立场,而不是以“公共”的名义扼杀个人的眼光要求,这是公共生活的起点。没有五光十色的不同立场,就没有正常的公共生活空间。在所有的有助于保障自由的措施中,托克维尔最看重的是恢复公共生活,强化公民结社。他认为公共生活是维护自由的重要方式,结社是对抗多数奴役的最强有力的堡垒。专制主义者力图使公民彼此孤立,分而治之,因而总是压制公共生活与自由结社。在旧制度下,那些不靠政府帮助而自行成立的民间小独立团体都让当权者恐惧;那些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都使政府不快。政府只允许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参政议政。由于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统治者的,所以专制当局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
在托克维尔那里,公共生活和自由结社既是自由的产物——它们需要在自由的体制下存在,同时又是自由的要素——它是维护自由的活力。作为自由体制的一个要素,公共生活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传感器网络,能够敏锐地感受社会民情的变化;相反,封闭而孤立的生活则使整个社会陷入迟钝,面对危机而浑然不知。“要使主要公民们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更危险的是,托克维尔指出,如果没有一大批与政府相对独立的社团,就有高度独裁的可能性。因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任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只会增加政府的权力。一个政府如果试图走出政治活动的范围而步入干预公民一切道德的、思想的活动轨道,这个政府就会不知不觉地实行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
为了抵制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保障自由,托克维尔指出,人们只有在公共生活和自由结社中,才能找到身份的归属和联合的力量,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也只有通过自由结社,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和知识。同时,公共生活和自由结社具有多种功能:可以阻止国家或任何单一民间权力中心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可以成为新意见的来源;可以成为向大部分公民进行宣传,特别是宣传反对意见的工具;可以训练人们的政治技巧,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水平;可以使一些才智优异的人士冒出来。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公共生活和自由结社,实际上就是政治自由,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它是一项积极的自由,它促进心智上升,培育公民美德。当然,托克维尔在宣扬自由的同时,也在时时警诫人们不要滥用自由。他援引法国的一句格言说,“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虽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更是一门深奥的艺术:“任何才干也没有比保持自由的技巧收获更丰,但任何事情也没有比学习自由更苦。”如果说,争取平等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激情的话,那么,保障自由则更能体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智水准和品性高下。它需要长期培养,其最有效途径就是创造广泛的公共空间,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唯有结合了平等的本能激情和自由的理性参与,民主才有可能稳健地运转起来。
3.教育现代个人
托克维尔认为教育现代个人有两种途径:一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最能教育那些精神扭曲的现代个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让人们普遍地享有政治权利,并逐步学习运用政治权利,才能让现代个体在自由的政治联合中成长为相互扶助和关心公共事务的强健的公民,他们原本是倾向于相互疏离、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托克维尔相信与其说普选的真正好处在于选出少数几个能干的官员,还不如说是为了通过经常性的选举使所有人成为关心公益的公民。对于那些担心民众缺乏判断力、无法选出真正优秀的领袖的人,托克维尔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二是向先辈学习。托克维尔看到,尽管贵族有其特有的弊病,但贵族身上的某些优异之处——对精神性享受的看重,对美、崇高和神圣事物的追求,对自身的尊严和独立的强烈爱好,对超越现世的高远目标的追求——恰恰是现代个人身上所缺乏的。托克维尔提醒同时代的法国人要在发现贵族的偏见和缺点的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托克维尔认识到,尽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证,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个个人去维持和创新的。这意味着自由不仅应当成为写在宪法上的消极权利,还应当成为每个公民积极的日常实践。
总之,以身份平等为主导的民主是“势所必然,理所必至”,这是托克维尔留给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同时托克维尔还警告后人,民主本身存在着导致专制的可能性,只有保持平等与自由的合理张力,强化自由结社,在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教育现代个人,自由才有保障,民主才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尽管托克维尔赞扬和批判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汲取民主问题的先驱分析家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某些合理因素,对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都是有所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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