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山东济宁，并注重将江南地区与济宁进行对比。济宁士绅在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中，展现了地方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精彩博弈，也通过与“商”这个阶级的紧密联系，呈现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化生活。本书丰富了读者对明清历史认知的面向，也为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孙竞昊，1964年生，籍贯山东威海，历史学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孟菲斯大学（硕士，博士在读）、多伦多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密西西比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区域（侧重江南和华北）的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及其近现代变迁。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Journal of 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校译英译中专著2部，还承担多篇英译中、中译英论文工作，发表学术札记、随笔多篇，另有1部英文专著即将付梓。

自序：“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

导论 中华帝国晚期地方精英与城市形态研究范式的检讨

一、楔子:郑与侨的济宁故事与本书的中心关注和主要线索

二、中国城市史的理论问题与研究状况

三、济宁案例的典型性与本书的设计

第一章 济宁的历史记忆、生态环境与大运河

一、在历史记载中定位济宁

二、在地方生态体系中定位济宁

三、济宁地区与大运河水利设施

第二章 大运河所驱动的济宁商业化与城市化

一、欧洲城市模式与城市化标准

二、明清时期的北方运河区域

三、明清时期济宁的商业化与城市化

四、明清时期区域视野和跨区域语境中的济宁

第三章 济宁城市形象的塑造

一、城市文化表征及其构建

二、园林、江南式景观、旅游文化

三、商品化城市生活

四、大众气质与信仰

第四章 济宁城里的士绅和其他居民

一、士绅社会与地方权力结构

二、城市精英在地方公共场域里的社会活动

三、城市共同体与社会结构

第五章 济宁城内外的国家与社会

一、济宁地区的国家机器

二、国家事务中的大运河和漕运

三、济宁地区漕粮的征收和运输

四、国家遇到社会

第六章 济宁城市的沉浮与地方精英的命运

一、动乱时期的城市士绅与地方社会

二、王朝重建后士绅的复杂态度及变化轨迹

三、地方传统的延续与变异

结 论 济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一、“济宁经验”:地方认同、城市性、国家权力

二、延伸讨论:士绅社会、“地方自治”、“公民社会”

三、历史的回响:重建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本书的理念发展历程

历史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记忆的处理和表达有不同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做明清江南史的硕士论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价值析评论纲》。如在“内容提要”中所云，该课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凡，解析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评估其历史价值”。十几年后我做博士论文，矢志从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小见大，当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结构”性的整体分析。这种重视大一统国家力量的思路，其实与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所倡言的“政治经济”并无二致。而在我后来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的部分转向中，这种以政治—经济的全国结构性分析为旨归的理路一以贯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北美为中心的中国研究，经历了问题、热点、范式的多次转换。冷战时代，置于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持续受到青睐，所以左右中国现代命运的农村是研究的重心。而冷战后，城市史研究崛起，开埠以来的上海等东南通商口岸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形成了另一种中国形象。

受到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做城市史，但区域不再是研究成果丰硕的江南——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区域是社会史学者着力的重地。我沿循自己所称的“走出江南”（beyond Jiangnan）的航线，指向北方，指向内地，指向前现代。

虽然选择济宁有偶然性的因缘成分，但济宁作为一座大运河港埠城市，其重要性的确远远逾出了城市本身和其所在区域的藩篱，对其的观察有必要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构架内；而作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有力地介入地方生活，也为观察国家与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并且，从较长时段考察济宁城市的历程，包括明清易代、近现代转型在内，还可以深究社会形态的延续与变革。

但即便研究对象自身具备“重要性”，也并不等于研究本身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要性。济宁虽然曾经声名远播，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知名的地方不计其数，那么，研究济宁的特殊意义何在？我试图从不同的层次论证该课题研究的意义（significance）：第一，从史学（historiographical）上看，长期以来，不仅济宁地区，即便开埠前的帝制时期整个山东的地方史，有分量的研究唯有罗仑、景甦先生在1950年代做过的“经营地主”课题和后来许檀教授以临清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我的选题案例具有某些填补空白的作用；第二，从方法论（methodological）上看，我将济宁商业化、城市化的动因归结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大运河为杠杆考稽济宁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沉浮，从而认为其地方特性和城市认同并不尽然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这正是如临清、天津、德州、张秋等因运河而勃兴的北方城市或城镇的共同经验；第三，在思想（intellectual）层次上，济宁的商业化、城市化途径及其兴衰命运反映出国家权力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在具有国家层面战略重要性的北方运河地区所普遍呈现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丰富和深化了“国家—社会”在中华帝国里错综复杂的互动表现和实质所在，也蕴含着来自现实的人文主义关怀。

总之这是在为一个中国城市或地方立传，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意义，一如题目所示：“City, State, and the Grand Canal: 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1289—1937”（《城市、国家和大运河：济宁的身份认同与转型，1289—1937》）。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我根据几个不同侧重点拆解出若干篇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历史杂志》）、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又名《清史问题》）、《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

这次整理成书稿，为凝练主题我做了进一步压缩。明清时代，抑或中华帝国晚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依然故我，但某些可被称为“进步”的新气象出现在发达地区，尤其是“空气使人自由”的城市和城镇。在那里，地方精英势力相对庞大，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积极作为不但主导了地方特性，如城市的性格和潜在走向，还影响到了国家范围的某些结构性变化。所以在这部围绕着济宁地方认同（identity）或属性的专著中，我聚焦于城市精英——是他们在“经营地方”。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与随着大运河通航以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依然广泛涉及物质、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组织、政治力量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仍被定位为一项综合研究。

如稍后在“导论”所言，这项综合研究运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美欧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崛起的一个机缘，正是为了纠正中华帝国的整体史与宏大叙事的缺陷，即长期以来对“国家—社会”中社会一方的忽视。而我本人所理解和认可的社会史侧重综合，特别是与自己比较擅长的社会经济史的方法融合，并最后归结为整体性政治经济的分析。

社会史提倡眼光向下。而“社会”在基层的代表就是地方精英，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士绅为主体，纵然士绅的合法身份、地位本身来自国家。士绅无疑是地方社会的发言人，但其代表性的程度如何，也因时、因地而异。在北方中等规模城市中，济宁的“精英能动性”（elite activism）及其激扬起的“地方主义”颇为鹤立鸡群。

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个著名的问题：“底层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但实现它的一项技术性困难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是以精英为主的知识人写的，如何通过他们的笔端发现普通大众，不仅要从数量相对稀少的资料信息里挖掘，还要转换观察的视角。

社会史的方法也影响到本书的资料甄选和使用。在本书中，不少资料是笔者首次发掘，但在很多地方也使用了一般性的材料。这么做一是为了叙事的完整，二是正如赵世瑜教授所提到的海外研究路数的一个特点：不必大段引征经籍典章，“常识”性的材料也可用以说明问题。

节选自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实际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

编辑推荐一：

本书是基于“走出江南”的研究理念，以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阶级是如何对当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施加影响，并使这种影响成为自身社会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助力的”。作者认为，大运河贸易的兴盛为当地士绅家族积累财富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绅通过城市空间的塑造、城市风气的引导、对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式逐渐形塑出济宁独特的城市特性与地方认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士绅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得以提升，他们形塑城市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力的过程。

编辑推荐二：

当今学界的区域史、城市史、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岭南地域，作者另辟蹊径，立足大量一手文献，通过梳理济宁明末清初至开埠以来的历史演变，对济宁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形态、社会属性、文化认同及政治变革取向做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其又将作为北方运河城市典型的济宁与江南城市进行对比，展现了济宁不同于江南城市的城市化途径，以及北方运河城市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充分推进了学界对北方运河城市，乃至北方城市研究的进展。

编辑推荐三：

我对本书最深的印象就是江南区域史研究经验在北方城市史研究中的灵活运用。作者参考借鉴了以往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及研究模型，却没有削足适履式的生搬硬套之感。作者一方面将理论与文献材料深入结合展开论述，另一方面通过个案研究对当今流行的理论与研究模型有所反思。

“济宁经验”：地方认同、城市性、国家权力

本书所描述和归纳的“济宁经验”，包括其在中华帝国晚期独特的地方文化与社会性格，以及其作为北方运河城市的一般特征。它可以被构筑为一个中国被拖进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框架之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城市形态和地方社会类型或模式。

本书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认同”（identity），即标志一个地方的特质——这自然出自人们的认知，但人们认知的根据则是这个地方的特殊禀赋。济宁地方认同的内涵则是其城市属性——既指其特殊性格，也追寻其体现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性。如导论中的相关学术史回顾所及，本书中的“城市”或“城市认同”（urban identity）从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角度取义，但在政治中心和市场经济中心的传统划分之外，还有不同类型和特色的城市。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中华帝国晚期存在经济功能发达的城市和市镇，且在文化、社会方面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城市形态。

认同和属性从来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包含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一个特定地方的独特性格与其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自然因素并不会单独发挥作用。为什么在相同或相似的自然条件下，各个地方会发育出不同的地方特色？或者相反，自然条件不同的一些地方的社会发展会呈现相似的特点？同样地，为什么同一地方在不同时期可以表现出不同特点？例如，明清时期相邻的淮北、鲁西、豫东都遭受了频繁的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在复杂的历史沿革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但是异中有同，总结其规律，很大程度上源自人力的干预。所以说，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还取决于受当地文化传统所影响的社会环境，它们又与当地之外的各种社会性因素交互作用。这是因为人们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情感和兴趣乃至政治和军事目的而改变自然生态条件，也就相应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化遗产，正如萧邦奇指出的那样：

人类的行为是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展开的。显而易见的是，人类不仅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而且还会与人为的环境特征——譬如商业交换的模式、科技以及制度的发展——相互动，从而促进、调适并且引导变化。自然与人为环境影响着社会政治精英，而社会结构也反之被这些变化的精英与结构所改变

明清时期济宁的历史诠释了自然与人在不同群体、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中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尤其是，本书的济宁故事与深刻改变广大地区自然条件的、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工具的大运河连接在一起：其命运的起伏与大运河的兴衰密切相关，而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的士绅等城市精英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本书即以运河为线索，追踪以士绅为主干的地方精英的踪迹，探究了济宁的地方认同及其体现的城市特性，将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生态条件、文化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具体生动的历史事件连缀了起来，从而建构起一种中国本土地方主义模式。

（一）独特的江南式城市性的塑造

明清时期的济宁具有鲜明的地方认同，或者说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性，这首先与其特定的城市化道路相关——商业和市场经济奠定了济宁的城市基础。济宁随着明初大运河漕运与运河贸易的兴起而崛起。更具体地说，因为处于这条南北运输线中间点的关键位置，济宁在货物和其他资源的获取上占有优势。它的持续繁荣取决于运河正常的运行。这样的城市化道路由以运河为载体的南方性取向的市场经济所驱动，逾出了专注于特定地区内部自生性市场扩张的施坚雅模式。因此，本案例研究首先构建了一种城市化、城市形态和区域类别，其中交通条件对于地方与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得诸多非当地的因素塑造了该地方特征。这种以运输和通信为动力的机制多少可以矫正施坚雅区域体系的规则性和刚性。

这种商业化、城市化路径重塑了当地的文化、社会构成和形式。即便不诉诸唯物主义论或经济决定论，也必须承认交通、通讯、贸易的活力。如果忽视这些和经济相关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城市文化与社会结构赖以矗立的基石。因此，我们应该明确地将济宁置于以运河交通为主动脉的全国范围内的贸易网络里，并充分注意经济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动态作用，而不是试图确定谁“决定”谁。

一个地方的文化表象是其身份认同中最醒目的部分。历史时期的中国各地，包括南与北、东与西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济宁的经济繁荣也带动了城市文化的蓬勃发展。作为北方的一个城市，济宁却吸纳了许多来自南方的影响，并且在许多方面与江南有着文化和经济的紧密关系和相似之处。其他若干北方运河城市和市镇也或多或少带有这种色彩——这与中国北方大多数其他地方的一般情形不同。所以，鉴于济宁与大运河的关系，我需要重申：一个地方的认同或属性并不全然取决于其地理区位，还取决于其在与地方经济取向相关的交通网络中的位置。

为了解释济宁文化形象的建构，我强调了士绅精英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贯穿本书或明或暗的一条主线和主题旨归。他们与其江南同侪一样，通过文化展示、观光游览，有意识地塑造了当地城市形象和地方社会的性格。城市社会里士绅所主导的江南式的气质和心理，包括他们自己的经济行为，对商业和其他“新生事物”的作用是积极的。通过这些公共性活动，他们塑造了各色城市人等、组织、群落集合而成的具有“共同体”意识和利益的地方社会的整体风貌。

（二）国家—社会关系富有活力的地方展现

地方认同的内涵不止于文化和经济，因为与文化、经济相互作用的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而且它们往往更有力地规范着一个地方社会的性质。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即审视济宁城内外空间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这里，强大的国家权威和突出的地方精英能动性同时存在。

如何有效地渗透和治理地方社会，是大一统中央政权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中华帝国晚期存在着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国家在重塑地方经济和控制社会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市场机制。由运河驱动的济宁等地的商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表明，国家在地方上有力的存在，就其与地方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来讲，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国家主导的漕运及运河运输带来了许多经济机会，刺激了商业活力和社会流动，搅动起文化与社会嬗变，有利于砥砺思想和社会的自由或自主性发展。济宁精英利用大运河为他们提供财富和多样性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高地方福祉，并培养地方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强固士绅社会乃至整个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大运河为国家权力提供了一条便于有力干预的通道。朝廷不仅可以借助于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手段遏制潜在的地方异己力量，使得运河沿线各个富有地方性的城市在朝廷法度和准则下运行，而且得以相对自如地将国家意志和体制施予城市和市镇，使之成为政治堡垒。济宁、临清和其他若干港埠因为其与运河的关系而被提升为直隶州，凸显了其在帝国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以济宁为例，多重、多种官僚机构的设立和作用，有力地制约着其地方性的发展程度和取向，使其难以冲出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质的框架。

那么，对于地方面对国家渗透所作出的回应，如何看待其性质及意义？我主要把士绅精英作为分析对象来评估城市社会的地方主义——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化浪潮呈同步性的趋于“地方自治”的态势——的增长，认为他们与国家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国家的压力，有利于培育和维护地方的自主性。但是，由于自身对国家的经济依赖及其城市在国家交通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作用，济宁城市士绅阶层所主导的地方社会的政治性格既不似江南城市里那么疏离，也不似典型北方政治中心那么驯服，而是显得比较折中，并同时具有对于当地社会的高度自我意识。我以济宁为例说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紧张不是存在于所谓近代欧洲式“反国家”的“公民社会”轨道上，而主要是以合作或调和的曲调铺展的——这一观点将在后面关于“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专题讨论中更为充分地展开。

在阐析济宁是什么样的城市和形成什么样的地方社会的努力中，我尝试构建了一个前现代城市性的模式——这是中华帝国晚期地方社会发展或地方主义的一个最具有先进性的表现。同时，对基于这种认知问题的探讨，还可以帮助我们评析中国近代开埠以来，内陆城市所面临的问题、精英们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及其不同的结局。

（三）大一统体制下城市和区域的地方性发展及其限制

本书的个案研究展现了明清时期济宁空前发展的商业化、城市化风貌，但看待这个城市及其带动区域的地方自主性或独立性——关系着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地方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方向，不能脱离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制度和命数。

如施坚雅所体察的那样，区域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很少符合“自然”的结构，所以他制订了大区、区域和次区域的模式，这些大小、程度有别的模式基本上是由市场或贸易动力所决定的，故而每个模式都具有独特、明确的地方城市体系的层次。同时，国家层面的举措有力地改变了各个区域既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明清时期帝国运河和漕运体制所带动的以济宁、临清、天津为代表的北方运河城市的崛起，使得区域的划分、地方语境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更为复杂。

首先，不少地区出现了某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施坚雅模式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如前所述，在济宁，运河带的出现影响了“自然”的区域网络及其内部层级结构，商业化与城市化使得济宁成为经济功能突出的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相应地在地方社会权力网络中表现为以精英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扩张、以城市文化的繁荣为标志的地方性发展，以及所呈现出的地方主义倾向。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华帝国晚期，区域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层级制度似乎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运作的，例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州，或者一个“经济区”甚至一个“经济大区”，这符合施坚雅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从更为宽广的维度看，视市场因素为动力的施坚雅模式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如本书的研究所及，官僚机器对运河地区的渗透使得济宁这类城市和市镇的发展依旧没有跳出传统行政中心导向的窠臼，大、小区域之间的沟通往往通过“超经济”手段得以进行。所以，大运河政治—经济体制下既有的和变化着的官僚制度有力地遏制了各个城市和区域的地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自主发展趋势。

况且，政府修建和维系大运河的最重要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商业和城市发展，而是为了输送漕粮和其他贡品，保护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才是大陆型农业帝国政权稳定的宗旨。只要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制体系里的治国经略及中央—地方、国家—社会的关系在制度上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么某些城市、区域即便出现了某些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和地方性的扩张，它们也无法摆脱全国性社会形态的规范。所以，像济宁这样富有生气的少数运河城市，依旧孑然兀立在普遍“落后”的众多北方行政中心治所中。

最后，国家权力的兴衰紧密地关联着魏丕信所称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水利周期”。正如大运河跌宕起伏的境遇一样，济宁等港埠城市也与王朝国家一起历经治乱兴衰。济宁、临清和北方部分运河城市、城镇乃至区域的宿命在于，其发展既有赖于帝国政治和政策，又受制于此。在明、清帝国政权稳定的多数时期，大运河良好运转，运河、黄河的基础水利设施系统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掌控和调配，运河沿线城市和区域得以繁荣；反之，就会走向衰败。

（四）近代开埠后变化着的地方认同和城市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明清时期济宁的城市性——无论是作为其特殊的个性，还是中华帝国晚期一部分“先进”城市体现出的某些共性，本书还在临近结尾时检视了其富有特色的近现代历程，由此可窥见其地方认同的延续与变异。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奠立中华帝国晚期北方运河城市及区域繁荣的诸多因素开始瓦解。不仅运河运输衰落了，而且裹挟着现代性、资本主义、基督教的外来力量也使全国范围的经济网络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整个国家都处于失去整体自主性的边缘，济宁的地方认同及其本土式的城市性也受到了致命的蚕食，超越了以往的王朝循复的挑战。

在受西方影响的日渐形成的经济体系里，新起的或扩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烟台、旅顺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现代转型的先锋，与之相对照的是内地城市、城镇和地区在转变过程中大都困难重重，不可避免地陷入颓败的厄运。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新核心的经济网络取代了运河城市原来在帝国政治中的战略位置，大多数北方运河带的城市、市镇急遽沦为破鄙的腹地。

然而，济宁没有完全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势力大且开明的地方精英的能动作用。他们像前辈一样富有成效地与国家和其他政治强权周旋，尽量谋取地方利益。他们从当地受益于交通条件的旧事中汲取经验，并在建设新的交通系统的基础上，较为成功地将城市改造，以适应国内的和国际的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济宁被边缘化的趋势。此外，本书还展示了济宁居民如何对他们的城市重新编程，以避免在新旧交替中陷于非此即彼的一端。济宁的确经历了质的现代化城市转型，但其方式是一种妥协性的，而非与传统彻底切割，这显示了地方性遗产在演变中的延续和更新。这种方式些许有助于地方社会在混乱的文化和政治时局里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

同时，为了把握济宁的现代命运，本书还将济宁置于更为宏阔的区域的和国家的城—乡语境。济宁的现代经历有助于回应罗威廉在汉口研究课题之始所梳理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失败的问题：

虽然汉口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中国城市，已拥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集中化与社会复杂性，但最具影响的西方历史学派仍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城市制度没有充分的发展，而且把它看做导致中国“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这种观点，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未能发挥必要的催化剂作用，以促使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像西方曾发生过的那样、走出中世纪的转变，也未能提供一种较好的物质文明基础。

济宁作为一个发达的内陆城市，其自身现代化经历的结果无论成功与否，都折射出近现代中国剧烈转变中的矛盾与问题。开埠以来的城市和城镇，无论新旧，都无不淹没在落后农业的肢解和过剩农村人口的汪洋中。事实上，城市现代化只是近现代中国议程的一部分，而少数“先进”城市里的某些成功并没能解决或舒缓当时中国的主要压力——深重的农村危机。城市的命运系于外在之国家的和国际的政治变局之中，最后湮没在“农村革命”的洪流中。

——选自孙竞昊《经营地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