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收录王家新自2013年至2021年间所写诗论诗评30篇，包括《诗歌的辨认》《一个伟大的诗人离去了》《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为了我们语言的光荣》等。

作者从诗歌写作的角度，探讨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解读穆旦诗歌的独特性，展现曼德尔施塔姆所处时代及自身命运等；还从诗歌译介的角度分析雷克斯罗斯对杜甫诗歌、冯至对里尔克诗歌等翻译的得失，探讨诗歌译介作品的过程与本质。作者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亲身经历见闻和流畅真诚的语言，以“诗歌倾向”和“诗歌精神”为读者解析诗歌创作、诗歌评论和诗歌翻译。

王家新，中国当代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诗论家及翻译家，1957 年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2006 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诗集《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塔可夫斯基的树》《重写一首旧诗》《未来的记忆》等；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为凤凰找寻栖所》《雪的款待》《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在你的晚脸前》《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翻译的辨认》《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等；翻译有叶芝、奥登、策兰、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洛尔迦、夏尔及一些欧美当代诗人的作品。其写作被称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启示录”。

翻译作为“回报”/001

通向内心平静的最遥远旅程

——访奥登在奥地利的故居/011

诗歌的辨认/020

“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024

“我们怎能自舞辨识舞者？

——杨牧与叶芝/031

“绿啊我多么希望你绿”

——洛尔迦的诗歌及其翻译/054

“永存我的话语”

——彼得堡诗歌纪行/088

“我把茨维塔耶娃还给茨维塔耶娃”

——莫斯科诗歌纪行/098

1941年夏天的火星

——关于《没有英雄的叙事诗》/107

一个伟大的诗人离去了/118

雷克斯罗斯对杜甫的翻译/124

我们所错过的布莱希特/157

“新的转机” 与“创造之手的传递”/165

“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重读诗人穆旦/184

论昌耀的“重写”及“昌耀体” /210

“真实的手”与“真实的诗”/243

“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252

一次“特殊时期”的旅行/279

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302

九重门，十扇窗，珍贵的诗歌光线…… /313

为了我们语言的光荣/336

“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

——昌耀的“晚期”/339

翻译的发现

——关于白居易的一首诗/351

翻译：重新开始的诗

——以雷克斯罗斯对苏轼的翻译为例/363

“被弃置在心的山上”

——关于“新发现”的三首冯至译里尔克诗/383

“在那条线上”：《死亡赋格》及其翻译/395

“亲爱的阴影”

——叶芝与我们/417

“敏感的紫色墨水依然在写”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及其沃罗涅日诗篇/442

“疯狂而美丽的自由”

——卡明斯基的《聋哑剧院之夜》/468

作为“时间人质”的感言 /485

后记/495

?

无

“尴尬”对于创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词。在一个不断流失的世界里，诗人们已不能胜任使命。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顾彬（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王家新对当代中国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作为一个诗人，也在于他作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角色。王家新诗意的声音显得格外严肃、清晰和坚定，致力于探索个人与历史、命运、文化传承和人性的关系。他的权威批评和编辑工作巧妙而有力地引导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而他对俄罗斯和东欧诗人的著名翻译，像他自己的诗，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存在和边缘化的普遍主题的认同。

——江克平（John A.Crespi，美国柯盖特大学教授）

与一切优秀的诗人理论家一样，作为优秀诗人的王家新同时也是卓越的诗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辽远的视野，宽广的阅读，丰富的情意，精妙的文词，其中浸润或漫步着他执着的思考与深切的关怀。他用自己饱含诗情与思想、个性与高度的文字，发展和丰富了新诗以来的批评文体，给这一饱受争议的工作增添了存在的理由。

——首届“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授奖词

毫无疑问，他的富于建设性的诗学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当我们反观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时，难以绕开的是王家新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及其作出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有深度的探询和辨析，王家新的诗学思考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说，提供了一副得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深层隐秘的“透镜”。

——张桃洲

这部诗论随笔主要介绍了西方几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奥登、洛尔迦、茨维塔耶娃、叶芝等人的主要诗作及其艺术特色和风格，以其诗作为例，探讨诗歌翻译的技术和艺术；也论及汉诗外译的不同风格。对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作者阐发了独到的一家之言；以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身份对穆旦作品的独特性予以解读，令读者耳目一新。文章诚恳平实，语言流畅，文采斑斓。

翻译作为“回报”

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

　　　　　　　　　——《初学记?乌赋》

在一篇谈策兰、谈策兰与语言的关系的访谈《语言，永远不能被占有》 中，德里达这样谈道：

但是继承并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像某种财产一样。继承是通过转化、改变、移植而达成的重新肯定。……那是一种悖论，在他接受的同时，他也给出。他收到一份礼物，但是为了能以一个负责任的继承人的身份收到它，他必须通过给出另外的东西以回应那份礼物，也就是说，通过在他收到的礼物的身体留下印记。

德里达在这里谈的是一个诗人与他所接受的语言文化遗产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认识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同样有效。这里,我首先想起了从苏联移居到美国的年轻优秀的诗人卡明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

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1977年生于苏联敖德萨市（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裔家庭。他12至13岁时即开始发表散文和诗，出版过小诗册《被保佑的城市》。苏联解体后排犹浪潮掀起，他随全家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并开始学习以英语写作，2004年出版英文诗集《舞在敖德萨》，在美国一举成名，受到了包括默温、品斯基、扎加耶夫斯基等在内的一些著名诗人的称赞，并在美国多次获奖。

卡明斯基的一些诗作曾被明迪译成中文。我读过他的献给策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篇，没想到他也从事翻译，而且翻译的是茨维塔耶娃！今年2月，当我意外得到一本他和美国女诗人吉恩?瓦伦汀合作译介的《黑暗的接骨木树枝：茨维塔耶娃的诗》（Alice James Books，2012），我的直觉马上告诉我：这里面有一种“天意”，这里面会有着同一精神血液的循环！

《黑暗的接骨木树枝》使我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里又开始了“燃烧”。那里面的译作，几乎每一首我都很喜欢，它们有着生命脉搏的跳动，使人如闻其声的语感，高难度的诗艺转换，以及来自语言本身的“击打”和“闪耀”（“有些人——石头做成，另一些——泥塑，/但是无人像我这样闪耀！”，茨维塔耶娃）。现在，我们来看他们翻译的茨维塔耶娃《书桌》组诗中的第二首：

The Desk

Thirty years together—

Clearer than love.

I know your grain by heart,

You know my lines.

Wasn’t it you who wrote them on my face?

You ate paper, you taught me:

There’s no tomorrow. you taught me:

Today, today.

Money, bills, love letter, money, bills,

You stood in a blizzard of oak.

Kept saying: for every word you want

Today, today.

God, you kept saying，

Doesn’t accept bits and bills,

Nnh, when they lay my body out, my fool, my

Desk, let it be on you.

书桌

三十年在一起——

比爱情更清澈。

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

你了解我的诗行。

难道不是你把它们写在我的脸上？

你吃下纸页，你教我：

没有什么明天。你教我：

只有今天，今天。

钱，账单，情书，账单，

你挺立在橡树的旋涡中。

一直在说：每一个你要的词都是

今天，今天。

上帝，你一直不停地说，

绝不接受账单和残羹剩饭。

哼，那就让他们把我抬出去，我这傻瓜

完全奉献于你的桌面。

“Thirty years together—/Clearer than love”（三十年在一起——/比爱情更清澈），一出来就是一句伟大的、不同寻常的诗！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的其他一些译文（如“整整三十年，我们的结合——比爱情更坚贞”等等），不仅不够简洁有力，它们所袭用的“比爱情更坚贞”之类，也一下子快成了陈词滥调（虽然它们在字面上有可能是“忠实”的）。

看来，卡明斯基对自己的翻译，首先就定位在“刷新”上。在英语世界里已有诸多茨维塔耶娃诗歌译文的背景下，如果不能通过翻译来刷新和深化人们对一个诗人的认知，这种翻译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这种语言的刷新，不是表面上的。作为一个来自乌克兰的诗人，卡明斯基熟知茨维塔耶娃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他对茨维塔耶娃有着比其他译者更为透彻的了解，因此他会这样来翻译，“比爱情更清澈”。这里不仅有一种语言的清新，也更令人震动，更耐人寻味，因为它包含了肉体与灵魂、世俗之爱与精神之爱等更丰富的层面，这就是说，在清澈下面有潜流、在赞美之中有伤痛——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样的诗句体会到诗人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内心涌动来到她的“书桌”前的！

这是我们的读解和领会。但是一个译者要做的，不是解释（因为一解释就成了散文），而是“呈现”。“I know your grain by heart”（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这里，“grain”一词（它的首义为“谷物”，也包含树木或石头的“纹理”之义）的运用，就比其他译文的“皱纹”要好（对此可对照苏杭等人的中译）。这样的翻译，带着事物本身的质地，而非多余的、不必要的解释。

“Wasn’t it you who wrote them on my face?”（难道不是你把它们写在我的脸上？），这一句反问得好！不仅使全诗波澜陡起，而且由此确立了“我与你”的主从关系，体现了一个诗人对其命运更深刻的辨认。这里，卡明斯基所运用的“write”（写）也非常有力，它带着生命本身的“姿式”，并耐人寻味（对此可对照苏杭的中译“难道不是你使我的皱纹增添？”）。“写”，一个诗人就是这样被“写”入其命运的，或者说，被“写入/那伟大的内韵”——策兰在献给茨维塔耶娃的诗篇《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就有着这样的诗句！

我们还要问：被“谁”写——被这张神秘的“书桌”？被一个诗人一生所侍奉的语言本身？如果我们这样追问，我们就抵及这首诗最根本的内核：一个诗人与语言的关系。对这种关系，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哲人已有很多富有洞见的阐述。这里我要说的是，正是这种与语言的关系，不是与任何情人，甚至也不是与她的祖国，对茨维塔耶娃来说，构成了最根本意义的“我与你”的关系。在这首诗中，“我”就这样来到“你”的面前：对话，承受，并且如我们会在最后看到的那样——献身。

这也就是为什么卡明斯基会在译诗集后面那篇介绍、读解茨维塔耶娃的长文中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女孩，她梦想着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被魔鬼收养，成为魔鬼的小孤儿。……就在这座莫斯科城的中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想要一张书桌。”

令我们感动甚至惊异的是，无论一生怎样不幸，茨维塔耶娃一生都忠诚于她的“书桌”，忠诚于她与诗歌本身的这种契约，因为这也就是她与她的上帝的契约，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破。卡明斯基在他的长文中，还引用了茨维塔耶娃流亡国外期间写下的这样一句话：

我的祖国是任何一个摆着一张书桌的地方，那里有着窗户，窗户边还有一棵树。

这里，一张书桌——窗外的一棵树——更远处隐现的“语言的密林”（这是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中的一个隐喻）——对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来说，就是她的“祖国”，就是她为之献身的一切！（需要点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语言”，也不仅仅是“母语”可以涵盖的，它就是那个绝对的语言本身。）

因而，《书桌》这样的诗，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咏物诗”（诗人“不是意象的制造商”，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样的诗中，如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我们的命运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首诗的具体翻译。第二节的第二句“You ate paper, you taught me”（你吃下纸页，你教我），简洁有力的句法，不仅让我们仿佛听到了纸页的哗啦声（对此可比较苏杭的中译“你吞噬了纸张一卷又一卷”），而且以比原文更多的重复（“你教我”在原文中只出现了一次），步步进逼，不仅有一种诗的节奏，也更有力地传达出那种存在的迫切感——一切都指向了一个诗的“当下”！

而到了第三节，“Money, bills, love letter, money, bills, / You stood in a blizzard of oak”（“钱，账单，情书，账单，/你挺立在橡树的旋涡中”，从中文表达考虑，我的中译去掉了后面的一个“钱”），对卡明斯基这样的天才译者来说，“创造”的机运又来了——“你挺立在橡树的旋涡中”，这是多么大胆而又令人振奋的一句！（对此可比较苏杭的中译“无论是金钱，还是寄来的信函/都被桌子丢到了一边”）这一句在字面上可能不那么“忠实”，但正是这一句，使原著的生命在一瞬间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换句话说，也正是这一句，使茨维塔耶娃成为茨维塔耶娃。

还应留意的是，原诗中的“信件”在卡明斯基的译笔下被具体为“情书”，这不仅和诗一开始的“比爱情更清澈”构成了呼应，而且再一次伸张了一种尺度。这种更伟大的生命尺度，让我联想到茨维塔耶娃自己的另一句诗，那就是：“生命有更伟大的眷顾已够了，比起那些/爱的功勋和疯狂的激情。”（《躺在我的死床上》）

同时，译文中所增添的“账单”，也很耐人寻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隐喻。的确，诗人都是“欠了债”的：生命的债，“上帝”的债，语言本身的债。而欠了债就得“还”。这就是为什么茨维塔耶娃会献身于诗歌的深层动因。这样的诗人让我们敬佩，也就在于她以她的全部勇气承担了这一命运。

至于全诗的最后两句，这里要特别点出的是，“nnh”这个俄语中的语气感叹词也是卡明斯基大胆加上去的（我姑且译为“哼”），以形成一种节奏上的“换气”，并使语调显得更为真切、微妙和丰富。而卡明斯基为何想到要加上这个原诗中也没有的“nnh”，这也是“有来头”的——这出自茨维塔耶娃本人。在卡明斯基的那篇长文的最后，他引出了一段茨维塔耶娃在其生命最后时期所做的笔记：

我的困难（在诗的写作中——而其他人的困难也许是怎样理解它们）在我的目标的不可能中，举例讲，怎样运用词语来表现呻吟：nnh，nnh，nnh。为了表现这声音而运用词语，运用其含义，以使这唯一的东西留在耳朵中，这便是nnh，nnh，nnh。

“nnh，nnh，nnh”，这是发自体内的最真实呻吟。这是生命的呻吟，也是死亡的呻吟。这是呻吟，但也是呼唤。这是语言的黑暗起源和永恒回归。它很难译（有的中文译者在翻译这段话时把它译成了“哎——哎——哎”，显然，这不是“那么一回事”），更哲学一点来表述，它“不可被占有”（德里达《语言，永远不能被占有》），但同时又在诱惑着翻译，更热切地呼唤着翻译，“以使这唯一的东西留在耳朵中”……

卡明斯基就这样做出了他的大胆尝试。令人惊异，甚至可以说是在“冒险”。但在我看来，这首译作不仅充满了非一般译者所能具备的创造性，也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忠实”。它充满了乔治?斯坦纳在论翻译时所说的“信任的辩证，给予和付出的辩证”（《巴别塔之后》）。卡明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正是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他深深认同茨维塔耶娃，而他的茨维塔耶娃也“允许”他这样来翻译），使翻译同时成为“给予”和“付出”的卓越例证。使我感叹的是，像卡明斯基这一代诗人，主要就是读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长大的”，现在是他们通过创造性的翻译来从事“回报”的时候了。他对得起“他的”茨维塔耶娃。他接受了来自茨维塔耶娃的馈赠，他也把一些东西“回赠”给了茨维塔耶娃。正是这种来自翻译的“回报”（由此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词“反哺”——语言本身也需要“反哺”吗？是的，不然它就会衰竭！），如以上已讲过的，使茨维塔耶娃成为茨维塔耶娃——一个面貌一新、光彩熠熠的茨维塔耶娃出现在我们面前！

通向内心平静的最遥远旅程

——访奥登在奥地利的故居

在白日，从一个房舍到另一个房舍，

是通向内心平静的最遥远旅程，

怀着爱的柔弱、爱的坚贞。

这是我坐上从维也纳通往维也纳西南郊克切斯特滕（kirchstetten）的慢车后在火车行程表的空白处凭记忆记下的奥登的一节诗。“柔弱”，对，就是这个词！没有这种“爱的柔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坚贞”。

风和日丽的维也纳，这次德国—奥地利巡回朗诵的最后一站。这个昔日的帝国之都、音乐之都，本是游览者的天堂，但我最想去看的，是英国诗人奥登晚年在下奥地利州的旧居及墓地。德国汉学家顾彬本来要和我一起去，但他临时有事，我只好独自上路了。只不过在维也纳西客站窗口买火车票时，我一下子蒙了，售票员告诉我在维也纳周边有两个位于不同方位的“kirchstetten”：“你要去哪一个？”

我只好“跟着感觉走”了——说实话，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大“赌注”之一。打开密密麻麻的维也纳市区地图，kirchstetten因为太远，也太小，不在上面，我在“琢磨再三”后，终于鼓起勇气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方位，对售票员说：“就这个方向的！”

好在爱能创造奇迹！在火车上惴惴不安地坐了近一个小时后，一下火车，抬头即在路口的标牌上看到了“Auden”（奥登）的名字！在那一瞬，我差点要欢呼起来了！

不过，待问路时，我又有点慌了：奥登旧居距这个小火车站还有两三公里！一个小伙子给我讲怎样去那里，讲着讲着他干脆说“我开车带你去吧”。瞧，我还真有运气，遇到一个奥地利的“活雷锋”了。

终于到了：一座处在山坡下，掩映在篱笆和树木之间的奥地利红瓦乡舍，远远看去，院门口还有一个带有奥登肖像和纪念性文字的招牌。这所房子12年前已被维也纳一家人买下，男主人为一位儿科心理医师，听见有人来，便出来迎接。他非常高兴我的到来，说在奥地利知道奥登的人不多，这里又很偏僻难找，一年大概只有数十个访问者。（后来我看了有关资料，英国诗人、奥登的朋友史朋德当年从伦敦来参加奥登的葬礼时，就差一点找错了地方！）

奥登是于1957年用一笔奖金买下这栋房子的。在这之前他在意大利有一处房子，但不太满意。因为他精通德语，他想在一个“讲德语但不是德国的地方”有一个家，朋友帮他发现了这处奥地利乡舍。他很喜欢这座纯朴、美丽的房子和周边幽静的环境，并为能离开喧闹的纽约而高兴。这之后，他每年5至7月在英国牛津教书，7至10月在此度过，然后回到纽约过冬，像一只候鸟一样忠实于他内心的季节。他的日常生活也很有规律，在这里时，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至九点半在阁楼上写作，然后到小火车站边上的小邮局发信，并在那里的小酒吧用早餐，回来后接着工作，下午茶后则沿着森林小径长时间散步，晚饭后喝杯马蒂尼酒，听音乐或是读书，有时候也开车出去到维也纳看歌剧。

现在，这处房子已属于新主人，阁楼上的两三间木头小房间，则辟为奥登纪念馆。主人带我沿着外置的小楼梯上去，推开门，一眼即看到阁楼尽头的墙上一幅奥登的放大的旧照片，像是在迎接我们！它是诗人当年在这里的阳台上扶着栏栅远眺时被拍下的，现在，它被置于幽静阁楼的内部，仿佛是诗人——“时间的人质”（帕斯捷尔纳克语）——正从时间的深处向外眺望！

纪念馆则分为两部分，里面的两间展室收藏有诗人的出版物以及他在这里所写的诗和文章。在这里，奥登写了许多诗篇、散文和两部歌剧（它们由德国音乐家恒彻作曲，均在德国、奥地利首演），翻译有歌德的《意大利游记》《诗与真》和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及一些瑞典和俄国诗歌。这两间展室里还布满了雕像、照片和绘画，其中还有一张奥登在抗日战场上与中国军人合影的照片，这使我深感亲切，并再次回想起他的《战时》十四行组诗对卞之琳、穆旦那一代中国诗人的影响。靠外的一间则有好几书柜奥登留下的藏书（比如弗洛伊德的著作、《叶芝与日本》等等）、生活用品（咖啡壶、空马蒂尼酒瓶、用旧的旅行包、穿破的皮鞋等等），这间阁楼靠窗的地方则是诗人的写字台，上面摆放着一盏老式油灯和曾发出欢快奏鸣的打字机——打字机上还卷着打出一半的诗稿！

诗在人去。5月的日光从窗口透进来，勾勒出桌椅之间深邃的明暗光影。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一切，不禁深受触动：一位伟大诗人的晚年！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著名的隐者，奥登和他们相似而又不同，他躲避着这个世界，但又知道怎样享受生活，为人和善，幽默，放松。他同他的女管家一家人及当地的村民也都相处得很好，1967年他的女管家逝世后，他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诗《关于这房子》。他在这里因车祸受伤后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医生，他也为他写了一首诗。在他生前，通向他家的那条路已被当地政府命名为“奥登路”，他为此深感自豪，视为殊荣，虽然他在与人通信时用的仍是命名前的老地址。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奥登为同性恋，他的男友为比他小很多的美国诗人切斯特?卡尔曼。卡尔曼每年都和他一起来这里共同生活好几个月。但他们之间性的关系已很淡薄，他们只是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而已。这是一场并不对等的爱（因为卡尔曼不时还有其他男友）。在这场艰难的爱中，奥登最终还是选择了包容，选择了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奥登《爱的更多的一个》）。自1963年后，卡尔曼在这里度过夏天后就不和奥登一起去纽约了，而是改到雅典过冬。他在奥登逝世两年后死于雅典。

在奥登的“维也纳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1972年6月4日，被驱逐出国的布罗茨基来到维也纳，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被苏联当局指定去以色列，但他自己的目标是美国，他为此给在克切斯特滕村的奥登打了求助电话，奥登即刻与伦敦的朋友联系，并设法在那3天内为布罗茨基弄到了英国签证，然后像个“老母鸡”一样（这是奥登的朋友对此的形容），亲自带着年轻的布罗茨基来到伦敦，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国际诗歌节——从此布罗茨基一下子为西方文学界所瞩目！

而奥登自己呢，在其后期，他一直保持着创作和工作的活力，声誉也不断上升。1964年，他为那一年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因他政治立场偏“右”，那一年的诺奖给了法国的萨特。这对他又是颇有影响的一件事。据说他对那个奖项本身无所谓，他只是希望得到那笔奖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他还指望用它来买一架管风琴呢。

也就是在他带布罗茨基到英国的那一年，故国也再次为他敞开了怀抱——多年来他受聘执教的牛津大学又额外为他提供了一套房子，要“接他回家”，因此奥登在纽约度过65岁生日后便正式搬离纽约，回到英国。但是，他很快发现在牛津如同在纽约一样孤独。我看过一张奥登晚年在牛津的照片，背后正是他当年（1925—1928）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新锐诗人居住的学生楼房——在那张照片上，他布满皱纹的脸已经成了一座纪念碑，他的眼神不无忧伤，他手中的烟灰在自己脱落……

因此在1973年夏，奥登又回到了他的克切斯特滕村。人们这次发现，他的身体已衰老得很厉害了。该年9月28日，他应邀在维也纳文学协会做一场朗诵（现在的奥地利笔会主席Niederle先生曾向我回忆了他在那次朗诵会后请奥登签名的情景，说奥登当时脸上的皱纹“像大海的波纹一样变化！”），当晚住在维也纳一家为他预订的饭店里，但在第二天早上人们去叫醒他时，发现他已因心脏病猝发死在床上！

就这样，这位伟大诗人死时才66岁，他本来还可以再写一二十年，死神就这样突然带走了他！

参观完纪念馆，应主人的要求留下题词和签名后（我留下的是穆旦所译的奥登《悼念叶芝》中的名句：“‘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怀念一位伟大诗人。”），我沿着旧居边侧的“诗人小路”即诗人生前每天散步的林中路向前走去。我也需要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走着走着，我发现“诗人小路”的边侧，还竖立有多座奥登的诗碑，其中之一便是那首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朗诵过的《葬礼蓝调》。奥地利人在这里刻下这首诗，不仅因为它打动了他们的心，我想还包含了他们对写出这首哀歌的诗人的感情，总之，我在这座诗碑前久久地站住了：

拔掉电话，停下所有走动的钟，

让吠叫的狗安静，以一根带肉汁的骨头，

也让钢琴沉默，就在抑制的鼓点中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悲悼，

在天空书写“他已逝去”的讣告，

把黑绉纱系在公共信鸽的洁白颈项上，

让交通警察戴上黑色的棉手套。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和西，

我的工作日和我的星期天的歇息，

我的正午，我的深夜，我的谈话，我的歌；

我以为爱会持久：我错了。

现在再也不需要星星了：熄灭它们，

包裹起月亮，拆除太阳；

泼掉大海并把树林打扫干净，

因为没有什么再有任何意义。

1973年10月4日，奥登被葬于该村唯一的一个天主教小教堂的墓园内。奥登本来为英国国教徒，但因为他在这里时坚持有规律地上教堂，因此他得以在这里安葬。葬礼很隆重，几乎就像《葬礼蓝调》描述的那样，奥登一生的朋友、英国著名诗人史朋德等人、英美使馆代表、奥地利文学界人士和当地居民参加了葬礼。在灵柩从家里抬出之前，卡尔曼突然让停一停，他找出并播放了奥登生前常听的瓦格纳的《葬礼进行曲》，一时间，在场的朋友们都热泪盈眶。

从密林深处的“诗人小路”返回后，我去了那个小教堂。推开教堂墓园的铁栅门，左侧不远处便是奥登的墓地。墓地很简朴，只有一座十字形的青铜墓牌，上面刻有奥登的生卒年月及“诗人和文学家”的字样（奥登逝世次年，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隆重举行了奥登墓碑的安放仪式，那里的墓碑上面刻下的，则是奥登《悼念叶芝》的最后两句“在他岁月的监狱里 /教自由人如何赞颂”以及“葬于克切斯特滕、下奥地利”的字样）。

因为那天教堂关闭，墓园显得更加静谧。我在那里伫立，静静地走动，最后又回到诗人墓前。我想起了奥登逝世后布罗茨基来这里访问后写下的《哀歌》中的一句“天空看上去就像/一张你未写过的纸”；想起了阿赫玛托娃悼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他化为赋予生命的庄稼之穗，/或是他歌唱过的第一阵细雨……”但最终，我还是想起了歌德的一首抒情诗《流浪者之夜歌》（梁宗岱译）：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奥登生前一直想重新编译一本歌德的英译诗选（因为他对已有的英译本不满意），他也曾数次和朋友谈过歌德这首诗的翻译问题，认为要把它从德语完美地译成另一种语言几乎不可能。但现在，我想，在这遥远的德语的山坡下，这个讲英语的“流浪者”也得到了最终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