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陇坂：从东西互动到天下中国

序言/前言/后记

文明的十字

——早期中国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

天下中国”的由来

在远古“中国人”的心目中，人类是与天地共存的，这种朴素原始的思维，奠定了“天下”思想的基础。

三代时期，祭祀和占卜都是王朝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统治者的特权。这种代表上天发号施令的特权，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这是“天下”思想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祭祀和占卜这样的仪式，彰显特权，申明自己“受命于天”。《诗经·商颂·殷武篇》就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由此可见，“天下”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周边民族集团。华夏族群将周边民族集团完全纳入“天下”体系。只要周边人群尊崇自己独一无二的天子之位，就认可他们的臣民地位，也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与“天下”等同的说法，还有“四海之内”。

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子陆地面积有多大，管子回答：“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可见，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认为陆地四周全是海洋，中国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就是九州，就是“天下”。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先秦时代的‘天下思想’中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认识上来。”[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页。]华夏民族早期思想诞生的“天下”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制度文明和文化精神，具有非常先进的普适性。这理想的治世图景，需要漫长的探索实践。

周代努力“把天下人，甭管什么姓，团结成一家”，[ 李零：《茫茫禹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6年，第45页。]积极落实“天下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听起来十分霸气，但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有周一朝，所统御的范围始终没有扩展到九州之域、四海之内。东周时期，更是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混乱到了极点。楚子问鼎、齐秦称王，极大地羞辱了周王室的权威。其时的“中国”，只能是何尊铭文所说的“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仅是中央之国而已。

周朝树立的“天下”思想，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

列国纵横、群雄逐鹿，但大家都认可一统。每个列国都想成为完成一统的人，“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

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 潘岳：《文明的十字路口，中西如何重新理解彼此？》，见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轴心文明时代的“中国”，正期待迎来新的希望，那一道曙光，已经在关陇大地孕育而成，蓄势待发。

以陇山为基点的东进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前人无从想象、周王朝梦寐以求了800年、列国共趋之的一统天下大业。

这是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

完成这一创世伟业的秦国，前身只是陇西高原上发迹的一个弱小部落，在与诸戎狄部落不断斗争、不断融合中，最终壮大了自己。

秦人一路向东的崛起，经历了非常关键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陇西高原为根据地翻越陇山入主关中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以关中、陇西为根据地积蓄力量，最后完成狂飙突进式横扫六合的中国统一战争。

两个阶段，秦人奋斗了670多年。

关于秦人的发家史，得从秦非子说起。《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周孝王名字叫姬辟方(前960—前896)，是西周第八位君主，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10—前896年，那时秦人在陇西高原上还寂寂无名。

秦人先祖一直与马有很深的渊源。商周两代，秦人先祖都有为王室赶马车的经历。那年月，马车是领导的专车，给领导开专车，显然是个肥差、美差。殷商时秦人先祖为领导赶马车，凭此一度成为诸侯；周朝时秦还有先祖获得了赵城的封赏。

非子养马非常成功，周孝王很满意。为了奖励非子的功劳，周孝王想让非子做西犬丘秦人首领大骆的继承人，但是被申侯阻挠了。

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了成，申侯要让自己的外孙继承大骆。周孝王于是在陇山西麓（今张家川、清水县一带）封赐非子几十里土地，作为封邑，“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

非子的秦邑，与其父亲大骆的西犬丘形成了秦人的两个政治中心。

成为附庸，秦人算是正式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周朝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附庸其实在周王室的“天下”格局和“五服”体系中，压根还没入流。

但非子获封周王室附庸，成为秦人崛起的起点。

秦嬴以降五代，都在东起汧河西至武山一带的陇山南部山地及渭河沿岸台地与西戎犬牙交错，无休无止地斗争着。秦嬴父亲大骆在西犬丘的其余子孙后代，后来全部被西戎杀灭。秦嬴后代中，秦仲也被西戎杀死。一直到秦仲的孙子秦襄公继位后，秦襄公让妹妹嫁给西戎丰王，秦人与西戎的关系才略有缓和，但斗争依然继续。

秦人往返于陇山大坂，时时眺望着东方的关中平原，那里沃野连绵，五谷丰盛。作为周王室的附庸，秦人对关中的觊觎，是僭越礼制的非分之想，必须牢牢地装在心里，决不能外露。

艰难斗争中的秦人，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等到了机会。

那一年，西周发生了灭顶之灾。《史记》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求褒姒一笑，导致了亡国之祸。但2012年现世的《清华简·系年》中，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幽王，西周因而灭亡。

“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实难判断，但周幽王在这一年的确死了。此时，秦人的首领是秦襄公，他带兵营救申侯支持下夺权成功的周平王，并一路护送到了洛邑。周平王称王的同时，周王室的官员还拥立了周携王。两王相争之际，秦襄公对周平王的军事协助，让周平王十分感激。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

周平王的权力本身来路不正，有了秦人的武力支持，周平王对秦人心存感激，从名义上让出了关中西部地区的领土。不过，这时的关中四处都是戎人，要把周王室开出来的空头支票变成现实领土，还得靠武力征服，赶走西戎。秦襄公有信心夺回这些土地。他更看重诸侯这个名号。有了这个名号，秦襄公立即向其他诸侯国派出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隆重举行了祭祀天帝的仪式。

从最初周旋于西犬丘的小部落，到东扩占领陇山南部成为周王室附庸，再到正式成为诸侯国，秦人终于翻越了陇山，完成了东扩。这个过程完全是秦人凭借英勇斗争精神换取而来的地位提升。随着西周王室的没落，秦人成了东周王室倚重的对象，这也是秦人崭露头角的另一个机会。

秦人在正式立国的基础上，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奋斗。

秦人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城从陇山之西的西犬丘和秦邑，迁到了陇山之东的汧渭之会，完成立国重任，用时大约100年。此时，秦人尚属于“城市国家”，以城邦立国，所占疆域面积不大，且难以固定，时常遭到西戎侵扰。

秦人发展的第二阶段，都城从汧渭之会一路东迁，先后经历了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多个时期。定都咸阳的时候，秦人彻底完成了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秦人用时500多年。

秦人东进的同时，并未停止向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扩展。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开创了中国郡县制的雏形。其时秦国在陇西的疆域依然在渭河沿岸。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并国十二，开疆千里，遂霸西戎”，疆土有了大范围扩展。秦献公元年（前384）攻灭狄族，设立狄道（今临洮）。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设置陇西郡，三十五年（前272）诱杀义渠王，在其地设北地郡(今宁县西北)。至此，秦在关中西北部拥有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后秦国又修筑了从陇西郡到上郡的长城，将防御线连在一起，建立了稳固的西北根据地，为消灭六国奠定了后方基地。

秦人在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斗争过程，是血与火的战争历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考古发现来判断，秦人在继承商文明、尊崇周文明的同时，吸纳了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秦人东进的过程，不全是杀戮，归顺秦人的戎人不断被秦人移民安置到关中一带。戎人的文化和文明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秦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的壮大，戎人融入秦人势力的过程，也扩展了秦国族群结构的多元丰富性。

秦人东进，陇山一直是基点。进入关中前，秦人以陇山为轴心，催动了陇西高原游牧文明和关中平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入主关中之后，秦人对关陇两地的治理更加速了两种文明的融合。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以两种地理区位和两种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秦国的立国根本。以陇山为轴心的关陇互动结构，催生的文明动力、军事战力、文化实力，最终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全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中国的先贤圣哲都在幻想完成“四海之内”“九州之域”的“天下中国”建设，然而，“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让“天下”变为现实的，是发端于陇西高原、成长于关中平原的秦人，他们由秦国而大秦帝国，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中国”。

秦国在春秋时代是最不起眼的小国，不被各诸侯国看好。然而，正是弱小落后的他们，完成了光辉的历史任务。

秦人东进对“历史中国”的集约化整合，完全是一次武装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兵戈杀伐，但最终的胜利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不断征伐、永无宁日的动荡局势。以暴制暴、以戈止戈，和平来之不易。

以陇山为基点的西扩

秦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一统天下，也制造了旷世扼腕的悲剧—二世而亡。

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对抗，刘邦最终胜出。

西汉不仅继承了秦朝的国都，而且基本沿用了秦朝开创的制度。官制方面，秦国完成统一后，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形成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汉朝建立后，继续沿用了这套中央集权制度。

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朝采取郡国并行制：对秦国故地采取郡县制，中央集权化管理；对六国故地采取分封诸侯制，以避免重蹈秦二世速亡的覆辙。

郡县制是秦朝对中国上古国家制度的全新变革，其创新性、革命性具有里程碑意义。汉封诸侯后，刘邦很快就后悔了，眼看异姓王在六国有坐大后和中央分庭抗礼的可能，刘邦便罗织罪名对异姓王进行了剪除，全部更换本姓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刘邦死后汉朝很快就出现了李斯当年在秦朝朝堂的警告—诸侯谋反—“七国之乱”。

治理方面，“虽然汉朝最初尝试简化秦的法律，使它们不那么严厉，但很快汉朝就大规模地沿用了秦的模式”。[ [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5页。]通过休战并推广黄老治术，汉朝缓和了民众的压力，从春秋、战国以来接连不断的

战火中走来，老百姓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外交方面，刘邦对北方最大的敌人匈奴采取和亲、赠赂的办法进行安抚，基本稳固了局势。

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中可谓独步。”[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0页。]秦朝的制度优势是汉承秦制的真正动力，这也是后世史家研究历史将秦汉归于一体考察的原因。

刘邦之后，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如果以上《汉书·食货志》的表述属实，刘彻接班时的汉朝，真可谓富得流油。

乍一看，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但刘彻不这么认为，匈奴带来的耻辱，大汉皇室内部成员记忆深刻，如鲠在喉。

刘邦死后，匈奴单于赤裸裸写信骚扰吕后：“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算第一大耻；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一路南下，突破萧关，直逼长安，这算第二大耻。

过去七十年，除了发生这两大耻，匈奴对汉朝的要挟、骚扰、挑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汉匈之间的和平其实是有限的和平，是汉朝深陷屈辱的和平。

“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大汉要长治久安，必须一揽子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这是事关汉祚的命脉问题。

刘彻有这个雄心壮志，他一心要建立比肩秦始皇的功业，他很快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整个帝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全是匈奴的地盘。刘彻在公元前138年派出张骞去西域寻找同盟，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不料张骞离开后杳无音讯。

联兵作战实现不了，刘彻只能靠自己。从公元前127年到前119年，刘彻先后发动13次大规模对匈作战。向北部的进攻，从北方前线多点出击，每有胜算，迅速撤还，回环往复地驱赶，终将匈奴赶到了漠北；向西部的进军，源源不断的汉家将士翻越陇山，以陇西为前哨，不断出击，最后完全占领河西走廊。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酣时，被匈奴扣押十多年的张骞奇迹般地返回了。刘彻最初联兵大月氏的想法已经时过境迁。张骞带来的信息，给刘彻与西域建立联系带来了信心。张骞受命二出西域（前119—前115），打开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互动的闸门，一直到公元前104年和前102年汉朝两次以得到汗血宝马为由攻打大宛国，最终奠定了西汉王朝真正掌控西域诸国的主动局面。

占领河西之地，汉朝先后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完全将其内属，变为自己的国土。

但对待西域，汉朝只是确立了宗主权，以“外臣国”相待。其实，完成对西域大国—大宛的征服之后，汉朝完全有能力让整个西域变成自己的“内属之国”，“但汉王朝要求西域各国做的只是向汉称臣、将王位继承人作为人质送往汉朝廷，向汉王朝进贡，也就是缔结朝贡关系”。[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第80页。]

后来，对西域的掌控演化为都护制，由朝廷设置在西域的都护府为整个西域的臣服之国提供保护。一直到唐朝，西域都护府都在发挥作用。

对于降服了的匈奴，汉朝又采取了另一种措施—以属国进行安置。属国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匈奴王朝原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投降的匈奴重要首领大多被安置在长安，朝廷给予食邑；一般的王和普通部众，则被安置在属国内，接受汉朝派驻的都尉的直接监督管辖。“属国事实上是一种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第89页。]

王柯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中认为：“汉王朝对匈奴政策具有怀柔和牵制的双重性质，它是以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为背景而产生的。”

匈奴帝国对于汉朝的挑衅，是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示威。汉朝有足够的判断，汉无法鲸吞北部游牧世界，因此对匈奴的打击也只能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划疆而治是最好的选择。即便匈奴因为内乱衰落，汉朝也没有做出问鼎蒙古高原的姿态，可见汉朝统治集团对于如何管理草原世界，当时并没有什么信心。

根据对方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军事实力以及地理结构，汉朝对新征服区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这是非常灵活的政治手段。汉并没有一味地去征服世界。汉朝遵循的依然是周王朝遗留的理想—建立“天下中国”。

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汉朝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避免了因为穷兵黩武而导致的两败俱伤或者不可预知的毁灭性结局。汉武帝刘彻尽管积极采用武力手段实现了对“四夷”的征服，但他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理想中依靠文明向化魅力改变夷族、收服人心的政治遗产。比如其晚年所作《轮台罪己诏》，就对滥用武力有深入的反思。当然，关于这个罪己诏，有学者认为系后世杜撰。不论这种反思是真是假，刘彻晚年在遭受丧子之痛和李广利投降两件事的打击之下，确实深深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

在西部、北部用兵对付匈奴的同时，刘彻还在南越、东越、辽东一带出击，实施了比较成功的征服战。汉帝国虽一度拥有了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但纵观刘彻一生和整个汉朝历史，经略西部一直是汉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刘彻将汉室核心军力排布于陇山之西，开疆拓土，占领河西、掌控西域，真正实现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构想。

在处置河西、西域、北方草原三个区域的治理方式上，汉王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几乎是后世中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样板，羁縻手段为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廓清了视域，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也是中国哲学阴阳相生、虚实结合、辩证统一的伟大之处。

终其一生，刘彻最大的努力在征讨匈奴，最大的成就也在完成对匈奴的征服。表面上看，刘彻用兵的重点在北方，主攻方向在北部，但刘彻真正拓展的疆域其实绝大部分在西方。他推动的外交、商贸活动所促进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对象也在西方。

秦汉以长城为边线与匈奴展开的拉锯战，并没有促成更多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双方始终隔墙对峙，打打杀杀，谁也奈何不了谁，谁也没有输出文明改变对方。以长城为边线，即使一方攻入另一方的领地，也会自主撤回。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试探，前提是谁都不想打破平衡关系。双方的这种底线思维，不纯粹因为军事能力的强弱或者占领的难度，而是基于两种文明的界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各自保有不同属性—两种文明的接合地带恰好也正是地理分界线。对这条地理分界线、文明分界线、军事分界线的逾越，其实，不止农耕文明的汉王朝没有突破，后世的所有中原王朝一直都未突破。而突破这条分界线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分界线，往往都要放弃自己的文明属性，从游牧变为定居农耕。史学家一直认为这种有趣的现象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强大。此问题后文还将述及。

相反，在西方，刘彻的用兵和外交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实质的文明互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与民族融合（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帝国向中亚东部地区的扩张，使得该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帝国；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 [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22页。]

汉承秦制，实现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以关中、华北为基础，以陇山为基点，逐步向西推进，形成了以陇山为轴心，东部关中、华北为一翼，西部陇右、河西及西域为一翼的互动格局。这是秦以陇山为轴心，促成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互动格局的升级版。这个升级，带动的正是中国自然而然的历史生成过程。

汉以陇山为基点的西扩，促成了“天下中国”版图的再扩大，国都长安逐渐成为真正的“天下中国”的中心。汉朝西扩完成的疆域，为后世中国的版图结构奠定了基础。

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

“天下中国”，是三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理想政治图景，这个理念提出以来，经历了相当曲折漫长的实践。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认为，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先后在春秋战国和汉两个时期，形成了两次超量级的国家演变，促成了“天下中国”的首次实现和“历史中国”的极致生长。一次是秦人以陇西高原为基地，翻越陇山东进关中进而吞并中原，首次建立大一统的中国，这是小中国、小时空的小循环；一次是西汉王朝以关中和华北为基地，翻越陇山占领河西、控制西域的西扩行动，这次是大中国、大时空的大循环。

显然，是东西互动的小时空向东西互动的大时空的转化，促成了“历史中国”的生成壮大。这两次东西互动，真正扩展了中国的版图，促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震荡，每一次东西互动，都带动了南北的顺势扩展。两次东西互动，实现了“天下中国”理想图景。

史家认为，秦汉和隋唐是真正的“天下中国”。[ 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关于“天下国家”模式的论说。]这种认知，应当首先归因于地理版图，其次是政治制度、军事实力、文化传播、精神构建方面的提升和进步。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秦汉和隋唐两个具有“天下中国”意义的时代，实质上都是中原王朝围绕陇山为轴心完成对西域的经略以后，才真正实现的。可以说，秦汉是探路者，隋唐是复盘人。

嬴政对刘彻的启示，杨广给李世民奠定的基础，是构成这两个伟大时代的核心动因。作为政治人物，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努力和追求。他们都曾对陇山之西的广大区域充满想象，才有了中原帝国向西部的拓展，才有了“天下中国”格局的真正实现。

梳理“历史中国”的内在逻辑：强盛王朝必然要经略西域；一旦中原王朝势衰，往往自保都难，更别说控制西域。在中国史的叙述中，后一种局面的出现，要么是中原王朝不能自保，比如两宋，只是东亚政权中的一支；要么是东亚完全陷入混乱的割据和列国纷立，比如“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

所谓“天下中国”的时代，不仅国土面积大，关键在于政治大一统，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强盛。

秦陇两地的东西互动到底有着怎样的地理结构和人文优势，支撑了秦国的创世伟业—“天下中国”的初次实现？秦陇两地的东西互动结构有着怎样的特殊区位优势，联结了“历史中国”的不断生成呢？

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除了惯常认为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机缘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地理和气候环境。

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论述中国国家起源时曾说，依照苏秉琦归纳的六大文化区系，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其他区域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

所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唐晓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见《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公众号，2018-05-18。唐晓峰认为：“所谓的‘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个（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

“地理机会”孕育了国家起源。同样，“地理机会”支撑了“天下中国”的初次实现和“历史中国”的不断生成。

唐晓峰强调的提供了中国国家起源“地理机会”的晋南豫西地区，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推动“天下中国”形成的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地域，与具备国家起源“地理机会”的晋南豫西地区相毗邻，且处在同一纬度之上。另外，它们更是同流域—黄河中上游地带，同地貌—黄土高原地带。

相同的纬度，相同的地域，决定了这一区域孕育文明的基础。长期从事西北政治地理问题研究的西北师大教授王勇认为：“‘秦陇结构’，奠定了中国最初的、最基本的政治地理结构，从而为‘历史中国’的长周期韧性政治得以可能提供了历史地理机会。”[ “长周期政治系列论坛”第九期：《“总归西北会风云”—西北地域与中国长周期政治》，（主讲人：王勇；与谈人：丁志刚、王宗礼；主持人：徐勇），见微信公众号《长周期政治》2021-04-26。]

那么，关陇大地到底为“天下中国”的实现和“历史中国”的生成提供了怎样的“地理机会”呢？

首先，黄金纬度线奠定了文明发展的基础。

考察中国地理气候，我们会发现，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界线）沿着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向东经过秦岭淮河；200毫米等降水线（半干旱区与干旱区分界线）大致通过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到冈底斯山一线。这两条降水线中间的绝大部分中国国土，正好处在北纬40度线与北纬35度线之间。

中国文明的发生，主要集中在北纬35度与北纬38度之间，北纬38度线基本是农牧争夺线，而41度线则是农牧分界线。北纬35度与北纬38度线之间，不仅诞生了中国国家起源—夏朝，还跟进了商、周两个王朝的迭代。这个区域内的黄土高原，刚好在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也就是（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界线）与（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界线）之间。

“天下中国”首次实现的标志，是秦国横扫六合，一统中国的霸业。这个标志的内在核心，就是秦国由陇西黄土高原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的发展壮大历程。而关陇地区正好也在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因为这里是孕育万物、生机盎然的地方，遂有“黄土高原是地球馈赠人们的厚礼”之说。

同一维度，为秦人不断东进创造了便利，既包括他们由陇西高原向关中平原的东进，也包括他们由关陇基地向华北平原的东进。总而言之，同纬度奠定了东西互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演化着不同的东西互动结果。秦人的壮大，“天下中国”的实现，本身就是周朝基于夏商文明，不断创新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文明升级的结果，也属于同纬度下的东西互动范畴。

从首次实现“天下中国”，再到汉朝经略西域拓展中国疆域，奠基“历史中国”生成的基础，这个过程是政治长程式运动的演进阶段，依然是以东西互动为面向的轨迹。

其次，第二阶梯位次孕育了适应能力更强的族群，利于向低阶位的东方俯冲和向高阶位的西方爬升。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青藏高原边缘以东和以北，是一系列宽广的高原和巨大的盆地，海拔1000~2000米。第三级阶梯：在东部，主要是丘陵和平原分布区，大部分地区海拔在500米以下。

“天下中国”首次实现的中心区域—关陇地区处在第二阶梯位次，这一位次作为中间地带，其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人群，具有更强的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秦人从陇西高原向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的进军，是俯冲姿态，一路所向披靡。汉唐定都关中，经略西域时基本属于仰攻，但战力依然强劲，终能成就大局。

“天下国家”模式之后，中国的改朝换代，以北方征服南方居多，西北游牧民族居高临下，俯冲中原，屡屡得手，建立了数代征服王朝。而定都南方的王朝，都趋向羸弱。比如在开封、杭州僵持的两宋王朝，经济发展繁荣，国力十分雄厚，但是军力惨淡，区区西夏小国都奈何不得，更遑论西域。明朝作为复兴中原血脉的朝代，虽然战力强劲，但边境只推进到嘉峪关，之后再无力向西。

正如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一书首发时所说：“中国的地理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它的背后有非常广阔的骑射游牧地带，时刻威胁着整个中国。离它太近不行，离它太远也不行。尽管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反而往北挪，最后竟挪到长城线上，就是北京。”[ 李零：《什么是中国》（《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首发演讲），见微信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6-06-28。]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司马迁的老话，在后世一再复盘。

再次，高原和平原优势互补，游牧和农耕相得益彰。

分析秦人的成长历程，尽管充满艰辛和磨难，但他们的柔韧和刚毅精神，千年之后回望起来，依然会催人激越、感怀万千。他们的这种精神，正源自他们成长的特殊环境。早期秦人在陇西高原与戎狄民族斗争，练就的是刚毅果敢，他们善养马匹，在游牧世界来去如风。后来进入关中平原，又获得了那里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敦厚的周文化滋养，战马加粮食等于最丰厚的物质基础，果勇加务实促成了最激进的进取精神，此时的秦人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王者之师，他们俯冲华北，俯冲江南，自然一路无敌。

高原和平原的互动，实质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互动，早期秦人以陇山为轴心，以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互动做了小时空范围的实践，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明融通的小循环。到了汉唐，则扩展为以陇山为轴心，以陇右、河西、西域三大区域与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大板块的大时空互动，则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明融通的大循环。

“历史中国”的生成，早期中国一直是以东西互动为主推进的。从整个中国历史过程来看，东西互动优于、强于南北互动，根本原因依然在同纬度的魔咒—地理因素。

北纬40度作为农牧分界线，也是文明分界线。这条边线，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防御线，也是北上的底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鲜有皇帝逾越这条线。文治武功如汉武大帝刘彻，也只是越过这条线做一次巡游宣誓，然后赶紧撤回来。

东西互动，是天然的同纬度地理区位优势决定的，相较东西漫长的弧线，南北并没有广阔的地理区域：南部大海，北部高寒的草原，气候差异大。再直白地说，对于东亚腹地而言，南北没有战略纵深，而向西拓展可以有广阔的延伸空间。

早期中国，东西互动如同一架发动机，同步带动了南北向的互动（南部止于极热地带，北部止于极寒、极旱地带），形成了“历史中国”自然而然生长壮大的历史动力。

文明大十字：陇山和“丝绸之路”的交汇

公元前119年前往西域的张骞通过河西走廊时，姿态昂扬。而20年前，同样的前行，尽管他谨小慎微，却依然未能避免被匈奴活捉的命运。

张骞西行心态的改变，源自西汉少年将军霍去病对河西走廊的征服。

刘彻第一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时，整个大汉王朝对那里的情况完全未知。张骞翻过陇山，越过黄河，一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限制了人身自由。

刘彻反复用兵，奇勇多谋的霍去病分两次顺利消灭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河西走廊收归汉有，刘彻对西域的经略才有了可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业绩，与刘彻的战争成果一同水涨船高。

整个汉帝国的影响力，以长安为原点，通过河西走廊大通道，辐射到了西域。华夏中国的文明，也通过这条大通道，进而与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欧洲文明在新月沃地—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牵手相遇。

这条大通道，自汉武帝刘彻开通以来，一直牵动着欧亚陆地的互通。这条大通道开通接近两千年后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为她起了一个更加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通道从开通到她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它的畅通与否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每一个强盛的王朝，都承担着鼓励国内社会联通西方世界的职责，每一次乱世的到来，它都要被迫中断。

强大的汉王朝，依靠武力征服了四夷，但内部权力运作却屡屡出现宦官与外戚争权的弊病。经历了王莽的改旗易帜，刘秀历尽艰险建立了东汉。经过班超苦心经略，西域再度回到中原麾下。

然而，东汉运行两百年后，权力内斗再次波及王朝安危。以调停为由的西凉军阀董卓从河西带兵一路向东翻越陇山，直扑洛阳。天下从此陷入类似春秋战国一样的大混乱时代，“五胡十六国”出现，东西互动戛然而止。从长安到西域，整条通道失去关联。

隋炀帝杨广勇谋孔武，一路西征，重开丝路。唐承隋的天下，再展雄风，“天下中国”体系复现，东西文明再次频频互动。

盛唐犹如昙花一现，“安史之乱”让中国重回乱世。吐蕃一步步蚕食陇右河西，且攻破陇山防线直抵长安城下，唐王朝风雨飘摇。随后，吐蕃又进攻西域，唐贞元六年（790）北庭都护府沦陷，安西都护府也与长安失去联系。安西都护府万余老弱残兵从此孤悬西域40载，为大唐守护最后的尊严和荣耀。

大唐气数尽绝，“五代十国”又是列国争雄，一直到两宋终结，东西通道都一直没能贯通。

成吉思汗横空出世，元朝不仅作为征服王朝统治了中国全境，还构建了全新的世界史。东西大通道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比过往任何时期更加便捷的畅通无阻。

明代竭尽全力消除征服王朝的阴影，尽力复兴中原王朝的固有版图，但影响力只达嘉峪关，东西通道仍然未能打通。直到清廷作为新的征服王朝再次统治中国，东西通道才又恢复到汉开通之始的段位。

纵观中国历史，这条大通道其实只在四个时期被打断，两个乱世—“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两个军事羸弱王朝—宋和明。

隋唐之后，世界史的走向渐渐受到海洋文明左右，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关中失去了帝都地位，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东西互动模式逐渐松散，不再是民族融合和世界交流的唯一机制。

实现“天下中国”体系的秦汉和隋唐王朝，都以关中平原作为首都所在地。这种选择与关中的特殊地理构造分不开。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四关锁笼、四塞拱卫，关中地理区位实为易守难攻之地。

促成“天下中国”演进的核心区域关陇大地的分界线—陇山，拱卫着关中西部，像一堵边墙一样南北横亘分别连接着武关和萧关。陇山在关中作为帝都的时代，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拱卫京师作用。即便在经济重心南移、国都东移的时期，陇山依然因为北部有黄河几字弯天险和毛乌素沙漠、南部有秦岭崇山而起着护卫西疆的屏障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论“历史中国”的行政中心位居何处，中国东西连接的大通道，陇山一直是一道阻隔。及至今天，依然如此。

中国古代东西互动的主动脉—“丝绸之路”与陇山相交会，形成了一个枢纽中心。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不断重复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不断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各族群，都遵循着“天下中国”的核心理念。征服王朝元、清如此，即便是“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的列国林立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没有忘记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或者直接汉化。

大一统时期，陇山成为内山；整合失序，多元政治主体出现的时候，陇山成为边墙。如果东西大通道是一股汹涌奔腾灌溉王都的巨型水流，陇山就是靠近王都的总闸门。“历史中国”与西域的一切交往互动，陇山都像一个枢纽一样牢牢控制着流量。

历史上，“丝绸之路”畅通，东西互动顺遂，陇山的关隘之闸就处于开放状态；一旦“丝绸之路”遇挫，东西互动受阻，陇山关隘就成为决定乾坤的命门。

王莽垮台，隗嚣依据陇山之险割据陇右，刘秀煞费苦心出奇计才攻陷了隗军；东汉末年董卓从河西翻过陇山，直扑洛阳，掐断了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丝气数；三国时期，诸葛亮从蜀中绕道六出祁山，试图逾陇偷袭长安，终未成功，抱憾收场；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势东扩，翻越陇山直抵长安；北宋时期，宋兵死死守住陇山抵御西夏，破坏了西夏对关中的图谋……陇山之巅上演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丝绸之路”联通东西，在东西两端各形成了两个枢纽、两个循环。陇山作为护佑华夏王都的屏障，与联通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相交合，形成的是中华文明融合发展、互动融通的内循环；南北走向的欧亚大陆板块接壤地带新月沃地—人类文明最早诞生地和“丝绸之路”相交合所形成的互动地带，是地球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枢纽地带，构成的是人类文明融合的大循环。

“丝绸之路”的伟大，在于串起了人类文明的珍珠，也在于联结了中国文明交融的内循环与世界文明融通的大循环。

陇山亘古未变，是栖居陇山左右的人类，时而欣慰它的屏障之利，时而感叹它的阻隔之巨。凭守和开凿，在三千年的时光里轮流推演。这阻隔东西的山脉、联通东西的路，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演进，记录了“历史中国”缓慢生成的全部过程。

陇坂巍巍，古道悠悠。

陇山和“丝绸之路”交合之地是无可争辩的文明十字。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以地理结构区分，今天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依然在陇山。不想成为偏瘫巨人的话，未来中国必须更多关照西部。

“天下观”主导中国形成多民族融合共同体

在“天下中国”形成的两个时期—秦汉和隋唐，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都是国家的主导战略。之后，随着游牧民族对长城的突破越来越频繁，以长城为轴心的南北互动也逐渐加强。

基于这样的逻辑来梳理中国历史，可以说，早期中国的生成以陇山作为东西互动轴心，后期中国历史的演化，多以长城作为南北互动轴心。当然，两种互动是互相掺杂的，不是完全孤立的单一动态不论早期的东西互动还是后期的南北互动，都呈现了双向发力的历史作用。双向促动是扩展中国版图、扩大中国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这个史实经由具体的轴心作用来论说，更为清晰。

南北互动的轴心长城基本与北纬40度相重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就此提出了“北纬40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他在《北纬四十度》一书中“围绕人物故事集中表现和探究了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历史关切”。他认为“由于蒙古高原地质构造高海拔的缘故，以长城为标志，北纬40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页。]

历代汉人主宰的中原王朝，在外服四夷的过程中，都要采取“羁縻”政策，以怀柔策略利用中华文化的“向化”魅力促成多民族的融合；而游牧民族争夺中原获得成功后，都要用华夏制度以及汉族人才治理国家，巩固政权。

前文已提及，长城分界线作为地理分界线和文明分界线，农耕文明主导的中原王朝一直没能突破。能守住长城，已经是王朝军事强盛的显著标志。早期中国的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一直拒守长城，北方游牧民族也很难突破。北魏以降，漠北游牧民族对长城线的突破，屡屡得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拓跋北魏、元、契丹辽、女真金、清。无一例外，这些民族占领长城以南区域后，都采用了中原治理模式。最典型的证据如大混乱时代的“五胡十六国”，任何一“胡”所建立的政权，都没有脱离汉化，“因为任何一个胡人政权，都自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或是以此为目的做出过巨大努力”。[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第123页。]王柯甚至认为“五胡乱华”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更早地汉化的胡人民族集团的一种偏见”。

当然，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对华夏族群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如隋唐政权，就不能单纯地标榜为华夏政权、汉政权。“在唐初期对草原世界的大规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拓跋国家’这个特征发挥了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大概成其根基处留有游牧民味道的军事组织及骑马战力，以及可从鲜卑开始追溯到匈奴的牧民传统及血统意识。”[ [日]衫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197页。]

不论东西互动还是南北互动，都是中原王朝农耕文明与草原民族游牧文明的互动，既是冲突的过程也是融合的过程。这种互动是“历史中国”生成的整合步骤，是优势互补，并由此形成了“长周期韧性政治”[ “长周期政治系列论坛”第九期：《“总归西北会风云”—西北地域与中国长周期政治》（主讲人：王勇；与谈人：丁志刚、王宗礼；主持人：徐勇），见微信公众号《长周期政治》2021.4.26。]的不同表现模式：有鼎盛繁荣的秦汉隋唐中原王朝；有“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代；有元、清统治的征服王朝。

中国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以“天下观”为主导的民族融合共同体，任何囿于某个单一民族角度出发的论述，都会陷入片面，必须从世界史的范围和角度认识中国史，才会更立体更宏观。

中国的民族融合最终胜出的是优胜的文明，而不是单纯的某一个族群。这也是农牧互动的整合过程形成的优势互补本质。

“中国的天下观是从个人到全天下所有人类，甚至超越人类；也可以说是同心圆一样不断地扩大，扩大到最后是全世界一体。在这里面有共同秩序，是太平盛世、大同之世。”[ 《许倬云：“内卷化”的美国正在衰退，中国的“大同世界”超越霸权》，见《每日经济新闻网》。

“天下思想”作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毕生追求的理想，作为中华多民族共融合的历史所凝结的智慧，足以为今天族裔纷争炮火连天的人类带来光明的启示，也足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所有人的历史，都不失为悲壮

任意打开一幅标准版本的中国地图，东西对折线刚好在陇山。陇山与贺兰山南北绵延，将中国分出了东西两部。

陇山巍峨，但有人类活动以来，就有人开始翻越陇山，这一点，从考古遗址陇右大地湾文化和关中仰韶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能判断出来。但沟通秦陇、有组织开凿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应该是秦人最早实施的。秦人在入主关中的过程中，反复翻越陇坂。定都关中以后，陇西一直是秦国的根据地，交通运输日益繁忙。尤其到秦昭襄王修筑战国秦长城时，秦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已经领先同期其他国家，伴随国家发展需要，对于道路的要求也与日俱增。秦始皇西巡陇西之后，下令全国修筑驰道，这次国家实施的整修行动，应该是奠定关陇大道的基础性工程。

时至今日，沟通中国东西的主要干道，依然要翻越陇山，且在陇山大受阻隔。向北，虽然内蒙古一带相对平坦，但是东南部人群绕行那里距离太遥远，并不是主干道。向南，从西南地区进藏，面临的是高山天堑的阻隔，那里至今不能便捷化运输。今天的高铁、高速公路，依然基本沿着古时候关陇通道的走向，只是翻山的过程大大缩短，因为采取了捷径—在渭河峡谷一带，我们以隧洞代替了古代的关隘。

从秦人首开关陇大道到中国进入近代以前，从关陇古道上通行的人太多了，多到实在难以计数。本书以陇山为剖面，选取了嬴政、刘彻、张骞、李广、刘解忧、隗嚣、乙弗氏、杨广、杜甫、王韶、铁木真、林则徐等十二位历史人物进行追述，用他们翻越陇山，穿过关陇古道所从事的非常任务，重温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状态，勾勒陇山在“历史中国”生成中，特别是早期中国实现“天下国家”的历史中所具有的轴心作用，反思关陇大地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融合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由此衍生的“文明”意义。

固定的地理，有了鲜活的人文，才能创造出有温度的历史。人文历史地理的魅力在于人的故事。尽管十二个历史人物的生平，远远无法解读丰饶的中国历史，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历史时空中完成了独特的行动轨迹。尽管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命运，但他们都在陇山上吹拂过长风，都在关陇古道上经历过蹉跎。从相同的生命经历切入他们的生命故事，每个时代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叱咤风云的帝王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到割据陇右以失败告终的隗嚣；从孤勇善战的铁血将军李广、王韶，到经历漫长出使开通西域的张骞；从一生迷恋朝堂却难伴君侧不得不流浪的诗人杜甫，到虎门销烟惹怒列强遭到皇帝贬谪的林则徐；从讨好乌孙三嫁昆弥父子的和亲公主刘解忧，到身为皇后为退柔然大军而接受赐死的乙弗氏。他们的人生热望沸腾、激越苍凉，令人感怀万千。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曲折婉转，令人肝肠寸断。

所有人的历史，都不失为悲壮。

精彩预览

公元前112年，刘彻开始了西巡，在雍城完成祭祀后，过回中，翻陇坂，直抵黄河东岸。这次向西翻越陇坂的举动，是21年来经略西部、北击匈奴的成果宣示。

——编者按

刘彻：经略西域奠基中国

公元前112年入冬前数月。

陇西郡太守突然接到密诏：皇帝要来西巡。

太守非常高兴。送信的人一走，太守又立刻陷入了寝食难安的忧虑中。位于临洮的陇西郡府，已经接连好几个夜晚灯火通明。

太守和都尉在连续工作，他们反复商量着如何推动道路修筑、馆驿配置、食物供应、安全保卫。

陇西郡是秦国故地，自古民族杂居，争斗连连。一年多前，陇西郡刚刚分出去了几乎一半地盘，以平襄县（今通渭县）作为郡府，辖平襄、街泉、戎邑、豲道、兰干等16个县（道、属国）成立了天水郡。

秦国灭亡后，陇西郡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戎狄、西羌、匈奴不断争抢，民不聊生、尸横遍野。汉王朝建立之初，对陇西地只有名义上的管控，陇西郡一直处在动荡中。直到刘彻发动强大的对匈作战，特别是卫青夺取河南地，筑朔方城以后，陇西郡才躲在安定郡后方相对安定了下来。

又要防范少数民族的突然来袭，又要抓好稼穑民生，还要支持中央政府打击匈奴的军需，这几年，陇西郡太守几乎操碎了心，但陇西郡的前途还看不到一点光明。时不时，羌人、匈奴的袭扰，令太守夙夜难安。

工作压力很大，突然又增添了接待皇帝的任务，太守有点哭笑不得。最要命的是，皇帝一行到底来多少人，哪一天来都没有确切消息。

皇帝西来，只有秦人曾经开拓的道路可通行，但秦灭以来，陇西地域战火连绵，加上自然毁坏，交通并不通畅。军队征西平匈，铁骑通行基本不受阻挡，但是皇帝通过，必然有銮车仪仗，道路太过艰险，显然有辱皇帝威仪。修路是接待皇帝的第一要务。

太守急忙征调民夫和守军，沿着秦昭襄王长城沿线，向皇帝可能通行的鸡头道和陇关道两个方向加修道路。同时，赶紧调动后勤保障力量，调运粮草，准备伙食。

太守忙于接待筹备之际，刘彻正行进在回中大道。

回中道在宽大厚实的陇山高坡上蜿蜒延伸、曲折险狭。从秦时首开，到如今，这条大路尽管是全国境内仅次于秦直道的驰道之一，但是通行条件非常糟糕。

这次巡回五年后，刘彻在公元前107年下令对回中道做了进一步整修。古乐府诗《汉饶歌十八曲》之一的《上之回》，就对此做了赞颂：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从汧河河谷行进到回中宫，刘彻做了短暂的休整，以消除疲乏。回中宫不及长安未央宫繁华，也不及甘泉宫清秀。但是，这里位处陇山东麓，靠近林莽，空气清幽，环境优雅。这里非常适合夏季避暑。

出回中宫，循回中道北行，就到了今甘肃华亭县驻地东华镇。从今东华镇往西，经马峡登上陇山东坡，刘彻继续贴着陇山东麓一路向北。数万随从前呼后拥，人嘶马鸣，旌旗猎猎，拉开了长长的队伍。

司马迁作为刘彻的侍中、中郎、太史令，曾多次跟随刘彻出巡北地等郡县。他对陇山东西区域有翔实的考察。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有：“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司马迁描述的陇西地，生态环境今不如昔，但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两千年未变，陇西要联通因海洋文明而发达起来的中国中东部区域，依然只能“唯京师（关中）要其道”。

刘彻西巡，从关中逾陇，所行道路和秦始皇西巡道路基本重叠，但两人行进的方向恰好相反。秦汉时期，从关中向西翻越陇山，由南到北，便捷易行的只有陇坻主干道、鸡头道可供选择。刘彻西巡，向西翻越陇山选择了鸡头道。鸡头道是秦始皇西巡结束返回关中时，向东翻越陇山所行道路。

横亘在关中与陇西高原之间的陇山，南北绵延240公里，南接渭河、北通沙漠，主峰叫美高山，海拔达2942米。

根据后世史学研究，《史记》中秦始皇翻越陇山的鸡头道和刘彻翻越陇山所登崆峒，其实是同一个隘口关道。

鸡头道所在的陇山，今天叫六盘山。

六盘山是两列平行的大山。它的东面是小关山，西面是大关山，六盘山的主脉实际上是西边的大关山，六盘山的最高峰美高山也在西边的大关山上。这两列山中间的泾源县境，实际上是中低山、丘陵、川谷、盆地相间的区域。

刘彻要翻越陇山前往西边的陇西郡，必须得登顶大关山，这是比东边的小关山更加高大宽厚的大山。

关于刘彻西巡，《史记》说“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汉书》说“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资治通鉴》说“冬，十月，上祠五畤于雍，遂逾陇，西登崆峒”。

三家史书都提到的“空桐/空同/崆峒”，当代史学家认为，就是六盘山主脉所在的今泾源县境内的大关山。刘彻在这里翻过陇山，然后下山，经由陇山之西的今隆德、静宁、会宁或者通渭等地，就能顺畅地到达临洮陇西郡郡府所在地，以及靖远县所在的黄河边上。

陇西作为秦人的根据地，秦国高度重视对陇西的开发。秦昭襄王征服陇东（今庆阳一带）的义渠戎之后，从临洮一直把长城修到了北地（今宁县）和上郡（今绥德），让三个郡连成一条防线，防范北方的匈奴。这时的陇西郡面积并不大，只是西秦岭与陇山夹角地带的区域。根据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判断，当时的陇西郡只是今天水市辖区和陇南、临夏、定西三市州部分区域。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陇西郡扩大到了陇山之西，洮河、黄河以东，西秦岭以北的广大区域，面积大为增加。

秦始皇去世后，蒙恬将军被赵高和秦二世胡亥谋杀，阴山长城逐渐失守，匈奴再次不断南下河套地。随后，秦灭，中原陷入楚汉之争，河套地完全落入匈奴之手，陇西郡也失守。

从汉朝成立到刘彻当政之前的60多年，陇西郡很少见载于文献资料。可见，陇西郡其时基本落入匈奴和西羌之手。西汉早期对陇西的管控，不会越过秦昭襄王长城以北区域。《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在刘彻同时代，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述卫青收复河南地的片段中，捎带提到了陇西。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汉初，陇西、北地常被羌、匈占据，持续动荡不安，难有经济力量的恢复。

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南地之后，向北而言，陇西郡相应变成了大后方。随后，刘彻向西扩张，占据了河西地，陇西完全变成了真正的大后方。它唯一的隐患只在西南方向，那里有西羌。

以收复河南地为标志，已经过去了13年。刘彻对陇西抱有强大决心。他一心要让这里变成第二个关中，变成征服西方的基地和前哨。刘彻心中，陇西郡减少了边患，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遇，经济社会应该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一切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美好。

从陇山下来，一路向西，映入刘彻眼帘的，除了牧场和破败狭小的县城城池，再就是贫弊的农人和牧人。连绵起伏的丘陵，荒草衰朽。西风阵阵，草叶翩翩。靠近城池的山丘，被垦殖成田。冬天的阳光下，赤裸裸的田地上方，天空灰蒙蒙一片。高山沟壑处，尽是枯树败枝。不像陇山东麓，乔木灌木夹杂，落叶树种和常绿树种夹杂，冬天依然有生机。

大路上，风刮过，尘土飞扬，一片破败和死寂。侍从不时为刘彻拉紧窗帘，但细碎的尘土还是浸入了皇帝的銮车。

看着一路烟尘，陇西太守带着都尉和各县的县令，跪在官道等候皇帝。

皇帝接见了太守。作为和九卿平级的官僚，太守曾在未央宫参加过朝会，但那时百官在场，不像今天，皇帝的注意力基本都在自己一人身上。太守汇报军情、稼穑之事的时候，一直在颤抖。

皇帝的脸色一直拉着，太守越来越害怕。

皇帝的随从太多了，太守筹备的两日用餐，一晚上就咥光了。

除了皇帝和身边的侍从，更多人根本没吃饱。

皇帝离开的时候，一脸不悦。皇帝走远了，太守继续送别皇帝的随从，怨声随着长长的阵列，绵绵延延……

此前一年，刘彻开始巡视郡、国。他在河东巡视期间，“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

陇西太守心想，河东郡守没接到通知，接待不周自杀了。自己明明接到了通知，但因为时间仓促、来人太多，自己准备不周，显然比河东太守的罪责更大。太守越想越害怕。

当天夜里，陇西太守自杀了。

司马迁记：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

西临黄河

刘彻顶着冽冽寒风，来到了黄河岸边。滔滔河水，翻滚奔涌。

前朝多代中原国君，很多人都依凭黄河据险守边。春秋战国的诸侯、一统天下的秦国、亡秦灭楚的大汉，都在不同河段利用黄河对抗敌人。

如今，黄河完全成了内河。

刘彻隔着黄河，特意眺望西方，对岸重峦叠嶂，褐石林立。

卫青、霍去病、李广、李息……帝国的将军们带着帝国的士兵们，已经占据了河西地利，这为打击匈奴右部势力，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刘彻发动河西之战，霍去病两次出奇兵，消灭匈奴4万多人，又接收归降的4万多人，打垮了匈奴右部势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刘彻设置武威、酒泉两郡，移民屯边、筑塞布防。这一年，刘彻还下令建造东起金城郡令居（今永登县），西达酒泉北部金塔县的“令居塞”长城。

站在公元前112年的黄河岸边，刘彻深化了自己关于西部的经略计划。他一心要完全打通河西走廊，让汉帝国和西域诸国建立直接联系，一来帮助攻打匈奴，二来促进商贸发展经济。刘彻更大的野心是伺机吞并他们，让西域列国变成大汉的领土。

刘彻不想让张骞初使西域被匈奴俘虏的悲剧再次重演。

翻越陇山，向西经略。

20多年的国策已经显著收效。从“马邑之谋”的反对声浪中一路走来，刘彻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魄力强行推动战争，至今还有人在非议。

刘彻清楚战争带来的灾难：多少人血染疆场，多少女人失去了丈夫，多少儿子失去了父亲；多少土地荒芜，多少生民的奋斗化为了乌有。但是，刘彻想让帝国长治久安，汉朝立国以来，一直在忍让，同样没有换来片刻和平。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刘彻坚信自己的决策是伟大而正确的。

巡视来到黄河岸边，刘彻更加坚定了自己经略西部的决策。

一切胡虏都不能再靠近陇山。离开的时候，刘彻暗自诵念。

北出萧关

结束陇西之地的巡视，刘彻车骑猎猎东返。他跨过陇山后，一时兴起，想再次巡视北地郡。皇帝一路往北。过回中道，出萧关。

萧关，关中四大关隘之一。汉时的萧关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是三关口以北、古瓦亭峡以南的一段泾水险要峡谷。

萧关是守卫长安的北部重要关隘。早在汉文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带着14万骑兵，入朝那、萧关，一路杀近长安，令朝野震荡。

匈奴王廷与汉长安南北相对峙，匈奴对汉廷最大的威胁就来自北萧关。刘彻经略西部、北部用兵以来，一直高度重视萧关的防御能力建设。

刘彻一路行进，一路查看边防设施。自从收复河南地之后，汉朝对匈奴的用兵有了新跳板。利用河套平原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先天优势，汉王朝在这块秦国称作“新秦中”的土地上，饲养战马，屯田开垦，对匈作战有了强大的战略基地。

正是在河南地的战略支撑下，刘彻在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发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漠北之战：大将军卫青率5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骠骑将军霍去病率5万骑兵出代郡。这次战役，霍去病带精骑突进，一直打到临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几乎穿透了匈奴领地。这次胜利迫使匈奴退出今内蒙古东部地区，远遁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西汉王朝随之迁乌桓人到边塞地区作为防御匈奴的屏障，并开始修缮和利用秦始皇始建的万里长城。

刘彻在前往新秦中的过程中，发现北地郡千里无亭障，怒火中烧，立即下令斩杀北地郡郡守及以下所有官员，以震慑全国官吏。

刘彻清楚，新秦中和河西一样，对于汉帝国格外重要。刘彻离开前，下令中央抽调母马给边地民众，鼓励大家大力发展畜牧业，增加马匹饲养量，为之后的国家战略做准备。

1977年春天，宁夏固原县管辖的古城公社古城大队的一位农民修挖水渠时，挖出了一只朝那鼎。鼎身刻有铭文三段，其中第一段是：“第二十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鼎就是当时朝那县为了纪念刘彻巡视北地专门铸造的。铭文中的“第二十九”寓意刘彻在位已29年（公元前140年登基，到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五年”即指元鼎五年。

就在刘彻西巡陇西、抵达黄河之滨的同年秋月，西羌联合匈奴，以10万人攻陇西安故（今临洮南），围枹罕（今临夏市东北）。同时，匈奴还攻入五原，杀太守。

次年岁首冬十月，刘彻调集陇西、天水、安定兵卒10万人，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讨西羌，收复失地。

公元前110年，刘彻带领18万铁骑，北历上郡、西河、五原，亲巡边陲。随后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威震匈奴。并派遣使者挑战单于：南越王人头已悬挂于我大汉北阙。你单于能战，我就和你较量一番；不能，赶紧来称臣。何必逃亡到漠北苦寒之地！

匈奴不敢应战，刘彻“振兵泽旅”，随后在夏四月登封泰山，正告天下：“朕以眇身承至尊”。

强力西征北讨，匈羌依旧不时来犯。西巡之后的刘彻，已经背负着“穷兵黩武”的骂名，但为了理想中的汉帝国，他还要忍辱负重，不断用兵。

——选自阎海军《翻越陇坂：从东西互动到天下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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