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通过由画入史的形式，全景式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本书所用的图像取材于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泰晤士画报》《世界新闻画报》《笨拙》；法国《世界画报》《环球画报》；美国《哈泼周报》；以及带有插图的图书和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的相关图像文献。图片内容涉及晚清的鸦片贸易、商船事件、广州战役、大沽战役、火烧圆明园等。本书还参考了汉、英、法文的资料。作者将中西方文字资料、图像进行对照，进而呈现真实的战争与被图像“形像塑造”后的战争，并探讨西方媒体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

[美]宋玉武，1958年生，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员，曾出版英文图书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3部，中文图书《从北平到延安》。发表论文20余篇。

001 楔子 历史三调：晚清的鸦片、教案、 商船事件

003 印度：鸦片的诞生

015 西林教案：马赖之死

019 商船事件：世界大战的小导火索

023 第一部?广东：天朝夷敌

025 广州城之战

085 佛山水道之战

109 英法联军进攻广州

183 第二部?天津：船坚炮利

185 第一次大沽战役

233 第二次大沽战役

268 英法联军远征大清

307 英法联军登陆北塘

331 第三次大沽战役

357 第三部?北京：城下之盟

359 张家湾之战

369 “九一八”人质事件

375 八里桥之战

385 北京城下之盟

431 大事记

436 编后记?从海外发现中国历史

白银帝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一次世界大战

近代中国，泰半处于内忧外患的战火中。1850年代中期，白银帝国—大清国深陷镇压太平天国及各路义军的泥沼。此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之后，为寻求扩大在华的贸易权，特别是鸦片贸易权，借口续约，悍然对大清帝国发动战争。1856年10月23日，英国以广州清军水师到持有过期港英执照的“亚罗号”商船上搜捕海盗、侮辱英国国旗为由，命军舰3艘、陆战队2000人向虎门开进，挑起战端。又因1856年年初，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处死，法国遂决定加入英国远征军惩戒大清国。英法联军于1857年年底攻占广州。1858年6月，英法军队到达天津，迫使清廷签署《天津条约》。一年之后，英法特使携舰队欲前往北京正式换约，途中与清政府发生龃龉。联军在天津大沽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交战，结果联军大败。为此，1860年8月英国与法国重组军队远征大清帝国。此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北京城，焚毁圆明园，对大清进行了带有羞辱意味的报复。是年10月，清廷与英法签署城下之盟。此时，俄美两国也趁火打劫，各取其利。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专家黄宇和教授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也是一次世界大战—四大洲之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六大国之中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印度，均卷入其中。联军中，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官兵，从法国北非殖民地的非裔士兵到印度锡克骑兵，不一而足。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一个转折点。领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清廷被迫走上了洋务运动的道路。此举虽然治标不治本，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1887年，晚清改良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在反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指出：“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薛福成刚刚成年。他对战争的解读源自贴近那个时代的洞察、概括和分析，实在有助于今人理解那场遥远的战争。

史学家罗家伦曾说：“中国史学家最不注重图画。要使史书有生气，图画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如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国炮台打沉了四艘英法的兵船，重伤了六艘，可以说是近代对抗外国海军唯一的胜利。而大沽口炮台的建筑，和竹签泥港的排列法，只是外国还有图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史路径，本书编者试图通过由画入史的形式，利用原始文献、史家专著，解读画家记录的历史瞬间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本书还试图将中西方文字资料、图像进行对照，呈现真实的战争与被图像“形象塑造”后的战争，并探讨西方媒体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本书所用的图像资料，以西画为主，包括现场写真、报刊书籍配文插图、历史画作、漫画、地图等。

西方媒体很早就注意到，对重大事件特别是战争事件的报道，最能吸引读者，其效果相当于今天的“新闻头条”。所以，媒体经常特派记者兼画家奔赴前线报道战况。这些特派员相当于今天的战地摄影师或摄像师。他们将所见所闻撰文、绘图寄回本国。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自1857年1月17日起，英国媒体《伦敦新闻画报》遂开辟新的专栏《对华之战》（War with China）。为其供稿的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2—1891）正是《伦敦新闻画报》遣往大清帝国的特派员。

战地画师具有超出当时战地摄影记者的不少优势。画板在手，即可以穿梭于硝烟战火之中，绘下战斗实况。特派员的画，连同文字说明，极具新闻实录色彩。绵延160多年后，这些图画将历史的刹那定格，仍然让人感受到当时激战的场面和气息。譬如画师笔下所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的场景，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战斗的激烈。由于当年照相机机身笨重，技术要求复杂，战地摄影记者机动性很有限。即使大牌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也只能战斗结束后再拍一下布满了清军尸体的大沽炮台。

19世纪中叶的西方政客、外交官、军事长官十分看重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和对官方政策及行动的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是运用媒体的高手。1850年代，《泰晤士报》在英国报业集中化过程中成了英国舆论的龙头老大。为了控制《泰晤士报》，巴麦尊将该报一些重量级人物拉进内阁及他的社交圈。此后，《泰晤士报》变成巴麦尊宣传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平台。1860年10月下旬，率军进入北京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在得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清军押作人质，死于监狱后，决定焚毁圆明园。其理由之一即“如果我不替记者报仇，那《泰晤士报》会怎么评价我呢”。

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时绘画在西方中国图像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高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伦敦新闻画报》尚未创刊，战时绘画寥寥无几，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图像数以百千计地出现。像以如此大量、如此密集的画作，通过主题汇集的方式描叙远东战事的情况，此前绝无仅有。这一时期西方的新闻画风，虽然也有贬抑褒扬，但总体来说是写实的。画家基本如实描绘重大事件，如中英、中法官员谈判签约。这与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浮世绘非常夸张的“扬日贬中”的风格大相径庭。日本《日清韩谈判之图》就是一例。画中可见，日本代表身材高大、威武、挺拔，戎装一丝不苟，单手叉腰，另手持剑，呈站姿，居高临下，正眼俯瞰。而大清代表袁世凯着装随意，坐姿猥琐，视线向上仰望日人，单脚抬起，双手张开，一脸的惊恐。画中展示的尊卑高低立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图像中，有一批直接表现了东方式的酷刑，如1856年马赖神父受“站笼”之刑。这些野蛮、残酷画面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毫无疑问，它们助长了大清负面形象在西方长期不断的建构，并且这种建构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了西方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建立与维系。

恭亲王弈?（1833—1898）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代表清廷抚和的主要人物。作为特命钦差大臣的他自然成了画师、摄影师猎取的重要对象。1860年10月24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与奕?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史上留有一图，系一名在现场的英国军官亨利·克里洛克（Henry Crealock）所绘。此画翔实地记录了签约的实况，弥足珍贵。画中27岁的恭亲王，在一位英军军官的指导下画押签字。这位年轻无知的亲王后来向额尔金透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清廷官员居然不知道印度隶属英国，并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其一半以上居民生活在水上。清廷的颟顸与不明事理其来有自。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即认为英军“倘因势迫奔逃上岸，该夷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如宰犬羊，使靡有孑遗”。战争打了两年后，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还询问：英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英国人要卖鸦片？印度人在他们的军队中干什么？他们怎么会有个22岁的女人做国王？她结婚了吗？义律真的回国了吗？咸丰帝对英国的认知似乎与道光皇帝及林则徐当年相差无几。船过水无痕，1860年的清廷还没能从20年前的败绩中醒悟过来。

在描绘激战场面的图中，经常可见英法联军下级军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发挥表率作用。史书中亦有详细记述，如在英军军官统领的印度锡克军团中，锡克士兵的跟进跟退，就看白人军官如何表现。在第三次大沽战役中，英军每10名伤亡人员中，就有1名是军官。军官伤亡比例之高实属罕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法军队下级军官的榜样作用也是联军取胜的原因之一。

“罗曼蒂克”一直是西洋绘画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战争期间，随军画师当然不会忘记将浪漫元素加到军旅生活的画作中。1858年9月25日《泰晤士画报》刊载版画“联军护送英法全权代表前往谈判现场”，图中可见行军队伍里的联军小伙与东方姑娘眉来眼去。此情此景，无从考证，只能姑妄看之，很可能是画师的自我想象。

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武备能有所了解，本书也收集了清军与英法联军武器装备的有关资料。显而易见，两者相比，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根据相关材料的描述，英军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轻巧，机动性强，射程精准且远，法军的拿破仑大炮亦属上乘，而清军还在沿用17世纪荷兰人的炮械。同样，两军兵舰也有霄壤之别。

在建军思想方面，大清的迂腐可以上溯到一个世纪以前。早在1762年，清缅战争爆发，清军遭遇了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洋枪洋炮的缅甸军队，三战皆败。自此八旗将领领略了热兵器的威力，申议购买洋枪洋炮装备军队，但乾隆帝竟认为“骑射乃建州之本”，拒绝了这个动议。而此时，西欧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几个三级跳，将“天朝上国”远远抛在身后。风过无影，大清国历经几连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战—也未能痛定思痛，汲取教训，彻改文化落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之局。笔者在翻阅各类西方画报时，看到所报道的是19世纪中叶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造巨舰，修铁路，铺设海底通信电缆，生产机动火炮、步枪、手枪……再比看大沽炮台图中大清守军使用的弓弩—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扼腕！

除了图片，本书还搜集了一批作战示意图，如广州城战役图、佛山战役图、联军直隶湾军事行动图、八里桥战役图等。这些地图一目了然，实为文字无法代替。它们详述了地理、军队部署、船只位置、炮台、路障、水障、火炮弹道等，可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两军的战略、战术及战役过程。是研究地理史、军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

视觉图像比文字直白，但有些图像却是不易解读的，要求观图者具备历史知识储备和辨析能力。对笔者来说，分析图像的真假也是一个挑战。在编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些图像完全是杜撰的，跟画师自己的观察或现场目击者事后的回忆大相径庭。譬如，两军激战北京城一图实系子虚乌有，实际情况应是英法军队兵不血刃拿下北京城。

据视觉方法论研究专家吉莉恩·罗斯（Gillian Rose）的著作《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所述，图像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但转述本身绝非毫无心计”，影像从来就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从整体看，西方媒体是有倾向性的。他们配合政府，主导民意，宣扬尚武精神与骑士传统，贬抑东方，以达到为出师正名之目的。同时，西方媒体有选择地自行约束。如英法画师明知联军抢掠、焚烧圆明园为失道之举，却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恶行收墨停笔，罕有记录。不过，也有少数画师，秉笔直书，如有一图描述英国领事巴夏礼带兵进占广州城后四处张贴布告一事，画家在背景中绘有英军士兵推搡、欺侮手无寸铁的广州百姓的情形。观看此景，观画者即对所谓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行为起疑。

掩卷回首，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令人不禁百感交集。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笔者编著此书之际，这种探索的疑惑更是贯穿整个过程。为了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谋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旷世名言，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1840年、1856年维多利亚女王旗下的英军施武，强迫大清与世界“接轨”，清廷不“接”，遂起战端。巧合的是2001年，维多利亚去世百年之际，中国主动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本无可厚非，但鸦片贸易夹带对东方经济的掠夺和对大清国人精神与肉体的荼毒就“恶莫大焉”了。鸦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锅粥里面的一粒老鼠屎，而“文明”的英国用“野蛮”的战争强迫中国喝粥，正是让人匪夷所思之处。在检视清廷的封闭、愚钝，以及文化、科技的整体落后时，我们常有惋惜、遗憾之痛，同时也有薛福成的由衷感叹：国人所谓“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面对百年国耻，我们可以知耻而后勇，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客观的角度，研究过去、保存记忆、展望未来。西方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曾将人类的喜怒哀乐看作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希望人们像了解自然万物那样去了解人类。他曾说，“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悲叹、不谴责，只是努力地去理解”。这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辨、解读历史之路。

编辑推荐一：

文字堆砌的历史图景需要靠想象完善，图片展示的历史则以真实直击心灵。372张图片，从广州城被焚毁到北京城大门被铁骑踏开，勾连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呈现真实残酷的鸦片制造、坚船利炮、战火硝烟、傲慢狂妄；也呈现中华大地的表里河山、城市街景、皇家园林、建筑、珍宝……邪恶贪婪的鸦片贸易荼毒四方，无力的大清做着最后的反抗，刀剑对战枪炮，失落国度的尊严在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面前化为乌有。大清也有过唯一的胜利，但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如螳臂当车。最后的结局令人扼腕，圆明园的大火烧毁的不只是皇家的夏宫，也是封建帝国的千秋大梦，千年文明古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时刻之一随着圆明园最后一缕灰烬的飘零而落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就此书由画入史，将图景铭记，为不使我们的文明再蒙尘埃。

编辑推荐二：

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大部分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火烧圆明园。而《由画入史》通过372张手绘图构筑出的历史，使得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再只是一些年份、条款、人名和地名，而是由更多细节架构起的有血有肉有感的过往，是虽有所了解但看过现场图景后依然会被震惊的过往：规范操作、流水线运作的鸦片制造工厂，一眼望不到头的鸦片烘干坊，摆满二十多层货架的巨大鸦片仓库，恒河上满载鸦片的官方船队，烟馆里醉生梦死的大清国民，被坚船利炮攻击和被大火焚烧的广州城，用冷兵器对战坚船利炮的清军，坐着八抬大轿傲慢进京签约的英国特使，被焚毁前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和被劫掠的珍宝，用一辆辆马车运输给英法的白银……自由贸易本无可厚非，但所谓“文明”国度为攫取巨额利益采取卑劣手段摧残他国，甚至为了开战解散议会，就可见其“文明”之虚伪与无耻了。故而，西方惯用的“民主、平等、自由”的障眼法，看过本书之后，我想大部分读者也能将其看穿。

印度：鸦片的诞生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鸦片市场大开。185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巴特那（Patna）和比哈尔（Bihar）等地，大规模生产鸦片。

巴特那距离港口城市加尔各答约600公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印度劳工，从事田间作业，种植罂粟，然后将原材料运往工坊加工。一个熟练的工人每天生产大约100个鸦片球。此后，东印度公司将成箱成箱的鸦片从巴特那沿恒河运到加尔各答，销往大清帝国。

1851年，时任驻孟加拉英军的地图测绘专员沃尔特·斯坦霍普·舍威尔（Walter Stanhope Sherwill）少校出版了《印度鸦片·大清市场：鸦片制作流程》一书，详尽介绍了鸦片生产的过程。书中描绘的鸦片制作、运输规模之大，生产流水化程度之高，管理之缜密，今天看来，都不失震撼。

广州之战

1856年10月16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行商伍崇曜会见英国驻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希望就“亚罗号事件”达成谅解。伍崇曜，大清富商伍秉鉴第五子，原名元薇，商名绍荣，字良辅，号紫垣，广州南海人，清朝广州十三行怡和行行主。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指示巴夏礼拒绝谈判，并决定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伦敦新闻画报》认为：“大清人似乎明白了通过谈判无法解决问题，而西马糜各厘决心与中国总督对峙下去，看谁更倔。”

英国舰队很快越过虎门，于10月23日直逼广州。当西马糜各厘乘坐的舰船到达广州时，其部队已经攻占了部分炮台。当日4时，巴夏礼照会叶名琛，宣布英军已到广州，并占领了许多炮台，以示威逼。此时叶名琛正在校场看乡试马箭。为了稳住人心，他未露丝毫畏惧之意。有下属提醒他不可大意，叶督笑道：“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此后几日，各炮台的官兵遵照叶名琛指示，不发一枪一弹，在英军进攻时只能撤离炮台。叶的态度很明确，避免同英国人打仗。当无法避战时，也决不发第一枪，以免被诬告。一方面，叶希望借此激怒广州百姓，使他们能奋起抗敌；另一方面如果英军坚持诉诸武力，老百姓便会支持政府对敌作战。为了打击英国的贸易，10月26日，叶名琛下令关闭广州海关。面对叶的举动，英军决定增加压力。10月28日，西马糜各厘下令炮轰广州。从这天起，英军每隔5—7分钟就炮击一次。此时，总督府多数人已离去，而叶名琛正襟危坐于府中，毫无惧色，发布命令悬赏杀夷。

10月29日，英军分数路攻入广州城。城内的清军继续抵抗，打死英兵3人，伤11人（注：英军统计数字）。最终，西马糜各厘在巴夏礼陪同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两广总督衙门，但发现此地空无一人。由于英军人数有限，不宜久留，只好退出广州城。此时，叶名琛避居在旧城巡抚衙门里。11月12日，英军攻占虎门横档炮台，次日又攻占虎门其他炮台。此后，在1857年6月佛山战役和英法联军进占广州之前，敌对双方的武装冲突从未停止。

1857年春，英国议会改选后，再次当选首相的巴麦尊决定扩大对华战争的规模。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对华全权特使，并增派5000英军开赴大清。

第二次大沽战役

“《天津条约》的侵略性质，侵略者自己供认不讳。”法使葛罗说：“中国皇帝是在枪炮威胁下接受这些条件的，其中有些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庞大帝国，都是屈辱的、致命的；这些条件，只有在暴力下才能实行。”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西德尼·赫贝特（Sidney Herbert）说：“《天津条约》……每一条款都是新战争的祸根。”[1]

对于这种被迫签署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实难接受。此后，天津防务对北京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1858年7月至次年5月，在咸丰帝批示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受命主持整顿、加强天津一带的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有：（一）重建和添筑炮台，（二）恢复直隶水师，（三）集结兵力，（四）安置拦河设施，（五）提高兵勇作战能力。此番整治完善了防御体系，也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1859年3月29日，桂良等人接到上谕：“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倘该夷坚执不肯，务须剀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2]而英法等国却另有打算，计划将舰队开进白河，直驶天津。

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卜鲁斯（F. W. A. Bruce）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率领联军舰队开入直隶湾，打算沿白河到天津与清政府换文，然后进驻北京。按1858年的协议，当时商定英法与清政府于一年后交换文书。清政府建议英法代表在荒凉的北塘登陆，通过陆路北上换文，同时，清政府也不同意英法使节由众多军队护送进京。但英法代表并不接受清廷的条件。卜鲁斯认为，由白河进京是他们的权利，“接受直隶总督的提议无异于走上耻辱和失败的死胡同”[3]。由于双方意见相左，战事遂起。

第二次大沽战役中，联军统帅是英国海军远征司令贺布（James Hope），清军统帅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按贺布的作战计划，6月25日清晨，联军炮舰驶向铁戗口。因为正值涨潮，到达时间比预期晚。其间，还有炮舰搁浅。下午2时左右，联军才清除第一道障碍物，共拉倒10多架铁戗。此时，两岸炮台毫无动静，不见一兵一卒。炮台看似已经撤空。而当联军舰队到达鸡心滩的位置时，所有炮台上的草席突然卷起，南北炮台交叉开火。此时联军炮舰如待宰的羔羊，瞬间多艘船只中弹，贺布本人也负了伤。激战到下午4时，联军旗舰“鸻鸟号”被击毁，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炮艇先是搁浅，后又被击毁。下午5时，贺布下达登陆命令，结果进攻部队深陷泥滩，难以自拔。经过一昼夜激战，联军遭到惨败，13艘参战舰艇中，4艘被击毁击沉，死伤500多人，最后被迫撤退到直隶湾。

北京城下之盟

咸丰帝接到八里桥清军战败的消息后，于9月22日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临行前，咸丰委派恭亲王奕处理后续事宜。

9月24日，恭亲王照会额尔金，以交还人质来换取和平。额尔金提出3日内放人，否则进攻北京城。三日已过，清廷并未释放人质，而是再次照会额尔金，希望先谈和约。同以前一样，双方纠结在“递交国书”这一问题上：一是因为中、西方外交礼节的不同；二是双方对来往照会的理解有出入，导致多次拉锯战。

10月6日，联军到达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外。10月7日，联军洗劫皇家园林圆明园。此时咸丰帝、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均已逃走，恭亲王等人也避走万寿山。10月8日，清廷释放了包括巴夏礼在内的第一批人质。10月12日，第二批人质被释放。10月13日，英法下达最后通牒，称部分联军将进入北京城。10月14日，清廷交出最后一批人质。至此，被扣押的39名人质，交还19人，另20人在狱中死去。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

额尔金在1860年10月25日致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的信件中提到“毁坏圆明园行宫，与勒索一宗款项，使清政府能于当地筹集，作为媾和之初步，名义则为被害者之赔偿费，二举联合起来，似为完成各条件之惟一方法”[1]。可以看出他表面是借烧圆明园报复人质死伤事件，实则是向清廷施压，使其能即刻签约。因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对联军不利，格兰特将军早已知会额尔金，11月1日前联军必须离京返航。

10月24—25日，清廷全权代表恭亲王奕收拾残局，分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并与两国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Bernard Brizay）在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罗列了很多参与洗劫圆明园的当事人后来的记述，他们一致认为劫掠圆明园无法避免。而布立赛认为，这些人的辩解无非是为自己开脱罪责。

从10月7日到10月9日，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肆抢劫。法军贝齐亚上尉回忆：“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战争中这悲惨的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1]英军上尉哈特·邓恩回忆：“我很累，躺在那儿，除了占领使人觉得满足以外，抢劫皇宫就是一切。这使人性深处隐藏着的最坏的情感，包括占有欲和贪欲，突然之间全都冒了出来。谁都对自己得到的不满足，因为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得到的更多。我还认为，每个人的自尊都程度不同地有所降低，因为谁都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驱使自己的是哪种情感。”

1865年春英国伦敦水晶宫中国文物展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65–05–06）

《伦敦新闻画报》

1865年春，英国伦敦水晶宫展出了法军上尉内格罗尼（De Negroni）在1860年从圆明园抢掠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中式象牙雕船、镶嵌玉石的漆器柜、玉佛手、瓷器、珠宝、皮毛、丝绸，以及欧洲使节赠送给清廷的西洋钟等。

额尔金进京与清廷签约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61–01–05）

《伦敦新闻画报》

“1860年10月24日早晨，额尔金勋爵与英军统帅格兰特将军在600名士兵和100名军官的护送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前往礼部。额尔金勋爵由16名穿着红色号衣的轿夫抬着，道路两旁有拿皮尔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二步兵师列队护卫。该步兵师的一些士兵还占据着关键路段和关键地点，以防不测。当额尔金勋爵走出轿子时，英军卫兵举起兵器敬礼，英军乐队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恭亲王身穿深蓝色袍子，身前身后的衣服上都绣着‘面目狰狞的魔鬼’，或曰‘帝国之龙’。（注：该描述取自英国记者报道，这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西方世界，龙是凶恶、残忍的象征。新闻记者和西方读者接受的即龙是魔鬼。）他上前双手抱拳行礼，额尔金勋爵脱帽欠身回礼。根据中华礼仪，额尔金勋爵随后自始至终都戴着他的帽子。

“签约大厅的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装有双方协议和条约文本的盒子。双方的全权代表分别在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交换文本。签约仪式上，清廷代表准备了茶点，但英方委婉地谢绝了。整个过程中，恭亲王表情忧郁，这可能跟额尔金勋爵故意晚到2个小时有关。签约仪式结束后，额尔金勋爵上轿，乐队再次演奏《天佑女王》，英军炮兵放了21响礼炮，额尔金勋爵原路返回。”（《伦敦新闻画报》）

图中可见大路两边挤满了北京城内的老百姓，据额尔金勋爵的秘书罗亨利回忆：这些人翘首张望，默不作声，看不出任何恐惧，也没有丝毫敌意。

额尔金进京与清廷代表签约

Brown University Library（布朗大学图书馆）

“在指定的当天下午3点，陪同额尔金勋爵前往签约大厅的队伍进入安定门。……额尔金勋爵坐在绿色轿子上，由16名身着红色制服的苦力抬着，他的两个参谋官骑着马走在轿子两旁，后面跟着更多的步兵和骑兵。……主干道的两旁都站着英国步兵，大约有两千人，队伍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