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导论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一生为东方文化而着迷，他曾在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东方之旅》舒缓而迷离的小说节奏之间，突然插入了一段神来之笔，说道：
我发觉参加了到东方的朝圣，表面上仿佛是一次明确而单纯的朝圣——但事实上，以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次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行列都在走动，朝着光明的奇迹，而每一名分子，每一个小组，甚至于连我们全伙及其伟大的朝圣，都只不过是人类，以及朝向东方的、朝向家乡的人类精神的永恒奋斗中川流不息的一波而已。[
［德］赫尔曼·黑塞：《东方之旅》，蔡进松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
这段话似乎成了一个大大的隐喻，不但表征了西方自毕达哥拉斯起就已经开始的朝向“东方”的精神征程，就算同为东方子民的中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是一拨又一拨地往“西天”朝觐。而他们的汇聚之地就是那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遍布全地的神秘国度——印度。这一地域，曾被古代的中国人于汉籍中造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诸如“身毒”“贤豆”“天竺”等来加以称谓，而其中某位朝圣者则云：
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寘怀于栱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
［唐］玄奘等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上卷，第1—2页。]
又有云：“所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之故，谓之印度。”[
同1，第161—162页。]又云：“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
同1，第1046页。]
可见加入这样的一种追寻，是一种极富魅力的生命经验，正如黑塞所言，往“东方”的追寻，正是“人类精神”朝往故乡和家园的“永恒奋斗”。而我们今日把类似的精神追寻指向风起云涌的印度近现代走出来的先知般的人物——辨喜（Vivekananda），也应该抱有同样的情怀和遐想。这本罗曼·罗兰1929年所写的重要传记，终于以汉语的形式出版了，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深入地来了解此人，了解他的生平与思想。
印度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原是一位寂寂无名的印度托钵僧人，信守《奥义书》里的隐修精神，只因风云际会而涌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革新了印度教，开启了民智，同时激励了印度的民族精神，他曾在已逝的导师之预言与祝福中，参与了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所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其丰赡的学识、深湛的思想，加之长年的瑜伽修行而筑就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被欧美人誉为“雷霆般的雄辩家”（Lightning Orator），而其传播印度精神的辉煌事功，又使得印度人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位杰出的先知。他的伟大古鲁[
Guru，意为“精神导师”，辨喜终生敬服其导师，并说“古鲁崇拜（Guru-Bhakti）是一切灵性发展的基石”。参见The Life of Swami Vivekananda, by His Eastern and Western Disciples, Kolkata:Advaita Ashrama, 1989, Vol. II, p.70。
]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在世之时，就曾说过，辨喜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劈开精神界的愚昧，并将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辨喜于1897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从罗曼·罗兰的该部传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辨喜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又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罗摩克里希纳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流归壑，而他就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重要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似乎与印度本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与传达。古鲁去世之后，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即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
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美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者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辨喜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罗摩克里希纳就曾说过：“如果我们真的感知到神的无所不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借着崇拜一个神圣的形象来达到对心意的专注呢？难道这全在者就独独不显现于此形象中吗？那些不重视偶像崇拜的人，也请不要抵制他人对任何偶像的崇拜，而那些试图从这些崇拜中寻找错误的人，他自己其实是愚蠢的。”偶像崇拜亦可以是一条灵性上扬之路，只要不停留于信仰的低地。
辨喜还曾提及奉爱圣者罗摩奴阇（Ramanuja）生平中的一则小故事：曾有一些孩童在道上玩耍，他们在地上涂抹出一幅斯里兰甘（Srirangam）神庙的画像，并且在上面画出大神朗迦南德（Ranganatha）的冥思图。恰好被当时在路上行乞的罗摩奴阇看到，他迅疾上前，在像前跪倒膜拜，而且立即跌进了三摩地。“以为神不能于我们所制的雕像和我们所画的画像上面存在，这是极其愚蠢的念头。”故此，问题不应是谴责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从这种较低层次的崇拜形式中提升至更高更圣洁的宗教形式。
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也是辨喜全部作品的核心命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Yoga）实践，这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藏在普遍的精神修行中，它不仅仅是印度文明所独有，也是辨喜所要给世人晓示的精神界的奥秘。而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也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人们在涉及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根基之时，譬如像辨喜的吠檀多思想和瑜伽修行，必然会与印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梵”（Brahman）相遇。因为“梵”是印度文明的根本概念，自“奥义书”时代的古典圣人一直到近现代的诗人泰戈尔、哲学家阿罗频多等，都是一脉贯之。至于辨喜更是以“吠檀多”的传播者自命，在欧美的讲演中力图展现以《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等为代表的“吠檀多精神”，尤其是《奥义书》的智慧之道与《薄伽梵歌》的行动之道，构成真谛与俗谛动态不二的结构。
他还曾认为，一切思想想要在人心中立稳根基，都应该回到《奥义书》，回到天启与圣传的经典。而“梵”就是这些经典的核心，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存在（Sat）、智慧（Chit）和喜乐（Ananda），在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中，正可构成人类不同文明对话的维度。譬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Sat、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论与Chit，以及尼采所推崇的充满狂喜的酒神精神与Ananda等，皆可构成深度的对话。
但是，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很难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常常逸出了其概念所及之范围，尤其是东方思想里面所代表的体证与经验的那部分。况且在东方哲人看来，哲学本身就应该是异于其他任何学问，诚如方东美先生所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
方东美：《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载自方东美全集第三卷《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17页。
]因为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应是试图寻求路径，求得本原，如印度哲学，则是为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就是内圣的体证之路，其实践方式也就是瑜伽之道。
需要提醒的是，今日的我们必须摆脱风行的狭隘瑜伽概念，“瑜伽”在《薄伽梵歌》，甚至在辨喜那里，事实上指向了联结人与神圣者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所有方式。而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也都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他们的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正统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他玄妙的纯理论并驾齐驱，这本身就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些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只是它们从不曾得到如其在印度文明里面那般的隆重恩遇。
当今世界无疑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一战前的文化怪杰斯宾格勒在考察过人类各大文明的命运时，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而印度文明那时早已渗入欧洲，而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文明的对话已成了无可回避的境遇，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问题。而在我们看来，辨喜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式人物，作为1893年首届世界宗教大会上最辉煌的人物，我们理应关注他的宗教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巨大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辨喜更是极富魅力的，并是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圣人之一，他当年往美国参加宗教大会的途中，还曾于中国的土地上停留三日，留心观察过香港、广东等地人民的生活。而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更是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尤迦南达（Paramhansa Yogananda），斯瓦米·穆克达南达（Swami Muktananda），斯瓦米·帕布帕德（Swami Prabhupada），等等，他们先后都受过辨喜不同程度的启发。
但平心而论，就传播“吠檀多哲学”的历史来讲，辨喜也不是第一人，他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Rajah Rammohum Roy， 1744—1833）就是辨喜极为推重的前辈，因为他才是立于印度本土将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先驱。最早译成外国文字的《奥义书》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少数几个篇章被转译成了波斯文字；19世纪初，法国学者迪配隆（A. Duperron）又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借着影响叔本华进而影响到欧洲哲学的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故此，辨喜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
而罗易所翻译的《奥义书》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19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重要骁将梭罗，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里面包括了罗易翻译的《奥义书》，有《蒙查羯奥义书》《由谁奥义书》《石氏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等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1832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William Ward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1922年，也是在伦敦出版问世。[
参见W. Stein,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Florida:Gainesville,1967。
]无怪乎此后一直追随爱默生足迹的美国大诗人惠特曼会写出《向着印度行进》的诗歌，其辞曰：
啊，灵魂，向着印度行进！
解开亚洲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之谜，
不只是你们才是世界的值得夸耀的真理，
不只是你们，你们这些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
而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
那些精神的射程遥远的光芒，那些放松了约束的梦想，
那些潜入力深远的圣典和传统，
诗人们设想的大胆情节，昔日的宗教；
啊
，你们这些比正在升起的太阳所浇灌的百合更加美丽的寺院！
啊
，你们这些寓言，摈弃了已知，逃脱了已知的掌握，直上高天……[
［美］惠特曼：《草叶集》，赵萝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14页。]
但不管怎么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辨喜，更没有像辨喜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弘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辨喜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有时候我只觉得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秘密都隐藏在一句话语里面，那就是《旧约·创世记》中的圣言：“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3：22—24）正因为“生命树的秘密”被神界牢牢把守，才使得一代代东西方的天才与圣徒互相携手、互相努力，从而将天上的智慧与圣火盗至人间，普及人间。人类生命中的所有苦难在此，挣扎在此，圣洁与高贵也一并于斯。这种可敬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吉尔伽美什（Gilgamesh）那里去，我想，把辨喜归入这么一个行列应该是合适的。
作为伟大而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他的传记，在以傅雷先生为代表的译家那里，不断召唤这一代代富有生命力的新人，矢志于精神的战斗，为文明世界提供创造性的思想基础。在此，我们也希望，罗曼·罗兰的这本杰出的关于印度精神的传记，也能够得到汉语学界与普罗大众的深喜，为之而赞叹，并驱除内心的寂寞，携手合力，像每一个伟人一样，为他所在的那一个时代而努力着，一起朝觐人类精神的故乡，从而有望建筑起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为厚重的浮雕群像。
深爱东方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其《东方之旅》的同一个地方还进一步说道：“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东方，或者不如说东方不仅是一块国土和地理上的东西，而且也是灵魂的家乡和青春，它是处处皆在而处处不在，它是一切时间的联合。”
闻中
2021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