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以极富象征性和超强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叙述，完成了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河小说。小说围绕一群子女给父亲庆生、治病到举行葬礼而展开情节，通过一个大家族的人际生态、不同阶层的生活细节，演绎了几代人的生生不息，呈现出无数人生命题。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呼啸的社会剧变、新兴的城乡文明和复杂的个人命运，频繁敲击时代之门。作者在致密的细节和饱满的文字里，深藏着宏大的艺术野心，并以此向沉默的土地和伟大的传统致敬。

罗伟章，四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谁在敲门》《大河之舞》《声音史》《我们的成长》《白云青草间的痛》《把时光揭开》《路边书》等。曾获人民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首届凤凰文学奖、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系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第一章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

（第一章）

第二章

都不是小时候了，不是在贫穷中一起长大的日子了。对有些回忆，与其将它唤醒，不如让它熟睡，熟睡之后，就不会受到真实世界的摧残。这么多年过来，彼此都有了沉重的心事，也像有了心结。我们各自孤立，又相互孤立。我们关心了许许多多，却往往淡漠了最重要的。

（第二章）

第三章

痛苦是肮脏的。病和老，是痛苦的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是人生。

（第三章）

第四章

人是一个一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心却跟时代一起埋葬了。

（第四章）

第五章

如果说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故乡，我母亲早死了，现在父亲也死了。大姐说女人没有故乡，我不是女人，同样也没有故乡了。故乡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车，车身已远去，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

（第五章）

第六章

我们都无力承担一种生活的失去，哪怕那种生活已经腐烂。 （第六章）

第七章

我父亲除了叫许成祥，还有一个名字叫 00033428。

我大姐夫除了叫李光文，还有一个名字叫 7295。

（第七章）

后 记

后 记

2016年秋天，一个清冷的日子，我去川西芦山县报到。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单位每年都有下派任务，各位都忙，我似乎闲些，正好支配。芦山人更忙，三年前，这里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自那以后，他们便取消了周末，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雨加晴，重心自然是围绕经济建设。而我挂职的文联，在其中帮不上忙。事实上，这里的文联既存在，又不存在：某间办公室门上，确实贴了张A4纸，上面打印着“文联”两个字，但它隶属于宣传部，机构设置只有一个副主席，副主席手下没有兵，办公室是宣传部的，干的事同样是宣传部的。本来，我也可以跟着在宣传部干，但县里觉得，我是挂在文联，应该专职做文联的工作，否则不合规定。而文联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我提出成立些什么协会，比如他们没有作家协会，是不是可以成立起来，我又感觉到，这实在太奢侈了。人家在为恢复生产和生活日夜拼搏呢。而且，写作究竟是个体的，独立的，真正的作家珍视这种个体性和独立性，协会不协会的，与他们关系不大。

可这样一来，我就有些手足无措了。

好在也习惯了。之前一年，我在川东北宣汉县下派，也是文联，虽建制完整，但要说多少事，也说不上。不同之处在于，宣汉正着力旅游开发，需文联提供文化支撑，而且那里是我老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文联的支持下，朋友开着私车，去万山老林的巴山大峡谷，走进云端里的农家，在农家过夜，谈天。车只能开到山脚，上山需步行，沿陡峭山路，一爬就是五六个钟头。农家好客，把他们最好的饮食拿出来招待。只是冷，盛夏时节，入夜也得烧着旺火。当天没感觉有多累，睡一觉起来，才知腿痛，动一步就痛得钻心，平路还好，偏偏沟谷深切，路都站着，路旁即绝壁，寸草不生，走起来真是要命。从峡谷出来，又去县境内几条大河的源头，顺流下行，看溪流怎样变成河流，静谧怎样变得喧嚣，又怎样曲里拐弯地滋养了万千生灵。甚至在荒烟蔓草丛中，刨出几段残存古道，竟是旧文人笔记里的荔枝古道——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川南经川东北入陕西，进长安，“一骑红尘妃子笑”，耳朵里，骤然传来唐代的马蹄声。

我把在宣汉的“发现”，写成长长短短的文字，在《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来到芦山，我可以做同样的事务吗？看来也不必。我想要几本写芦山的书，得到的是薄薄的几页宣传册，想了解县里的作家，包括他们的创作门类和实绩，他们回答说现在忙不过来，以后给你资料。确实忙，在食堂吃饭，男男女女谈的都是工作，而我听不懂，也插不进。我成了一个多余人。非但如此，还碍手碍脚，且要人家租房子。这让我心里愧疚。于是想，下派实在不该只当成任务来完成，首先要考虑人家是否需要，不然像我这样，其实是扰民的。

但事已至此，总得待一阵，我便开展起了自己的活动。

首先去震中。报到的当天就去过，现在是重访。那地方离县城不远，名叫白伙村。除一块石头上漆着“震中”字样，已看不出地震的任何痕迹了。整个芦山，若不去地震博物馆，都看不出地震过的痕迹。芦山人的“忙”，正体现在这“看不出”。白伙村新修的住房，取川西民居样式，是一户一幢的乡间别墅。却没有人。上次来还见到几个人，这次一个也没见到。有家二楼的回廊上，挂了满栏杆苞谷，也听见母鸡的呓语，但大门紧锁。青壮年都打工去了，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大概正不是该待在家里的时候。然后跑县城，新县城，老县城，见街走街，见巷穿巷，边闲逛，边记下一些地名和店名，猛然间听到一个人喊另一个人的名字，也把那名字记下来。但都不刻意，往往是从早走到黑，记下的只是最后见到和听到的名字，如海水抹平沙滩。累了，就在街边歇歇。饿了，就进入一家饭馆。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一天吃五顿。某一天饿得实在不行，点的饭菜够三个人吃，但也吃得精光，结果肚子痛了两天。芦山属边地县，北靠汶川，南接天全，翻山过去，不是阿坝就是甘孜。全县仅10余万人口，比宣汉少120多万。但芦山的10余万人里，却有近20个民族。县城空阔、平坦，站在大街的一头，张眼望去，遥遥地能望到几个模糊的身影。这光景是寂寞的。

即使在著名的根雕一条街，也难见到人。芦山根雕著名，是因为料好，金丝楠木的雨点、丝绸和波浪纹，出自天然，看一眼，就能听到雨打密叶，也能触到丝滑的手感。它们用旷古的光阴，书写着生活的细节。多年以来，芦山集中了一批根雕艺术家和经销商。我走进一家，主人姓吴，墙上挂的奖状，证明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他的作品以残荷为主题，20年不变，问缘由，说残之能全，伏之能动，死之能生。地震过后，订购他作品的相当多，遍布全国。一个姓余的经销商，生意做得很大，待人十分热情，我先声明了只看，不买，他说没关系，领着我楼上楼下参观。楼层舒阔，摆满成品。从楼上下来，他漂亮的夫人已坐在茶桌前，为一个不买的客人泡工夫茶。闲谈中，余老板说，这样的馆他有三个，馆里分藏品和卖品，若是藏品，出再高的价也不卖，麻烦的是有些领导来，看上了，你几百万也舍不得出手的，这时候只好白送出去。但这种送法只伤财，不伤心，伤心的是你巴肝巴肠把一件好东西送给领导，领导见黑乎乎的，不识货，当着你的面，转手就给了别人。为求一个“好”字，他馆里不养人，有了原料，请人去做，他说如果养人，比如养个擅做观音像的，不管你什么料，他都朝观音像上去想，就把原料给你毁了；还有的，说自己啥都会做，这种人更信不得。他拍着我的肩，朗声说：“哥，要是有人对你说他啥都会，你不要信他，因为他是个骗子。”

就在那天回到住处，我写下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

为什么这样写，又将写成一部怎样的小说，我是不知道的。

这一句放在那里，一直放着。

当我从芦山回到成都，有天刚在餐桌边坐下，准备吃午饭，电视里响起歌声，歌词是什么不知道，画面上活动着几个穿民族服装的男女，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们荷锄走在田间，边走边唱。我身上一阵抽搐，继之泪水滂沱。儿子不明所以，困窘而好笑地望着他妈妈。咋回事？前一秒钟还高高兴兴，怎么突然就哭起来？妻子先不言声，过一阵对儿子说：“你爸爸想他老家了。”其实不是。就是歌声打人，情不自禁。唱的人脸上带笑，应该是欢快的，但我觉得那不是他们在唱。那是他们祖先的声音。他们的祖先挽着裤腿，把爱情系在头发上，弓腰趴背，在大地上劳作。天空苍黄，如同逝去的时光，人，就这样穿越时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坚韧而孤独，又是多么孤独而坚韧。回想离开芦山那天，阳光明丽，路旁的芦山河，静静流淌，河岸的芦苇和灌木，在风中轻颤，倒影仿佛也有了力量，把河水拨出微细的波纹。四野安静，安静得连车轮滚动的声音也显得突兀。当时，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

可妻子到底又是对的。

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

我老家在山上。那山名叫老君山，是个没有特色的名字，全国的老君山，想必不下百座吧？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故乡的老君山，是大巴山脉的弃子。大巴山从摩天岭出发，斜向东南，一路奔跑，嫌负担过重，边跑边扔下大把的儿女，女儿成为谷地，儿子成为山峰。老君山孤零零地，立于县境东北角，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母亲，像个荡妇似的扑向湖北神农架。也不知历经几世几劫，在某个晴朝或雨夕，一行人拖家带口，从大巴山扑去的方向，疲惫地走来。这是明洪武二年事，湖湘民众“奉旨入川”。老君山被母亲遗弃，而今又迎来母亲奔赴地的子民。这群人若再坚持一下，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到不了成都，至少也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开江县——那只需再翻几座山，再渡几条河即可，但他们太累了，不想再走了。于是止步息肩，安营扎寨，斩荆伐木，寒耕暑耘，鸡鸣和炊烟，捧出一带村庄。村庄卧于老君山的肚脐眼，也像肚脐眼那样小，小到失去了方位，你可以说，村庄的南方坐落在北方，东方坐落在西方。可它竟叫了千河村。这名字让人遥想：先民所来之地，定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就把故土的名字打进行李，落脚后又含进嘴里。不仅如此，给孩子取名，也大多含“水”，江、河、湖、海，喊一声，到处都应。事实上，那整片地界，既无江也无湖，自然更没有海；河只有一条，需站到村东黄桷树下，目光沉落至900米深处，才能见到那条瘦弱的飘带，随山取势，弯弯绕绕，绕到天尽头。

——那就是我小说里随时出现的清溪河。

也是这部小说里的清溪河。

我的祖先为什么没下到河沿，而是选择了山，推测起来，很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了安全，宁愿开门见山，出门走山。久而久之，在他们的词汇里，没有登山，只有爬山，因山势陡峻，需把自己还原为动物，四肢着地；也没有远处，远处就是高处或低处。但他们已经认了这个故乡。山下河流给予的想象，越来越苍茫。更重要的在于，第一批老人在山里去世了。父母的坟头长着这里的荒草，父母的尸骨肥着这里的土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丰收的时候是那样稀罕。要么缺水，要么缺太阳。水和太阳都是天上的，皇帝也管不了天上的事。饥饿随时醒着，随时要来敲门。在关于四川荒年的记述中，川东北的宣汉县总是在册，宣汉县的普光镇，普光镇的千河村，总是在册。剥树皮，掘草根，靠山吃山。当草木俱尽依然“道殣相属”，就吃土；当可吃的土也吃尽，就坐在墙角望天，让满腹荒凉爬上额头。饥饿就这样植入基因，在体内世代喧哗，成为隐秘的悲伤。时至今日，千河村人吃饭，必用大碗，去外面做客，若主人用小碗盛饭，他们就着慌，生怕吃不饱。他们把大碗叫“懂碗”，意思是大碗才懂他们的心思，才能为他们提供保证。为此我写过一部书，叫《饥饿百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你读过那部书，就能发现这部书和那部书之间的联系。《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这话多半是事实，整体是傲慢或者促狭。文明是排斥不了的，没有哪种文明的保存，是通过排斥而取得了成功。山千千万万年矗立在那里，人类和存续于人类的文明，则如同河水，流动既是河水的体态，也是河水的使命。一滴水，再加一滴水，不是两滴水，是一大滴水，这是水与河的关系，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但没有一个时代是孤立的。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祖辈的付出与寂寞，深潜于我们的生命。而前方和更前方，是生命唯一的方向，我们的歌哭悲欣，证明了我们在朝着那方向，认真生活。

每念及此，就让我深深感动。

于是，在那顿泪流满面的午饭之后，我打开在芦山留下的文档，顺着那第一句，往下写了。清溪河与芦山河，成了同一条河——同样的复活与生长。说不准，在芦山听到的某个人的名字，也改头换面在小说里出现了。我写作不喜欢拟提纲，再长的小说也不拟提纲。感觉是脆弱的，一个针眼就会走气，我要呵护那种写作的“秘密”。提纲会泄露秘密。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给人物取名字，名字并无深意，却也是个事，随着作品的进行，他（她）跟你天天见面，朝夕相处，熟悉得能看透皮肤，没有深意的名字，便自带深意了。当然这也只是个人情形，我知道有些作家，写个十多万字的小说，竟拟了五六万字的提纲，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这样做，把什么都规定好了，修改量想必会少去许多，而我的修改量非常大。不过，说实话，修改小说真是快乐。

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家春秋》。听上去显得有些狂妄，似乎要把伟大的巴老“家·春·秋”三部曲一笔收下。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也免不了令人遐想。出版社就提到这事，没说我狂妄，只说跟巴金的小说太同名。我原拟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谁在敲门》，那就把这个小标题变成书名吧。出版社觉得非常好。我后来想，确实也比《家春秋》好，而且好很多。成稿把小标题去掉了，是因为我不想在河上修堤坝。之所以还分了章节，完全是从阅读习惯考虑的。

我老家的河流是奔腾的，奔腾而峻急，我让它慢下来，抚触自己易感丰饶的内心，在意自己的平凡、拼争、眼泪和欢笑。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梁文春女士的悉心编辑。

2020年4月于成都

《谁在敲门》是近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有《红楼梦》式的大小说的气象和气度。

——吴义勤

《谁在敲门》在故事、主题以及艺术表达上呈现出丰富、复杂、多样的形态，是极见用心之作。

——阎晶明

罗伟章始终不断深化、丰富对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追求，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位十分值得重视的优秀作家。 ——潘凯雄

罗伟章总是把小说的场景呈现得非常广阔。 ——陈思和

罗伟章不断突破艺术创作的边界，永远在跟语言搏斗。 ——阿来

罗伟章以极富象征性和超强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叙述，完成了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河小说。

——贺绍俊

《谁在敲门》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时代“魂魄书”，以深厚的悲悯之心与锐利的目光，深刻书写了时代与人的主题。

——钟红明

《谁在敲门》以许家为核心，以为父亲庆生至父亲病重、离世为主线，描述回龙镇、燕儿坡、清溪河，如《清明上河图》般截取了时代的一个横切面，精准而细腻地勾勒了大时代下的微小的细节。一字一句，如一针一线，编织成一张囊括时代的大网，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气势磅礴，以朴实无华给人以深刻的灵魂激荡。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

（第一章）

都不是小时候了，不是在贫穷中一起长大的日子了。对有些回忆，与其将它唤醒，不如让它熟睡，熟睡之后，就不会受到真实世界的摧残。这么多年过来，彼此都有了沉重的心事，也像有了心结。我们各自孤立，又相互孤立。我们关心了许许多多，却往往淡漠了最重要的。

（第二章）

城市澎湃的灯火，涌动的人潮和车流，都是不定形的世界，与他们血统里稳固的村庄背道而驰，并因此不知所措；他们赞美城市，一方面出于真心，另一方面，是掩饰自己在城市里的受挫。

（第二章）

在月光和冬雪之间，横亘着虚构的悲伤；忘记青春的果实，只把甜举过头顶。

（第二章）

痛苦是肮脏的。病和老，是痛苦的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是人生。

（第三章）

身体和痛苦，其实是同一个词。

（第四章）

这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恐惧，不如说是不想长大。无论自己的童年有多么不堪，却还是怀想，那时候，时光无限漫长，山花遍野开放，鸟群自在飞翔，那时候的热天，晒得身上流油，也不觉得热，那时候的冬季，冰柱子结成小罐粗，从山壁和屋檐挂下来，也不觉得冷，那时候你分明能感觉到，在悠远的时光里，总有一个时刻，门会敞开，未来会走进来。有长辈亲人在，就有童年在，没有长辈，童年就消失了，只任由光阴劈头盖脸地漫过。

（第四章）

人是一个一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心却跟时代一起埋葬了。

（第四章页）

一生中的快乐事并不去数，只数苦情和功劳。倒不是把快乐事故意略过，而是因为，人，无论多么顺遂和富贵，当过完一生，回想一生，在记忆的箱子里，也取不出几件“快乐”。快乐是存不住的，它是指尖的流沙，甚至是天上的礼花，瞬间的耀眼过后，便沉寂于辽阔的黑暗。而且，快乐往往是自私的，追求到手，多数也只是偷着乐。痛苦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出门。在世人眼里，痛苦意味着承受，有时也意味着奉献。

（第四章）

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大姐静了下来。是那种被浸润的静。大姐的整个身体，都弥漫着青色的光。那是悲伤的颜色。从里到外的悲伤，让她这般静如深谷。即使是喧闹的悲伤，也是一种静。何况悲伤是不喧闹的。所有悲伤的声音，都是安静的声音。

（第四章）

如果说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故乡，我母亲早死了，现在父亲也死了。大姐说女人没有故乡，我不是女人，同样也没有故乡了。故乡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车，车身已远去，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

（第五章）

生活本不需要那么多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妥协。同时，生活也不需要那么多淡泊。对世事的淡泊，或许正是对生活权利的放弃，甚至是对无能的修饰。吃苦和受穷，包括敢于吃苦，敢于受穷，都可能只是理想主义讴歌出的陷阱，还可能，正是这种建立在穷苦基础上的文明，阉割了骨子里的生力与活力。

（第五章）

分数下来，比照往年，儿子超出二本线很多，但距一本又差些。够了，可以了。我和梨静都很高兴，是因为比我们预想的好。不过，高兴了不到五分钟，就又遗憾。要不是高考前闪那一下，就上一本了。但接着又说服自己：够了，可以了。便又高兴起来。这后面的高兴，已不叫高兴了，它被深深的遗憾挟制了。只差一点点啊！

然而我们都很清楚，若上了一本，我们又会想，为什么不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能读名校了。如果上了一般名校，接着还会想：本来可以读北大清华的。

这是人心的常态。

好在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第六章）

我们都无力承担一种生活的失去，哪怕那种生活已经腐烂。

（第六章）

回龙镇和李家岩的天地，还是那样宽阔。 但那种天宽地阔的感觉，随着黎明过去，太阳升起，便烟消云散了。那只是黑暗里的感觉。

（第七章）

我父亲除了叫许成祥，还有一个名字叫 00033428。

我大姐夫除了叫李光文，还有一个名字叫 7295。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