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继忠：研究文化的终点
童年记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匆匆来到人世间。虽说到处是兵荒马乱，但出生的那天腊月二十三，却是个良辰吉日。这是灶神菩萨上天的日子，家家户户燃香烛，放鞭炮，供敬灶糖，希望灶神上天能多说些好话，保佑一家人清吉平安。敬灶糖是用饴糖做的，麻片糖晶亮透明，上面洒着许多芝麻，麻秆糖是空心的，还夹着玫瑰，又香又甜又脆，小孩特别爱吃。儿时，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大人特别优待我，分到的糖比别人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最小，按排行当叫我“小五”。但我脾气太犟，跌倒不哭，挨打便跑，做事不依不饶，像头横牛，所以家里人都叫我“小牛”，亲昵时叫“牛牛”。算命先生说我八字太大，若不找个好的保爷，很难长大成人。我父母找了许多人都不合适，最后决定去拜四方河边的那堵悬岩。石岩又高又大，看去黑压压的，上面还长着一棵树，河水“哗啦哗啦”地淌，我心里有些害怕。祖母燃起香烛，摆上供品，叫我拜岩，从此这堵悬岩成了我的“岩保”。
儿时最大的乐趣是逗蚂蚁。打几只苍蝇或拿几粒米饭放在地上，不一会儿便引来了一群蚂蚁。密密麻麻的，为首的蚂蚁头特别大，我们叫它“蚂蚁王”。说来也怪，只要有一只蚂蚁发现了食物，便会回去报告，相互撞一下头，仿佛在窃窃私语，传递信息。蚂蚁可以搬走比它身躯大许多倍的东西，只见东西在地上慢慢移动，不一会儿就搬空了。倘若是较大的东西，一只蚂蚁搬不动，便会招来一群蚂蚁。数十只蚂蚁，生拉活扯地拖着一条蚯蚓，蚯蚓不断动弹，蚂蚁咬住不放，蚯蚓最终还是被拖进了蚁穴。
玩泥巴也是件快乐的事。几个小孩用手把泥土捧来，凭着自己的想象，堆成小山，做成小河。在小山上铺上一层青苔，插上几枝树枝，创造了一个青山绿水的“小天地”。拿一杯水，倒进小河里，让它慢慢地淌。水满出来，大家赶快用泥土去堵，一下子变成了“小湖”。小孩们的想法不同，有的要把山加高，有的要把小河挖长，有的觉得山上的那棵树不好看。小孩们争得不可开交，干脆一脚把它踏平，哭的哭，闹的闹，不过第二天还是约在一起玩泥巴。
养蚕也是件乐事。每天放学，都要约几个小朋友去采桑叶。会爬树的小孩，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去，把桑叶摘下来，一群孩子围在树旁，抬着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幸采到红得发紫的桑葚，大家高兴极了，争着要吃，但还是一人一颗，吃得心里欠欠的（方言，指意犹未尽）。把桑叶放进纸盒，看蚕一口一口地把桑叶吃掉。蚕一天一个样，二眠、三眠变成蚕茧，破茧后长成飞蛾，蹲在盒里产卵，不一会儿就产出一大堆，让人感到好奇。
春天来了，活动的天地大为拓展，孩子们最喜欢到野外郊游。看到小溪中的蝌蚪，高兴极了，双手把它们捧进玻璃瓶里，拿回家来。黑黝黝的小蝌蚪在水中游动，不几天便长出前脚，再过几天又伸出后腿，尾巴摇落后便成了青蛙，一夜之间就全都逃跑了。那时南明河的水清亮得很，可以看见水里的鱼虾。趴在河边往下看，还能看见水底的螃蟹，我们就打了一只麻雀，把它的毛拔光，用绳子拴着麻雀的一只小腿，轻轻地往水里一放，螃蟹就立刻将它夹住，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便抓住了许多螃蟹。山上也挺好玩，采野花、吹蒲公英、斗狗尾草。追逐蝴蝶、蜻蜓，刚扑下去，它们就飞走了。最好玩的是追野兔，丢出一块石头，兔子受惊，一溜烟儿往山上跑，窜进草丛。兔子前脚短，后脚长，被追赶下山，连滚带翻，小朋友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冬天来了，天下大雪，地上结冰。那时贵阳常有“桐油凝”（雨凇），道路很滑，刚笑别人摔了跤，自己也滑倒在地。孩子是不怕冷的，手冻僵了也要玩雪。天亮醒来，见大雪纷飞，白茫茫的一片，拔腿就往外跑。在院子里堆雪人，堆成一个罗汉，还用火柴头给它做眼睛，看上去笑眯眯的。可是天气放晴，雪人化了，难过得大哭起来。大人说，明天还会下雪，这才高兴起来。小朋友盼望着美好的明天。
那时我家住在猫猫巷，如今猫猫巷已变成热闹的和平路了。巷子里没有电灯，大街上的路灯也半明半暗，黄色的灯光在电杆上闪烁。夜间出门，人们都提着一个“粑粑灯笼”，用纸糊成长方形，可以折叠，打开来在中间插一支烛，稍不留意，燃起的烛偏向一边，纸糊的灯笼便即刻烧毁。我坐在家里看着时明时暗的菜油灯发呆，只好听大人“摆龙门阵”（聊天），瞌睡来了也不肯去睡，勉强睁着眼睛等待，听到沿街叫卖的声音就高兴起来，吃一碗汤圆或炒米糖开水才心安理得地睡去。
过年是小孩最欢乐的日子。除夕之夜，一家人坐着“守年老者”（守岁），再困也不肯去睡，但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直到天明听见爆竹声才揉揉眼睛爬起来。爆竹烘托节日的气氛，又喜又怕，点燃爆竹，赶快蒙住耳朵跑得远远的。随大人到亲友家拜年，或有亲戚来访，都要给我压岁钱。我可以自主地上街买东西、看电影、看西洋镜和猴子耍把戏。最难忘的是耍龙灯，龙身飞舞滚动，“泥台花”（一种自制的礼花）向它喷出红艳艳的火花，舞龙的人不断跳跃、闪躲，有时还有“二龙抢宝”的热烈场面，小孩最喜欢的是“大头和尚逗狮子”，大头和尚笑嘻嘻的，拿着一把扇子，逗得狮子东奔西跑，翻滚在地。鱼灯一贯而入，一贯而出，灯上的铜铃叮当发响。踩高跷的，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还做许多滑稽动作。戏台被搬到街上，几个人抬着或放在车上，上面的人扮演各种角色，叫作“抬春”。
来到人世间，一切都感到新奇，事事都想探个究竟，一切都融化在大自然中。童年，金色的童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然而，我的童年并不一切都是那样美好。战争打破了我童年的梦，给我带来了惊吓和忧伤，留下道道伤痕。贵阳虽然远离前线，但也遭到日机轰炸。“二四”轰炸那年，我才两岁，听大人说，1939年 2月 4日上午，18架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投下了 120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正新街、金井街（今富水中路）、六座碑（今民生路）等处的房屋烧毁殆尽，死伤 1200多人，是贵阳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劫难。
劫难之后，人们心有余悸，“躲飞机”成了人们提心吊胆的事，民谣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屙粑粑（放炸弹）。”那时贵阳还没有警报装置，遇有空袭便在东山顶上挂起红灯笼，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是空袭警报，挂三个灯笼就是紧急警报了。
白天遇有警报，父母就牵着祖母和兄弟姊妹赶快往城外跑，走出新东门，到坪子上“江西义园”躲飞机，直到解除警报才回家。若是晚上有敌机来袭，夜间怕遭人抢，不敢外出，只好躲在家里。在堂屋里摆两张大桌，桌上铺着厚厚的棉被，一家人躲在桌子下，说是可以防止炸弹的破片伤人，还可防止屋上的瓦片掉下来把人打伤。空气异常紧张，沉闷，大家不敢出声。只有老祖母喃喃呐呐地念：“阿弥陀佛，菩萨散过。”我呆呆地盯着她，偎依在母亲
的怀里。
东北沦陷，华北沦陷，沿江、沿海的城市相继陷落，逃难的人涌了进来，贵阳人口由十几万猛增至三十万。贵阳城里的人，南腔北调，口音不同，分不清来自何方，于是人们把华北和东北口音的人称为“北方人”，把长江中下游来的人称为“下江人”，把广东、广西来的人称为“老广”。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卖的食品，北方的馒头、包子、烧饼、油条，江浙人沿街叫卖“白糖方糕，黄松糕，豆面馍馍，条条糕”，还有“猪油玫瑰糕，玫瑰猪油糕”和“油炸臭豆腐”等等。
“黔南事变”那年，日军进犯独山、荔波，贵阳紧急疏散，我家迁到中曹司的小河，住在名叫“大坡”的村子里。一个月黑之夜，大坡突然来了抢匪。一群穿黑衣的土匪闯进村来，拿着明晃晃的刀，叫人心惊胆战。各户的当家人都被拉到院坝里跪着，土匪威胁他们交出财物。父亲不在家，就把祖母抓去，祖母还被打了两枪托。经过这次抢劫，村里人心惶惶，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听见狗叫，便紧张起来，伏在门缝向外窥视。有人说，村外林子里铺着几张芭蕉叶，好像有人睡过，人们都毛骨悚然。
父亲在电信局供职，因公务在身，只能住在城里，星期六才回小河。母亲放心不下，吃过午饭便牵着我到小河边去等父亲。小河边有座土地庙，有人在那里卖盐葵花。两分钱买一杯盐葵花，我和母亲坐着慢慢地吃，耐心地等。午时过了，没有来，到了傍晚，仍不见父亲的身影。天已漆黑，正在焦急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说是白天有空袭，不敢走。一家人喜笑颜开，烧火做饭。
那时志道小学也迁到小河，校址是一座庙，就在现四十四医院的那个地方。校长贾功台是我家亲戚，哥哥、姐姐都在这里读书，我也跟着进小学。抗战胜利那年，美国送来一批布匹，蓝色的，很厚实，大概就是做牛仔裤的那种布料，人们叫它“美国布”。每个学生都发一段，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抱着“美国布”欢喜若狂，一不小心，从田坎上滑到水田里，满身稀泥，哭着把布抱了回家。
抗战要胜利了，我家又搬回贵阳城区。小河到贵阳只有一条山路，翻山越岭，经过“一碗井”，望城坡，在猴场坝入城。家里租来一乘小轿，给祖母和我坐，一路颠簸。祖母怕我被摔下轿去，双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直到进了城才松开，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搬回城后，我继续上学。离家最近的是正道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分为男学部和女学部。家里人说我太调皮，用贵阳话说是“迁翻”，便把我送到女学部，和一些斯文的女生在一起，我很不开心。一年后转到三民小学，学校在三官殿里，这是一个挑水和发豆芽的地方，街上经常积水。买不起皮鞋，母亲便想出了一个妙法，先用油纸包在脚上，然后再穿布鞋，几十年后，家里人还把这“油纸包裹脚”作为笑谈。读了一年又转回志道小学，因怕我成绩跟不上，降了两级，从头读起。
志道小学是一所名校，民国初年便已经有了。教师都经过严格挑选，教学认真，学生成绩在贵阳数一数二。抗战胜利后从小河迁回旧址，在省府路的皇经阁。校歌我还记得，“志之所在，为天地立心，为万物立命”“愿莘莘学子，斯不愧为人”，要求学生“勤学、诚实、清洁、整齐、节俭、守纪律、讲公德、不说下流话”。品学兼优的学生，发给“好学生”证章，犯规便将证章收回，调皮捣蛋的学生，编入“顽劣儿童班”，直到改正错误。
有一次，校长抽查作文本，见我字迹潦草，便批了“字太坏”三字。我心里不服，随手写了“坏就坏”相对抗。校长勃然大怒，在星期一的周会上把我叫到台阶上，当众打了三个手掌，然后编入“顽劣儿童班”。顽皮有之，其实并无大过，“劣”只是大人按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们的“罪名”罢了。我一向贪玩，上课东张西望，常在桌下玩东西，老师走到身旁还不知道，轻轻在我头上敲了一下才猛地省过来，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下课铃声仿佛是我的福音，我像是出笼的小鸟，跑到操场上活蹦乱跳。趁“监护生”不注意，几个调皮的小孩偷偷跑出校门，去香炉桥买邮票，到城墙上打弹子。最常去的是同学家开的生生大药房，就在王家巷。我们在仓库的药包上打架，还偷吃山楂、刺梨、甘草、肉桂。白天玩累了，一到天黑便昏昏欲睡，从不温习功课。父亲见了很生气，连骂几句“报应”。
不过，我倒有些小聪明，平时不温书，考起试来还能急中生智。我喜欢蹲在书摊上看连环画，为书中的故事着迷，连吃饭都忘了。也许是那个时代民族感情特别强烈，也许是历史故事引起我的兴趣，我上历史课特别专心，听了岳飞、文天祥的动人故事，暗自流下眼泪，这无形中成了我后来学历史的动因。
青春年华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人们从旧社会走来，对新中国充满憧憬，激情燃烧，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实现。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青年学生意气风发，努力学习，攀登科学高峰，对未来满怀信心，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美好。记得在一次班会上，同学们齐声朗诵：“青春万岁！同志，我们和你同路前行，让青春所预想的一切，像是在美丽的歌曲中那样实现。”
1953年，我从贵阳一中初中毕业，考入贵阳六中。六中是一所新创办的学校，校舍全是新的，教学楼据说是按莫斯科高尔基中学的图纸修建的，教学按苏联模式，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俄语是必修课程，原先学英语的老师都改教俄语。汉语同文学分开，注重古典文学和新文学。自然科学采用苏联教本，讲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罗蒙诺索夫的质量守恒定律，书本中很少提欧美的理论。教师备课认真，按教学大纲写出教案和讲稿。实行“五级计分”制，5分为优，4分为良，3分为及格，1分和 2分不及格，主科不及格必须留级。
老师特别受人尊重，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言行举止为学生做表率。路上遇见老师，毕恭毕敬行礼。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把课桌的桌面翻开，向外跨出半步，齐声高喊“老师您好”。学生提问，老师总是和颜悦色，耐心讲解。师生亲如一家，老师对学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授业解惑，学生有心里话总是找老师谈。几十年后，同学们都已成家立业，见到老师还是尊敬如故，发自内心感谢老师。
那时在政治上强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苏联的今天看成是我们的明天，向往共产主义。看苏联电影，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之歌》《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灯光》《小路》《山楂树》，心潮澎湃。电影《走向生活》最贴近青年人的心，忠于理想，热爱生活，珍惜友谊。当时最流行的苏联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成为那一代青年革命人生的楷模，铭记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你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在那热情洋溢、富于理想的年代，青年们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想做一番事业。尽管这种理想带有某些幻想的成分，但都是真心实意想做的事。有的同学立志要做“白衣战士”救死扶伤；有的同学想学农，做一个“米丘林”。看了电影《乡村女教师》，不少同学立志要做一名人民教师。喜欢数理化的同学，想做一个科学家。我喜欢哲学和历史，心中自有一番打算，但没有公开说出想要做什么“家”。在我们心目中，凡是有益人类的事业都是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考虑什么事业（职业）有名有利。
我在初中时就入了团，当过团支部书记。到了贵阳六中，团市委安排我做团总支副书记。那时贵阳只有一中、六中、女中三所完全中学设团总支，其余的中学只设分总支或团支部。团总支书记是专职干部，副书记由学生担任。我感到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是一份责任，除了自己以身作则以外，还要抽时间找同学谈心，开展各种活动，连课间 10分钟也要抓紧工作。节日放假，学校把保卫工作交给我们几个团干部。我们拿着木棒和运动用的“手榴弹”在校园里巡逻，感到十分自豪。1956年，我还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贵州省第二届团代会。
我们班 40多个同学，虽然家庭出身不同，但争取入团却是共同的愿望。团总支把我们班作为重点，积极发展组织，建成一个“团员班”。那时重视“家庭出身”，但团支部一致认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要表现好也可以入团。团支委分别找同学谈话，启发思想，解除顾虑，促膝谈心，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指出努力方向。到了毕业的时候，全班 90% 以上的同学都入了团。
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白天在一起上课，晚上到学校集体复习，同窗共砚，整整三年。彼此都知根知底，包括他们的家庭、思想、品德、个性和兴趣爱好。没有世故，用不着编造谎言和说假话。没有利害冲突，自然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偶尔发生口角或误会，很快就在友谊中冰释了。这样的友谊看起来简单、平淡，却没有一点虚假，真挚而地久天长，始终保留在每一个人美好的记忆之中。
我最不能忘却的是 1956年到农村扫盲的事。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贵阳市团委组织，贵州六中倡议，发动全市中学生到郊区扫盲，帮助农民识字。贵阳六中的同学，背着行李到朱昌、郝官、窦官一带扫盲，还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说相声、打快板，动员农民学文化，除“四害”中“第一害是麻雀，吾人要把弹弓学”的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杨五沟，这是一个偏远的山寨，农民的生活不富裕。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同吃同住，晚上教他们识字。我们给农民放幻灯片，没有电源，只好用菜油灯作光源，用一块床单作幕布，图像模模糊糊，若隐若现，大家觉得怪怪的，很有趣。半个月过去了，大家依依不舍，农民用马给我们驮行李送回贵阳。
三年紧张、愉快的生活结束了，我们就要离别抚育我们成长的母校，离开敬爱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高中毕业的那天晚上，同学们都兴奋极了，成群结队，三三两两，拉着手风琴，唱着心爱的歌，漫步在贵阳街头，度过了一个欢乐而又浪漫的夜晚。我们步履轻盈，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唱道：“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了遥远的地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深深的战斗友谊就在那行进的路上，温暖我们的心，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三年虽然短暂，却是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多少往事难以忘怀，多少情丝牵挂萦绕。往后的道路并不平坦，坎坎坷坷，各奔东西，相见日稀。二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又在“科学的春天”相见，重温旧梦。联系又多了起来，在贵阳的同学，几乎每月聚会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