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文集把灯光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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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系统的河流》文摘

集体记忆

蔷薇的记忆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五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澹城的街头巷尾，在一夜之间绽放出无数艳丽的鲜花。那些血红色的花苞从茎蔓上密布的尖刺中昂然钻出来，爬满了墙根屋角的每一寸缝隙，密密麻麻的花朵，像红蝴蝶一样覆盖了澹城所有的窗棂，使得这座城市的房屋看起来像刷了一遍红色的涂料。那些花朵开得如此轰轰烈烈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极其狂野，它们在强烈的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扇动着抖落着花粉，一连多日满城都飞舞着刺鼻的花香，鲜艳的花瓣在飘扬的春风中散开去，蓝天被扑腾的红蝴蝶撞开了无数个缺口，涡旋的暖风穿梭往来，带有红色的意味，使得天上地下一派喜气洋洋。据说某天夜里下过一场小雨，清晨时有人发现小巷的石板上落满了厚厚一层沾湿的花瓣，像是给澹城铺上了一条通往仙境的红花地毯。

历史久远的澹城，确实以蔷薇盛开而著称，不过五十年前的澹城蔷薇却不是这种颜色。澹城世世代代的市民，种植的蔷薇一丛丛一朵朵粉红粉白，每年春天蔷薇灿烂时节的澹城，好像闺阁的女子全都倾城而出，个个手中旋转着一顶滴水的粉红纸伞，在小巷深处的雨雾里悠悠行走。

那么五十年前的春天，为何澹城的蔷薇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大红色或是火红色的呢？并且年复一年地火红下去，五十年间从未冒出过哪怕一朵娇嫩的粉色蔷薇。按说天下的蔷薇有史以来都是粉红色的，大红色的花朵，应该是月季是玫瑰或是茶花石榴花等等。大红色的蔷薇还能叫蔷薇吗？澹城的蔷薇变了色是否也变了种呢？这一壮观而神秘的现象，始终令澹城的百姓暗暗激动却又困惑不安。

一直到20世纪澹城最后一位百岁老人朴素辞世，临终前的遗言，使得他的子孙茅塞顿开。百岁老人一向眼不花耳不聋健步如飞，去世前三天双眼突然失明，卧床不起茶汤不入沉默得像个哑巴。那天深夜他突然睁开双眼，伸手示意家人将长孙朴实从睡梦中唤醒，他死死抓住朴实的一只手，含糊不清地对朴实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朴素老人讲完那些话以后，便从容撒手西归。朴实久久呆坐在老人的床头，抚弄着老人雪白如丝的银发，无泪无语。天快亮的时候，朴实总算悟出了那么一点意思，他抬起头，把爷爷临终前说的那番话，翻译给围坐在四周的兄弟姐妹们听。他们都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好像朴实正在蓄谋把某个密窟的宝藏一人独吞。

爷爷说，澹城的蔷薇其实从来都没有变成大红色，那只是澹城人的一种错觉。朴实慢吞吞地转述。不过爷爷说他弄明白这个，花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年轻时看到的蔷薇，从来都是粉红色的，自从五十年前的5月，大军进城那天开始，蔷薇就改变了颜色，还不只是蔷薇，好像澹城所有的花都变成了红色。一直到前几天爷爷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他在黑暗中整夜望着天花板，忽然，有刺眼的光束从断裂的天花板缝中射下来。一颗颗又亮又大的星星掉在他的床前，从星星溅落的地方，泉水似的涌出一丛丛粉白色的蔷薇，就像小囡粉嫩的脸孔，同他五十岁之前看到的那种蔷薇一模一样。他说他眼睛瞎了才总算把蔷薇看清楚，这五十年间，不是蔷薇变了颜色，而是人的眼睛，自家的眼睛多了一层红色的云翳；如今不是蔷薇还原，而是他的眼睛还原了……

朴实转述到此，人群中已是一片窃窃私语，那些熟悉的眼睛中放出愤怒的红光，像燃烧的烟头灼烫了朴实的眉毛。朴实知道没有人会相信爷爷留下这样的临终遗言，那一刻甚至连他也怀疑自己会不会听错了。爷爷活得太久，把他的儿女把朴实的父母都活死了，以至于他去世时只剩下了孙辈为他送终。但爷爷直到最后一刻头脑都是异常清醒的，昨天半夜朴实趴在爷爷胸前听他最后的耳语时，朴实当时跳出的一个念头是，活过一个世纪的老人，到最后一定已经变成了精怪。

他低头注视着爷爷已经僵硬干缩的身体，布满核桃般深纹的颜面上，两只硕大的耳朵了无生气地耷拉下来，苍白透明，薄如蝉翼。左边的那只耳垂上，有一个巨大的豁口，呈剪刀状，就像蜻蜓张开的翅膀，几乎触到肩部。许多年中它们光滑柔软地荡漾在爷爷的脖颈旁边，是朴实和弟弟们幼时伸手就可耍戏的玩具。爷爷活着时曾无数次告诉过他的孙辈，这只伤残的耳朵是日本人刺刀留下的证据，但那一次他没有死，以后就再也死不了了。爷爷对于日本人的仇恨，使得他在赶走日本人以后的和平岁月，有着疯狂的爱国热情。直到三十年前，每一次最高指示下达的深夜，爷爷都是澹城举着标语欢呼的游行队伍里，最老的一个成员。

朴实很想最后再摸一摸爷爷那只与众不同的开叉的耳朵。但朴实忍住了。朴实站起来，对众人扔下一句话以后，就冷着脸走到外间去给殡仪馆打电话。

朴实最后那句话是这样的：爷爷还说了，蔷薇自有蔷薇的颜色，其实蔷薇根本没有变红，那是1949年春天，满城的红旗红星红腰鼓红绸子的反光。

朴实推开窗，一股暖洋洋的蔷薇花气息，从楼下的墙根边升上来。

他想起奶奶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五十年前那个春天的蔷薇长得特别茂盛，花苞密得像河塘里青蛙的卵，一团团吓人倒怪。城里到处流传着大军打过了长江的消息，兵荒马乱，谣言四起，人心日日都吊在喉咙口上。那时候他们一家是城南郊外的茶农，但那几天她的男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茶叶地里的草长得筷子样高，家里早已断顿，朴实他爹和叔叔姑姑们饿得前心贴后背，于是那天早晨她只得步行到城里一个堂兄家去借钱买粮。她走到城里已将近中午，马路上空空荡荡，商店全都打烊了，好像要打仗的样子。但路边上摆了许多地摊，有人在卖毛毯卖留声机卖镶金边的碗盏，价钱便宜得就像白送差不多。她知道那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想快点卖了东西带着钱往南逃。她在地摊前蹲下来，把一双八成新的翻毛皮鞋拎起来仔细察看，忽然就听得身后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叫声，叫大家让开让开——有人喊不要怕不要怕，解放军进城啦！……她看见几个戴着红袖箍的人在指挥行人靠边，手里举着三角小红旗，然后，一支齐刷刷的队伍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奶奶在许多年中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一天的情形，只是为了抱怨在如此重大的关键时刻，爷爷却没有待在家里的这一过错。爷爷的失职伴随奶奶终老，仍无法得到原谅，但奇怪的是爷爷从不加以辩解。

那是澹城解放的日子。澹城解放只有远远传来稀疏的枪炮声，没有一个老百姓流血没有一间民房被毁坏。澹城的百姓是有福的。澹城的解放就像夜间的蔷薇悄悄开放，连大军进城的脚步都是悄无声息。据朴实的堂伯回忆，那个不同凡响的春天，他在第二天清晨打开房门，看见沿街睡满了年轻的士兵，他们抱着大枪席地而眠，帽徽上的红五星就像刚刚升起的太阳一般闪闪发光。院子墙头上盛开着一簇簇怒放的蔷薇花，蜜蜂嗡嗡嘤嘤的飞舞声，淹没在战士们香甜的鼾声里。蔷薇浓重的花香混合着大兵的青春汗液，空气令人亢奋，充满了改朝换代的新鲜气息。爷爷说他后来进城时，只那么抬头瞄了一眼，就发现粉红的蔷薇花，竟然全都变成了火红色的小星星。

可你知道这些大军是从哪里来的吗？许多年前，爷爷有一晚喝了酒，曾经神秘兮兮地问过朴实。是从城外来的，朴实回答。城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爷爷又问。朴实想了想，回答说是从大桥上来的。大桥在哪里呢？大桥在城外。

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提问，面对稚嫩的少年朴实，爷爷从此缄口不言。

朴实在五十年后的这个哀伤的清晨，突然觉得爷爷也许是把一个真正的秘密永远地带走了。

送爷爷遗体去火化的路上，街角的蔷薇呈现出暗紫和赭红，像一块块凝固的血痂。

钥匙的记忆

朴实爷爷的丧事办得简单，奶奶十几年前去世时，家人已经按照奶奶的嘱咐，在郊外的山上购置了双穴墓地，所以爷爷早就知道自己的去处。告别仪式除了几个亲戚和晚辈，几乎没有惊动什么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人可惊动，因为爷爷已经把他所有同代的人都提前送走了。再说爷爷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实质内容的遗嘱，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牵挂，甩手一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百年都被他带走了。再说他确实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平凡得连一点历史问题都没有，朴实猜测爷爷的档案袋里一定空空如也。

朴实的弟兄姐妹们，后来总算在爷爷的床底下找到了用报纸草草包裹的一沓钞票，仔细数数，都是五元十元面值的，厚厚一大包，总共却只有一千一百多块钱。钞票就随随便便地放在那里，好像谁来了都可以拿走。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比人们事先的期望值降低了许多。经过集体表决，这笔钱用作了爷爷的丧葬费用。朴实想给爷爷买一个质地好些的骨灰盒，自己添了几百块钱，算是了结了这件世纪末的家族大事。

料理完爷爷的丧事，朴实一算已经请了三天事假，赶紧上班去了。

朴实上班后，从主任手里接到的，是一把钥匙。

在任何年代，钥匙这种东西，都能让人怦然心动。在朴实下乡的时候，如果能得到一把连队伙房仓库的钥匙，意味着可以敞开肚子美餐一顿了；如果是返城那会儿厂长办公室的抽屉钥匙，那么在返城证明上盖个章就轻而易举了；如果是返城后重新上大学读书那几年，搞到一把学院会议室的钥匙，就能痛痛快快地看一夜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了；如果结婚后拥有大立柜的钥匙，家庭的经济大权就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根本就不会任由妻子把全部存款都投入股市最终颗粒无收；如果能有儿子房间的钥匙，就能及时掌握儿子的日记和一切思想动态，不至于等到儿子突然宣布从好不容易考上的大专退学，然后跟着同学到俄罗斯去做买卖同爹妈拜拜的那一刻，他才大梦初醒眼睁睁看儿子从此远走高飞……

钥匙是一个好东西，无论是金灿灿黄澄澄的铜钥匙还是银亮亮白闪闪的不锈钢钥匙，所有的钥匙打开的都不是锁，而是秘密是好运是机遇是新空间。钥匙永远不会过时，那些长出了脏兮兮的铜绿或是锈斑的钥匙，并非钥匙生锈而是他的那一角生活作废了关闭了。所以到了90年代，钥匙的功能不仅没有退化反而越来越性命攸关，看看那些志满意得的成功人士，哪个人腰间不是别着一大串做工精致的钥匙，发出铮铮的叩门声，每把钥匙都有着含义复杂的暧昧用途。

朴实的心跳得厉害，他从主任的食指大拇指上接过那把钥匙的时候，掌心已是一片潮湿。早听说那些独资企业大公司，新雇员上班，上司第一天二话不说，啪地甩给你一把亮晶晶的小汽车钥匙，让你开着车上下班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如果这真的是一把奖励给他的新车钥匙，无论是奥拓还是夏利哪怕是辆大发，都意味着他从此将真正走向21世纪。那么会不会是单位分配的最后一套住房的钥匙呢？眼前主任鼻梁上的眼镜，很像新公寓墙上两扇闪闪发光的玻璃窗。他紧张得连主任的鼻子都看不见了。如果真是新房的钥匙，那么新房装修的款项……

他终于听清了主任的那句话。主任的表情很严肃，主任说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市委交下来一个任务，让我们党史办出一篇文章，论述澹城解放前夕党的地下斗争的丰功伟绩，是一次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总结。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但人手不够忙不过来。眼看五十周年了，再拿不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你的副高职称不好办呢，弄不好我也该提前退休了。记得你以前申报过这个课题，这次就请你来执笔吧，我们会尽力支持你的。

主任朝着朴实手里的钥匙点了点下颏说，这是党史办资料室新换的钥匙，以前明文规定不许发给个人，我给你破个例，这样方便些，上头要得挺急呢。

朴实攥着钥匙愣愣地望着主任远去的背影，一时没有回过味来，他多年来竭尽心力却一直被冷落的地方党史研究，怎么突然备受重视时来运转了？

那是一把拇指大小、异常粗糙的钥匙。他把它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既看不清那是什么质地，也说不出颜色，就像一根晒蔫的咸菜。

这把钥匙面对的是一个小得难以对准的钥匙孔，却如隧道般深邃。

朴实在资料室一连泡了三天，泡得他眼皮肿胀、面色发青，头发上落了一层年代久远的灰尘。第四天中午，他夹着一堆复印的材料，找到主任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但目前那些现成的史料实在太老旧了，他希望能找几位当事人谈谈，补充一些新材料，以便能从新的角度，对那段历史做出更恰当的评价。

主任痛快地说好。然后问他可有具体的目标或说是人选。他说想找的人有好几个，这些年里陆续积累下来不少历史疑点，很希望借这次机会搞搞明白。主任的脸色顿时就有点发灰，眼睛移开去望着别处说，我看你应该先去北京找老首长马力，他是澹城解放时的军管会主任，最有发言权，目前还健在的老前辈已经不多了，你不找他找谁呢？他的政策水平高，分析问题高屋建瓴，澹城的人民至今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

朴实迟疑着，他想说，你让我写的是澹城地下党迎接解放的活动，马力同志虽然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但对于这段历史未必掌握第一手资料，犯得上去北京跑一趟吗？但他内心的疑问与主任满眼洋溢着敬重的眼神相遇，只好颓然转了一个弯，落在自己的鞋尖上。

主任说那就这么定了，飞机就免啦，坐硬卧吧，火车还安全。

京城在朴实的记忆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隐情。

记忆已遥远，却揳下锋利的牙齿，把后来的日子啃噬得千疮百孔。

这也是朴实不愿去北京的原因之一。偏偏行前，主任原来说好配给他的助手，临时被抽调去接手五十周年大庆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朴实就只能只身前往了。

朴实已多年未来京城，出了火车站一时有点转向。公事在身，不敢怠慢，急急按着手里的地址，一路寻去。令他惊讶的是，京城竟是大雾弥漫，多年前爽快晴朗的天空变得昏暗低沉，公共汽车裹着阴沉的浓雾，慢吞吞穿过大半个北京城，空气中看不见的细微颗粒，像澹城的蔷薇花粉令人窒息。湿重的雾气中，路边一座座庞大的新建筑如皮影戏扑朔迷离，屋顶上突兀凌架的翘角飞檐和琉璃瓦盖，笼罩在一种含义不明的氛围中，整个城市看上去无精打采。

朴实站在那座被称作“部长楼”的院门口，等待门卫与首长通电话，才能知道是否能被接见。这座被一道高高的围墙包裹的部长楼，看来已建了多年，外墙斑驳暗淡，窗栏上锈迹密布，若是与澹城郊外的农民盖起的三层小洋楼相比，显得过于寒酸陈旧；若是与澹城周围乡镇干部的宽敞气派的宅院相比，倒是另有一种廉政和朴素的风格。朴实觉得这京城的部长楼，同常见的普通职工宿舍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心情顿觉松快了一些。

其实，他不想来北京出这趟公差的真正原因，并非那天在主任面前咽回去的那个理由。朴实搞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应该说和上上下下什么样的领导同志都打过交道，只要是同党史有关的采访，大官小官都平易近人，即使没有实质性收获，借机逛逛京城也未尝不可。

但朴实真的是不太想见到这位当年在澹城威名赫赫的马力首长。

记忆这种东西，就像一条冬眠蛰伏的蛇，若是不去翻动，它便隐藏在一个深洞里，无声无息地蜷缩着；一旦被春暖的地气惊醒，有人不留神招惹上一家伙，它就会在你心头悄悄地咬上一口，留下深入骨髓的疼痛。

在京城上空飘浮的重帘纱雾中，一个女孩苍白的面孔一闪而过。

她朝着他走来，却被阻挡在一座防卫森严的大楼门口。

那个夏天的记忆不堪回首。二十年前，也许是二十一年前，朴实正在大学读书。由于出身好，朴实在下乡时就入了党，返城后上大学，担任了系党总支的组织委员。朴实喜欢上一个同班的女生，但他生性木讷，拙于表达，追求的手段不算太高明，只好用书上通常写的那种方法，一次次找她谈心，希望她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党。那女生倒是聪明伶俐，每次谈心都很配合，任由朴实带着她在湖堤上一圈儿一圈儿地绕到半夜，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把天下的文化都讨论穷尽了，偏偏那入党申请书的事，无论朴实怎样引导，她就是不接茬儿。眼看就到了暑假，考完试朴实一身轻松，那个凉风习习的夜晚，他约了她到湖边，月明星暗，林深蝉鸣，从她的衣领上一阵阵传来好闻的香皂气息。走到一棵桂花树下，朴实抓住了她的手。朴实是蓄谋已久的，他最大的野心是吻一下她的脸颊。但她轻轻偏头一躲，眼泪就簌簌滚落下来，弄得朴实顿时乱了方寸。他只记得她的指尖冰凉如玉，颜面冷若凝脂。那个夏天的夜晚，在湖边一条窄硬的石凳上，她像一尊石雕寒气森森。

从她谨慎的陈述中，朴实得知，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国民党澹城市政府秘书长，解放前夕曾千方百计搞到了一份全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交给了当地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伪市长逃跑后，他在地下党指示下，想方设法将国民党市政府的工作系统，破坏到瘫痪状态，为大军进城后的顺利接管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在社会福利机构任职，但1951年“镇反”运动一开始，即被送去劳改，原判十五年，后来又无限延长。她说她的父亲曾经有罪但功已抵过，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为何他们的一次次申诉仍然不见天日。父亲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她怎么敢考虑入党的事情……

朴实至今也许已忘了许多细节，但他依然记得那晚从湖面上飘来的淡淡夜雾，散发着忧伤和怜爱的气息，慢慢浸润着他的头发。她的泪球如黑夜里的萤火虫闪着惨淡的微光，洇湿了他的前胸后背。

那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年龄，何况面对着一个美丽而可爱的弱者。朴实的手心发烫，热血奔涌，他表示一定帮她，只要她认为有必要，他什么都愿意为她去做。他一再追问她可有什么线索什么途径什么人物，可以证明她父亲做的那一切，只要有人能够出来澄清事实，就有希望恢复历史真相……

于是，她费力地说出了马力那个名字。

因为马力是当年澹城解放时的军管会主任，是执行接管政策的主要领导干部。而马力的前妻任真，40年代曾在澹城从事过地下活动，淮海战役之后，又重新被派回澹城担任地下市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才得知，曾接受并传送军用地图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叫宁可，当时的合法职业是中学女教师，马力的妻子任真在地下时期曾是宁可的直接上级，应该说，关于地图的交换，任真必定曾有过指示，并通过她送往进城部队的最高领导手中。新中国成立后，任真任澹城市总工会主席，宁可任澹城市教育局局长。镇反运动时，公安部门以惩治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将国民党原市府秘书长逮捕法办。据说当时宁可正在苏联访问，回国时此事已成定局。而任真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一直不太顺心，60年代中期自杀身亡。“十年浩劫”中，宁可精神上受了刺激，听说至今尚在外地疗养，无从寻访。这位女生的父亲失去了这些重要的证明人，如今只剩下那位在60年代调中央任职，“文革”后已官复原职的马力首长，也许是唯一能够为她父亲说上几句话的高级干部了。

朴实当即决定到北京去找马力，他不惜假公济私犯一点小错误，打算利用系党总支发展学生入党的借口，向马力同志进行外调。他的计划很周全，连措辞都再三斟酌好了，他要伸张正义，也为自己初恋的心上人助一臂之力。与其说他希望得到马力的证词，不如说是希望证明自己的爱情。

但那个夏天，朴实却大败而归，在北京根本连首长马力的面都没见着。在那座有卫兵站岗的大楼传达室门口，朴实一连三天认真填写会客单，并出示自己的证件和介绍信。但每次得到秘书的答复都是首长不在，就连秘书也没有出来见他，哪怕是用几分钟时间象征性地了解一下事由。朴实被没有结果的等待激怒了，他找到了当年下乡时的北京知青，有人建议他写一份书面材料，通过某知青家长的老战友关系，直接送达马力手中，这样既省时省力，又可得到首长马力亲自签署的书面意见，岂不稳妥。

朴实耐心地在北京等了十几天，把不多的盘缠用到山穷水尽，连每天的早餐都已免去，才得到一个知青战友转述的口信：马力首长答复，他不记得此人，况且解放澹城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那人所说的地图，所以地图的作用和贡献也就无从体现。这类问题，还请当地组织调查审核为准。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朴实，是从那次去北京后，才真正开始失望的。

朴实心灰意冷地回到澹城，几番周折还是没能找到宁可，此事就此搁浅。开学后他再也没有约会过那个女生。他既不忍实言相告，也编造不出令人信服的谎言。他只能远远地离开她，就让她误以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坏蛋好了，她对他的失望，是他失望的代价。

毕业后，那个女生回到她父母所在的县城桐州，从此音信全无。听同学说，后来她父亲虽然被撤销了三十年前的判决，但生活无着，也没有人为他“落实政策”。那个女生去了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草草嫁人完事。很久以后，朴实收到过从桐州寄来的一首诗，是一份杂志的复印件，题目叫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信封上像是她的字体，但作者是另一个人……

为什么又是钥匙？根本就没有什么钥匙，锁已锈死，还要钥匙干什么？

门卫挥挥手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朴实按响门铃的那个瞬间，心想一个人在位和不在位，毕竟是大不一样的。个人的事和公众集体国家的事，待遇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他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很快整理出一些谦和的微笑，希望能掩饰自己骨髓深处的痛感。

有小阿姨来开门。眼前的客厅极大，四面八方都是宽大的沙发，灰色的卡其布面沙发罩，陈设简朴，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像一个大而无当的会议室。通往走廊的门口出现一个高大健壮的人影，有爽朗的笑声传来，那个洪亮的声音说：澹城来人啊，要见，要见的！

尽管朴实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是被眼前这位年近八十的老首长那贯通全身的军人气度震慑了。在他后来同朴实所做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腰始终是挺立着的，他的脊背始终是笔直的，他的眉毛和头发有些花白，但眉毛下的双眼，却始终放射着一种洞察万物的锐气；他的额头和面颊上不均匀地分布着褐色的老年斑，但他的脸色却从内往外地透着红润的光泽；他的一口雪白而饱满的假牙，结实而牢固，似乎能把所有硌牙的语词统统嚼碎了咽下去。所以他讲话的速度很快，不绕弯子不打磕巴，简洁豪爽，直截了当，像一门保养精心依然有极强攻击性的老炮筒，三言两语就击中了目标。

他说我给你讲一讲澹城解放那天的情况吧，我已经讲了几百遍但我还是要讲，这不是我个人的英雄业绩而是我们全民族的骄傲。那天，我们的部队开进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我随着一支队伍直奔国民党伪市府大楼，老远就看见楼顶上飘着一面白旗，像一块让风吹干的尿布片片。那个大铁门紧闭，伪政府的牌牌早就被人摘下来扔在一边。国民党跑得比兔子还快，连牌牌都来不及摘啦。这时候，从大门的传达室，走出来一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每一把都有五四手枪的枪筒那么长，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他走上来，把钥匙恭恭敬敬地递过来说：我奉市政府秘书长之命，在此恭候解放军，现将市府各个办公室的钥匙奉上，请大军验收。哈哈，伪市政府大楼的钥匙，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到手了，我把那串钥匙紧紧抓住，命令守门的老头儿打开大门，我们的队伍唰唰冲了进去，几个战士把楼顶上的白旗扯下来，升上了我们的红旗。我领着一部分战士查看了机要室和档案室，办公室积满了灰尘，我在沙发上使劲坐了一下，沙发软乎乎地把个屁股都找不着了，你想想国民党这么腐败怎么能不完蛋嘛。十多天以前，那个蒋介石还在召集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开紧急会议，宣布要和共产党决战到底，可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一打过长江，他们就把市政府的钥匙乖乖交出来了，这不是人民的伟大胜利又是什么？！

他一口气不歇地讲下来，浓重的山东口音，像一阵旱天雷震得人耳膜嗡嗡响。

朴实眼前晃动着那一长串象征着政权交替的钥匙，每一枚钥匙都在马力的手掌中熠熠发光。那是首长马力八十年生涯中最灿烂的记忆，它们昼夜迸发出金色的火花，在夜空中如同焰火光芒四射；它们像一把把匕首一支支短剑一枚枚手榴弹一发发子弹，宣告了旧世界的土崩瓦解。关于这串钥匙，澹城党史上早有记载，但朴实还是第一次亲耳聆听首长马力的叙述，实在要比阅读那种枯燥的文字精彩许多。当这一串钥匙出现的时候，其他所有关于钥匙的记忆，统统黯然失色了。

但朴实的心猛地跳了一跳，手中的笔无端地哆嗦了一下。马力口中不经意掠过的那几个字，如银针刺入他的某个穴位，使他多年前疼痛的记忆，在刹那间复活。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急急插话说：马老马老，您是否还记得那个伪市政府秘书长的姓名呢？

马力谦虚地摆摆手说，都五十年过去了，哪有那样好的记性呢。

朴实有点不甘，又追一句：听说此人对澹城解放有贡献啊……

马力的浓眉皱了皱，挥挥手说，贡献？贡献这两个字可不能随便用啊。胜利了，谁都想来分一块肉吃，你们搞党史的，千万要提高警惕！

朴实拿着笔僵在那里，脑子忽地走了神儿。他想起澹城老一辈人私下里关于马力的传言。他们说世上真是一物降一物，当年那个英武雄健、身经百战的年轻首长马力，在自己的老婆那儿却打了个大败仗。朴实曾多次听人讲述马力夫人任真移情别恋的故事。听说40年代任真曾在澹城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去了解放区，1948年重被派回澹城工作，回到澹城后，遇上了一位老战友，是她在根据地时期初恋的男朋友，此人30年代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担任澹城地下市委书记，其人和蔼儒雅，同雷厉风行的马力完全另一种风格。任真旧情复萌的过程比较曲折，拖到50年代初，打报告请求组织批准她同马力离婚，在澹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一直闹到1957年任真被打成“右派”，马力才同意同她正式分手。不幸的是，那位原地下市委书记在50年代整整十年里，不断为白区工作时的一些历史问题所困扰，终致60年代中期郁郁病故。任真独身一人好些年，“十年浩劫”中，她的“生活问题”被揭发批斗，最后不堪凌辱而割腕自尽。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同澹城的解放有没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呢？也许这样的故事才真正深藏玄机，可惜它不属于党史的研究范围……

马力首长豪情未尽地结束了他的报告。然后告诉朴实，如果还有什么没搞清楚的问题，尽管问来。

朴实当然有问题要问。他的那把资料室钥匙，为他此行准备了不少锁眼儿。准确地说，当马力的报告做完了以后，朴实才有可能进入正题。

关于澹江大桥的保护，党史资料上的记载比较完整：由于澹江大桥是南北交通枢纽，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国民党撤退前破坏的重点。澹城地下党组织派党员做好了澹江铁路局桥梁工程师何平的工作，让他保全重要的技术资料，并争取了担负炸桥任务的敌工兵营营长——这个营长同桥梁工程师是表兄弟，他答应将炸药从钢梁移至桥面，结果只在桥面上炸了一个洞，而钢梁桥柱均完好无损，使得我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大桥，浩浩荡荡挺进澹城市区。

朴实对此做了简单的复述后，马力漠然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朴实真正关心的是澹城解放那天，大军先头部队从城东挺进，攻占澹江大桥的过程中，澹城地下党接应与配合的具体事例，他很希望首长能对此做些补充。

马力微微显得有些气喘，他用双手撑着沙发扶手站了起来，然后将手背在身后，迈开步子径直往前走，走到墙根，又迅速向后转，一条直线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马力以下的发言颇有些语重心长。他说：研究地方党史的同志必须懂得，澹江大桥的保护，对于澹城的解放，有重要的作用，但绝不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保证。澹城解放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军队，是枪杆子，是战斗！解放澹城，经过全面部署，我军出动了三个师的兵力，急行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合围，完全切断了敌人逃窜的通道。一个团连夜翻山占领了棋盘山北侧高地，一个团迅速接近大桥，向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攻击，很快歼灭守军，控制了大桥的制高点，然后，在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拿下了大桥北侧的桥头堡，顺利占领了澹江大桥。胜利来之不易啊，侦察排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想一想嘛，澹城的解放难道不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吗？澹江大桥保护下来，当然好，但是，大桥就是被全部炸断，我们也一样能冲过去，长江天险我们都过来了，还怕这一条小小的澹江吗？！

望着马力同志由于激动而微微颤抖的眉毛，朴实一时无语。

解放军攻占大桥这一部分的内容，要加强，再加强，不要怕重复，宣传就是要重复。马力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手臂，一边剧烈地气喘。一定要记住，原则立场不能丢，这个原则就是——天下是我们人民子弟兵打下来的！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朴实一个激灵，刹那间清醒下来。他机械地点着头，把伪市府秘书长树的那面白旗，活生生地咽了下去。他原本在心底尚侥幸存有一线希望，希望当年知青战友向他转达的那番话，仅仅是一种误解或是误传，马力首长决不会那么轻率那么冷漠地对待一个需要帮助的小人物。他那时还年轻，同马老的地位悬殊，根本见不到首长的面，所以那中间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如今他和马老面对面促膝而坐，难道还会有什么无法沟通的历史壕堑吗？

但他终于明白自己想错了。他年近五十却仍然太稚嫩。在马老八十年的岁月中，沉积了太多庄严的记忆，怎么能有空地来存放一份子虚乌有的地图？天下是子弟兵打下来的，一切有关新中国成立的论述都必须以此作为依据。马老已经用工事和沙袋，将别的通道牢牢封死，朴实只能把那一串锈迹斑斑的钥匙重新塞进心底。

朴实在起身告辞之前，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斗胆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不甘心一无所获空手而返，在马老的记忆中，是否还会有别的缺口呢？

他委婉地说，在我们党史资料室的原始记录材料中，有一位当年进军澹城的战士曾经回忆说，当时大军翻越棋盘山的时候，在一个岔道口迷了路，一旦选错了路口，可能就再也没有时间纠正了。这时，林中走出来一个当地的茶农，自告奋勇给大军带路，使那一个营的兵力，及时赶到了大桥下。但匆忙之中，谁都没来得及问那个茶农的姓名，只记得是一个中年男子，拿一把柴刀为他们砍路，鞋子磨破了，两只脚都血肉模糊的。许多年过去，他都忘不了那个人。那个茶农没有名字，也没有人证明什么，他做的好事没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也没人认账。所以，我们想在文章中添上这一笔，说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没有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胜利不能来得那么快……

马力打断他说：你兜那么大个圈子，把我的头都绕昏啦，你到底想问什么？

朴实不好意思地说，他想请首长回忆一下，当时带兵翻越棋盘山的那个营长叫什么名字？后来转业到哪里去了？他们可以设法找到他，进一步核对事实。

马力首长显然已对这种烦琐的小事失去了兴趣，他挥挥手说，我年纪大了，搞不清了，你还是去找丰登同志吧，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澹城地下市委组织部部长，什么情况都掌握，而且，原则性强得很！

刚才一直神采奕奕的马老，忽然间眯起了眼睛，显得疲惫不堪。朴实心有歉意，赶紧起身告辞。小阿姨手里提了一把钥匙过来送客，为他打开了门上的防盗锁。

部长楼外的花坛中，开满了金黄色的月季花。朴实眼前晃动着五十年前伪政府传达室门前，那一串金黄色的钥匙，它们在风中叮当作响，好像不是用来开锁，而是用来锁门的。朴实下意识地用眼角搜寻着蔷薇，就是在澹城开得铺天盖地的那种蔷薇。但是没有。京城不种蔷薇还是没到季节？粉的没有，红的也没有。

应变记忆

朴实翻看着自己的采访笔记本，一页页都是空白，偶尔出现寥寥几个黑字，字迹潦草得连他自己都看不清楚，像一只只拍扁了的蚊虫被夹在里头，旁边打上了几个问号，活像蚊虫的断腿或是翅膀。

他回忆自己的京城之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像从来没有去过一样。他发现记忆这种东西，来无踪去无影，忽然闪现或突然消失，都是鬼鬼祟祟的。有时像电脑上的文件，莫名其妙就丢失了，还得历尽千辛万苦从机器的硬盘里找出来；有时屏幕上会擅作主张地跳出来一些奇怪的词组，你就是把键盘都敲碎了也没法把它们删除。这半个月来，朴实好容易攒下的记忆，都是断断续续模模糊糊支离破碎的。

这一天早晨上班，朴实担心迟到，一口气奔上五楼的办公室，觉得有些气喘。停下来喘歇的工夫，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在北京时马力首长气喘吁吁的嘱咐。马老说让他回澹城后找丰登同志了解情况，他至今还没有落到实处。

其实，澹城的老领导丰登同志，因工作的缘故，朴实是早已认识的。

不仅是朴实认识丰登，全澹城的人民，凡是喜欢读报或看电视者，应该说都认识丰登，准确地说，是熟悉丰登的面孔。丰老慈祥和蔼笑眯眯的面孔，就像明星主持人，只要打开电视，隔三岔五就能看到。他总是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为各种大厦开业剪彩，在植树节蔷薇节啤酒节西瓜节金鱼节螃蟹节父亲节老人节等等澹城所有欢庆的节日开幕式，发表神采飞扬而千篇一律的祝词。丰登虽已年望八十，早已从当年市委领导的位置上退居政协，据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老年性疾病，却仍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人民疾苦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有求必应。

对于这样一位人敬人爱的老同志，朴实当然是十分尊重的。

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地方党史研究的朴实，对于丰登的履历早已倒背如流：丰登原名丰登谷，1939年在皖南加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回澹城从事地下工作，曾开设一家小旅店作为掩护。这家小旅店实际是我党地下联络站，风来遮雨，雪来化霜，丰老板表面八方应酬，暗中运筹帷幄，成为地下党组织系统的重要成员。到了1948年，澹城建立地下工委，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建立市委，丰登同志功不可没，是澹城地下战线的老前辈了。

由于工作需要，朴实历年来陆续搜集了丰登同志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稿。对于这样一位在澹城解放斗争中举足轻重的老领导，他的个人经历是党史的丰富资源。但在朴实掌握的资料中，他总觉得许多重大事件显得有些空洞，好像在哪里缺了一块，史实经常无故中断。朴实需要的不是树干而是树叶，不是房梁而是瓦片，他的文章历来尽量少谈理论多举实证，这是朴实多年的研究特点，所以他始终原地踏步，至今仍是一名科级干部，至今不思悔改。

朴实磨磨蹭蹭地拖延着，未把访问丰老及时排上日程。

那也许是因为朴实的心里一直在默念着另一个名字。

他真正急于想找的人，是那个名叫宁可的老太太。

一个名字在耳边厮磨二十年之久，就像蚌壳里的一粒沙，会在水流中旋成一粒珠子。如果说二十年前朴实记住了宁可这个名字，是由于班上那个纤弱的女生；那么二十年后朴实仍没有忘记宁可，却是因为宁可本身。

朴实曾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发现1949年前后，澹城地下党策动《国民日报》员工，组织“应变会”迎接解放的一些零星材料。但这段史料在地方党史上却完全是一片空白。据说此事是在当时的地下市委文教战线负责人宁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朴实多年来大量阅读的澹城党史资料中，宁可这个人就像夜幕中的一颗小星，时不时从浩繁的往事中冷不丁蹦出来。澹城解放前夕，地下党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都忽隐忽现地闪过她神秘的身影。这个名叫宁可的离休女干部之所以引起了朴实的特别注意，不仅在于她的身世，更在于她与众不同的个性。据资料记载，宁可之父为苏南豪富，她在中学时代被父母送去英国读书，没念完大学就回国参加抗战，在上海加入了地下党，后去苏北根据地，再派来澹城，长期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利用自己合法的社会身份，出色地完成过许多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职位不高，身体一直虚弱，终身未婚。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一度精神崩溃，复职后始终低调，至今仍孤身一人，平日深居简出，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朴实认识的几位老同志谈起她的时候，都怀有几分敬意。有人曾对朴实说，你搞澹城地方党史，不听听宁可的意见等于打了百分之五十折扣。这些年里，朴实曾多次设法拜见宁可，拐弯抹角托各种关系打电话向宁可约谈，但无论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还是在位的官员，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宁可的拒绝。

80年代初期，被荒芜多年的地方党史研究，梳枝理叶曾一度热闹，后来便千流入海，各就各位了。朴实多年前那些雄心勃勃的课题研究计划，一项项被否决被遗忘被放弃，就像秋的落叶，最后在冬的田野上变成一根光秃秃的树干。朴实每日上班喝茶读报，十几年的日子，就在那些咸不咸淡不淡的官样文章中一页页打发了。每年“七一”来临，朴实总会莫名其妙生出一些歉疚的心情，好像南湖的那条船，倒是被他耽误了行程。

当朴实面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之年，才突然生出一种紧迫感，步步逼人。他的老去，意味着比他更老的人即将化整为零，死亡会取消所有的记忆，就像爷爷。

一连多日，朴实都在煞费苦心寻找通往宁可的路径，迟迟顾不上去找丰老。某日上午丰老却亲自打来了电话。丰老说小朴同志啊，马力老首长从北京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找你好好谈一谈呢。

朴实赶紧说，好的好的。

朴实按约定的时间，准时赶到丰登家里。那一日是个阴天，一路闷热，自行车卷起灰蒙蒙的尘土，路边褐红的蔷薇，像深秋落地的红枫叶萎靡不振。他敲门进屋，一时险些睁不开眼，只见客厅里一片灯火通明，雪亮的白炽灯同室外的暗淡形成了强烈对比，朴实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演播厅，浑身不自在，五官顿时有些僵硬起来。

丰老一动不动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朴实轻轻叫了他一声，他睁开眼朝朴实微微欠了欠身子，算是打了招呼。一束银亮的筒灯光从他头顶的天花板上倾泻下来，加上沙发角上的一只立地台灯的侧光，抚平了他脸上的皱纹，使他平日干瘦的面颊显得饱满了许多，花白稀疏的头发精心地梳理了，一根根油亮亮整齐地摆放在头皮上。灯光下的丰登老部长，把瘦小的身子挪了挪，正襟危坐，双腿并拢，再把双手放在膝上，然后微微抬起下颏，露出慈祥的微笑。

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姿势，就像朴实每次在电视屏幕上见到的那个样子。朴实有点心慌，他想丰老一定把他当成电视台的记者了。正考虑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丰老说，我认识你，你是党史办的小朴，我们打过交道嘛。

看来丰登压根儿没有把朴实误当成电视台的人，丰登只是习惯于电视台式的访问罢了。朴实很想说一句类似打扰您啦之类的客套话，终是没说出口。

丰老从茶几上拿起一只精巧的耳塞，熟练地塞好。然后说，开始吧。你带录音机了吗？要录音不要怕麻烦，录音整理一定要经过我本人审阅，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遗产嘛。

朴实把录音机打开，试了试，他很少使用录音机，有些手忙脚乱。

下面是那天的部分谈话录音。当朴实回家后进行整理，反复倒带听取录音的时候，他发现后半部分的谈话内容，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完全没有被录上。在前面一个多小时的录音中，始终只有丰登一个人的声音，滔滔不绝浩浩荡荡，沙哑而亢奋的南方口音，像一条语言的泥石流，粗暴地覆盖了周边地区的山野谷地。朴实认为这不能算作一次访问，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报告会。

你是建国初期出生的吧，你还在娘胎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渡江捣毁国民党老巢，多少人民子弟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他们比起来，我们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不足挂齿的，你必须把握住这个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你搞党史研究，就像我们写回忆录，首先要真实，不要为哪个个人树碑立传……

以下的录音冗长而沉闷，几乎可说是空洞无物。朴实奇怪丰老怎么能够把那些人所皆知的大道理，讲得如此津津有味。他不得不按了快进键。

录音机总算咔嗒响了一声，磁带就此停住。翻面后，磁带吱吱空转，却再也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朴实有点着急，因为就是从磁带翻面开始，丰登的报告总算暂时告一段落。那会儿朴实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丰登的讲话，开始提问了。应该说，那天采访的后一半时间，才能算是谈话，尽管答非所问，总也有些许参考价值。录音的消失，令朴实颇为失望。他把录音机键按得噼啪响，试图把后半部分的谈话内容调出来，反复倒腾了几回，满头大汗却无回天之力。

接下来的几天里，朴实一直在拼命回忆那天自己的提问和丰登的解答。他觉得自己有点像莽林中的捕蛇人，一次次朝着那些稍纵即逝的花蛇小心扑去，然后扔进腰间的布袋扎紧，略一迟缓，那长蛇短蛇便向草丛深处游得无影无踪了。

在朴实陆陆续续的回忆中，那天他与丰登的谈话，大体是这样的：

朴实：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当时您在澹城从事地下活动时，开了一家小旅馆作为掩护，您能不能再补充一些具体的事例。

丰登：这些情况，党史上都有记载的。那是抗战期间，上级党组织指示，要我想办法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我就利用社会关系开了一家小旅馆，开旅馆的资金，还是用我老婆的首饰典当的。旅馆开起来以后，来来往往的地下党领导就有了落脚之处，中央的×××、××同志，当年都在我这里住过，和我熟得很嘛。

朴实：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呢？

丰登：比如说，为根据地采购药品、输送人员、递接情报，事情是很多的。

朴实：除了这些，您还做些什么？

丰登：我这个人一向是很谨慎的，搞地下斗争顶要紧的就是谨慎。你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形势那么复杂，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我把自己隐蔽下来了，也把整个地下党组织保全下来了，我身为地下市委组织部部长，多少年都没有暴露目标，这就是胜利。

朴实：听说，大军渡江之后，宁可同志受命组织《国民日报》“员工应变会”，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拆迁印刷设备运往台湾的企图，保证了澹城解放的第三天，新生的《澹城日报》顺利出版。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丰登：记得澹城一解放，我就亲自向市委建议，将《国民日报》改名为《澹城日报》。市委很快就采纳了我的意见。地下市委和新市委对我的意见一向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迅速地占领了舆论阵地。

朴实：那么，关于“应变会”……

丰登：你研究党史，不要纠缠在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上，要掌握大方向。

朴实：那么，您知道有一个叫何平的人吗，就是那个保护澹江大桥的铁路工程师，听说新中国成立后被多次审查，1956年，他出国去继承遗产，再没有回来……

丰登：我不记得了。

朴实：那么，宁可同志……

丰登：这些情况嘛，任真最清楚，可惜她已经不在了。不过，你也可以去找《澹城日报》的华夏，他在住院，很容易找的。

朴实：那么，原国民党市府秘书长，究竟是通过什么关系和途径，交给地下党一份准确的军事地图？

丰登：有这样的事吗？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了……啊啊，你应该懂得，记忆这个东西，是有原则的嘛。

朴实回忆同丰登的这一段对话时，十分吃力，问与答像是互相咬不上的齿轮，节节错位。作为原地下市委组织部部长，竟然对澹城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模棱两可，似乎除了他自己的安全，再没有别的事情能留存于他的脑海。朴实渐渐明白，原来在丰登的记忆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他者，唯有他本人，才是记忆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活动影像。他耳朵上的那只助听器，好像把外界所有的声音都堵上了。所以丰登只能不停地自顾自做报告，其实他根本听不见别人的问话。

可惜朴实的恍然大悟来得太迟。那天下午他已骑虎难下，只能继续耐心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他记得当时又问了一些关于策反澹江大桥守军的情况，丰登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简练，他说那个大桥守军排长是他的同乡，有一次会面时，那个排长透露说他们已接到命令，撤退时将炸毁大桥。丰登说桥炸不得，要成千古罪人的。排长说炸是必须炸的，不过可以少用点炸药。在丰登的动员说服下，排长决定把上级规定炸桥用的六十公斤炸药，改成了六公斤，果然，大桥只被炸了一个小角，大军一冲就冲过去了。

这大概是那天下午朴实采访中最具实际内容的收获——炸药的确切数字，几十年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丰登发布的六公斤炸药，将成为迎接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新注释。尽管朴实对丰登提供的新情况，心存多处疑问，但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找到那位原国民党守桥排长核对的。

在那天的谈话结束之前，朴实抱着一线希望，问起了那个在棋盘山下为大军带路的茶农，请教丰老可有线索提供。但丰登的话题已迅速转向澹城的改革，泥石流一泻千里。朴实耐着性子坚持了一会儿，在句子与句子间宝贵的缝隙中，慌忙起身告辞。

朴实走到门口，在为丰老带上房门的那一瞬间，出于礼貌，他回头朝丰老再一次点头告别。丰老正端起茶杯喝水，他的目光停留在地板的某一个角落，脸上惯常的慈祥笑容，已被助听器一同摘下，脸上毫无表情，同刚才判若两人。在靠近丰老额头的地方，有一块小小的阴影，他的颧骨被罩在灰暗的影子里，一种冷漠而阴沉的神态，从他干瘪的嘴角浮上来。朴实忽然想起几年前曾看过丰登的一篇讲话稿，关于炸药的数量，似乎不是今天这样的说法。如果丰登对“应变会”和大桥真的一无所知，那么他在当年的小旅馆中，究竟创造了哪些光辉业绩？若是他有意避而不答，其中的玄奥又在何处？一个地下党的组织部部长，同地下党的普通干部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恩怨？朴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丰登的记忆。也许记忆都是应变的？那么教科书上的历史，从来都只是一件应时替换的衣服而已。

朴实在后来回忆自己同丰登那部分没有被录音的对话时，对自己的记忆也发生了怀疑。他知道那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局部，而是一种被意识制作和阉割过的加工品。个人记忆常常筛选出自己需要保留的东西，而将其他不需要的部分删除。

那一刻，他决定一定要设法见到那个叫宁可的老太太。还有丰登提到的华夏老先生。似乎正是由于丰登，朴实对那个一直湮没在史料中无人问津的“应变会”，固执地发生了兴趣。

照片的记忆

几天以后，朴实终于在电话中得到了宁可同意他拜访的答复。他是通过宁可十分信赖的一个“老地下”的热心引荐，才和宁可联系上的。那位“老地下”曾是宁可的下级，近年来宁可几次心脏病发作，都是他帮忙送去医院的。他对宁可说，有位年轻朋友买到了几本刚出版的好书，希望能当面交给她。

看来宁可确有爱书如命的嗜好，她一口答应了。

朴实走进宁可家的客厅，把手中的那包书放在桌上。刚刚坐定，就望见了墙上正中央挂着的那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头像，鬈曲的长波浪烫发垂肩，描着弯弯的细眉，嘴唇是涂了口红的，微微开启着，似笑非笑，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她的脸饱满圆润，说不上漂亮但有一种大家闺秀的端庄风范。在她的旗袍竖领和盘扣间，缀着一串白色的珠链，却没有戴耳坠。从她的服饰和神态看来，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照片。

这是空荡荡的墙上唯一的装饰。从小小的客厅望出去，其他两间屋子一览无遗，除了几个满满的书橱、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没有一件多余的家具。墙壁多年未粉刷了，辨不出颜色，天花板的角落里悬着蛛网，像壁挂似的垂下来。

朴实一时愣在那里。

他实在无法把这张照片上的女人，同面前这个衰弱的老太太联系在一起。

刚才宁可来给他开门，尽管有心理准备，他还是有点吃惊。时令已近春末，她还穿着一件灰色的厚毛衣，毛衣下摆露出里面黑色的棉背心，长长一截拖在外面，毛线散成一圈一圈，流苏似的在膝盖上飘荡。她好像怕冷，始终蜷着身子抱着一只热水袋，窗子却敞开着，穿堂风一阵阵吹起她的满头白发，刺猬一般朝四面八方蓬松开去。脏兮兮的棉拖鞋上，落着一层烟灰。她的皮肤依然光洁，灰黄的面色中却有一种对世相极度厌倦的颓丧。

眼前这个宁可，同朴实多年来在脑中盘旋、想象的形象，有太大的出入，他微微有些失望。在他积累的资料中，宁可完全应该是另一种样子。

朴实想起那位“老地下”，曾在一次闲聊中谈起的有关宁可的故事。

宁可当年从英国回来参加抗日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在上海认识了桥梁工程师何平，何平也刚从英国留学回来，那时的宁可充满青春活力，何平一度对她很是入迷，她也十分倾慕何平，要说那是宁可的初恋，也未尝不可。但偏偏人各有志，何平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铁道部的聘任，而宁可去了苏北根据地，两个人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后来宁可回沦陷区从事地下活动，到了澹城以后，直接领导人就是任真，当任真知道宁可曾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劝说宁可与何平恢复联系。抗战胜利后，在澹城地下党领导中，任真恐怕是最早一个预计到澹江大桥未来的人。据说她从解放区奉派回澹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市委领导提出了必须争取一个国民党桥梁专家的建议。由于澹江大桥的特殊位置，保卫大桥关系到全局胜败。宁可别无选择地担负了这一重要使命，在此后几年中，一直同何平有书信往来。到了1949年初，当任真在澹城投入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时，她迅速把保卫大桥和宁可拴在了一起。于是宁可真真假假地扮演着恋爱的角色，苦恼而欣悦地一步步接近着那个高尚的预谋。没有人知道宁可是怎样向何平灌输了进步思想，也没有人知道何平对宁可做出过怎样的承诺。宁可与何平旧情复燃之后，何平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调到了澹城铁路分局。这位桥梁工程师或是出于正义，或是出于对桥梁的热爱以及对宁可的热爱，总之何平终于成功策反了守桥的国民党营长，完成了保卫澹江大桥的惊人之举。在“老地下”后来的叙述中，故事的结局超过了朴实的想象——澹城解放后，宁可与何平真的相爱了。据说这一场自然产生、水到渠成的爱情，却使宁可在党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自始至终，宁可只有任真一个支持者。但任真此时由于个人问题，已是自身难保。心灰意冷的何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希望宁可随他回英国，却遭到了宁可的拒绝。准确地说，是被宁可心中的新中国所拒绝。最后那位桥梁工程师独自远走海外，宁可从此孤身一人再也没有结婚。这段夭折的爱情，成为宁可在澹城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无法逃避也无法说清的历史污点。一次次反复审查后，当年的守护变成了破坏，争取变成了勾结。如今人马既已过河，桥还有何用？安然无恙的澹江大桥，在新中国成立后是澹城和平胜利的象征，但江水已吞没了宁可一生的幸福。任真已死了十几年，就连一个可以替她证明和辩解的人都没有了。

岁月怎么会把当年那个浪漫机智的宁可，变成眼前这个邋遢乖戾的老太婆？

她悄声走进来，递一杯热水给他，没有放茶叶。

她背对着他说：墙上那个女人不是我，是另一个人。你不必费心思猜了。

所谓的客厅里，有一张藤椅和几把凳子，没有沙发。她在藤椅上坐下，把脚放在藤椅跟前的一小块用来代替脚垫的草席上。她开始打开桌上的那包书来看，挑了其中一本新近出版的戴煌所著《九死一生》，慢慢翻着，然后她摸出了一包烟和一盒火柴（不是打火机），还有一只生锈的铁盒。她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在那只铁盒里，弥漫的烟雾中，朴实肯定了这个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的宁可，同墙上的照片确实不是同一个女人。

朴实沉默着，不知如何开口。他记得去年有一次想找她，听说她因严重的心脏病住院而作罢。一个心脏病人竟然还继续吸烟，可见真是活得横竖无所谓了。

宁可吸完了一支烟，把铁盒的盖子小心盖上，抱着那本书说：

你给我送了书来，我谢谢你，这几本书，都是我一直想买，托人都没有买到的。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党史办的小朴，你是想来找我谈事的。

朴实暗暗吃了一惊，心想这个老太太眼睛好毒，讪笑着说：您怎么一眼就把我看穿了呢？我找了您几年，您总是推托不见，我工作在身，不得已想出这么个办法，您千万别怪罪。

宁可冷着脸说：搞了十多年地下工作，那点经验有时还能派上用场。我之所以请你来，就是为了同你讲清楚，你不要再找我了，我不想同你谈什么。我指的是不想谈你想谈的那段历史。

朴实笑笑说：还是随便谈点什么吧，看在我等了那么多年的份儿上。

宁可不置可否，拿起另一本《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低下头翻了几页。

朴实又说：您不希望别人采访，总可以自己来写回忆录吧？

你说什么？宁可把埋在书页里的眼睛抬了一抬。

我是说，如今写回忆录很流行，您信不过别人，总信得过自己嘛。

你错了。其实自己是最不可信的，因为人都会欺骗自己，这叫作自欺欺人，我劝你千万不要相信回忆录那种东西，十个人有九个都在撒谎。而且是光天化日下，公然对后人撒谎。

所以知情人才有责任揭穿谎言，说出真实啊。朴实喝了一小口水。

宁可冷着脸说：可惜甲说的真实和乙说的真实，本来就不一样，真实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解释。绝对的真实根本就不存在。有的人说了真话反倒被当成谎言，所以最好闭嘴，让所谓的真实，保持它想要的那种样子。

那么历史呢，像你们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总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吧？！

历史？宁可合上了手里的书，重重地擦着了第二根火柴，把手里的烟点燃了。她眯着眼，盯着袅袅上升的烟雾，自言自语说，什么叫历史？谁知道是历史误导了我们，还是我们误导了历史！

人家都说宁老清高，我今天是见识了。朴实扼着手腕干笑着，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如何能让宁可开口。人若是被逼急了，指甲缝里都能挤出一星半点智慧。

我前几天去看望了丰登同志。朴实望着窗外说。丰老很配合我们的工作，给我讲了许多事情。我觉得，他是个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宁可悠悠地吸烟，好像除了吸烟，这世上任何事都同她没有关系。

丰老对我谈到了有关地下党迎接澹城解放的一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朴实有点笨嘴拙舌地说。

宁可用冷冷的口气打断了他：既然你们找到了丰登，难道还不够吗，他是个大人物，有他说话，别的人都不用再多说了。

朴实说：可他到底年纪大了，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他总是说，我不清楚，我不了解。不过，他倒是谈到了您和任真同志，说你们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我想，过去我们对您了解得太少，所以才特别需要您的支持……

朴实注意到在他提到任真那两个字时，宁可微眯的眼睛，像黑暗中燃烧的烟头亮了一亮，未燃尽的火星，灼烫了她的手背，她从藤椅上直起了身子。

他还好意思提到任真？人都逼死了那么多年，还不肯罢休？你不必跟我核实任何事情，他说的那些所谓的事实，报纸上早都登过一百遍了。可惜，丰登同志没有跟你说——抗战期间他在澹城搞地下工作，五年里只发展了一个党员，是他的小舅子，后来还把地下党的经费都卷跑了。这个他总不会“不知道”吧？真是笑话！他没跟你说，大军渡江的消息传来以后，地下市委的领导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组织部长了，是华夏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国民日报》的员工组织“应变会”，保护了印刷厂……

朴实心里咯噔一下，壮着胆子说：宁老啊，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搞清“应变会”的事情呀。这段地下斗争的历史，不知为什么一直被遗忘被埋没，我找过许多人，讲得都零零碎碎。他们说，只有您最了解全面情况，许多事情都同您有关系，您要是能给我们指点一下，这段史料就不会出现差错了。

宁可把脸转了开去，她划着了一根火柴，手指有些哆嗦。

什么史料不史料？她反问。你想要搜集的，都是有些人想要忘掉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一直怀疑“应变会”“兄弟会”这些有进步力量参加的群众社团，是特务组织。当年参加“应变会”“兄弟会”的骨干，一解放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1949年之前我联系的地下党员，包括一些赤色群众，从50年代起，审查的下放的清洗的，还有人被送进了监狱劳改。那么多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都死了，这些光荣历史还有什么用？你恐怕是白费力气……

朴实的身子颤了颤，他本想借机问一问那个国民党市府秘书长的事情，终于还是把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窗外来的风直直地吹在他脊背上，4月下旬阴天的寒意，透入骨髓。

朴实嗫嚅道：如果大家都不说话，就只剩下了一个声音……

宁可打断他：不对，不是不说话，是没有话说。华夏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任真熬到1966年，最后还不是自杀了事。地下党的大部分人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到哪里去说话？谁来听你说话？在你们写的历史里头，好像中国人全都得了集体健忘症，所有的错误都一笔勾销了，然后再把这种忘却的记忆，当成史料留给后人。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哑巴！

她手里长长的一截烟灰，掉落在地，发出坠楼般心惊肉跳的扑通声。

现在还来得及啊宁老。朴实诚恳地说，我就是想来做这件事。我还想尽快去看看华夏老先生，您刚才提到过他，我知道他也是澹城解放的有功之臣……

宁可忽然古怪地笑了。在朴实看来，一个不会笑的人，笑起来有点瘆人。

你去找华夏，结果大概也是一样的。我刚才提到过他，但我同他有约在先，他不愿意讲的事，我也不能替他讲。前不久，有老朋友给我写信，劝我看开一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给他回信说，我这一辈子都够糊涂的了，如今，怎么潇洒得起来呢？太晚啦，我做不了什么了，我能做的，只求不在那本功劳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宁可掐灭了烟头站起来，把铁盒的盖子小心盖上，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好了，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你应该走了！哦，这是给你的书款，谢谢。

朴实呆立着，心里有点发酸。他的笔记本上空无一字，脑子里一片浑浊。朴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项工作，那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是一片无底的沼泽，是摊位林立众说纷纭的集市，是羽毛飘零的屠宰场。他在那条历史的隧道里走得越深，地面的阳光便离他越远，眼看连眼前微弱的烛光都即将消失了……

我还有一个请求——朴实绝望地大声说。请您告诉我，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墙上那张照片中的女人，欲言又止地望着他，缥缈的目光中含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疑问。她从泥泞的远方走来，穿过了半个世纪的迷雾，鬈曲的长发在寂静的穿堂风里猎猎舞动。她在一丛巨大的蔷薇花前停住了脚步，随后背转身去，殷红的鲜血顺着她白皙的手腕淌下来……

许久，朴实听见一个沙哑的声音，像一只被囚禁的鸟，撞击着低矮的天花板。

这就是任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3年，我被派来澹城工作，她一直是我的上级领导。这是她生前在澹城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宁可说完后，径自走进卧室，不再搭理朴实。房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朴实站在窄小的门斗里，望见客厅墙上的镜框，他的泪水溢上来，镜框闪着幽幽的亮光。临走前，他对着照片上的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耳朵的记忆

朴实拎着一堆湿淋淋的水果，穿过医院狭长的走廊。外面正在下雨，他手中的自行车雨披，在走廊的地面上留下一长串水迹。

他把水果放在六号病人的床头，轻轻握了握那个老人的手。手掌绵软无力，有些轻微的痉挛。他触到病人右手中指上那块硬茧，他知道那是被几十年的笔杆子打磨出来的。好像笔端流出的所有文字，到最后都结成了一个硬块。

朴实低声向病人家属报了自己的名字。他说只是顺路来看望华老，并没有什么事情。老人正睡着，就不必惊扰他了。

话音未落，他听见从床边传来低微的声音，老人已睁开眼欠起身子，示意他过去。朴实曾在一些会议上见过华夏，对他鼻梁上那副厚若瓶底的眼镜印象最深，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朴实曾经从资料室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纸合订本上，查到过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许多抨击国民党专制腐败的杂文，笔锋犀利而幽默睿智，到今天读来仍让人回肠荡气。从抗战到解放前夕，华夏一直是资深副刊编辑，并以此职业为掩护，在新闻界穿针引线，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被人誉为传播进步思想的灵魂人物。他也曾被怀疑是赤色分子，但国民党抓不住把柄，多次被他侥幸逃脱。到了1949年，这位文弱书生居然在《国民日报》呼唤群众公开抵制国民党，一时大有翻江倒海之势，人们曾戏称他的眼镜就是标语……

但华夏眼下已不再需要眼镜了，没有了眼镜的华夏，眼眶深深地凹下去，面部看上去有些变形。他的鼻孔下连接着一根细管，显然是要依靠补氧才能呼吸。朴实的朋友事先告诉他，华夏的青光眼已到晚期，视力降到零点一左右，看什么东西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再加上严重的肺气肿，说一句话都得歇上好几口气，最近喘得连夜里都无法入睡，才不得不住院治疗。朴实真的是不忍心骚扰华夏，他想来看看这位老人，只为给自己留下一点感性的纪念。

华夏正睁大着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浑浊的眼珠上，有一层蜡样的薄膜。他的皮肤苍白得近于透明，两只硕大的耳垂，如玉坠般滑落在枕侧。朴实觉得此刻的华夏有几分巫气，他虽不能说话，头脑却异常清醒，或许是黑暗给了老人极为灵敏的听觉，当人生的某个通道关闭时，另一个通道才会悄然开启。

有朋友来说……你想找我……华夏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可惜……我恐怕帮不了你……什么忙了……

不不不，您别这么说。朴实解释说，觉得自己有点口是心非。

华夏不再说话，粗重的呼吸声像残破的风箱，在空气中嘎嘎扇动。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从窗缝里飘进来。

朴实想起了爷爷临终前的情形。他至今不敢肯定，爷爷临走时究竟是揭示了一个秘密还是带走了一个秘密。游丝被风吹断时，他的灵魂定是乘风而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辞世，顶多意味着某一种历史注释的缺失，而不是历史本身。那么他眼前的华夏老人，是否还能给他一些别样的启示？

呆立在华夏床前的朴实，一时竟不知自己该对老人说些什么。他为什么不早些来拜访华老呢？朴实此时的心情愧疚还有几分尴尬。尽管他很清楚，即便他早几年就开始着手整理地下党所领导的澹城新闻界迎接解放的史料，他也同样会遭到华夏的拒绝。1947年开始在宁可领导下，担任地下党澹城文化区委负责人的华夏，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对地下斗争活动就从此缄口不言。澹城地方党史的资料档案中，竟然找不到有关他的一个字。华夏好像是早就打定主意不开口了，他似乎决意要让澹城的地方党史上，留下一块小小的空白。朴实心底不停地涌上一股深深的自责，因为当他终于得以乘着五十周年大庆的东风，降落在华老的床前时，垂危的老人已经真的发不出声音了。

老人浑浊的呼吸声减弱了，病房里突然静若禅院。

朴实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耳际如同飞机降落般嗡嗡作响，一阵阵膨胀又一阵阵震颤。他的心已麻木，眼睛模糊，鼻子迟钝，张嘴说不出话，提笔写不了字。如果说历史是个哑巴，那是因为有的人说得太多，而本该说话的人，嘴上都贴了封条人工致残。朴实原本就只剩下了两只用来倾听的耳朵，但此刻连耳朵也已失去了它的功能。

朴实猛地晃了晃自己的脑袋，使劲咳了一声，然后低下头俯身贴着华老的耳朵，说出了他从进门后一直想说的那句话。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个嘶哑的声音，那个声音忽然响起来的时候，几乎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原来会说话——他不是哑巴。即使天下的人都用哑语说话，他也要拉开破嗓大喊一声。

华老，我就想问您一句话，我真的想了解原《国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领导的“员工应变会”的来龙去脉。那么，究竟有谁能告诉我历史的事实和真相？

华夏的眉毛颤了颤。他的嘴角紧抿，两腮深深地塌陷下去。甚至，整个身子都在往下沉，唯有枕上的那两扇耳朵，薄如蝉翼，白羽毛似的浮升起来……

好一会儿，华夏从被单下伸出了颤巍巍的一只手，像冬天的秃树枝在风中摇曳。他慢慢睁开眼，从枕下摸索出一张小纸片，还有一支笔。他欠起身子，几乎把纸片贴在了鼻尖上，然后一笔一画吃力地画出了几条黑线。与其说那是汉字，不如说是一串符号，从白色的床栏和床单上袅袅地飞起来，在空中变成一片黑白分明的巨大影像。朴实的眼前闪过一束银色的光亮，他看清了那纸上的字是：

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华夏好像还想写下去，但捏在手里的笔不听使唤，他乏力地斜靠在枕上。

朴实用自己一双汗津津的手，轻轻抱住了华夏的肩膀。他不懂，他一时真的不懂华老这句话，深藏着什么玄机。他想问又不敢问，犹豫了一会儿，终是觉得自己再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只好把纸片小心地叠起放进衣袋，连声说着谢谢，向华老和家人辞行。

他走到门口，听见从病床上传来了含糊不清的嘟囔声，好像是叫他的名字。

华夏仍然闭着眼睛，但他张开了嘴。在这个春雨霏霏的下午，八十三岁的华老不知为什么突然开口，他断断续续对朴实说了一段话，使得朴实大喜过望，一时竟有点晕头转向。

华夏抓着朴实的手喃喃地说：听说……你们一直在寻访那个……当年在棋盘山上……为大军带路的人……别的事我不想讲……这件事……是应该告诉你的……前几天有人从外地……来看我，是当年……当年进军澹城……攻占澹江大桥先头部队的一个连指导员……他的孙子在澹城大学读书……他是来澹城看望孙子的……他摸着我的耳垂说，稀奇稀奇……记得当年翻越……棋盘山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带路的茶农，耳朵同你生得蛮像的……他说那个人的大耳垂，有一只开叉了，走在前头爬坡，头颈一耸一耸，耳朵就像只燕子尾巴一翘一翘的……不知道这个线索，对你们有没有用？……那些普通老百姓……曾经支持过我们的群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你们搞党史的，不能忘记他们……

华夏连咳带喘地讲完了这番话，疲惫不堪地倒在床头上。他闭紧了嘴唇，好像把心里所有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朴实顿时方寸大乱，他的耳朵由于受到强烈的冲击，变成了两只煎饺，冒出灼人的油烟。他甚至顾不上对华老说声再见，跌跌撞撞跨出病房，只得一把抱住了走廊上的一根柱子。

走廊的地面上，留着来往访客雨伞雨披滴下的水迹，像一根细细的链条，又像一串长长的问号。朴实不明白的是，这五十年中，爷爷究竟为什么从不与家人提起此事？爷爷真的认为这是区区小事不值一提，连自己都忘了，还是另有原因？

莫非连平凡的爷爷，也加入了宁可所说的集体健忘的行列？

百年灵慧通达的爷爷，为什么要同他开这么个大玩笑？

他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了。因朽蚀而断裂的链条，无论用什么材料修补，完整的解释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那天晚上，朴实在灯下仔细辨认纸片上华夏的那两行字。思之再三，虽若有所悟，却仍是不甚了了。为此他连续拨了几位老先生的电话，问他们可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几位老先生都说不清楚，有的说可能是出自曾国藩家书，也有的说好像取自清人笔记。朴实又去请教大学的一位老师，老师说，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记得是这样说的：“人之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我之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可惜，这位老师也一下子无法准确地提供出典，只说等有工夫时再慢慢查了。

朴实茫然独坐灯下，反复琢磨着华夏的纸片，更觉得颇有玩味之处。夜已深，但窗外的街巷仍是市声嘈杂。他不想去睡，睡也睡不着，便顺手拿起一本新近买的学者论丛来翻，没翻上几页，一句话醒目地跳入他眼帘：“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这段文字其实早几日就被他画上了红道，读来读去，却叫他越发惘然。他曾一直努力忠实于“集体记忆”，但当纷繁的“记忆”被某种原则所垄断，只剩下一个声音的时候，集体记忆早就蜕变成了集体忘却。

朴实再次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怀疑。他沮丧地合上书，仰头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他觉得自己搞了那么多年党史根本就是个误会，还不如回到自己的近代史专业，去哪个中学当个历史教师算了。

1999年5月5日，《澹城日报》报头套红，头版下方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伟大的时刻，人民的丰碑——澹城人民迎接澹城解放五十周年纪念》，文章足有六千多字，从一版转接二版右下方。文章署名为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可见比较权威。

那天上午九点，党史办主任在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哗哗地抖着手中的那张报纸，得意地对办公室的同事们说：快点去把朴实找来，让他好好看看，要不是我亲自动手修改，把他那些不相干的废话统统删掉，这篇文章根本上不了头版。

但楼上楼下哪里也没有找到朴实。这一天，朴实根本就没有来上班。让主任尤其生气的是，在朴实的桌上，随随便便扔着那把资料室的钥匙，还有一张病假条。

那份套红的报纸，在澹城的大街小巷被送进一家家收发室和报箱，像旗帜一般漫天飘扬的时候，朴实正在郊外的一个鱼塘边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浮在水面上的鱼漂。两个钟头不到，他的鱼篓里已经扔进了七八条半尺长的鲫鱼。

他脑子里满是应当去找某某人，如何调到一所大学或是中学当教员的念头。

他根本不需要看那张报纸，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他一个多月四处奔波的辛苦，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篇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其实他早该预见到这个结果，看来，宁可与华夏老先生，确实还是高他一筹。

连绵的春雨将歇，湿漉漉的澹城蔷薇落红遍地，像是一群群被击伤了翅膀的红蜻蜓，在泥水中苟延残喘。匆匆过往的行人，顾不得多看一眼，踩着花瓣就过去了，鞋跟上溅着点点猩红的花泥。天晴了，干蔫的花瓣被风卷起，碎纸一般飞舞，扫街的来了，一扫帚一扫帚都是蔷薇的气息，裹上臭鱼烂叶，变成垃圾运走了。

以蔷薇著称的澹城，却没有葬花的习俗。花开花落，穿衣吃饭。

朴实每天走过蔷薇山墙，都会驻足停留。他一直都在回味爷爷临终前的发现，但在他眼里，那蔷薇花横看竖看，仍然红得一团火似的，红得不可收拾，也许还将会不厌其烦地红下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朴实积极实行的“跳槽”计划，刚刚有了点眉目，却被他自己延误下来。原因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两周后他“病假”期满上班，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几封读者来信。同事告诉他说，这些信都是有人读了那篇文章后，请报社转给党史办的。主任连看都没看，就让交给朴实处理。他拿起信，心不在焉地溜了几眼，其中有一封信，是用圆珠笔写的，从信上的繁体字迹判断，那是一个老人的来信。

朴实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

那个署名为周全的人写道，近日他读了报上的文章，觉得有些话如骨鲠在喉，思来想去，还是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吐为快。他本人原是《国民日报》的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新闻界曾小有名气，因而一度被国民党所器重，参加过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社团，是国民党报社当局“兄弟会”的骨干。后来多次受到同事华夏的影响，觉悟过来，加入了地下组织，并成为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员工应变会”的负责人之一，是报社地下组织迎接解放斗争的重要力量。早在1948年底，国民政府就开始拆迁机器运往台湾，但装载日式轮转机和汤姆森铸字炉的货船，在东海洋面遇到风暴沉没，激起报社员工哗然。地下党因势利导，发动全体员工反对拆迁，集体守厂护厂。公开身份为《国民日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地下党员华夏，暗中通过周全等人在“兄弟会”中发挥作用，让他将计就计，把国民党的动向及时汇报给地下组织。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华夏在暗中领导的“员工应变会”，已完全控制了局面，使国民党抢运德国产轮转机和其他印刷器材的计划完全流产，保证了人民的财产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地下组织也使他获得了精神的新生。

周全的信上还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澹城日报》留用，但仅仅两年以后，被追究历史问题而送去劳改，长期在一个林场劳动，早已妻离子散，对外界发生的变化所知甚少。到了1983年，幸亏华夏老先生偶尔得知了他的境遇，多次为他写信呼吁申诉平反，后来总算撤销原判，有了微薄的退休金，如今在县城默默安度晚年。他读到报上的文章，不明白为什么只字不提“应变会”为迎接澹城解放所做的贡献。他写这封信的意思，只是希望党史办的同志，能够了解这样一段微不足道的历史。

朴实飞快地把信封扫了一眼，那个地址让他的心里一紧——信发自桐州。是的，是桐州。

为什么偏偏是桐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桐州这个地名，触到了他心底隐隐的痛。他曾以为青年时代的挫伤已随岁月淡漠了，但不是。当他在三天以后，跳下长途汽车，踏上了桐州地界，他才明白那种痛感永远不会消逝。不过，朴实并不是为她而来，他要去城边一条偏僻的小巷，找到那个名叫周全的老人。

他丢失了钥匙，但他仍然拒绝遗忘。

朴实在乡村公路上慢慢走着，5月的阳光鲜亮明媚，令人睁不开眼。

路边的油菜花已是一片散金碎玉，抖落着残存的一星半点金黄，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偶有几只蜜蜂嗡嗡飞来，像在寻找着昔日纷纭的记忆。

他不知道自己会在桐州县城停留多久。他会不会去看看那个女生呢？二十年前他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二十年后他还在徒劳无益地做下去。不是为了宁可也不是为了华夏更不是为了她，他什么也不为，只为自己心安。就算能见到她，他又能对她说些什么？这样一想，他便气馁地打消了去找她的念头。

2000年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　发表于《收获》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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